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与遵义会议的比较研究-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黎平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由被动转向主动，为以后长征的胜利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店铺红军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它与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和联系，现就两次会议进行比较研究。

（一）

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家祥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即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1）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2）根据：①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②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西北地区为主。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3）在向遵义方面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军向指定地区前进。

（4）政治局认为，为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5）责成军委依据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1934年12月19日，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为建立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黎平政治局会议，主题是讨论当时亟待解决的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会议讨论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判，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这就结束了自通过湘江以来关于战略方针的激烈争论，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移，会议作出的红军战略行动的正确方针，避免了中央红军前去湘江与红二、红六军会合遭敌重围的危险。

黎平会议是红军行动方向的开始，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党和红军实现重大战略转折的开始。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因此，在党史和军史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继黎平会议之后的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具有伟大而深远意义的会议，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198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特别强调了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说：“回顾长征，我们不能不提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挫折的惨痛教训，果断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新领导。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党，首先是党的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成员，开始自觉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党比较完善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的力量就成百倍地成长强壮起来，在各种斗争中战无不胜。我们许多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老同志，提起遵义会议，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情油然而生。遵义会议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坚持这样的思想路线，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着根本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黎平会议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首先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遂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最后决定：“①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②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③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④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生死攸关、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此可见：首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坚决主张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这对于稳定大局、驾驭全党全军的团结和统一、减少内耗，以便共同对敌，是十分必要的；其次，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恢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再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中的基本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最后，恢复了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域斗争的组织和领导。从黎平会议开始，经过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中共中央不仅从政治路线上、军事路线上，而且从组织路线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促成了这一根本性转变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三）

总之，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转折。1982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到贵州遵义瞻仰了遵义会议会址以后，欣然挥毫题写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遵义会议陈列馆等字。同时，还手书了他对遵义会议的评价问题：①中国革命战争转败为胜的转折点。②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独立自主地正确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③王明路线失败，王明集团瓦解分化的开始。这个过程经过1942年整顿作风运动而完成。④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的开始。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国问题由中国党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正是当时的历史写照。没有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红军可能被敌人消灭在长征路上。而没有武装斗争，我党不可能存在，也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么伟大，而黎平会议对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具有重大转折意义。1986年10月，当时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为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亲自到黎平参加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当时红军冲出了国民党军的重围，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从被动转为主动，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胡锦涛还指出：“黎平会议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今天建设四化的历史时期也同样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言简意赅，科学地评价了黎平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同时，有许多学者也认为：“黎平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中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它结束了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以来的不正常状态，毛泽东又开始参与党和红军的决策和指挥，这是具有伟大而深远历史意义的开始；它使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的视线逐渐趋于一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它从组织上加速了‘左’倾宗派集团的分化，打破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它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路线，为遵义会议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纠正‘左’倾错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实际上否定了‘左’倾路线对红军的领导，恢复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它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批评了‘悲观失败的情绪’和军事上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为遵义会议清算‘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后，红军总政治部制定了党的民族政策，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重要条件；等等。”

（四）

对整个黎平会议与遵义会议关系比较而言，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活跃、最为充分，学术界从不同侧面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黎平会议，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黎平会议是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战略方针，从而开始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使中央红军和党中央在紧急关头转危为安；会议初步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总之，黎平会议这一次重要会议，在党史、军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主要表现在：黎平会议改变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争取了主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争取了时间；黎平会议使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的思想逐渐趋于一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2）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序幕和奠基石。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如果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序幕和奠基石。表现在：黎平会议是战略转变的开始，黎平会议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起步，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由“左”倾错误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的开始，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起点；黎平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是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转折的起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3）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遵义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和发展，没有黎平会议，就没有遵义会议。主要理由是：黎平会议确定最初要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这就为攻占遵义和召开遵义会议作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准备；黎平会议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遵义会议审检了黎平会议关于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检讨了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从而弥补了黎平会议的不足。

（4）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依据如下：遵义会议是根据黎平会议精神召开的；黎平会议关于战略转变的决定，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实现的可能性；黎平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时间；黎平会议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因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而产生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和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为遵义会议进一步批判这种思想作了准备；黎平会议从组织上的准备，为遵义会议作出正确的组织决定打下基础；黎平会议作出的各项正确决定，都贯彻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在遵义会议上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纠正“左”倾错误、制定政策，打下了坚定的思想路线基础。

（5）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3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和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起点和开始。黎平会议在党内民主生活方面，扭转了李德一手包办军事，取消集体领导、个人独断专横的局面，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民主作风重新得到恢复，从而也重新恢复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我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在黎平独立自主地决定了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为后来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处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表明了毛泽东思想开始逐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从而为遵义会议确立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条件。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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