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经学视域下的学术思想流变-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地方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扎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之中，有一定的士大夫知识群体为依托，需要辅以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广义的教化体系，甚至难以脱离科举制度选择评判标准的诱导。无论儒学（经学）、佛学（禅学）、方志学或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典籍，它们作为一种知识类型，都与一定的社会生活或政治文化结构密切相关，显示出人在生存或生活中的地位、命运、成就和意义。贵州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与中央王朝凭借国家力量对西南地区进行开发一致，也与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的扩散传播同步。

一、儒学南渐与地方文化的开发

追溯明朝以前贵州最具有标志性的学术事件，不能不注意者，即为汉武帝时犍为郡鄨邑（今遵义）舍人，曾撰《尔雅注》三卷进上朝廷，实为黔人最早之经学撰述。舍人之后，尚有两人可述。一是汉武帝时牂牁名士盛览，再是毋敛（今荔波、独山一带）人尹珍，东汉恒帝时官荆州刺史，曾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与舍人、盛览相较，尹珍对贵州地方学术文化的影响最大。他“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其返乡讲学之地，当在鄨县各地（今贵州正安、绥阳）。故正安城北尚有遗迹毋敛坝及尹珍宅故址；绥阳县有唐广明间尹公讲堂碑，明朝犹保存无毁；其他各地，抑或有尹珍祠。就地方大传统文化教育而言，尹珍的确当功居首位。

舍人、盛览、尹珍崛起于西南，是与中央王朝凭借强大国家力量对西南夷经营开发密切相关的。《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及大量的汉墓发掘，都足可说明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南渐浸润已是一客观的事实。其中尤以今贵州北部或西北部最得风气之先，与中原文化的接触显得相对频繁。

两汉以后，地方政权割据纷争，国家始终缺乏统一力量控制西南边疆，大姓豪强趁势争雄斗胜，民族交流融合的趋势虽然仍是时代的主流，特别唐宋两代推行“羁縻”政策，长江以南地区开发速度明显加快，但延至明朝以前，就大传统学术思想而言，仍缺乏如舍人、盛览、尹珍一类的人物，更难以形成有严密学术谱系可考的学派。从长时段的视域看，以儒家价值为中心的文化传播，仍要到宋室南渡后才明显加快。

二、明朝学术思想世界的建立

明朝是贵州经济文化大开发的时期，也是内地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的时段，尤其是贵州行省的建立，更是秦汉以来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重大政治举措，标志着传统的象征性控制已变成了实际的政治统治。

明朝早期贵州学术思想的建立，主要的标志当为易贵的经学，易贵著有《易经直指》《诗经直指》《竹泉文集》等著述。在他之前的有王训，著有《寓庵文集》《保边政要策》《孙子注解》。他们一先一后，均为同里乡贤，皆首开明朝黔人著述之风气。《寓庵文集》为明朝黔人首部别集，《孙子注解》为明朝黔人首部兵家类撰作，《易经直指》《诗经直指》为明朝黔人最早之经学撰作——预示了一个学术时代的即将到来，象征着地方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正式启动，特别是作为一种文本化的话语言说方式，儒家的传统与发展可说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

经典及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经学学术体系，乃是传统思想世界最具有权威性的核心学问，不仅得到了官方权力力量的遵从或崇奉，而且也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的自觉选择和认同。易贵的经学著述，一改两汉舍人、尹珍以来长期“失语”的状况，标志着贵州学者重新进入经学的神圣殿堂，有了与主流学术思想对话的可能。而孔子创建儒学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方向，也开始成为贵州士大夫群体文化活动的方向，影响到整体的教化体系的建立。

明朝黔人经学著述，尽管总体数量仍不算多，但已天启斯文，儒家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已在不断南渐，辐射传播的地域范围明显有所扩大，知识精英的群体规模已十分庞大，甚至不乏大家作手，最著名者即为孙应鳌。他的著述有《淮海易谈》《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题评》《律吕分解发明》《庄义要删》《教秦语录》《智学诗集》等，不但数量颇多，而且能自成一家之言，既是黔中王门学派的中坚，也反映了地方学术思想发展的成熟，故莫友芝称他“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周予同先生曾将传统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孙氏似可归入宋学陆王一系，乃是王阳明后学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反映贵州学者的治学取向已与全国性的学术思潮合辙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易贵与孙应鳌一方面注意经学，以儒家义理价值为安身立命的根据；一方面极为重视实学，始终关心世俗人伦秩序的重建工作。这正是黔地儒家学者治学取向的一大特色。易贵曾重修辰州儒学，又“创制礼乐器录士大夫冠婚丧祭乡见之礼，镌板学堂，令士人常相习之，辰之人始知有礼乐”。孙应鳌则根据孔子“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之旨，在贵州修建“敬安堂”，晚年又创办平旦草堂和学孔书院，无非都是为了传播儒家价值，培养读书种子，变易地方习俗。他强调士大夫不仅要切实做好身心之学，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展现人的生命风姿，而且尚有必要将德性生命转化为具体的“实学”“实功”，成为地方秩序建构的表率。

