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六百年对内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中国的对外开放，最早应该追溯到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开辟了丝绸之路，一直开放到罗马帝国。同时，汉朝时就开辟了的海上丝绸之路，那时已经可以到达印度的南端。盛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中国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波斯等都以中国为商贸中心。元朝的版图很大，它一直都对外开放，在平时有很多西欧、中东、西亚、北非文化传入中国。到明朝时期，对外开放又达到一个高潮，郑和下西洋就是在明朝时期由明王朝出资支持的。中国在明朝中后期开始实行闭关自守政策。1757年清朝闭关锁国，减少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个港口与外通商；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五口通商。

中国近代以来的对外开放，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今已经历了150多年的曲折历程。

回顾近现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对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很有现实意义。清朝初年，清政府厉行海禁，严格限制对外贸易。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1685年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指定澳门（后改为广州）、漳州、宁波等地对外通商。后来西方殖民者在中国进行非法活动，清政府从消极方面采取防范措施，1757年关闭广州以外各通商口岸，制定了许多限制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一直延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19世纪初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从此，天朝大国的门户洞开，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对外开放了。

可以说，近代中国对外是完全开放的，但这种对外开放具有半殖民地的鲜明特点，因为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被迫性的。进入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崛起，西方列强对外大肆侵略。闭关自守并不是古代中国的主要特点，对外开放的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存在。从明正德年间到鸦片战争期间，闭关自守才成为国策，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近代以来，即使是被动的“门户开放”，从中国社会发展来看，也是进步的。

反思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实践，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反抗外国入侵与实行对外开放的关系，对外开放必须从本国情况出发，必须与对内改革相结合。历史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没有出路的。

1980年改革开放设经济特区，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中国对外开放30多年来，从政策性的对外开放过渡到制度性的对外开放，走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其大体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即从试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开放城市；从扩大开放领域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到沿江、沿边、扩大内陆省会城市，形成全范围、多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使得中国对外开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进一步开放的大趋势已经形成。总结过去，开创未来，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外开放道路，为世界，为人类作出了更多、更好的贡献。

一、贵州建省前对内对外开放史的回顾（—1413年）

在中国，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远古人类化石和远古文化遗存发现颇多。据考古发现，中国南方主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差不多都是在贵州境内发现的，这说明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贵州的远古文化。在黔西县的观音洞，发现了原始人使用过的石器，这是长江以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此外，贵州还发现有旧时器时代中期的“桐梓人”、中晚期的“水城人”和晚期的“兴义人”文化遗址。在普定县发现的“穿洞文化”遗址，提供了1.6万年前人类祖先在此生息的证据，被誉为“亚洲文明之灯”。春秋以前，贵州为荆州西南裔，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战国后期，夜郎国逐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之一（夜郎国大部分疆域在今贵州境内）。贵州建省虽然只有600年的历史，但是从文献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贵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当时在今贵州境内有牂牁古国，并与中原有交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贵州分属巴郡、蜀郡、黔中郡和象郡管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夜郎地区修筑“五尺道”，并在部分地方设郡县，置官吏。西汉王朝建立后，汉武帝在夜郎地区继续推行郡县制，同时开辟了从四川南部经贵州西部平夷（今毕节）至江（北盘江）、南到番禺（今广州）的通道。公元前25年，夜郎国灭，郡县制在夜郎地区最后确立。

东汉以后较长时期，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实行羁縻州制度与郡县并行的政策。在当时的边疆地区利用地方土著管理地方事务，贵州境内出现了几个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土司政权。在今贵州省境，仅在乌江以北及黔东北地区一度设有正州，其他地区主要是羁縻州。而到了宋朝，由于朝廷面临来自北方辽国、西夏国的强大军事压力而无暇南顾，乌江以北的正州也逐步改为羁縻州。对贵州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安、宋、田、杨四大土司政权。贵州最早出现茶事历史记载，可上溯到汉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尔雅》有“茶出鹜川者，名高树茶”之类的文字记载。汉朝，有了茶叶生产记载。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令中郎将唐蒙出使南越，唐蒙饮到南越国（今茅台镇所在的仁怀县一带）所产的构酱酒后，将此酒带回长安，受到汉武帝的称赞，并留下了“唐蒙饮构酱而使夜郎”的美谈。唐蒙通夷，发现夜郎市场上除了僮、髦牛外，还有茶等商品，商业发达，市场十分繁荣，这说明了在汉朝茶作为商品已出现在乡村集市上，比四川王褒《僮约》记述：“烹茶尽具”和“武阳卖茶”被认为武阳（今四川彭山）是我国最早的茶市还早76年。

唐朝，全国划分为10道（后增为15道），道下领州。乌江以北地区多属经制州，由朝廷派遣官吏治理，直接控制户籍、田亩；乌江以南有数十个羁縻州，由各地土著首领统治。隋、唐时期，贵州交通得到进一步的开辟。随着道路进一步的开辟，移民大量增加，中原文化进一步向贵州地区渗透。唐朝陆羽在《茶经》中曾载：“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得之，其味极佳。”据《贵州通志》载：“夷州所置之地，今之湄潭、龙泉、务川傍石阡一带地。”唐朝时贵州尚未建省，但黔中茶叶已凭其质细味佳声名远播，贵州茶作为交易商品已经在中原市场出现。

宋朝，大行政区称路，路下设府、州、军、监、县等建置。今贵州地域分别隶于荆湖北路、潼川路、广南西路、剑南西路、剑南东路等。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安抚地方土著首领，羁縻州地区有所扩大，乌江以北的思州、播州等相继改为羁縻州。“贵州”名称始于宋朝。宋开宝七年（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归顺，土语“矩”与“贵”同音，朝廷敕书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宋宣和元年（1119年），朝廷为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首领田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衔，“贵州”才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当时的“贵州”仅限于今贵阳一带。今贵州的部分版图，战国时（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就属于楚国的黔中地方，地域面积在今贵州沿河到榕江以东，包括铜仁和黔东南部分县。秦王朝在此设立黔中郡。唐王朝（618—907年），在今贵州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简称“黔”，于是贵州的历史总离不开一个“黔”字，代代相因，直至贵州建省，这就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续资治通鉴》记载：思州的马大部分在四川出售，规模越来越大，从者多达2000余人，交换的银两买回川盐。每次马的买卖，都伴随着成群结队的人和物，带着大批土特产品而去，带回外地大批土特产品，使贵州进入了全国市场，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元朝，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唐宋以来羁縻政策的一种变形。所谓“土司”，是指由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宣慰使”等官职。当时，在今贵州地区有大小土司300余个，大者称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小者称为长官司，分散的若干部落和村寨则联合成为蛮夷长官司。由湖广通往云南的道路，横穿贵州，是沟通内地与云南边疆的大动脉。思州一带，是全国最大的朱砂产地。此时，佛教、伊斯兰教开始在贵州传播。

