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间兴学缩影
一
贵州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除主流兴学重教之外,一代代一批批先贤、有识之士也投身到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的活动之中。据査,继礽《教育论丛》中《我所知的贵州教育史研究工作概况》一文介绍:“贵州教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25—220年)。据《华阳国志》记载,东汉毋敛(今独山、都匀、荔波一带)人尹珍游学至京(洛阳),学成回乡教书,首开南疆之学。但在其后的千余年中,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落后及其他原因,教育未能得到发展。到南宋(1127—1279年)时,随着黔北、黔东北的进一步开发,儒学渐兴。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今沿河县建立銮塘书院,这是贵州最早的书院。宋高宗时期(1127—1162年),播州(今遵义)杨氏‘择师礼贤’‘留意变俗’,蛮荒子弟乃多读书。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安抚使杨义在播州建立孔庙,标志着儒学正式传入贵州。元皇庆二年(1313年),贵阳建立顺元路儒学。这说明,宋、元时期贵州的教育已有所发展。明朝是贵州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有播州、普安、贵定、思南等儒学,一批批饱学之士,力倡儒学,设学馆,建文庙,办书院,开科考试。全省各地设有府、州、县、卫学及宣慰司学,选拔土司子弟入学。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王阳明谪贬龙场(今修文),创办龙岗书院,又受聘主讲文明书院,被誉为‘黔学之祖’。此后,陆续创办阳明、正学、正本、南皋等20余所书院。清朝,各地皆立官学,兴办书院。全省有书院130余所,社学、义学及私塾亦较普遍,在遵义形成了以郑、莫、黎三姓名士为中心的‘沙滩文化’。据统计,明清两代,贵州士子中进士的有723人,中举人的有6000多人,还有状元3人。清朝末年,新学兴起,贵州亦不落后。贵阳人李端棻上书光绪皇帝在全国各省、府、县兴办学堂。贵州学政严修在贵阳改革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1902年创办贵州大学堂。清末民初,贵州私立学校和女子学校也较发达。以上说明,贵州的教育,从东汉开始,经宋、元、明、清迄至民国,已有相当的发展。”
除査继礽同志列举上述贵州教育发展史之外,贵州各专州和县、市也有许多为贵州教育作出贡献的乡贤。在我们黔东和黔东北地区就有不少乡贤为贵州教育作出了贡献,有的史册有载,有的史册无载,仅民间有流传或家谱有记载。
就在贵州单设开科乡试考场的问题,“明朝嘉靖初年,全国两京(北京、南京)十二省都各自设有乡试考场,唯有贵州省仍未设科场。直到明朝建立150多年了,贵州仍未单独设科开闱,读书人在省内只能参加府、县院试考秀才。要参加乡试考举人,先是要到四川,后是去湖广,再后到云南。不但要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花费很多钱财,而且考上者很少。明洪熙元年(1425年),就试湖广一科,全部落榜,没有一人考上。明宣德四年(1429年),又试云南首科,贵州只考上一人。这对开发贵州人才,发展贵州教育极为不利。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贵州总兵焦俊和贵州监察御史张淳等曾上奏朝廷,请自开乡试取士,但未获批准。明嘉靖九年(1530年),黔东思南人田秋时在礼部任职,为让故乡读书人摆脱远道赴考的苦楚,使家乡能够多出人才,便以当年远道赴云南乡试的感受以及所见所闻众多学子远赴云南应考的艰苦,便向朝廷上了一道《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痛陈贵州设科的切望,请开贵州乡试试院。朝廷命贵州巡按王杏勘议,王杏支持田秋的建议,据实上奏,终获朝廷允准。贵州单独开科乡试,定贵州每科乡试取25名,并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科与云南正式分开考试,以后科额也逐年有所增加。至此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也就加快了,出的人才也就多了。据史料记载,明朝276年中,贵州中进士者,开闱科考前169年仅27人,开闱科考至明末107年,即达75人,以后更是人才辈出,在清朝267年中,贵州中进士者竟多达641人。贵州开科乡试,并增解额,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田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田秋还带头出资并倡导士绅捐款买了卷田,以解决了历届考试缺钱购买试卷的问题。故明朝首科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度的360多年间,贵州历届考试乡试都不自买试卷,这亦田秋之功。”
1926年,曾在武汉与恽代英、项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肖次瞻回到家乡思南县担任中共地下党思南县委书记,受思南、石阡、印江、沿河、德江、凤冈、务川、后坪八县之托,经协商于1931年秋,办起了八县联中,后经贵州省教育厅命名为“贵州省立第七中学”,肖次瞻被任命为教导主任,以全身心教育学生,为黔东北教育作出了贡献。
