贵州首任“省长”的历史功绩-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元朝末期，烽烟四起，在群雄角逐中原之际，朱元璋凭借雄才大略，先后扫荡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建立了明王朝，并通过北伐，占领了大都（北京），结束了元朝的统治。然而国家并未统一，川蜀及贵州大部分地区仍控制在夏政权明玉珍之子明升手中，元军的残余势力依然在云南负隅顽抗……基于以上原因，朱元璋见大局已定，决定用兵四川，摧毁明升的割据势力。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派汤和为征西将军，率水军从瞿塘溯江而上进攻重庆，又命傅友德为征虏将军率骑兵出其不意地从秦、陇入川。汤和攻克重庆后，傅友德的大军又逼近成都，面对敌军的两面夹击及夏军的节节败退，明升见大势已去，只好出降。四川平定后，朱元璋更加意识到素有“滇之喉”之称的贵州的战略地位。为了掌控西南形势及扫荡云南元军的残余势力，他听从李文忠的建议，在贵阳设贵州卫，与成都卫、武昌卫形成掎角之势，并开设重庆至播州（今遵义地区），播州至贵州（今贵阳），以及思州（治今岑巩县城）、播州至湖南沅州、辰州的驿道，从而使三卫相通，军事应变能力加强。

自宋以来，为了有效地控制贵州，中央王朝大都采用了“土官治土民”的“羁縻”政策。明初，出于政治的需要，为了解决“汉夷”之间的矛盾，有效地控制贵州土官势力的膨胀，朱元璋一方面拉拢贵州各部酋长，使之“效顺朝廷”；一方面告诫傅友德等：“驯服之道，必宽猛得宜”，务必“熟察其情，详慎处理”，“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不叛耳”。因此仍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在贵州设立四大宣慰司、安抚司及数十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以权位安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然而这些土司、土官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决不让汉人染指，从而形成了国中之国。每当明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渗透时，他们不是坚决抵制，就是奋起反抗。

洪武十四年（1381年）年底，朱元璋用兵云南。进军之前，首先安抚贵州宣慰使霭翠、播州宣慰使杨铿等人，极尽笼络之能事。安抚政策果然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进军云南时，霭翠备马1万匹、毡1万领、弓弩及牛羊1万头以助军资；杨铿率士兵2万，马3千匹，为大军先锋。水西、播州的大力支持，出资出军，对明军平定云南、稳定形势起到重要作用。事后朱元璋不无担心地指出：若“霭翠等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

云南平定后，为了巩固贵州这个西南的军事重镇，朱元璋采取以下几项重大措施：①加强军事部署，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以作云南后盾；②整治驿道，增设驿站，确保通往云南的道路畅通；③采取官府输纳、戍兵屯田“就粮自赡”、盐商中纳（名为“开中”）的措施，解决粮食供给问题；④遣使诏谕大小土司，“效顺朝廷”；⑤加强思想统治，令各土司“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

然而这种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时贵州黎平就爆发了反明起义，在侗族青年吴勉领导下起义形成燎原之势，猛烈地在湘、桂、黔边燃烧，所到之处，犹如秋风扫落叶，不仅摧毁了当地各级政权机构，而且威胁到坐镇湖广的楚王的地位。为了阻止战火蔓延，朱元璋急忙派汤和率30万大军前去征剿，历时7年之久才将起义镇压。在此期间又爆发了“思州诸洞蛮作乱”的事件，朱元璋不敢怠慢，迅速派汤和前去征讨。思州叛乱平定后，为今后计，朱元璋决定在贵州加快“改土归流”的步伐。

永乐初年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发生的两件大事，迫使明王朝在贵州建省的问题上作出了重大的抉择。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与四川、湖广毗连，地当冲要。元朝以来，这里在湖广途经云南的驿道干线之上，并有水道通往四川和湖广；这里是川盐入黔的孔道，商铺林立，经济繁荣。出于军事的考虑，明初中央王朝在思州、思南宣慰司辖境内建有镇远、清浪、平溪、偏桥、五开、铜鼓等卫。卫所与土司犬牙交错，旨在有效地控制土司。

永乐八年（1410年），思南二宣慰使田宗鼎与副使黄禧构怨，朝廷鉴于“田氏世守其地，又先归诚，曲与保全”，随之将黄禧调任辰州知府。不久，思州宣慰使田琛与田宗鼎因争夺沙坑地而结怨。黄禧见有机可乘，于是与田琛结盟。田琛自称天王，黄禧为大将军，率兵攻打思南。田宗鼎兵败举家出逃，田琛杀其弟，发其祖坟，“并戮其母尸”。田宗鼎诉于朝廷。朝廷担忧思州、思南的纷争引发连锁反应，造成西南乱局，便多次命令田琛、黄禧赴京自辩。然而田琛、黄禧置若罔闻，“拒命不至”，还派“奸人入教坊伺隙为变”。这种藐视朝廷的行为自然惹怒了永乐帝朱棣。