13世纪以后，中央王朝把贵州推上了开发西南的前台，来贵州的汉移民开始急剧增加。贵州民族的构成，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主要是在13世纪以后逐步形成的。因此，要确切地把握汉移民在贵州经营的成败得失，主要得分析13世纪以后汉移民贵州的史实。13世纪以前，中央王朝对贵州的开发一直停留在间接统治的水平上，仅在贵州设置边郡及羁縻州、县。由于开发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施政目标上被排到极次要的地位，因而对贵州的汉移民开发一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所迁入的有限汉族移民往往被当地的土著民族所同化，或者逃归中原，因而13世纪以前史籍记载的汉族聚居点到今天大多难以确考。

春秋时期贵州被泛称为南蛮，其中，与楚国接壤的黔东一带叫做黔中，大部分地区分别属于巴、蜀、、鳖、牂牁等国。牂牁国是春秋时期我国南方的一个大国。春秋后期，牂牁国开始衰落，进而被濮人部落建立的夜郎国取代。战国及秦汉时期，现今贵州大部地区均为夜郎辖地，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古夜郎国的疆域、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关系都有很大变化。汉王朝因为经济开发和军事上的需要，曾在夜郎推行了移民屯田的政策。汉武帝征调了大批“豪民”到夜郎耕田，他们要向县守交纳谷物，从内府领取报酬。这些移民来到夜郎后，逐渐定居下来，与当地土著居民融为一体。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夜郎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但由于贵州地处偏荒特殊的地理位置，比起中原地区，开发较晚，从西汉夜郎国那样规模的割据政权的消亡到三国时以求达到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的政治目的，从魏晋南北朝统治势力深入贵州腹地到隋唐时实行的“羁縻”政策，贵州与中央政权始终保持着一种既统一又独立的关系，开发边疆一直是统治者企求达到的政治、军事目的，但由于众多的社会原因，着意于贵州开放开发的历史人物寥若晨星。在他们的眼里，贵州不过为“地多瘴疠”的蛮荒之地。隋唐时期贵州就成为贬斥重臣和流放罪人的处所，如诗人刘禹锡、王昌龄、李白，宰相茅王琦等政治上的反对派；或宗楚英、周利元等恶迹昭著的贪官。不过，出乎封建统治者们意料的是，大批罪臣被贬斥到贵州的结果，客观上增进了中原人民对这一带的了解，在传播中原文化方面，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许多被徙流的人在往返途中写下大量诗歌，或歌颂山水的秀丽，或表达移风易俗的愿望，在当地都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二、贵州建省后至清朝时期（1413—1911年）

明朝，贵州行省建立，这是贵州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管理军事，在贵州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省一级的军事机构。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日（1413年3月3日），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废思州宣慰司与思南宣慰司，保留水东土司与水西土司，同属贵州布政使司管辖。从此，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贵州的地域范围也相应扩大。

历史演进到明朝，朱元璋针对战乱之后生产萎缩、经济凋敝的情况，提出了“安养生息”的方针，更加重视对贵州地区的统治。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建立起省一级的军事机构，为巩固西南边防，大批军队入黔，屯田驻军、以图永镇。大量移民的流入，他们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及文化，军屯和民屯两种屯田制，不仅解决了驻军的军需问题，也对开放开发贵州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围垦戍边的外来移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适应了环境，与地方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屯堡文化”。不仅如此，为强化国家的统一，结合地方的社会发展，中央还直接委派流官进行统治，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号阳明），因反对把持朝廷的宦官刘瑾而被贬谪为龙场（今修文）驿丞，他在贵州创办书院，深受群众欢迎，并第一次提出了他“知行合一”哲学思想，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对此后贵州学人辈出及贵州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明朝以后，贵州的开放开发从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从经济上加强了贵州自秦汉以来与中原的联系，对促进贵州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朝，茶叶、大米等农副产品及玉屏箫笛被列为贡品，深受皇室垂青。明朝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到贵州考察很多地方，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述黔山秀水，介绍贵州文化。

清朝，1726—1731年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土司统治地区改为流官统治。“改土归流”以后，清朝廷对贵州的行政区划和行政建置采取了较大的调整措施：一是在全省普遍推行府、厅、州、县的行政建置，官吏由朝廷委派，同时在基层遍行乡、保、甲的基层政权制度。二是于1727年（清雍正五年）将四川统属的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置永丰州（后改为贞丰），与广西的荔波、湖南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

《贵州通史》载：“石阡茶、湄潭眉尖茶皆为贡品。”在茶叶发展史上，都匀西部的团山附近生产卷曲显毫型毛尖茶，明崇祯皇帝赐名“鱼钩茶”。贵州布政使司每年上贡茶的数量名列第二。贵定的云雾茶、湄潭眉尖茶等均为有史可查的贡品。明朝，贵州省的茶叶生产、贸易进入了辉煌时期。据《四川官运盐案类编》等相关史料记载：清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巡抚黄廷桂在今贵州边境开设四大口岸，专门运输和销售四川食盐，即川盐行黔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永岸；由合江县前进者为仁岸；由涪州（今涪陵）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县前进者为綦岸。其中仁怀市茅台是川盐由合江经赤水河至贵州的水运终点，同时又是陆运起点，川盐由此转运贵州境内各地销售。涪岸是指川盐运抵重庆涪陵后，沿乌江逆水而上，经重庆彭水、酉阳龚滩、沿河、德江县的新滩、潮砥三大险滩，抵达思南、石阡、思州（今名岑巩），最后运至镇远，运销黔东、黔东北地区，并辐射到湘西，从而将川、渝、黔、湘连接到一起。这四条川盐入黔古道，兴起在元朝、明朝，崛起兴盛在清朝，主要以乌江、赤水河等水运为主，由此带来了沿岸的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清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莅任四川总督，即因“黔地处处被扰，商民歇业，引滞岸悬，直同废业。睹商力之困竭，念边岸之废弛”“查知黔省盐岸已废，而川省盐务积弊又深”，遂在充分考察、精心谋划的基础上，向朝廷奏请变革盐法，委专员试办官运商销。