又据德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和该县枫香镇先坪村李氏家谱记载,清同治七年(1868年),原四川候补参军地方团首李少坡见家乡地方山川绵亘,文化未开,立志以己之力使地方日渐开化,人才辈出。他出资约众督工,在当时思南府印江县袁家湾之东修建“憑依书屋”,书房共5间,其环境幽雅,房前屋后有古树6棵,树龄数百年,树干粗达6米以上,书屋墙右的枫香树最大,树干中空成洞,可容纳一张小方桌。每到春夏之季,古树郁郁葱葱,浓荫遮地,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
自“憑依书屋”修建后,少坡先生又在安衙铺(少坡先生居住地)修建“从忠书屋”,在上坝修建“养正书屋”,三书屋相距二三十里,均在印江县至沿河县的古驿道上。此举为兴一地学风起了重要作用。
少坡先生不仅出资创建3个书屋,更重视选择良师,当年在“憑依书屋”教学的先生都具有进士、贡生、举人等学衔,其中有李少坡先生的好友明经进士陈小凡先生。名师出高徒,一次,陈先生所教的学生去思南府应考,8人中就考中7人,因此“憑依书屋”名扬附近州县。邻县各县学生县试不第者,负笈来此就读。就连四川酉阳、秀山,贵州的沿河等县的学生也纷纷来此寄读。甚至有父子同门者,真可谓极一时之盛。
少坡先生还为书屋购买了学田50多丘,年收田租40余担,学田收租作为师资补贴及书屋维修之用。此学田的租谷自清同治年间,一直收到1940年。1941年清查田亩时,时袁家湾属印江县管辖,“憑依书屋”学田在德江县境内,德江县将学田作无主处理。“憑依书屋”后改为“袁场完小”,现为“袁场中学”地址;“从忠书屋”发展为“鱼塘小学”;“养正书屋”发展为“上坝小学”。
纵观贵州教育发展史,不但先人先贤兴学重教,弥补公立公办学校办学力量之不足,起到了当时教育短板的“补充”作用,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后仍采取公办民办两条腿办教育。以德江县为例,1952年秋,全县兴办公办小学81所,民办学校46所,民办学校占公办学校的二分之一。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间,一些单位、企业,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有关国家友好人士捐资修建希望学校,捐款捐物资助教育及救助贫困大中小学生完成学业等渐成风气。
经思南人廖锡龙将军牵线,总后勤部捐资在德江县枫香溪红二军团会址附近修建了“八一爱民学校”,学校占地56亩,总投资800万元,修建有教学综合楼、图书馆、职工宿舍等建筑面积2314平方米,还修建操场、围墙,这一爱民学校非常气魄,在枫香溪镇乃至德江县都是最好的学校之一。
《贵州年鉴》2008年资料显示,2005年以来,全省已获台塑集团赠款4975万元,建设明德小学120所,新建校舍16.6万平方米。2007年,贵州省获得邵氏基金捐款290万港元,实施项目学校4所,总计划建筑面积10264平方米,总投资883万元。2007年共青团贵州省委拓展与港澳台及国外青年组织的交往,通过砖块义卖、慈善晚会等筹募活动,共筹集善款130万元,其中53万元用于在省内兴建3所希望小学。据新华社贵阳电,“贵州‘希望工程’”开展20年来,得到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希望工程累计筹款5.2亿元,援建希望小学1552所。
据贵州省政协不完全统计,各级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多年来为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出力,先后共引资1259.35万元,帮助贫困地区兴建和改造希望小学66所,资助学生完成学业。1998—2003年,贵州省政协通过香港委员引资160多万元,在务川、织金等县兴建了8所希望小学。民建贵州省委通过民建兄弟省市组织爱德基金会、民生基金会,共引资364.7万元,先后在贵州省14个县(市)兴建希望小学16所和800平方米学生宿舍,改善校舍面积1800平方米,筹资37.1万元,资助1110名贫困学生重返校园完成学业,选送31名孤儿到山西省大同市“中华育孤学校”学习。民革贵州省委联系民革上海市委捐资25万元在印江堰塘村兴建希望小学1所,对纳雍县鬃龄镇官寨团结小学进行改造。民盟贵州省委通过民盟中央引资,捐资兴建希望小学3所,资助94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民进贵州省委联系民进上海市委、自强进修学院、进华中学等捐款30万元在贵定县罗汉乡兴建希望小学1所。农工党贵州省委在中央及兄弟省市组织的支持下,引资捐资在大方、贞丰、道真等少数民族地区兴建希望小学4所,建立少数民族“助学民族班”,资助245名失学儿童完成小学或初中学业,筹资建立“农工党贵州前进奖学金”,已在扶贫点对66名优秀师生进行了奖励。致公党贵州省委引资70.5万元在长顺县、贵阳市金筑镇、镇宁县各兴建希望小学1所,引进海外华人捐款,在长顺县国新小学、普定县新巴镇民族中学建立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优秀老师和资助家庭贫困学生。九三学社贵州省委联系中央、深圳市委捐资12万元改善普定县农村小学办学条件。贵州省工商联捐资78.5万元兴建光彩学校3所、图书室2个,捐资31.3万元资助60名贫困大学生和715名中小学生完成学业。
据贵阳市政协有关资料显示,1980—2008年的近30年间,贵阳开展教育讲学、学校管理、教改以及语文、数学等各科示范教学等讲座,培训受训校长、教师、学生及各类人才达16万人次。贵阳市政协委员、市级各民主党派成员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捐资62.74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高中生及中小学生1804人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148.1万元帮助改善办学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