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经济发展的节点与路径-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明朝统治者基本继承了汉唐封建王朝传统的“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而放弃了元朝以边疆为基地向外扩张的做法。对西南地区，明朝政府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遣兵置守争取“无西南之忧”。贵州建省后，即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至弘治、嘉靖年间（嘉靖四十六年，1566年），明朝政府在贵州一方面实行“土流并治、军政分管”，另一方面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陆续增设府、州、县。为了解决驻军的给养问题，同时基于贵州有大量适合耕种的土地，明朝在贵州开展了包括军屯、商屯和民屯等形式的屯田，其中以军屯的规模为最大，影响也较为深远。开办军屯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但也有驻军以及开发边疆方面的考虑。有学者指出：“明朝在贵州实行屯田制，使贵州劳动力翻番，开垦耕种的田土翻番。就贵州开发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飞跃。”通过大规模的屯田，组织“移民就宽乡”和“移民实边”，使得大批汉人涌入贵州，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不断在贵州得以推广，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到了明朝中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传统的封建领主制度——土司制度受到猛烈的冲击，同时，贵州建省以后“改土归流”的推行，也导致了封建领主经济渐趋没落。

清朝前期，通过改土归流、裁卫并县和行政建置的调整，全省的州县统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直接进行统治。虽然伴随改土归流，曾对少数民族实行了诸多强制甚至是野蛮的杀戮，但上述举措对于当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对削弱领主经济，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促进贵州与外界的交往、发展经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促成了继明朝之后的又一次开发。

清朝中国人口出现空前增长，清廷对解决人口膨胀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持务实态度，认为密集地区的人口向僻地和边疆流动属于自然现象，并允许农民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开荒种地。贵州开荒垦殖的重点，主要是在前代人迹罕至的“新疆六厅”，包括古州、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等六县。除移民垦殖外，清朝还继承了明朝的屯田制度，又把军屯剩余的土地分给当地人民耕种，收取屯粮以供军需，凡军屯以外的余田，或由官府招募人民佃种，或让汉族地主承领转佃他人。由于军田、民田均可以买卖，导致了屯田的剧烈兼并，促进了地主阶级的形成。

明清贵州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农业的发展则集中反映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的兴修、耕地面积的扩大及农作物产量提高等方面。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内地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相继传入贵州，被广泛使用，从而大大提高了省内手工业的水平；二是在明初“移民就宽乡”的政策下，随着大量的官军、商屯、民屯及流寓官民进入贵州，大批匠户也随之而来，按明朝制度，工匠一律编入户籍，终身为匠，世代承袭，匠户的迁入推动了贵州手工业的发展；三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部分破产的农民离开土地，为手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劳力。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清末民初，贵州经济发展迟缓，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加之政局动荡，难以提供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

抗战期间，西南地区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贵州作为陪都的南部屏障，其军事地理位置和经济区位便凸显出来。随着沦陷区的大量企业、资金、技术、学校、人才和物资迁入贵州，促成了贵州战时经济的发展。战时的贵州，非正常条件下的开放姿态，推动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成为贵州历史上虽然短暂但却是高速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三线”建设期间，国家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贵州进行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包括相关产业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基本建设，由此改变了贵州工业落后的状况，使之成为全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之一，为贵州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000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贵州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综合实力明显提升，资源利用和开发有了很大提高，特色优势产业渐成雏形，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科技、卫生等各项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2010年，贵州确立了“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深入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坚持“三化同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科学发展。全省上下齐心协力，紧紧围绕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工业经济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发展条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推动社会事业进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四个方面开展工作，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这个从国家层面全面系统支持贵州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以一系列的“顶层设计”促进贵州走出“经济洼地”。文件要求把贵州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装备制造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同时建设成为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以及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为贵州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国发［2012］2号文件出台为契机，2012年贵州与国家部委的战略合作成效明显，面向中央企业和泛珠三角、长三角、成渝经济区的开放工作取得重要突破，招商引资规模成倍增加，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贵州经济快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日益显现。

二、贵州经济发展的路径

1.贵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中央和其他地区的支持

一是中央政府对贵州的支持。自古以来，贵州都是贫困的，贵州的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一方面是政策支持。如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减少了叛乱因素，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由于政体的统一，民族杂居地区减少了战争，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为民族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等政策的实施，均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撑。另一方面是经济的直接支持。如明清时期的协济，现今的转移支付，这些政策和措施不仅解决了贵州财政收支的困难，也为贵州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部分的资金支持。