明、清两代由于经营贵州的目标不同，因而汉移民的特点也各有千秋。大致说来，明朝以军户移民为主，清朝以民户定居为主。明朝移民以国家集中为主，清朝则以个人自由迁移为主。明朝移民的规模虽大大超过前代，但比起清朝来说规模就小得多。明朝移民多数仅在卫所定居或沿交通线定居，清朝则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造成汉移民与土著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明朝向贵州派驻屯军，有系统记载，但对民户的迁入却语焉不详。明人王世训在《黔志》中说：“贵州地无民户，惟苗仲而已。”是当时的实情。《明实录·穆宗庄皇帝实录》所载，贵筑设县的奏折中就提到中筑长官司所辖主要是中原来的流寓汉民。清朝贵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废弃卫所，以军户方式的移民已告结，但据道光后期成书的《贵阳府志》所载，贵阳地区包括贵阳府和贵筑县的汉族民户已达数万，这些飞速增长的汉族人口，显然都是民间流入的新到的移民。贵州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贵州西北地区在明朝属于水西和乌撒土司的领地，彝族、苗族占绝大多数，汉民仅有少数的逃军和逃民，即自称为穿青的居民。到清道光年间，这些地区的汉族人数，已数倍于当地少数民族，这些增加的汉户同样是民间移民的结果；黔东南苗疆六厅，雍正改土归流前几乎没有汉人定居，到道光年间，汉户数字已有了明确的记载，这些汉户除了部分是戍军外，显然包括有不少的汉族流寓者。由于明朝是以屯军方式向贵州移民的，因而移民活动严格在国家行政部门的组织下一次性完成，迁入的军户一有变动，均有相应的文献记载，人户数变动的幅度也不大。明朝贵州的三大方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和《黔记》对贵州各卫军户数的变动有连续的记载。军户落籍后，购置田产，对国家承担赋税，其数量也有相应的记载。清朝，不仅省府所在的贵阳，就连穷乡僻壤也是会馆林立，各家族的祠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设置。这说明贵州清朝的移民是民间自由迁入，认同乡、结帮会，以图相互扶持，在新居点上站稳脚根，会馆祠堂一类的设置才会有实际的社会作用。明、清两朝的史实还告诉我们，汉族移民贵州对国家财政来说，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负荷。这种负荷若企图用扩大汉移民的规模来加以解决，显然是行不通的。清朝，贵州的汉移民猛增了数十倍，税赋收入虽有所增加，但财政开支的负荷增加得更快，虽然清政府全力以赴摆脱因汉移民数量不足而造成的财政压力，但直到清朝灭亡，贵州的财政收支仍是入不敷出。事实上，贵州的生存环境远远不如中原地区，在劳动力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上肯定低于汉族传统地区，单纯增加移民人数，虽然可以增加总税收，但是人均的产值并无增长。总之，明、清两代的移民，增加了贵州的开发开放，但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管理机构日益冗繁，有限的总产值增加不能抵消个人负荷税役数的下降，这乃是贵州长期财政亏损的一大原因。

如果说明朝是以流官和随军作为来黔主要移民和传播中原文化方式的话，那么清朝却出现了这种交流的互动性，一方面中央政权派遣的官员已不再为流官；另一方面，通过科举考试贵州也涌现了不少在外任职的官员，他们在政治主张、外交事务、军事谋略、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而载入史册，如黎庶昌、丁宝桢、田秋、成世瑄等，通过他们既把外面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家乡，也把本土文化介绍到全国各地，进而促进了贵州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贵州的开放开发。

由此可见，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使其开放开发较晚，长期的封闭、落后与外界存在着较少的交流，对外界来说，这里仍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居住在这里的汉、苗、布依、侗、仡佬、水、彝等民族，从远古时代起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了贵州灿烂的历史文化。

三、民国时期（1911—1930年）

1911年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士响应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此时，贵州进入了民国时期。1913年，贵州地方政区进行了一次调整，以前的府、厅、州，一律改为县。1930年，贵州全省辖县81个，县以下划分为区、乡（镇）。

民国时期，贵州对内对外开放处于停滞和缓慢发展的状况。但是，玉屏箫笛名扬海外，在中国乐器中独树一帜，1913年在英国伦敦国际工艺品展览会上获得银质奖。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为纪念巴拿马运河开通而设的太平洋博览会上，成义、和荣两家烧房送展的茅台酒及贵州茶叶获得金奖，名声大振，销售日增；同时，玉屏箫笛获金质奖，它是中国最先获国际大奖的民族民间乐器。1923年玉屏箫笛又在巴拿马获得金质奖。当时，玉屏箫笛不但畅销全国，还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1927年周西成从香港引进第一部汽车，1929—1935年修建公路955千米，贵阳及少数县开始使用电话。1928年贵阳电厂开始发电，发电能力150千瓦。印刷、纺织、面粉加工等方面也开办了一些工厂，在商业贸易方面有所发展。

四、工农红军进入贵州时期（1930—1936年）

1930年4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贵州，并在部分地区建立革命政权。1934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即红2军团）进入黔东，建立黔东特区，同年7月成立了特区委员会，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建立了县、区、乡革命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在遵义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1935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进入贵州，1936年2月在大定建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后迁毕节县城），以后还在毕节、大定、黔西等地建立了县、区、乡人民政权。

工农红军进入贵州后，打土豪、分田地，带来了先进的革命理论和文化，组织生产，发展红色贸易，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了贵州的开放开发。同时，把贵州文化、遵义会议精神传播到全国。

五、抗日救亡与国民党当局统治时期（1936—1945年）

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贵州省政府以后，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省下设若干督察区。1937年置6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分管各县。1941年置贵阳市，并在花溪镇置贵筑县。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个时期的繁荣。桐油、五倍子大部分外销广西、四川、云南、香港及国外，烟叶不仅满足省内，而且部分销售省外。有组织地引进现代农业技术。1938年4月，贵州农业改进所成立，有苗圃场、试验场6740亩 ^[1] ，以引进、改良、推广为中心，开展科学实验。抗日战争期间，贵州处于后方，许多工矿企业内迁，资金、人才向内地转移，贵州当时的正、副教授达到328人，有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茅以升等全国知名学者，他们走出校门、面向社会，推广先进技术，培训技术人才，给贵州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1939年中国蚕桑所在遵义成立，1940年浙江大学在遵义设立农学院，棉纺织业、酿酒业、手工业造纸业除了满足农家自己外，相当部分在市场出售。抗日战争初期，贵州有工厂55家，1938年60家，1940年76家，1943年154家，工人由536人发展到3500人。1939年6月1日，贵州企业公司成立，1939年兴办企业13个；1943年26个，企业员工3408人，其中专门技术及管理人员312人，技术工人1193人，引进了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对贵州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和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贵州对外开放和发展，1937年贵阳的工商业户420户，1943年、1944年、1945年分别增加到4239户、4931户、5422户；1930年贵阳市商业企业56个，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到80多个；1938年全省手工业工艺品展览会时展览出8大门、54类、1118种。同时，省内外贸易量也不断增加。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内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等地，浙大师生实地作过《湄潭茶树土壤的化学研究》《湄潭之气候》等科研项目，为湄潭的茶叶种植提升了科技含量。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当时的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联合创办湄潭实验茶场，1942年中国茶叶公司从杭州调来2位龙井茶的制茶技工，在湄潭试制龙井茶。民国时期，湄潭就试制出功夫红茶——湄红，最早开创贵州红茶市场。

六、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贵州经济很快下滑，陷入了崩溃之中。农业陷入困境，贵州农业改进所技术人员纷纷离开，由100多名减少到50名；工业矿业急剧滑坡，由1943年154家工厂企业减少到57家，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民营企业43%外迁，贵州区域公司所属企业，1945—1949年先后关闭、停产9家，减产或一度停产5家，194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仅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8%。

这期间，贵州只有交通邮电勉强维持，财政支出金融秩序混乱，商业贸易萧条，省内外贸易明显减少，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整个经济市场陷入极度的混乱和崩溃中。

