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移民对贵阳城市发展的贡献-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清朝道光年间，贵州巡抚乔用迁赴京述职，当道光皇帝向他问及贵阳的风土人情时，乔用迁答道：“是亦多侨籍，合吴楚（长江中下游地区）之优良惧族于斯土，其民华。”如果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贵阳多为客籍人，在这块土地上，聚集着吴楚的精华，他们聪明有才华。对照贵阳历史，乔用迁所言并非溢美之词，展开历史的长卷，亦不难发现，贵阳城市的开发、进步，得益于历代移居贵阳者的智慧和孜孜不倦的奋斗！

一、修城建阁，构筑格局

贵阳地理环境良好，西北有黔灵诸峰耸立，东面有栖霞、扶风、相宝、狮子诸山与之遥相对峙，西南蜿蜒而来的南明河贯穿全城，“富水绕其前，贵山拥其后……”据史册所载，远古时这块土地就有人居住。北宋初年，彝族先民的一支乌蛮在贵阳建立了政权。宋开宝七年（974年），他们的首领普贵朝贡于宋王朝，宋太祖赵匡胤有《敕普贵书》，其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服”之语。赵匡胤所说的“贵州”，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贵阳，此后“贵州”之名始见于政府文书。宋朝时贵阳已有土砌城墙，居民以仡佬族、苗族、布依族和彝族为主，但其数不多，其城亦小。今天贵阳市大十字一带，昔日称为“黑羊菁”，由此可见当时的荒凉状况了。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占领了贵州，屯驻城中，将城名改为“顺元城”，有臣服元朝之意，其城仍是土城，仅局限于今天贵阳市城区南部。居民除原土著民族外，还有一些随元军而来的蒙古人、回族人以及汉人。江西庐陵（今九江市）道人彭如玉曾在今大十字南不远处创建普庵堂，可以说，他是来贵阳较早的有名有姓的外省汉人。

贵阳地处黔中腹地，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故入明之后被视为“滇楚锁钥，蜀粤屏障”。

古代贵州有“九门四阁”之称，从这个称谓可知贵阳的发展变化与移民的关系。元人范汇在《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中记载了元军初到贵阳时的情景，其中有“入我国土，军循（巡）地，诸部（宋军）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府总戎以镇之，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顺元城南到南明河，北抵钟鼓楼，东临老东门，西至大西门。

随着中央官员和军队的入驻，明洪武十五年（1362年），明王朝在原顺元土城的基础上改建程番府石城。石城墙基宽二丈，墙高二丈二尺，剁口2243个，城门5座，城墙总长九里七分。明隆庆三年（1569年），顺元城易名贵阳，这是“贵阳”一词作为行政区域名称的开始。天启初年，由于贵阳府移民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兼之奢崇明、安邦彦反明作乱，围困贵阳达11个月。平乱之后，为了加强城外户籍的管理和防卫的需要，明天启六年（1626年）在贵阳老城北城外扩建城墙六百余丈，增威清、六广、洪边、小东门4座城门，这4门加上原来的南门、次南门、东门、西门、北门，整个贵阳城就有了9门。

贵阳的著名人文景观与移民密切相关。明清之际，贵阳建有4座名阁。它们是文昌阁（今存）、皇经阁（原省府路小学内）、玉皇阁（原城基路小学内）、灵官阁（原普陀路建国巷内）。建文昌阁，系培养地方文教，鼓励外来和本土人士勤学苦读，求取功名；皇经阁的功能，是为贮藏儒家经典之用；至于玉皇阁、灵官阁，则是奉祀中原流行的道教玉皇大帝及护法之神灵官的住所，并以抚慰移民的心灵和取代地方的原始宗教。

明清以来，随着大批移民的涌入，佛教、道教也深入到滇黔两省，以至佛寺、道观遍及贵州全省。据史册所载，仅贵阳一地就有佛寺200余座，大兴国寺为全省各寺之冠，黔灵山弘福寺与栖霞岭东山寺为东西相对的两大寺。而南岳山、仙人洞，均为香火鼎盛的道教福地。这些佛寺、道观的主持人多为外来僧人及道士，如大兴国寺的南宗、弘福寺的赤松、阳明祠的慧仙、扶风寺的性莲、法云寺的悟度以及东华道人等，均系学养俱优的高人。

贵阳著名景观有秀甲黔中的甲秀楼，崇祀明代哲人王阳明的阳明祠，荷花繁丽的名园梦草池（原中共贵阳市委内）等，这些景观的建成，也与入黔官员和移民的倡导、参与、赞助分不开，如明江东之修建的甲秀楼，清庆保、张輶、丁宝桢修建的阳明祠……

贵阳城曾经牌坊林立，蔚为大观，其中大多是石牌坊，也有一些是木牌坊。石牌坊外型高大，气势雄伟，上面精雕细刻着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以及名人楹联。这些牌坊大多建在主要街道上，少数建在城边与近郊。据《贵阳府志》所载，明嘉靖年间，贵阳城内有牌坊80多座，万历年间有50多座。到了清朝后期，漫步城中，几步就是一座牌坊，出南门，仅油榨街就有牌坊20多座，排列成行，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这些牌坊大多是移民及其后裔出资修建，石坊上的铭文记载着他们的事功和奋斗历程，如功德坊、进士坊、贞节坊等。

二、建立会馆，繁荣经济

贵阳从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土城发展成为商业繁荣、文教昌明的新兴城市，这与外来移民的开发、建设是分不开的，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内的各省会馆的兴起。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由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贵州的军队、官员、商人、工匠、农民、乐师以及从事医疗、占卜的人日益增多，且大多聚居在贵阳。这些外省的移民在开发贵阳的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往往成立以省籍为界别的会馆。据记载，清康熙初年贵阳有会馆11家，它们是湖南会馆、湖北会馆、江西会馆（今太平路云岩二中内）、江南会馆（九华宫，今城区东）、云南会馆（今和平路上）、三峡会馆（今富水路段）、浙江会馆（今中山东路上）、福建会馆（今六硐桥旁）、两广会馆（原贵阳三中内）、北五省会馆（今富水路段）。

