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盐政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贵州盐务机关采取了一系列盐政措施，虽然其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盐税收入，以维护和巩固当时政府的统治，但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对当时贵州经济的发展曾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及促进了沿途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运路沿线地区城镇的发展，促进了近代金融的发展。

一、食盐运销促进了沿途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

以川盐入黔的运道对仁怀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例。随着食盐的运销，布匹、针线等小百货及石油等物品也从遵义、重庆、合江等地贩入仁怀销售。据《仁怀县志》载，石油是1941年以后才开始在仁怀销售的，其时民间称之为“洋油”，石油商还配套推销了美孚灯具，民间亦称之为“洋灯”。仁怀的酒、土布、皮纸等土特产品也从盐道上输出去。这促进了货币流通，有益于发展经济。有学者指出：“川盐入黔对仁怀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且“食盐运销带动了仁怀的酿造业、旅栈服务业、造船业、商业、邮电业、银行业等行业的兴起，在仁怀经济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不论是川盐入黔的水路还是陆路经过的地方，经济发展都较之其他地方速度快、程度高。

二、食盐运销促进了运路沿线地区城镇的发展

川盐行黔，使各岸盐路经过之处，行旅畅通，商贾云集，贸易频繁。增码头，建仓库，开店栈，充脚夫，船夫、纤夫、船工皆倚盐谋生，食盐的运输问题解决了当时大量的穷苦人们的就业问题。同时，这些地方的相对繁荣和发展也吸引了一些外地移民，外境商民移家就食，置办田地，招民开垦，亦相因而至。由于聚集的人口增多，慢慢地形成了集市，为后来发展成小城镇准备了条件。于是，沿途以港口、码头、中转栈点为中心，逐渐形成众多的小城镇，繁荣了盐路商旅，增进了僻壤穷乡的文明开化程度，改善了民众生活生存条件。残破之区借此转为富庶，硗薄贫困之境借此转入繁荣。譬如黔边岸桐梓属之松坎，尽管两山窄道，一线中通，但向为川黔交通之必经孔道，小镇南北均为川黔道中最为险要之径，本身几无出产可售又无矿藏可开，仅因濒临松坎河道，遂因盐运而成为水陆交通码头，川盐入黔重要集散地之一。其他如赤水、土城、猿猴、茅台、叙永、毕节、大方、沿河、思南之类无不如此，即所谓“城以水兴，水为城用”。如四大盐号在茅台村羊叉街上建筑盐仓，鳞次栉比，至今称为盐行街。

食盐运销对当时贵州商号的发展亦起了重大作用。1937年4月，按照《黔岸运销暂行办法大纲》，开始登记各岸盐商，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组织“大业”公司承办仁岸、涪岸和茶岸，仁怀原所有盐号被排斥。1942年黔籍商人邓汉祥、伍效高等人筹集资金承办仁岸运销，在仁岸设“利民”总号。盐运场至茅台的食盐由“仁记”等四家盐号（有的称公司）承运，茅台至贵阳的食盐由“利民”等两家公司承运。后来，中华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呈贵州盐务办事处批准，在合江、赤水、茅台成立分公司。借“利民”盐号各分号旧址办公，并聘“利民”各分号的经理兼任各分公司的经理。正是因为贵州食盐的运销，促成了贵州盐商的发展。

三、盐商的经营活动促进了近代金融的发展

盐商是政府实施食盐政策的主要客体，盐商的发展概况及其参与食盐生产、加工、消费、流通等环节的具体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的食盐政策及政治、社会环境等。贵州盐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经济乃至社会的发展，如国民政府主黔时期，贵州盐商促进了贵州金融业的发展。

1.盐商办银行，促进了近代银行业的发展

1941年，贵州盐商刘玩泉为开辟资金来源，扩大业务经营，计划创办一家银行。由于当时政府限制增建商业银行，遂以法币30万元在重庆顶得“聚康银号”招牌，于次年6月16日更名为聚康银行，同时改增资本金为法币1000万元（依当时物价指数计算，约合银元29万余元），共分1万股，每股1000元。主要股东有刘玩泉、刘熙乙、帅灿章、伍效高、孙蕴奇、邓若符、曾韵清、丁达三、刘颂虞、李文裳、刘裕远、庞怀清等人，设董事11人，其中吉务董事5人，设监事4人。国民政府前交通部长、时任私立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应聘担任该行董事长，主要发起人刘玩泉任总经理，刘熙乙、蒋微麒分任副总经理、协理职务。