七、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时期（1949—1978年）

1.中央统一管理时期（1949—1957年）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接着各级人民政府相继成立。新中国成立前，贵州虽有少数产品如水银、桐油、猪鬃、中药材、野生动物皮张等销往国外，并有少量国外商品如煤油、布匹、西药等供应市场，但都是经过国内商业渠道辗转运销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的对外贸易逐步发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是由国营商业负责组织传统出口商品的收购，统一调往沿海口岸出口。1950年收购的出口商品仅有茶叶、猪鬃两项。随后，又增加了水银、锑、蚕茧等品种。1953年，贵州省商业厅成立了对外贸易办公室。1955年，贵州省对外贸易局成立。从1956年开始，贵州开展了直接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和中央分给地方外汇直接进口本省所需物资的进口业务。但出口业务是执行国家外贸总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省内不办理直接谈判、成交和结汇；进口业务也主要委托国家外贸总公司和口岸公司代办，本省不参与谈判、成交和拨汇。1957年，全省出口商品收购额比1953年增长4.37倍。从1949—1957年，贵州完成了新民主主义改革的历史任务后，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对内对外开放中，取得比较好的效果。1950—1952年底，贵州采取了多种措施，完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好了准备。

一是打击投机资本，规范市场秩序。对金融、粮食、棉布、食盐等方面进行调控，稳定物价，发展经济贸易，安定人民生活。

二是建立国有经济，发展民族工商业。1952年底，全省国有工业企业发展到52个，国有工业总产值占82.3%，国有商业企业发展到544个，商业职工发展到1.6万人，商业网点发展到县、区、乡；金融机构接管1950年底完成，1950年底人民银行有84个支行，100多个分理处、营业所，初步形成国家金融体系；1952年底，贵阳市民营工商业发展到9726户，比1949年增加4400户。

三是开展城乡物资贸易交流。1952年底，全省开展土特产交易会565次，降低了粮食、棉布、食盐价格，促进城乡物资交流，逐步缩小城乡工农之间的“剪刀差”。

四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1952年农村基层供销合作社发展到497个，供销合作社网点发展到1375个，社员发展到286.8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20.8%；1954年底，全省信用合作社（组）发展到5309个，其中信用合作社1747个、信用合作社组3562个；1956年春，全省农村信用合作社5480个，入社农户占80%，全省基本实现了信用合作社化。

五是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制定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粮食自给有余，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六是粮、棉、油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定》，1951年1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购棉布的决定，1953年10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了全省粮食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省粮食统购统销工作，1953年全省完成粮食统购45.66万吨（贸易粮），全省农户粮食统购面平均为50.8%。1953—1957年5年内，全省征收粮食450.16万吨（贸易粮），销售粮食300.89万吨（贸易粮）。1957年末全省国家粮食库存比1953年同期增加19.2%，粮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4年开始，全省开始对油菜子实行统购统销。同时，实行按照人口定量供应棉布，统购统销一直延续到1985年。

2.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时期（1958—1978年）

1958—1978年，贵州经历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国民经济调整、“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斗争，期间还进行了三线建设，这期间是贵州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时期。1958年黔桂铁路铺轨至贵阳，结束了省会贵阳不通火车的历史；1960年底贵昆铁路由贵阳铺轨至安顺，川黔铁路也在继续建设。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4514千米。建成了贵阳磊庄机场，陆续开通了贵阳至重庆、成都、昆明、武汉、郑州、北京等航线。内河航运通航里程达到3557千米。全省邮电通信中心——贵阳邮电大楼建成并投入使用。但是，在1958—1960年的3年中，由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严重失误，贵州经济建设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挫折，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二是经济效益差，浪费十分严重；三是人民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调整国民经济时期。196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贵州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作局部调整，1962年进行全面调整，1963—1965年继续进行调整，调整、整顿工业企业，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到1962年末，全省全民所有制职工已减为51.85万，城镇人口已减为205.97万人，比1961年末分别减少18.5%和24.0%。经过5年的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业内部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逐步趋于协调，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4年贵州传统的出口产品红碎茶，主要销售到美国、英国、突尼斯、澳大利亚、智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挣得不少外汇。1965年全省农、轻、重产值的比重为1：0.34：0.23，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1963—1965年的平均积累率为24.0%，这对兼顾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是合适的，不仅符合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要求，也符合当时贵州的省情和省力的特点。1961—1965年，全省地方财政总收入为15.54亿元，总支出为16.18亿元，收支相抵后差额为0.64亿元。其中，1963—1965年全省地方财政收支相抵，共结余604万元。城乡市场也日趋稳定，零售商品货源开始大于社会购买力，凭票供应商品的范围缩小，一部分商品的销售价格开始下降。

三线建设时期。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贵州是三线建设重点省份之一，从1964年下半年起到1978年底，国家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贵州进行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包括相关产业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大规模的三线建设。1964年10月，冶金工业部正式决定将大连钢铁厂的两座50吨电炉和本溪钢铁厂的两台锻锤搬迁到贵阳钢铁厂。在随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中央各部决定搬迁到贵州的民用工业项目有20多项。与此同时，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建设已经开始，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的建设正抓紧进行。1965年川黔铁路建成通车，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国防、科技、工业三大基地建设迅速展开，冶金、机械、电力、化工等部门的搬迁和新建、续建、改建、扩建项目也陆续上马。部分企业成建制地内迁贵州，从全国各地、各部门选调到贵州的建设人员达18万人。1966年贵昆铁路建成通车，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建设队伍已扩大到近10万人，有50吨生产建设物资从全国各地运到基地，矿井建设规模达1000万吨。除此之外，其他部门已有一些项目相继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1971年由于湘黔铁路贵州段开始大规模兴建，国家安排给贵州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所增加。1972年以后，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逐年有所减少。1975年，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整顿，生产、建设情况有所好转。1976年全省除安排新建生产能力为年产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的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外，另安排的34个大、中型项目都是续建、扫尾工程。1977年和1978年，全省仍有部分三线建设项目完成了扫尾、配套建设。

二是国防科技工业是贵州三线建设的重点，主要内容是建设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三大科技工业基地。此外，还有兵器工业部、解放军后勤部、空军后勤部分别安排部分建设项目。到1972年，贵州国防科技工业三大基地的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基本建成，开始投产的生产企业达74个。在1973—1975年间，对建成和在建项目进行了调整、续建和扫尾工程，追加了一批填平补齐项目。三大基地的集团优势开始发挥，并由转厂试生产产品逐步发展到自行研制产品。到1975年，开工建设的27个单位已有19个建成并投入使用。在继续进行的基本建设中，基地还先后试制了雷达、电子对抗设备、军用电台等产品和一大批元器件。1977年基地研制成功国内第一个数字制试验卫星地面站，为国内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是川黔铁路北起重庆，与成渝铁路共轨至小南海站，经綦江进入贵州境内，经桐梓、遵义、息烽、修文等市（县），南至贵阳，全长463千米，贵州境内296千米，有40个车站。1965年7月8日，全线在桐梓县白沙窝中桥南端接轨，同年10月1日，正式交付运营。贵昆铁路东起贵州的贵阳，经平坝、安顺、六盘水及云南的宣威、曲靖等市（县），西起昆明，全线637千米。贵州境内303千米，有36个车站，该铁路按Ⅰ级干线、内燃机车牵引、远期电气化设计。1966年3月4日，与水城西站以西的观音岩大桥西端接轨。1966年10月1日，正式交付运营。湘黔铁路东起湖南的株洲，经湘潭、湘江、娄底、涟源、冷水江、新化、溆浦、怀化、芷江、新晃进入贵州，经玉屏、镇远、凯里、贵定、龙里等市（县），西至贵阳，全长902千米。1972年10月13日在施秉县翁塘车站接轨通车。1975年1月1日，正式交付营运。此外，在三线建设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键槽、建材等工业部门也有一批项目建成投产。

