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国家政治版图中的地位转换-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云南远在西南边疆，明初仍在元朝所封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的统治之下，他自恃地险路远，不肯投降。针对梁王的顽固态度，待全国形势稳定以后，朱元璋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因自元朝开设驿道以后，贵州为几条驿道所经之地，尤以湖广经贵州入云南的驿道最为重要。云南平定后，朱元璋虑及大军一退，“云南又成孤县”，于是沿驿道设立若干卫所，保证驿道畅通，使云南能稳定地纳入版图，并设贵州都指挥使司对贵州进行军事控制。然贵州当时仍分属云南、四川、湖广三布政使司，贵州境内土司势力很大，为使权事统一，确保明朝在西南的统治，待军事、政治条件逐渐成熟，便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贵州布政使司，成为明代十三布政使司之一，即第13个行省。

贵州建省的根本原因是“开一线以通云南”，巩固云南边防，沟通四川、广西与湖广。若论土地、人口和赋税，贵州不足以建省，这就是说，建省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贵州建省实因云南而起，云南的统治稳定以后，贵州便成为一个“不内不边”的角色，它靠近内地（四川、湖广）而临边疆（云南和广西），地位十分尴尬。中央王朝必须保持这种省的行政建置，但又必须通过“协济”来维持财政开支，不可能从贵州取得财赋。也就是说，贵州在政治上属“内”，而经济上属“边”。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设立云贵总督管理云南，云贵总督起初是半年驻安顺、半年驻曲靖，以后重心向云南转移，便常驻云南了。云南是名副其实的“边疆”，而且地方大、赋税多，受到更多重视，而贵州虽属“内地”却与内地有较大差距，若视云贵为“边疆”，贵州又不处于国境的边界。在中央王朝眼中，内地受到重视的是经济发达的省份，边疆受到重视的是外在国土边缘的部分，而贵州“不内不边”的地位显然不在重视之列，这就使贵州的开发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

不过，贵州既然建省，许多事务势必要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实施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明清500余年，政治上以“改土归流”为主线，从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开始，历经播州改流、水东水西改流一直到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不断扩大流官统治，增设府、州、厅、县，政治体制上逐渐接近内地。

但是，贵州毕竟在明以前已经落后中原千余年，贵州在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又远不如他省，更重要的是500年间发生了大小数十次战争。所以，500多年过去之后，贵州只能是“渐比中州”，与内地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就是说，“先天不足”的缺陷在明清两代虽然有较大改变，但总体上并没有完成“补课”任务。关键是贵州在全国的大棋盘上，始终作为确保云南边防巩固和西南局势稳定的配角。贵州是一个“不内不边”的省份，从“内”来讲，它不可能受到同发达地区一样的重视；从“边”来讲，它又不是国家的边防要地，所以，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它都处在不受重视的地位。

二、抗战时期战略地位的提升

在近代化过程中，贵州在清末曾经一度崭露头角，无论是新学、出版、邮电、工业都有某些新气象，在全国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但在往后的20多年中，虽有些许进展，但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其他省份。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人力、物力、财力向贵州集中流动，促成“战时经济”“战时文化”的高涨，把贵州的近代化进程推向新的高潮。

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沦陷，南京、上海、广州失守，战火漫延到华中、华南，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了抗战大后方。当时，长江被封锁，铁路被破坏、中断，西南的交通主要是靠公路。湘黔、黔桂、川黔、滇黔四条省际公路在贵阳交会，从内地进入西南地区，转道重庆、成都、昆明都必须经过贵州，无论是从缅甸仰光或越南河内进来的国际援助也要通过贵州转运，一时间贵州境内军车、商车络绎不绝，成为西南公路运输的枢纽。由于东北、华北的矿产已被侵占，矿产开发重点转向西南地区；沿海、沿江的企业纷纷迁往贵州；服务于军事的交通通信和航空、汽车等工业，在贵州加快建设；战乱期间物资紧缺，促使民用品工业发展；银行商号大批迁入，商业繁荣，金融活跃，使贵州进入了“战时经济圈”。外地的大学、军事院校、部属科研机关迁到贵州，人才荟萃，文化兴盛，使贵州进入了“战时文化圈”。

抗战结束了，这种“机遇”就不复存在，但并不等于说这次开发毫无意义，大批机关、学校、科研机关迁来是贵州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依然存在，近代许多工业门类由此开创或得到发展，贵州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中专及科研机构，这一切并非像“流水”一样过去。但这次开发只有8年时间，主要在城市产生较大影响，由于总量小，规模不大，并没有形成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以致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经济、文化还处于落后状态。

三、“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

对“三线建设”的看法学术界有较大争议，但有几点是必须肯定的。首先，把国防科技工业由“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向西部地区转移是当时特定背景下的国防建设的选择。其次，“三线建设”对这些经济长期滞后的西部地区是一次巨大的推动，或者说是一次“特殊形式的西部开发”。其三，它改变了国家的工业布局，加大对西部地区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投入。

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变化，由经济“边缘”被推向“重点建设”区域，引起中央对贵州的高度重视。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方针下，有20000多名高科技人才进入贵州，几十万铁路工人和铁道兵参加铁路会战，还有来贵州扩建、援建的数万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以及大量的建筑工程人员，成套的设备搬进贵州，建起若干工厂、矿山，并把高科技引进贵州。“三线建设”持续17年之久，是一次“工业性”的开发，在时间和规模上远远超过抗战期间。

“三线建设”对贵州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三线建设”，贵州由一个农业省变成了一个工业总产值占60%的省。其次，“三线建设”中建成了贵州的铁路网和铁路枢纽，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后来的“西部大开发”仍以这些基础设施为主。其三，矿产和水利资源得到较大开发，六盘水煤矿和猫跳河、乌江水电开发为“西电东送”奠定基础，贵州的铝工业、磷化工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其四，改变了贵州的工业布局，出现以贵阳为中心，另有遵义、安顺、都匀、凯里及若干工矿区的新格局，兴起一批新兴的城镇。其五，建成了航空、航天、无线电工业基地，尽管出现一些问题，但至今在航空、航天建设中仍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三线建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而且以重工业为主，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工业结构，这在经济转型期间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四、西部大开发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了对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贵州又一次开始受到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以不同以往的姿态与身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代——在改革开放20年后、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社会经济整体进步要求必须把西部开发与发展作为主角之一的历史时代。贵州的开发与发展也因此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贵州与其他西部省份相比，开发、利用程度与效率有待提高；人力资源相对缺乏，人才流向东部地区的现象明显；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产业结构不太合理，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贵州也有自己的特点和比较优势：贵州是西部省份中唯一与东部和中部都连接的省份，是西部地区通向东部和中部的桥梁，也是西部诸省出海的最近通道；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很多品种储量在西部中名列前茅，是国内著名的矿产资源大省；劳动力成本较低；“三线建设”所带来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局面，成为与其他西部省份比较下的优势产业。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在大西南重要的地理战略地位以及丰富的能源储量，贵州在国家关注支持的重点工程“西电东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也促使贵州在西部大开发中有了重要的地位和分量。

通过10多年的努力发展，贵州在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中初显了自己力求发展的能力。西部大开发，对于贵州，对于西部开发的其他省份来说，都将是需要长期持续努力发展的工程和过程。美国的西进运动与西部发展经过了几代美国人的奋斗与努力，最终成就了今天现代化意义上的美国西部。对于中国的西部地区，贵州的开发、发展才刚刚拉开序幕。贵州要好好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量身打造适合贵州发展的道路。

600年贵州（上册）

目录

政治 [收起]

经济 [收起]

文化教育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