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贵州王”——王家烈-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一件是晚清时期，清廷政治腐败，又遭列强欺凌，民不聊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清咸丰四年（1854年）桐梓九坝场人杨龙喜，举行农民起义，攻下了贵州半壁江山，但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波及桐梓城乡，山民的灾难更加深重，日子更加难过。一件是晚清封疆名臣贵州织金人丁宝桢（曾计杀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太监安德海，名噪中国）攫升为四川总督，深知贵州人民“无盐的痛苦”，他有胆识，廉洁刚正，不畏权贵，勇于任事，富有改革精神，上任后就大刀阔斧改革盐政。改“官督商销”为“官运商销”：井盐产地设厂局收购食盐，在仁、綦、涪、永四口岸设岸局，由厂局到岸局由官府运营，各岸则趸售给盐商，再转售给零销商。这一改革，使广大百姓受惠，每年为清廷增收税金100—200万两。川盐入黔的运盐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贵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诗人郑珍赞称：“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

在运盐的川黔古驿道新站驿站东10里路的小水慈井台，1893年7月10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教私塾的王大璋秀才家里生下一男婴，取名家烈，字绍武。生时，其母张氏梦一星辰投入井中，故取乳名王海。因排行老二，乡中晚辈皆称他为“海二爷”“海二公”。少年时，面方口大，嘴张开可将拳头吞入口中，得个绰号“王岔口”。幼有大志，随父读书，资质聪颖，古文造诣颇佳。及长，颀长健硕，孔武有力，身材高大魁梧，腰腿硬朗。此时家道中落，度日艰辛。与姨表弟何知重到桐梓县城向家义学读书3年半，结识周西成、毛光翔等人。后向家义学被关闭，王家烈遂失学。便从事背盐巴体力劳动谋生，维持一家人生活，当时老百姓称背盐巴的人为“盐巴老二”。

川盐入黔，綦江为主要码头之一。盐船溯流而上，沿綦江运至松坎清水溪，搬运上岸，储于盐号仓内，再雇“盐巴老二”（力夫）背运到桐梓、遵义，然后转销各地。王家烈背盐时，鸡叫便起身，带上包谷饭团，急走60里山路赶到清水溪，中午之前领取盐包，立即上路，到新站时已是深夜。稍事休息后，天不见亮又起行，到达80里外的县城，已是夜深人静之时，将盐包交号后，才领得几个可怜的血汗钱，不及休息，连夜回家。稍事休息，天亮又出发开始第二天的行程。如此两天两夜奔行300里崎岖山路，负重150斤往返劳累的生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炼就王家烈健壮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坚毅性格。

王家烈以其力气大和食量大在背盐的川黔古道上甚有名气。常人每次背盐最多100斤，他却要背150斤。路途中打尖吃饭，常人吃一碗“帽儿头”就够了，他却要吃两碗。即使后来当军长、省主席，食量依然惊人，无论是作客，还是请客，总要用大碗盛饭，并对人说：“我饭量大，你们难得给我添饭。”

王家烈之父早逝，兄王绍尧也不善营生，弟王家熹其时尚幼，全家生计仅靠他背盐巴换来血汗钱维持，以致他19岁那年娶亲时连一件像样的新衣也制不起，只好向邻家借衣迎亲。谁料娶亲当天衣主当众索还，使他狼狈难堪。

还有更难堪的事。一天，他去离他家2里外的石场坝赶场，街窄人挤，脚上的草鞋鼻子不慎将一个财主摆在街边的一担油箩带翻，财主逼其赔油。一个“盐巴老二”的穷力夫，哪里赔得起。他被反绑双手，吊在楼梁痛打。天亮后，幸得一位姓何的富户出于怜悯，出钱偿还油款，他才幸免于难。当夜，他即带着遍体鳞伤和满腔屈辱，出走他乡。他流落到遵义龙坑马坎，学做生意又亏本。当时马坎有个绅士姓李，正在寻找私塾老师，找到了他。他正处在无法生活之时，立刻答应当私塾老师。每天有饭吃，一年一套新衣，也还过得去。

二、弃笔从戎，开启人生新征程

王家烈深感世道之艰辛，教了一年书，1914年8月，投笔从戎，当兵吃粮，走上军旅生涯。

他在遵义入贵州陆军步兵团，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成都）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并于1915年、1917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1920年返黔后，升任周西成营第8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1922年任营长、团长，1923年任旅长，1926年3月任黔军第2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后退驻铜仁。1928年春，王又为第9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保荐为前敌总指挥，驻綦江、东溪一带。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10月，周西成、李燊黔东之战爆发，王家烈以第25军前线主要指挥官率部与李燊部混战，致李失利，王亦受重伤。

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燊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

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嫌隙与日俱增。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1926年，他终于与追求多年的23岁的贵州名门之女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在万淑芬和其势力强大家族的帮助下，王在1929年开始走上了事业的顶峰。他36岁时候当上了第25军副军长，成为贵州的二号人物。之后，在夫人的帮助下，开始准备收拾掉当时贵州一号人物——任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的老军阀毛光翔，夺取贵州领袖的位子。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王以此军饷加上他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清剿”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得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