三线建设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贵州建设史上是空前的。据1964—1976年的统计，全省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98.93亿元。大规模基本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固定资产的大量增加，使贵州的综合经济实力增强，生产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产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三线建设使贵州增加了一大批工业企业，改变了全省的工业布局和工业的内部结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幅度增加，工业基础落后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变。到1976年底，全省工业企业有6798个，比1965年增加81.8%。三线建设期间，川黔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三条干线相继建成通车，同时建成了湖林、开阳、水大等铁路支线，加上原已建成通车的黔桂铁路，已形成一个以贵阳为枢纽的铁路运输网。到1976年，省境内铁路干线、支线通车里程已达1365千米，每万平方千米通车里程达到77.5千米，路网密度已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三线建设中，由于一部分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和一批工业企业内迁，给贵州带来了大批科研人员、教学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较为先进的设备，迅速拓宽了贵州的科学技术领域，增强了全省科学技术方面的实力。三线建设促进了贵州城镇的发展，不仅原有的一些城镇增强了经济实力，同时还形成了新的城市和一大批功能不同、各具特色的工矿城镇。贵州增强了经济实力，增添了发展后劲。

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修通了联系贵州与内地的铁路，1966年贵昆铁路通车，为以后贵州对内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

1958年以后，贵州对外贸易发展很不稳定。1958年，全省出口商品收购额比上年增长42.9%。1959年，全省出口商品收购额比上年翻了一番；直接进出口额也大幅度增长，其中直接进口额为459.1万美元，直接出口额为1134.2万美元。从1960年起，贵州对外贸易急剧萎缩，到1965年，全省出口商品收购额以及直接进出口额都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前几年，贵州出口商品收购额连年下降，直到1971年以后才逐渐有所回升。在此期间，全省的直接出口额由1966年的279万美元降低为1976年的22.1万美元；而进口额则逐年呈上升趋势，由1966年的112.1万美元增至1976年的733.8万美元。1949年后，箫笛制作技艺得到保护。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将玉屏箫笛作为珍品，赠送来访的国际友好艺术表演团体。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时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和1978年，贵州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初步落实了干部政策，较快实现了安定团结，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和1978年，贵州在恢复和发展农业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二是开展“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进行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采取上述措施以后，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产16.9%；全省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增产粮食35千克。同时，烤烟、红黄麻、茶叶、花生等主要经济作物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林、牧、副、渔业也有较大发展。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10.3%。1978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9%；油料产量比上年增长66.2%；烤烟产量比上年增长35.2%。地方国营工业扭转了自1972年以来连续亏损的局面。在此期间，贵州一批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加快。全省交通运输得到了较快的恢复，1978年与1976年相比，铁路货物运输量增长70.2%；公路货物运输量增长25.9%。邮电通信事业也得到恢复，全省邮电业务总量增长13.5%。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贵州对外贸易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全省出口商品收购额达到8642万元，1978年增至9969万元。从1978年开始，贵州开始直接办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业务，当年的直接出口额增至285.4万美元，直接进口额达到1359.6万美元。

1978年以前，对外开放处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这一时期，贵州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是对外贸易，其业务活动主要是收购和调拨，都是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商品实行计划调拨供应，价格由国家分级管理制定，外汇由国家统收统支，盈亏由国家统一核算拨补，外贸企业按“条条”挂靠管理。

在中央统一管理的体制中，贵州外贸部门通过建立出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出口工矿产品专厂、专矿、专车间，通过奖售、换购、预付生产订金和申请提供部分进口原材料、汽车、生产设备等办法，大力扶持和发展出口商品生产，促进了出口商品收购范围的不断扩大。1950—1978年，全省出口商品收购额累计为17.02亿元。其中，农副产品收购额10.47亿元，轻纺工业品收购额0.83亿元，重工业产品收购额5.72亿元。这一时期，全省累计出口额为6808万美元，累计进口额为7569万美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随后我国对外开放开始由点到面，从沿海向内地不断推进。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实施，贵州的对外开放也取得了明显进展，特别是1994年12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打好扩大开放总体战的决定》（省发［1994］22号文件）颁布后，贵州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抢抓机遇，深化改革，以开放促开发、促发展、促稳定，促进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省际和境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快兴黔富民，在推动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实效。

八、拉开对内对外开放序幕初期（1978—1991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指出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当时粉碎“四人帮”结束10年动乱只有2年多的时间，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改革的愿望非常强烈，非常迫切，提出了初步的改革思路和设想。认为既不能安于现状，更不能照老路子走下去，提出若干观点和提法都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冲破了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的思想禁锢，表现出空前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这次全会被公认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年之后，1981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对外开放，并作了具体阐述，提出了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其中第七条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主要有关于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观点；发展对外贸易关键是增加出口的观点；大力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观点；直接利用外资的观点；充分发挥经济特区作用的观点；充分发挥沿海城市作用的观点；等等。

对改革的轮廓提出设想：一是逐步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单位；二是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生产的需要，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三是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商品流通市场；四是以大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的4年间，国家经济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在农村，农村改革走在了前面。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各种形式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冲破重重阻力，由点到面，迅速在农村展开，并且收效明显。持续实行了20多年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始解体。城乡个体经济“个体户”开始大量涌现，并得到蓬勃发展。勤劳致富的“万元户”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二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集中体现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由点到面全面铺开。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著名的“扩权10条”，即《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以及另外4个企业扩权相关文件，5个文件对于企业改革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三是在沿海，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开始建设。1980年5月，正式将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78年12月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0年，这是一条奔流不息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艰辛探索的长河。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拓展改革开放的广度，增进改革开放的深度，提高经济开放水平十分重要。