二是其他地区对贵州的支持。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等生产因素增长的结果。明清时期大量内地农民迁入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抗战时期，随着内迁企业迁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熟练工人和资金，为贵州工业特别是贵阳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人才支撑和资金支持；“三线”建设期间，随着大量的资金、技术、先进设备的涌入，给贵州工业带来了“跨越式”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发达地区对贵州的对口帮扶，也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贵州建省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对贵州的支持，更多是为了解决政府的临时之需，而不是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如明清时期的屯田，是为了解决驻军的日常食粮所需；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及“三线”建设，则是利用了贵州地理区位的优势。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战争结合起来的，当它的历史使命完结之后，贵州又从暂时的繁荣回归到常态。

当然，这些外来的冲击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贵州自我发展的冲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贵州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如明清时期的协济制度，是因贵州贫穷，中央政府指定他省给予协助，使之解除财政上的困难。协款有两种，一为军饷，一为矿本，前者供应军队，后者发展矿务。贵州贫穷，本应“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但除少数有识之士，如遵义知府陈玉壂、贵州巡抚潘蔚等思考并努力进行将本地资源转化为财源的尝试外，“领导阶层二三百年来伸手向中央政府要钱，向各省请求协济，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从不思索本身是否可以自立”。

清朝贵州长期依赖协款度日，从根本上来说是贵州经济落后的结果。但协款正如输血一样，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贵州经济的落后面貌，要摆脱贵州的财政困境，从根本上说应大力发展生产，增加贵州本身肌体的造血功能。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社会保持了较快发展，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产业，这些产业发展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但是，贵州产业发展速度慢、总量小、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等问题突出，加剧了与其他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21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颁发了国发［2012］2号文件，这是国家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在以上政策鼓励支持之下，全省人民正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2.贵州经济发展有利因素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①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②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③技术的进步。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一个经济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量可以看作是给定的，各个经济之间劳动力增加的差别则不大，差异较大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而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受技术变迁速度的制约。如果技术不进步，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会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同样，一个经济中如果没有技术的升级，也就不会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首先是贵州具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自2001年以来，贵州的资本年形成率（投资率）占GDP的5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由于投资会产生乘数效应，故投资对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作用最大，这种高资本积累率能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根据一般经验，技术结构的改进是和资金密集度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即持续的技术进步要有相对充裕的资金积累做保证。贵州经济所具有的这一特征将会对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产生显著的作用。

其次是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伴随着这个过程而发生劳动力转移，能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目前，贵州的产业结构处于国内分工体系的低端，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很大，同时由于贵州的城市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随着贵州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将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边际生产力高的非农部门，从而将对贵州的经济快速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再次是来自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贵州作为一个欠开发、欠发达的地区，由于同发达地区在技术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来实现技术进步。

除以上支持贵州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之外，还有制度的因素为这个增长提供了潜力和保证。

一是，根据国家近些年出台的关于“珠三角”“长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有关政策走向可以发现，国家在力促沿海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沿边地缘功能的同时，试图促进沿海与内地的分工、协作与互动，沿海与内地开始进入优势互补、协调互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将有大量发展要素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增强内地发展动能；另一方面，沿海和内地之间在发展方式上也开始出现分工协作、互相支撑和互补的格局。例如，沿海要继续致力于拓展外需市场，内地重点拓展国内市场，沿海致力于跻身国际产业链中高端，内地重点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

二是，国家针对西部、贵州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2010年国家出台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新政策，2012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使贵州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文件指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后发赶超与加快转型有机结合起来，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为贵州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推动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

3.贵州经济发展路径

在贵州建省600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直到1992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才超过第一产业。贵州工业发展与全国相比、同东部省份相比，显得更为落后，贵州工业化进程缓慢，工业发展方式相对粗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现象依然严重。贵州工业总量不足、净资产较小、所有制结构单一、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且效益较差，工业落后是贵州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2010年，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确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和“两大战略”之后，全省上下正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

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有很多国家的经验值得贵州借鉴。譬如，比利时、瑞士两国均是小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只有一两个工业部门发展突出，就带动了整个经济的飞跃，工业化表现出速度快、代价小的特点。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比利时从纺织业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建立了以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的工业体系。瑞士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建立的主要工业部门是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和钟表业。

