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如何治理贵州的-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明实录》是明朝廷编纂的记录本朝历代皇帝言行而不加增饰的文献资料书。内容均出自官方档案文书。贵州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其中的《贵州资料辑录》，凡一巨册，近百万字。书中收录的朱元璋有关贵州的敕文、口谕、批示，成篇成段，原汁原味，话都说得很坦白，很直露，少有套言，有的简直就是君臣之间面授机宜的私房话，耐人寻味。读读这些语录，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朱元璋怎样看贵州，怎样治黔，很有帮助。这里说的60多条语录，当然不包括那些一句半句“诏可之”“从之”“不许”“上可其奏”一类“圈阅”式的指示在内。

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前3年，就亲自处理过一桩贵州的事情。那年他的农民军进入湖南，夺取全国胜利之势已成。贵州的思南土司田仁智见势采取主动，归附农民军。为此，朱元璋传谕：“仁智僻处遐荒，世长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不久，思州土司田仁厚也来归附，朱元璋以同法办理。朱元璋即位后，沿用这一办法，安排了播州、八番、贵州宣慰司、普定府等土司归附后的职务，在大土司的带动下，贵州当时尚存的中小土司也纷纷归附，迅速稳定了贵州局势。

朱元璋看重贵州，主要是着眼于控制云南。明朝开国后，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仍占据云南，多次招降，他不仅不从，还杀了朝廷使者。朱元璋看准了平定云南必有一战。所以，在正式讨伐云南之前，对处于“滇之喉”的贵州预作了许多军事部署和政治安抚工作。对待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他比较谨慎。洪武七年（1374年），播州刚入明王朝版图，中央机关中书省便奏请皇上要在播州“收其贡赋”。朱元璋不赞成这种急急忙忙的做法，下谕云：对西南夷之地，“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收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他眼光是放在长远政治考虑的，懂得对新开辟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以静治之”，采取比较宽松一些的政策。

朱元璋很注意做贵州上层人物的思想政治工作。洪武九年（1376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带领他的属下进京朝见。朱元璋给杨铿丰厚的赏赐，告诉杨铿：“你们世世笃守忠贞，所以子孙代代有爵有土。但继世非难，保其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过十几天，思南宣慰使田仁智也进京入觐，朱元璋加赐织金文绮，诏告他说：“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你归善抚之，俾各安其生，则长保富贵矣。大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且爱，人臣之道也。这里提出的“敬上”“爱下”，是一方大吏处理好对中央朝廷和对本土老百姓两头关系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敬上”即要求地方长官必须与朝廷保持一致，这是使朝廷对你放心的最起码的条件。“爱下”是对辖土的黎民索取或压制要适度，以人民有承受能力或忍受能力为底线，超过了就会出事，位子也坐不稳。这些指示，体现朱元璋的统治术，不可以空洞说教视之。

朱元璋对贵州的认识和治黔方针，最集中最系统的阐述，主要见于他在征南期间的许多指示中。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步骑30万出征云南。这是他巩固全国统治的形势下，实现南北统一的重大决策。这次征南，他亲自谋划，制定了作战方案、进军路线，对贵州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期间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治理云贵的方略。典型的言论有两篇。一是云南捷报传来，他很冷静，发了一篇上谕，及时把稳定贵州少数民族局势，尖锐地提了出来。他警告傅友德等人，云南收复后，要注意滇黔边境的乌撒、乌蒙等地的控制。他有一句名言——“至如霭翠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这里所说的霭翠，就是贵州著名的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丈夫。霭翠与彝族土司的向背，事关西南全局。所以，早在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即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诏霭翠位在各宣慰使之上。另一次讲话是征南胜利后，他发表的一篇比较长的敕谕，值得全文介绍给读者。洪武十五年（1382年）他敕谕征南将军说：

这里说的云南，应包括明之前划归云南管辖的贵州西部、西北部大片地方。这篇讲话是研究朱元璋治理云贵指导思想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朱元璋出身贫寒，文化不高，但在左右儒生的影响下，重视学习文化，研读经史，经常谈今论古，还能吟诗作韵文。他那《菊花诗》是非常有名的：“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朱元璋是以猛政闻名的。他建立的特务网，开创中国封建统治者严密监视控制人民的最黑暗的制度。但他出于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对云贵还不是一味鼓噪“我若发时都吓杀”，而强调吸取历史教训，探索团结稳定少数民族的政策，主张“驯服之道，必宽猛适宜”。

朱元璋留下的众多谈论贵州的原始资料，涉及内容相当广泛、丰富，60多篇谕旨中，以讲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军事问题为主，也有讲邮驿、财政、民政、教育等方面的。朱元璋对贵州教育很重视，而且明确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以推广儒学，加强教化，作为安边的根本大计。他多次下谕，调贵州土司的子弟进京入国学受业，要求“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让土司子弟学成而归，“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明朝贵州教育有较大发展，是与朱元璋分不开的。从朱元璋言行中看，他对发展贵州经济，特别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人民贫困问题，是不重视的。因为几乎找不到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朱元璋只重视从政治上控制与稳定边疆，而忽视开发经济，这说明他指导思想的局限。而且他的言论时常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歧见。他镇压少数民族从不手软，这方面也留下了许多恶狠狠的语言。所以他当然跳不出历代帝王的阶级与时代局限性。

600年贵州（下册）

目录

人物 [收起]

艺术 [收起]

民族、区域 [收起]

旅游 [收起]

附录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