1.对外开放

1979年，贵州认真贯彻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使全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贵州从1979年开始，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初步改革了经济体制，开展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从1979年起，国家逐步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下放到省。到1985年，贵州全面实现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沿着“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逐步发展”的方向推进外贸企业的改革，贵州外贸系统经营的全部出口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纺织品、丝绸、土产畜产品、医药保健品、轻工业品、手工艺品、五金矿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产品、机械设备、冶金产品等12个大类商品，全面实现自营出口，直接开展对外谈判、成交、履约、结汇，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调拨供应出口、与国际市场隔绝的经营方式。至此，贵州正式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口岸之一。在此期间，贵州先后成立了省对外经济贸易厅以及各地区的相应机构，成立了有对外经营权的12个专业公司和1个地方外贸公司（省外贸进出口公司）。此外，对外贸易运输贵州分公司、中国银行贵阳分行、省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贵州分会、省商品检验局、贵阳海关等涉外企、事业单位和监督管理机构也相继成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加强了同兄弟省（区、市），同外国和港澳地区的经济技术协作和交流。1980年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了《贵州省经济协作办法》，提出要在继续抓好物资协作的同时，下大力抓好同兄弟省（区、市）的补偿贸易、合资经营、技术引进。1981年，贵州先后与上海、北京、重庆等城市建立了经济技术协作关系。1982年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提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在继续开展物资协作的同时，逐步把重点转移到联合生产、合资经营、补偿贸易等方面。同年3月，贵州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约见《经济日报》记者，宣布贵州以优惠待遇，欢迎各省（区、市）投资人来贵州投资，共同开发、利用贵州资源，合资兴办煤矿、磷矿和建筑材料、电力、卷烟、酿酒工业。随后，贵州省人民政府组织经济代表团，先后到河北、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洽谈，在联合经营、技术支援、物资协作等方面达成了部分协议。1982年初，中共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会见香港《大公报》记者，介绍了贵州的煤炭资源情况。这一年，贵州同10多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地区的客商进行了洽谈，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

1984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视察贵州时，倡导由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组成经济协调会，共同商讨开发和建设西南中带共同性的重大问题，广西作为观察员参加，并确定第一次会议在贵州召开。在同年4月初召开的经济协调会预备会议上，根据广西的申请，同意接纳广西为协调会成员。4月中旬，“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一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原四川省省长杨析综、云南省省长普朝柱、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乔晓光、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谦分别率代表团出席会议，湖南省代表团列席了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原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作为开放性的、松散型的区域经济组织，主要是加强经济联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在生产、交通、流通、科技、人才培训与交流等领域，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协作，逐步推进改组联合和专业化协作生产。经济协调会的原则是平等互利，各方都有否决权。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由各方轮流担任主席。在“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一次会议上，贵州代表与其他各方代表签订协议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和意向性项目有131项。“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后来发展为“五省区七方”（增加了西藏和成都）。贵州与兄弟省（区、市）建立起60多个行业协调组织。到1991年，先后召开了8次会议，各方之间广泛开展了联合与协作。1984年7月，贵州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贵州省提供优惠条件，引进外资、先进技术、人才的决定》。这个决定对引进兄弟省（区、市）的资金、技术、人才规定了一系列优惠条件。接着，省人民政府邀请中央和兄弟省（区、市）以及省内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了贵州省对外开放实行优惠政策的决定。贵州同全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横向经济联系，在经挤、技术、物资、人才等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联合与协作。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旅游业已作为一项新兴产业逐步发展起来。1984年，贵州同我国港澳地区和国外客商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共21项，引进外资3772万美元和655万港元；引进先进技术方面与客商签约成交的有42个工程项目，成交额1761.9万美元，国内配套资金6300万元人民币。

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贵阳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黄果树）为乙类开放地区后，1985年国务院又批准贵阳市、安顺市为甲类开放地区，新增遵义市、凯里市、六盘水市、施秉县、清镇县、镇远县为乙类开放地区。1987年，全省又增加遵义县、安顺县、毕节县、铜仁县、兴义县、织金县、江口县、大方县、黔西县、赤水县、独山县、台江县、平坝县、都匀市为对外开放地区。1985年3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在深圳举行贵州籍在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人士邀请会。接着，又于同年9月在贵阳举行了国际经济技术协作和贸易洽谈会，参加洽谈会的有13个国家和我国港澳地区的110位客商。到1991年，经济协调会召开了8次会议，各方之间广泛开展了联合与协作，并就经济建设中的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到1991年，贵州与经济协调会各方共办成经济技术协作项目792项。1983—1990年，贵州与各省（区、市）累计签订的联合项目有3099项；引进省外资金7.76亿元，引进省外技术2100余项，引进省外人才和进行人才交流1.08万人次，物资协作进出口总金额47.2亿元。1991年，全省物资协作进出口总金额（不含大中型企业的对外协作及省际区域性交易会物资协作）达10.13亿元。

1986—1991年，贵州先后9次在我国香港、澳门及新加坡、美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举办出口商品展销会，派出上百个出国团组走出去洽谈贸易与投资，并在我国香港、美国、德国设立了贸易机构，派出了常驻人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贵州同外国与我国港澳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工作已逐步展开。

1986—1991年，贵州出口贸易额由6496万美元增加到18686.54万美元，进口贸易额由1381万美元增加到5560.21万美元。全省出口创汇100万美元以上的商品由16种增加到32种，其中创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2种。与此同时，进出口市场逐步扩大，1991年出口商品已销往59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方式趋向灵活多样，除一般商品贸易外，还开展了易货贸易、边境贸易、来料加工、进料加工、补偿贸易、租赁贸易、投标招标贸易、合资经营等多种贸易形式。

在引进技术方面，自实行对外开放以来，贵州同美、法、德、日、韩及我国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引进技术及设备合同105项，合同总金额1.32亿美元。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贵州从承担对外经济援助项目任务发展到对外承包工程、输出劳务、接受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及国外民间组织的经济援助，在境外投资兴办非贸易企业。1985—1991年，贵州承担对外经济援助项目8项，承担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44项，接受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国外民间组织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项目30项，在国外开办非贸易企业2个。贵州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成效更加明显。

这一阶段，贵州同全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横向经济联系，在经济、技术、物资、人才等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联合与协作。省内各州（市、地）和企业不断扩大对外协作渠道，先后在沿海各省（区、市）和经济特区共设立生产、销售、科技、信息等各类“窗口”200多个。省内周边地区的一些州（县）还分别与邻近省（区）的周边地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口支援和协作，建立了8个毗邻地区协作组织；行业间、企业间的协作也日益活跃，省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协作不断深入，军工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协作也得到较快发展。

贵州自1985年全面实现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以后，不断扩大传统产品出口，并逐步开拓机械、设备、农机、化工、医药、有色金属、冶金、磨料、耐火材料、汽车、电子、煤炭等门类产品的出口。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

2.对内开放

（1）工作重点的转移，把开放意识摆上日程。从1979年起，贵州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1月22日，中共贵州省委相继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全委会议和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讨论贵州如何顺利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会议期间，除了初步明确和解决了干部政策中的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外，还重点总结了全省发展农业的基本经验，对发展农业中的一些“左”的做法进行了初步清理，研究和提出了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中加快农业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贵州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解放了思想，加深了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1981年7月以后，全省各级中共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通过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一些模糊观念，纠正一些错误思想，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真正搞好工作重点的转移，把全省国民经济搞上去，具有重要意义。1982年11月，中共贵州省委遵照中共十二大精神，讨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问题，研究拟订了贵州发展战略目标和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社会风气、党风根本好转的措施，确定了到20世纪末全省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