三、蒋介石成就王家烈“贵州王”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25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借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第25军军长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

2月26日，毛光翔公布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正式开始了其全面执掌黔政的“贵州王”时代。

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巩固地位，一面采取亲蒋路线，另一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状况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斥王“背离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以“反新二十五军系统”为号召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第25军内部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

1932年11月5日，犹国材自安顺出兵攻贵阳，24日王家烈败走榕江，犹部进入贵阳。1933年1月1日，犹国材受蒋介石委任宣布就任第25军军长兼暂时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入贵阳，毛、犹仓皇出走。21日，王家烈宣布复任。4月8日，国民政府令王家烈复任，犹国材免职。

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下已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侯、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与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3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己，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6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代行拆，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不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戎好”的用心，所以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于1935年1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的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最后的条件。

四、蒋介石倒王成功

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令，迫王选择军、政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王家烈下属的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进行政治交易。尔后，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何知重、柏辉章，以加入“中央军”为诱饵，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武装逼迫王家烈下野。4月6日，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家烈连发4次辞职电报给蒋介石。稳坐贵阳的蒋介石批准了王家烈的辞呈，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和5000块钱旅费。4月9日，蒋任命王为第2路追剿军总指挥。随即，蒋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于5月初请辞军长职务。王家烈失去了地盘，又失去了军队，成为一个光杆司令。此时红军又在中央军的压迫下离开贵州境内转而进入云南，王家烈彻底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此时时机已到，用蒋介石的话来说：终于到了收拾这个家伙的时候！王家烈毕竟在贵州经营多年，蒋介石不愿意他再长期留在贵阳，以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当即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决定第二天就离开贵阳，乘坐飞机回南京，王家烈亲自去机场送行。在蒋的飞机发动以后，蒋介石突然对送行的王家烈说：家烈，你没什么事情，顺路就跟我回南京。王家烈闻言大吃一惊，不知道蒋介石到底是什么用意，立时汗流浃背，他推说还有事情需要留在贵阳亲自处理，而且也没有带着行李，不愿意去。但是蒋介石说：这些都是小事，就交给你的随从处理吧。王家烈无奈，只得带着一起来送行的小老婆梁氏，同蒋介石一同飞到南京。从此，贵州就再也没有王家烈这号人物了。在贵州盘踞长达20年的桐梓一派也土崩瓦解。

桂系李宗仁听闻此言，讥讽到：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5月3日，蒋介石即令王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5个师，分谴各地。1936年1月23日，王家烈授中将衔。1938年8月30日，任第20军团副军团长。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1942年改任军政部参事。1946年5月，何应钦迫王家烈辞去军职。1946年9月6日，复任王为中将。1948年王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7月，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任命王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王家烈接任任命后，每天去上班，却什么事也没有。为防迫害，11月中旬，王返新站小水老家闲居。

五、回归为人民服务的时代

贵州解放后，杨勇将军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派第16军尹军长打听王家烈消息，其后派遣李团长率3名战士和一辆吉普军车直赴小水，向王家烈递交杨勇将军信函，并赠予有关文件、书籍以供参阅。王家烈阅后，相信共产党不计前嫌，决定回贵阳。

当时川军残兵、贵州土匪四处为患，解放军以1个连兵力武装护送王家烈至贵阳。省委任命他为“贵州省支前委员会主席”。王家烈出现在政治舞台，对安定贵州局势，支援解放军入川西、解放西藏均起到有益作用。

王家烈不负众望，积极工作，电函下属故友，择善而行，走光明之路。在他的影响下，王天佑、王景渊、万式炯等先后前往贵阳参加学习，参政议事。1950年6月，王家烈去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7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邀请王家烈到成都参加西南军政会议。王家烈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由怀疑观望转变为拥护共产党领导。他常说；“我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块绊脚石，但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在土改中，他将贵阳的“虎峰别墅”私宅卖掉，以偿还在旧社会对农民欠下的剥削债。他感慨地说：“回味幼时穷困，在晚年尽力为贵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献力，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1954年起，王家烈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1956年，被吸收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1958年当选民革贵州省委委员。王家烈关心贵州建设和人民生活，不顾重病和被错划为“右”派的政治压力，对“大跃进”造成的“遵义事件”进行了中肯的批评，认为把粮食调光农民不能安心搞生产，“才得了浮肿病”，以致最后“造出人祸”。并提醒说：“农村太整得恼火了。”惜其善意的批评建议，反受到极“左”路线下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他还努力工作，以亲身经历和所知贵州史事，撰写成大量史料文章，供给历史学界研究。

1959年9月，王家烈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毛主席说：“红军过了贵州，家烈你也交了兵权。”王家烈惶恐而不知所答，过了一会儿才爽朗地笑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周总理辛苦。”同时贺龙、叶剑英元帅也会见了他。国庆十周年前夕，王家烈与政协委员们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观光。回省城后他常与亲友们谈及他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情景，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1966年8月10日，王家烈因患糖尿病等诸症并发，医治无效，在贵阳辞世，享年73岁。

600年贵州（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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