1943年8月，聚康银行改总行制为总管理处管理制，迁至贵阳办公，并将重庆总行政为分行编制。该行总管理处下设秘书、业务、稻核3处，并在与盐业远销有关的商埠先后建分支机构，1946年为最盛时期，在省内外设分行5个、支行2个、办事处7个，共14个；另由控行投资组织“毅泰公司”买卖黄金，经营商业，负责人及办事人员均出行调派，所获利润并入该行账内，成为附属机构。

聚康银行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以食盐运销行业为主要对象。当时仁、永两岸川盐运销处与利民、黔仁等著名盐号的主要股东多为该行股东。1945年，该行向仁、永两岸川盐运销处交叉投资，各为50万元。各有关盐号向国家银行申请办理的长期低息贷款，亦由该行承担保证偿还责任，从而多方维护有关盐商的经济利益，支持省内外食盐运销业务的开展。

2.盐运贷款，促进了近代信贷业的发展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战火不断，物价飞涨，运盐风险加大，运盐成本相对增加，致使从事食盐销售活动的盐商、盐店或公卖店常常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往往需要贷款。“自抗战发生，食盐即统制，而各区盐价每年数次上涨，资金辄亦数度增加，近年而还更受抗战军事暨通货膨胀影响，业务困惫，血本耗亏，若不谋救济之方将益见崩溃之速，此种事实当已早邀。”

但贷款手续在当时是异常复杂的，且盐运所需贷款数额庞大，而当时现存的银行本身资本力量有限，其对押放数额亦有限，故当时现有的银行对缓解盐运贷款困难程度成效不大。如史料记载“因成本叠增运费时时调整，需款庞大，全赖周转活灵往难。政府核定对外贷款数额，得与国家银行洽订贷款，但洽订贷款手续繁琐，需用时济急殊难。至于商业银行虽少，此种情形无。如本身资额有限，其可能押放数额，亦则有限，事实上收效辄不见宏。”但盐运对于为食盐纯销区的贵州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故贵州盐业曾陷入尴尬局面：贵州盐运是必需的，但盐运存在资金不足而无法维持正常运作的问题，而当时现有的银行由于各种原因亦不能缓解此矛盾，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盐运贷款的出现。

如史料记载：“鉴垂日前阅四月二十四日《重庆商务商报》暨二十八日《贵阳民报》（晚刊）曾登载‘政府为简化金融管制，经财经部批准三项办法，其第三项办法规定，凡关于农矿款暨营运押汇事业由中央银行十足接受转抵押再承兑’一项消息，仰见政府顾念商艰民瘼，实所钦崇，因思盐业，现政府还属高瞻，函为简化管制金融之计，则盐业正可乘机会援引办法第三项所规定，请求俾商业银行有充分贷款可能，盐业有灵活贷款可靠，则互谋发展。”在政府的推动之下，盐运贷款应运而生。

如要贷款，首先要向相关机构提交借款申请书。“借款申明书，兹经本处郑重申明在本案贷款合约有效期内，绝对遵守经济部四联总处监工矿贷款辨办及四联总处办理战时生存事业贷款实施办法暨十一条两条之规定确照原料借款用法第八条规定处分。”借款申请书内容表明当时关于盐斤贷款，有系列相关规定，盐运贷款亦被视为战时生存事业贷款。另，借款方必须在借款申请书内书面保证遵守相关规定。

贷款时，借款者还得寻找有一定经济实力或有一定威望的机构作担保。如档案资料记载：綦遵分处因“近来临销疲滞各希运费增加，资金周转时感困难，为加强运量，以裕食需起见”，欲与“遵义亚西银行签订透支合约壹仟万元以济运缴”，而“惟银行订立透支契约必须保证理合检同正副纸四纸备文”，也就是要有相关保证，于是綦遵分处请遵义盐务分局为其担保，“呈请钧局鉴核，府赐保证，至感公便”。在盐业贷款事宜中，盐务管理局亦常承担担保人的角色。又如：“渝事务所本年四月二十日函以盐价迭奉、增加，所需周转运缴甚巨，日前经向渝中信局信托处洽办，指以津盖羊段间仓途存盐质押贷款三千万元，刻正洽商办理中，嘱即呈请钧局（盐务局）恳祈转函中信局信托处证明准照，质贷，以期早获拨款而利营运。”渝事务所在盐运方面存在资金短缺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贷款，并已与中信局信托处洽商办理贷款。而中信局信托处为保证贷款的安全性，除需借贷方提供盐质押外，还要求要有盐务局的相关证明。以上史料亦从侧面反映当时要进行盐运贷款并非易事。

当然，盐运贷款丰富了当时贵州银行的贷种，扩大了银行业的业务范围，为银行制度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贵州现代化的进程。

600年贵州（上册）

目录

政治 [收起]

经济 [收起]

文化教育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