（2）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1984年底以前，全省农村改革的重点，是普遍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包产到户、到组或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从合作化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在贵州农村相当一部分社队出现过。在困难时期，中共贵州省委曾一度放宽了农业政策，因而较快地渡过了难关。“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虽进行了严厉批判和禁止，但仍有一部分生产队暗地里采用这些形式组织生产。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解除了思想顾虑，一些地方开始根据实际情况寻求适合本地的生产责任制形式。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时明确指出：“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同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强调“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干到户”。根据中共贵州省委的这个决定，各级派工作组进行“纠偏”，广大农民却坚决要搞包干到户。1980年3月，由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在农村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为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电话会议，确定各地立即停止“纠偏”。为了统一对包干到户等责任制的认识，中共贵州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0年5月12—21日召开了9个半天的常委会，着重讨论了放宽农村政策的问题，在广泛交换意见的基础上，检查总结省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农村政策上的经验教训，对全省农村形势和农业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统一了认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按群众的意愿在全省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放宽农业政策。在热烈讨论中，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肯定了这是社会主义的。同年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正式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这一指示下达后，全省各地的生产队都迅速地、大胆地选择了适合本地实际、效果好的责任制形式。许多农民通过进一步比较，放弃了原来选择的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转入包干到户。1981年底，全省有98.2%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从1982年起，贵州在稳定和逐步完善包干到户责任制的过程中，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健全合同制度。着重从推行和兑现承包合同、购销合同、农业技术联产合同入手，建立和健全经营管理制度，使包干到户责任制稳定地从大田种植业推向林、牧、副、渔业。二是做好延长承包期的工作。1983年5月，中共贵州省委明确规定耕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原已宣布为20年的不再变动。三是保护和扶持农村重点户、专业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到1984年底，农村“两户”已占全省总农户的13.2%，经济联合体发展到18.8万个。在普遍推行和逐步稳定、完善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同时，贵州在农村中开展了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并于1984年底完成，全省共建立3830个乡（镇），其中民族乡359个、乡级镇301个。至此，贵州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3）经济体制改革试验。扩大企业自主权，从1979年起，贵州就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起点进行了一些试验。1982年，在一些企业进行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利改税试点。从1983年6月1日起，全省国营企业普遍推行“以税代利、利税并存”的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贵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劳动人事、工资奖金和联合经营共10个方面的权限。与此同时，建筑企业也进行了管理体制的改革。从10月1日起，全省国营企业全面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此外，在部分企业推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办法；在经过整顿验收合格的国营企业推行了厂长（经理）责任制，明确厂长（经理）是企业的法人代表。

（4）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在改革的起步阶段，贵州国营商业主要进行了下述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在经营管理方面，开始取消分配式、多层次、统购包销的三级批发，调整了购销政策。到1985年，全省已全部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和日用工业品的统购包销。二是在经营方式上，取消“三固定”“两批准”，实行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1982年，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开始打破过去固定供应区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作价（简称“三固定”）和向一级站进货需经商业部批准、向二级站进货需经省商业厅批准（简称“两批准”）的传统供应办法，使流通渠道得以畅通。三是在搞活商业企业方面，商业行政管理部门将计划管理、业务经营、产品定价、财务管理、劳动人事、工资奖金6个方面的权力下放给大、中型企业，进而推行了承包责任制。四是对小型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改、转、租”的改革。

在改革物资流通体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减少计划分配，扩大市场调节的品种、数量和范围；二是对部分重要物资的价格采取了计划内适当调整、计划外逐步放开的做法；三是开始建立生产资料市场。此外，还积极支持和鼓励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与此同时，在新的居民区、工矿区、旅游区新建了一批集贸市场，城市集市贸易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5）城市综合改革。从1980年起，贵州逐步放开蔬菜、水果、肉食、蛋禽、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进城摆摊设点。从1984年起，一部分中央、省、州（地）属企业下放给所在城市管理。在下放企业过程中，还依托中心城市，以优质产品和“拳头”产品为龙头，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组织专业化协作，推动一些企业改组联合。

（6）改革综合经济部门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从1980年起全省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预算体制。在金融管理体制方面，从1979年起，贵州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各专业银行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贵州分公司，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人民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的新型金融体系。在物价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贯彻“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方针，下放部分商品价格的管理权限，改革作价办法，扩大企业定价权。在劳动工资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改革了“统招统配”的劳动制度、招工制度，试行劳动合同制和在部分企业试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办法。

（7）调整国民经济和整顿国营企业。在1979—1980年的2年内，贵州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初步调整。1981—1983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调整投资结构。到1983年，全省共停建、缓建基本建设项目149个，压缩投资4.7亿元。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由1980年的25.4%下降为19.0%。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在全省基本建设总投资中的比重逐年增加。

（8）以发展日用消费品为中心进行工业调整。从1979年起，贵州开始对工业进行初步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一些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损的企业以及生产供过于求、产品大量积压或盲目发展、以劣挤优的落后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全省全年共关停企业33个，减少亏损近千万元。同时，增加了对轻工业的投资，在物资、运输和技术措施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1980年，贵州采取措施加快发展轻工业，重点是发展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制革工业、卷烟工业、酿酒工业、制糖工业、林产品加工业、制漆工业和日用化学工业，同时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1981年，贵州确定以卷烟、名优酒为重点，大力发展纺织品、皮革、缝纫机、轻骑摩托等产品。1982年和1983年，在继续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同时，大力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打破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界限，按照经济合理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开展企业的改组联合，继续关停了一部分工艺落后、产品无销路、长期亏损的企业。为了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确保完成军用品生产任务的同时，将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按照“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和市场需要，着手国防科技工业结构的调整。经过几年的调整，贵州轻工业特别是消费品生产这个薄弱环节得到一定的加强，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得到提高。

（9）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在种植业方面：1981—1983年的3年中，重点抓了耕地的合理利用和农作物的合理布局，在保证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林业方面：从1981年起，分期分批地开展了“三定”（确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在畜牧业方面：一是放宽政策，以“户养为主”的方针在全省广泛得到贯彻；二是调整内部结构；三是加强草场建设。1984年，全省年末存栏大牲畜和生猪分别比1978年增长29.9%和38.3%，猪牛羊肉产量比1978年增长2.5倍。经过调整，农业内部结构有了很大变化，林业、畜牧业、工副业、渔业的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得到提高。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在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村工业产值的比重、农村建筑业产值的比重、农村运输业产值的比重有所提高，农村商业饮食业产值的比重则有所下降。

（10）全面整顿国营企业。从1982年起，贵州分期分批对全省国营工业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全省列入整顿规划的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共760个，其中被列入全国整顿重点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共44个，列入整顿规划的建筑、交通运输、商业物资、农林水、文化出版等部门的企业共4972个，其中被列入省整顿重点的企业共106个。到1985年底，全省企业整顿工作基本完成，整顿合格的国营工业企业占列入整顿规划数的99.2%，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11）对内开放的全面推进。1984年10月到1991年底，贵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中央的《决定》，贵州从1985年起，将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