我们看看这些会馆与哪些行业有关：江西人控制了贵阳的油类、笔墨、瓷器等行业；湖南人则垄断了纱布、木器行业；四川人掌握了饭店、理发、砖瓦、草鞋行业；山西人开钱庄；陕西人建当铺；广东人占据了照相、钟表修理行业；京、苏、川、广四帮在杂货业中均有斩获。俗话说，经济是社会最为活跃的因素。随着商业机会的增多，不少外省移民又涌入贵阳，致使贵阳城区不断扩大。我们从各省会馆会产的增多，可知其对贵州经济发展的贡献，也知道他们逐渐扎根于贵阳。正因为移民变成本地住户，他们开始热心公益事业，为此而兴办学堂、建寺庙、修戏院、建乐善堂修桥补路、赈济灾民……

《贵阳市志》所载：到了道光年间，“贵阳城市的格局形成。城市街道由城中心呈辐射状，向外延伸、发展，大十字、小十字、北门月城附近逐渐兴旺起来，商店、学校、寺庙越来越多”。城中有街道123条，其中内城街道80条，外城街道34条，近城街道9条，工商业的变化明显。鸦片战争至清末，贵阳七十二行俱全。南京街油店、米店、客桟多；大十字附近及其南大街上，纱布店、绸缎店、百货店、盐店比比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济凸显。城市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外省人，他们大批进入贵阳，给贵阳的城市建设注入了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三、把握机遇，乘运而起

辛亥革命至军阀统治时期，贵阳经济和城市变化速度加快。文通书局印刷厂、永丰造纸厂、贵阳电厂、城市公路先后诞生，标志着贵阳进入了新时代。抗战军兴，狼烟四起，作为抗战后方重镇的贵阳，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沦陷区各省110家工商企业迁筑，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机关搬到贵阳；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等教育机构也相继迁到贵阳。贵阳成了外省人汇聚之地。这时期贵阳人口猛增，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带动了贵阳的经济变化。

1939年6月1日，在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积极推动下，贵州企业公司宣布成立，该公司基于“开发贵州资源，发展经济，安定后方，促进西南经济建设，支持抗战”之考量，整合入驻贵阳的金融机构和内迁工矿企业及迁黔大专院校的资源，在贵州掀起了一场产业革命，先后成立贵州电气、煤矿、水泥、火柴、烟草、油脂、玻璃、化工、面粉、丝织、陶瓷、制糖、运输、银行、木业、盐井、垦殖、内河航运、中国国货19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西南具有实力的经济实体。

作为省会城市贵阳，抗战期间，贵阳机制卷烟和日用化学工业获得发展，橡胶工业兴起，机器制造业萌发，而通往省政府的光明路成了银行业集中的金融中心。城墙陆续拆除了，街道也拓宽了，市内出现了公共汽车，城市开始供应自来水，大十字附近店铺鳞次栉比，市面呈现繁荣的景象。

四、继往开来，沧桑巨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阳人民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把贵阳建成了具有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的城市。其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与1964年的“三线建设”期间，外省人进入贵阳形成移民高潮。这些来自北京、辽宁、山东、山西及上海的管理干部、技术骨干和建设者们，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贵阳铝厂的创建与生产中。“大跃进”期间，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成立，其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来自沈阳有色冶金设计院。“三线建设”时期，贵阳建成三砂、六砂、新天精密仪器厂和一批“永”字号的电子仪表厂，技术骨干和主体职工大多是从全国各省内迁而来的。1965年，原贵州橡胶厂易名贵州轮胎厂，其一部分生产设备来自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该厂抽调部分技术骨干支援贵州轮胎厂。在贵阳西北郊的金关，该厂修建了数十栋住宅，形成上海职工的“黔沪新村”。

改革开放之后，“十万川军进筑城”，在贵阳掀起了一场城市建设的新高潮。随着外来打工者的增多，城市的交通及住房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为了解决城市发展的“瓶颈”难题，经过调研，贵阳市政府作出了建设“金阳新区”的战略决策。金阳新区位于贵阳市西北面，东临长坡岭国家级森林公园，南接三桥马王庙，西靠百花山脉，毗邻著名风景区百花湖，北接白云区。新区四周，浅丘起伏，绿林苍翠；区内有金华湖、观山湖，波光潋滟，景色宜人。凭高视下，行政机构、会展中心、商业街、住宅区以及学校、医院一一映入眼帘。回眸沉思，不得不感叹改革开放后城市的沧桑巨变！

贵阳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是一个活力四射、开放性强的地方。由于移民的关系，贵州人很少有偏见，包容性强。他们勤劳勇敢，聪明能干，思维敏捷，敢为人先；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提升自己，成熟进步；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抗御外侮，虽死不悔。在这里，曾爆发反对西方传教士的“青岩教案”，是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反洋教”的先声；在清末拯救危亡的“公车上书”中，贵州举人人数名列全国第二位，其中贵阳有46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贵州继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之后，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是全国最早宣告独立的省（区）之一。如今的贵阳，是一个享誉全国的“林城”：生机盎然的环城林带，苍翠欲滴，沁人心脾；环城公路，四通八达；漫步城中，商铺林立，行人如织；大街高楼如云，车水马龙，无不充满生机，令人神往。今天现代化新型城市的贵阳，其经济发展和文教勃兴，无不得之于历代先民们的不息奋斗及辛勤劳动……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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