三、朴学化经学的兴起

从整体上看，清朝是继明之后的又一开发高峰期，学术思想的演进当然也有相应的进步和繁荣；最突出的就是儒家的文化价值领域已有了明显的地缘性扩大，儒家的道德伦理生活也有了显著的人群数量的增多。如同中原其他地区一样，清朝贵州经学也在以自我调整的方式朝着朴学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则汇入了乾嘉学派重考据的思想文化大潮流。

清朝时期贵州理学的代表人物是陈法（1692—1762年），安平（今平坝）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撰有《易笺》《明辨录》《醒心集》《敬和堂文集》《犹存集》《河干问答》《河工书牍》《塞外纪程》《心斋诗稿》等著述。他与明朝大儒孙应鳌一样，都强调儒学的实践化形态，更重视义理与人伦日用活动的切实结合，不愿意看到道德只是语言与观念世界的玩物，一旦临事即显得心中毫无主宰。他重视濂、洛、关、闽之学（宋朝理学的四个重要学派），而最为尊奉朱熹，反映出由王返朱的时代发展走向，仍可视为“后明朝”程朱派的代表性人物。

然而陈法的儒学立场及其实践化的价值诉求，尤其是他治经态度上或多或少的实证化倾向，实又开启了贵州的清学运动，最终则折中汇入了道咸年间的朴学思潮主流。故我们既可说他是明朝理学的后继承嗣者，也不妨称他为清朝朴学的先驱前导者。果然后来汉学大儒莫与俦（1763—1841年）便继陈法之后，对明朝学风展开尖锐批判：“六经堂构于汉儒，守成于宋程朱诸子，而大败坏于明人。”郑珍、莫友芝诸大儒的崛起西南，即与他的影响不无关系。但由于时代风气的转移，尽管陈、莫二氏都尊奉程朱，不满意明朝王门后学流弊，但陈氏的批判当是理学式的批判，莫氏的批判则是朴学式的批判，陈氏的经学仍是理学化的经学，莫氏的经学则为朴学化的经学。二者一前一后，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清朝的经学著述，特别是陈法之后的道咸年间，较之明朝可说是数量剧增，仅《易》类即达40部、《书》类9部、《诗》类11部、《礼》类17部、《春秋》类15部、《孝经》类2部、《群经总义》类14部、《四书》类39部、《乐》类1部、《小学》类29部。其中经学造诣最高者当为郑珍。郑氏于“三礼”之学最为擅长，以为《考工记·轮舆》郑注甚为精微，自贾疏以来，少见正解，说益支蔓，乃撰《轮舆私笺》3卷。又有《仪礼私笺》《凫氏图说》《深衣考》《巢经巢经说》诸书，均见称于时。其中之《仪礼私笺》，可说是清人礼学方面最有代表的力作。

毋庸讳言，郑珍的朴学路径主要为名物训诂，而非义理训诂，他的经学也是朴学化的经学。与宋明儒所热衷讨论的题域相较，清季嘉道以来的学风已经大变，治经方法的转型及诠释路径的调整，从郑珍的身上也可明显地看出。

此外，与礼学类解经著述相较，清朝贵州已形成了一批经学小学研究群体，如郑珍父子、莫友芝等。莫友芝等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小学有专书者为《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韵学源流》。

总之，清朝贵州的学术思想即使仅从最能代表其核心价值的儒家经学看，其成绩也是极为可观，尤其是研究方法上的实事求是，更体现了一种智知主义的实证理论态度，仍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和借鉴。但随着西学东渐越来越强势的影响，特别是传统学问及其相关体制整体性转型的制约，由小学而通经学、由经学而通治术的学术路径也受到置疑或诘难。儒家六艺作为至高无上的民族法典，其地位也开始受到动摇或颠覆。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对话，仍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语境中延续，通过各种交叉重叠和聚集酝酿不断展开，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催生了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

600年贵州（上册）

目录

政治 [收起]

经济 [收起]

文化教育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