尤其是瑞士，这个国家自然条件与贵州差不多，而其矿产资源则比贵州少得多，它的工业化道路对于贵州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瑞士是著名的多山之国，全国国土由汝拉山区、中央高原及阿尔卑斯山区三大自然山区组成，分别占国土面积的10%、30%和60%左右，除了中央高原有些可耕地而外，其余地区均不宜农耕。瑞士夏季不热，冬天很冷。与贵州相比，瑞士的矿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差远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载，该国“自然资源贫乏”。同样是这本书，记载贵州省“已探明的矿藏达50多种，其中煤、磷、铝、汞、锰、锑、铅锌、稀土等都居全国前列。煤和铝土矿储量居全国第三位……”2011年瑞士人均GDP达到67246美元，列世界第四位。目前，瑞士的主导产业有三种：一是金融，瑞士是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二是精密机械制造，以手表制造为代表；三是食品加工业，以奶制品、饮品（包括奶酪、巧克力、精加工咖啡）出口为核心。这三个产业，瑞士都属于世界一流，都有享誉全球的名牌。瑞士的上述主导产业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之间联系密切。瑞士以大山为屏障，自古易守难攻，成了中世纪以及直到“二战”结束前战乱频发的欧洲人的避难所和富人的储金地，正是利用这一优势，瑞士较早就发展了金融业，为后来其金融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对于内陆型山国，最麻烦的问题莫过于交通运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在交通不便而运输成本昂贵的地区，一国或一个地区参与区际或国际分工的最有利方式，取决于该国、该地区对运输成本节省型可贸易产品的选择。这种产品应该具有如下特点：体积小、价值大，因而附加值高，同时便于储藏和运输。瑞士的主导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完全符合上述经济学规则。在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瑞士人遵循了“创造性适应之”的原则。在瑞士，城里若有一座山，当地的人绝对不会想到将山搬走的，往往是利用山势而建住宅，穿山而筑公路，真正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了一种典型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那么，瑞士人这种创造性利用自然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呢？“最主要的是在于制度方面。是该国的法律制度给予最普通的老百姓以创造性利用自然、获得财富的无限空间。瑞士法律制度的最突出特点，则是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与分权化。”“与富裕的瑞士比起来，中国漫漫封建时代以及后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可能从来就没有给这个地区人民以机会，使他们按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作出关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决策……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没有给贵州（一个与瑞士有着相似自然环境的地区）以足够的空间去发展经济……那么，前者的贫穷落后与后者的富裕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贵州经济发展进程之所以缓慢而多曲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分析，或曰地理局限，或曰科技落后，或曰资源短缺，或曰社会动乱，等等。但这些原因均是次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和道路问题。贵州经济发展既受到外部世界的各种影响，又受到内部传统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各种牵连，究竟什么样的制度和道路最适合贵州的经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使得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贵州的经济发展虽然是一种后发状态，本地的经济社会基础落后，但是现在外部已有许多可资利用的资源助推贵州后发赶超。同时，贵州的经济发展资源也在不断地积累和增加，只是由于制度和道路问题长期未得到全面而正确的解决，从而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

21世纪之后，国家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助推西部和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贵州已初步形成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那么，贵州面临的当务之急是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目前，全省上下已充分认识到贵州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的落后，要改变贵州经济落后的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工业，这就必然涉及工业化路径的选择问题。1995年，胡鞍钢博士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贵州现象”呼唤重大政策调整》一文中指出：“一个开放的环境和市场中，一个县、一个州、一个省没有必要去搞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小而全’‘大而全’，只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创优势产品、建优势产业。”国发［2012］2号文件指出，贵州要“按照市场需求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优化空间布局、促进转型升级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具体来讲，贵州的工业化路径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做大做强能源产业，大力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积极发展特色轻工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产业规模、做长产业链、做强产业群，变资源比较优势为市场竞争优势。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截至2012年底，贵州农村贫困人口还有1049万，占贵州总人口的1/4还多，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1.6%。目前，贵州省小康进程落后西部4年、全国8年，只有快速发展，走一条追赶型的发展路子，才能不断缩小差距，实现后发赶超。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高于全国、高于西部、高于全省以往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努力追赶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才能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目前，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确定了“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明确了重点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这正是从贵州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探索出来的一条推动贵州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

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贵州面临既要“转”（转变发展方式），又要“赶”（走新路、加速度发展）的双重任务，需要中央和兄弟省份的大力支持，需要贵州全体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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