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命镇远侯顾成统兵5万直压其境，将田琛、田宗鼎执送京师候审。田琛之妻冉氏救夫心切，使出险招，“遣人招诱台罗等寨苗普亮为乱”，意在迫使朝廷释放丈夫。朱棣闻知大为恼怒，觉得田琛夫妻二人声气相通，遥相呼应，以动乱来胁迫朝廷，实在可恨，罪不容诛，下令禁锢田琛。对于田宗鼎，朱棣悯其“穷蹙来归……令其复职还思南”。然而田宗鼎并不以此干休，必欲置田琛于死地而后快。他恳请朝廷严惩田琛，“以绝祸根”。朱棣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田宗鼎“幸免祸”已属万幸，既不感恩，又不知悔改，决不能“放虎归山”，再生祸患，于是将其留在京城，听候有司处理。谁知这时田宗鼎已“走火入魔”，四处放言，说此祸乱的症结在于其祖母与黄禧有染，对其毁谤。其祖母亦不示弱，除申辩之外，爆出田宗鼎泯灭人性、缢杀亲母的逆天大罪。

田氏祖孙互揭老底、互不相让的骂战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对朱棣而言，审理此案犹如刺中了自己的敏感部位，感到锥心地痛：想当年自己凭借骨肉相残而登上大位，遭到朝野所诟病。尽管时过境迁，成为历史，但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坏形象是难以抹去的。田氏之案又勾起了人们的记忆，令自己又处于尴尬的地位。转而一想，田氏之案又为自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惟有在审理中公正严明，高举道德大旗，才能重塑自己的形象。深思熟虑之余，朱棣下旨严办此案，将田琛治罪。在给户部尚书夏元吉的谕旨中，他这么写道：“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之。”随即朝廷下令废除两宣慰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成为明王朝的第十三个行省。

贵州建省绝非偶然，是明王朝对边疆地区及西南局势理性的决策。虽然当时贵州幅员不广，人口不多，经济远逊于他省，然而在明王朝眼中，贵州是“滇楚锁钥，蜀粤屏障”，是巩固边疆、稳定西南局势、复岭四塞的战略要地。正是基于此考量，贵州成了全国第十三个行省。

明王朝为了防止行省权力过大，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全国行省中实行“三司并立”的体制。所谓“三司”，即都指挥使司（军事）、承宣布政使司（行政）、按察使司（司法）。它们各自独立，相互牵制，有如美国政治中的“三权分立”。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而承宣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则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相继成立。套用现今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先有省军区，后有省政府和司法局。

二、贵州首任“省长”的历史功绩

贵州首任承宣布政使系河南滑县人蒋廷瓒。蒋廷瓒于洪武中期以才学和德行而被选拔。永乐初，其任行人，官至工部右侍郎。

蒋廷瓒与贵州的结缘始于建省之前。那时贵州钱粮的收支、案件的审理，均由邻省有关机构管理。永乐初年，蒋廷瓒奉朝廷之命入黔调查田琛、田宗鼎纷争，返京后立即将报告上呈朝廷。正是这份报告，引起了朱棣的高度重视，使其派顾成征讨思州、思南，执田琛、田宗鼎送京师候审及双双法办。

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废除后，明王朝遂决定设贵州布政使司，而布政使的人选尤其困难。原因有二：一是朝廷挑选的必须是政治强人，不仅能担当大任，稳得住政局，而且能贯彻国家的大政方针，能消除汉夷之间的矛盾；二是自古以来，凡派往贵州做官的人，大多认为“黔之天，则蛮天僰雨；黔之地，则鸟道蚕丛”，无不视其为畏途，情愿候选，也不愿就任。

朱棣对蒋廷瓒有较深的认识，认为其到过贵州，调查过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的纷争，兼之其“宽洪而有权略，知兵法”，具备封疆大吏的智慧与才能，于是钦定其为贵州承宣布政使。就这样，蒋廷瓒离京赴任，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1413年3月3日）在贵阳宣布就职，正式成为贵州首任“省长”。

蒋廷瓒在贵州当了13年的“省长”，其政绩如何，史册鲜有提及。《贵州通志·宦迹志》有如下之语：“廷瓒专务与民休息，贵州人怀之，后卒于官。祀贵州名宦祠。”但内容空动而不具体。

从贵州历史大事记中发现与蒋廷瓒治黔期间有关的几件大事：

（1）永历十一年（1413年），“八府建立后，首先建立思州、镇远、黎平三府儒学，继后又建思南、铜仁、石阡府学，是贵州建府学最多的时期”。

（2）永历十二年（1414年）八月，始置思州、思南二府税课司。贵州从此有了税收机构，征收课税、门摊税及商税。

（3）永历十三年（1415年）六月，设贵州提溪长官司太平溪金场局、石阡长官司葛容溪银场局，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几个金银场局。

（4）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设立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全省刑狱、纠劾等；七月，先后在镇远、思州、铜仁、石阡、黎平、新化等府设立医学和惠民药局，又置药铺、药田，对推广中医、发展医药事业起到积极作用。

（5）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月，设立镇远、思州、铜仁、石阡、黎平、新化六府及贵州宣慰司阴阳学，随后又增设思南府、乌罗府、普安州阴阳学，对观察天象、气候、灾异及推广农历、勘测舆地起到了推动作用。

历史人做历史事，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由是观之，蒋廷瓒这个首任贵州“省长”，还是做了一些于国于民的实事，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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