一是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改革企业经营机制。贵州围绕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这个中心环节，在简政放权、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两权分离”，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扩大了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范围，开始由工业企业向商业、交通、建筑、医药、外贸、物资、金融、农林牧场等部门和行业扩展，由国营企业向集体企业扩展，由单纯的经济指标承包转向经济技术承包，同时在承包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实行招投标，择优选择承包经营者。实行企业兼并，发展企业集团，到1990年底，全省共有80家优势企业兼并106家其他企业。1991年，全省又有15家企业实行了兼并。与此同时，贵州的企业集团开始出现。1990年，全省企业集团发展到23个；1991年，全省新组建的企业集团有8个。

二是配套改革综合经济部门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省的有关综合经济部门在制订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中，注意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调节手段，并使之为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创造条件。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了以国内贷款和自筹及其他投资为主的格局。1990年，全省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及其他投资占46.2%。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从1985年起认真贯彻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进了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包干办法，建立健全财政信用制度，逐步完善财政资金有偿使用办法。在金融管理体制方面，1985年3月，中国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正式建立，随后进行了以州（市、地）行为基本经营核算单位的改革，全面推行目标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内部经营机制。1989年12月，中国交通银行贵阳支行开始试营业。省保险分公司于1987年改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接受省人民银行的监督、指导。在物价管理体制方面，采取了“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式，全省放开了生猪等大部分农副产品和自行车、洗衣机、电冰箱等一些重要工业品价格，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实行副食品价格放开和补贴办法，改革了商业作价办法，调整了许多工业品的出厂价格。

三是逐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建立乡、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综合和单项改革试点。

（12）推进城市改革。1984年12月，贵州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搞好工业企业的改组联合，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

一是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全省国营商业体制的改革自1984年以后全面展开，省、州（市、地）两级一批商业批发企业下放到所在城市管理。省商业厅与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开始分开设置。在物资流通体制改革方面，从1987年起，全省钢材、水泥等的计划分配量占供应量的比重逐年下降。对供过于求的二类机电产品，已逐步实行敞开供应，自由采购。到1991年底，全省物资系统有经营网点735个，农村经营网点111个。在城乡集市贸易方面，到1991年底，全省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发展到2570个（城市224个，农村2346个），集市贸易年成交额达41.76亿元。

二是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贵州把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各方面给予扶持和指导，使城镇集体经济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1988年2月，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在安顺召开现场办公会，确立在安顺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试验区。经过3年的工作，安顺市的集体经济、个体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发展个体经济方面，到1991年底，全省已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9.02万户，从业人员39.19万人；全省登记注册的私营有1878户，雇工3.71万人。

三是企业隶属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同时，陆续明确贵阳、遵义、都匀3个建制市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遵义市成为全国64个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对改革开放作了重要阐述，对指导改革开放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十七大对近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作了大跨度的回顾总结。党内外普遍认为，这一回顾总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联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着重领会和把握党的十七大集中论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原因和背景，着重领会和把握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质，进一步坚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总结好了，对于深化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使全省各族人民提高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万众一心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在改革开放背景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潮流。

第二，在改革开放目的方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的目的概括为三句话：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要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第三，在改革开放性质方面。改革开放的性质，既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最后，在改革开放效果方面。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内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九、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时期（1992—1999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发表以后，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作为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和推动各项工作的前提。进入20世纪90年代，贵州认真贯彻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制定和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科教兴黔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下简称“三大战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坚持“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全省经济社会得到全面发展。

（1）制定和实施“三大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期，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发表以后，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作为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和推动各项工作的前提。1994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加快发展”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解放思想大讨论历时半年时间。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以后，贵州抓住国家战略重点向中西部倾斜的历史机遇，紧密联系贵州实际，再一次开展思想解放活动，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使广大党员、各级干部振奋了精神，决心把富民兴黔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制定和实施开放带动战略。1992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加强同沿海、沿边和周边省、市、区的联系，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经济交流”。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省会贵阳市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建立了一批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打好扩大开放总体战的决定》。同时，还相继制定了《贵州省引进外资工作若干规定》《贵州省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若干规定》等文件，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和对内对外开放。此后，贵州加大了开放力度，广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到1999年，已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到贵州投资，正式注册的“三资企业”发展到1052家。外商投资领域已扩展到工业、农业、交通、通讯、房地产、社会服务等领域。

制定和实施科教兴黔战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把科学和教育逐步放到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把科学和教育上升到振兴贵州的战略高度，逐步形成科教兴黔战略。1995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实施科教兴黔战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黔战略的目标和具体措施。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对实施科教兴黔战略十分重视，各级财政、工商、税务、银行和行业管理部门，充分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积极支持科教事业的发展。各级科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广泛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推广应用活动和希望工程建设，各级政协、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广泛开展智力支边和送科技下乡、下厂等活动，形成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科教兴黔战略实施的格局。

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全国的统一部署，结合贵州的实践经验，贵州在研究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时，正式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列入贵州跨世纪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一。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生态建设、计划生育等有关文件，提出了战略目标和具体措施。在国家的支持下，先后实施了国家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工程、国家珠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工程、国家“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示范区工程”、中国《3356》和中国《3436》工程、世界银行贷款的《国家造林项目》、《森林资源发展和保护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工程、以工代赈坡改梯工程等，使全省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2）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起，贵州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阶段。

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1992年7月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后，省人民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对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落实企业经营中的自主权、强化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转变政府职能、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八五”期间，全省有160户企业被兼并，经批准的以产权为纽带的企业集团有56个。“九五”期间，贵阳市、六盘水市先后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优化企业资本结构试点城市，遵义市比照试点城市政策进行建设。试点城市贯彻“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增资减债、下岗分流”的方针，在企业自愿、政府引导、政策鼓励的基础上，1997—1999年实行破产企业15户，被兼并企业17户，减员增效企业27户。1999年，为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环境，优化资本结构，经国家经贸委审核，贵州有15户企业进入国家债转股推荐名单，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

二是稳步推进农村改革。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大力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997年底，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明确规定：从1994年算起，耕地承包期再延长50年，非耕地资源开发的承包期再延长60年不变。到1999年，全省新一轮土地延包基本完成，并颁发了《土地经营权证书》。同时，农村单项改革取得了预期效果。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了一批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推进了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三是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全省非国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经营领域逐步拓宽，由原来单一的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延伸，从餐饮业、服务业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大型养殖业等行业拓展。1999年底，全省非国有制规模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702个，创造总产值338.96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3.3%，上缴税收30亿元。

四是培育开放的市场体系。1992年以后，贵州对商业流通、物资流通、粮油流通以及对外贸易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同时，继续大力培育和发展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各类商品市场，逐步建立和发展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到1999年底，全省有综合商品市场3215个（消费品综合市场2826个、农副产品综合市场348个、生产资料综合市场41个）、专业商品市场365个（农副产品专业市场259个、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96个、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5个、农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5个），当年各类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为204.37亿元。随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连锁经营、超级市场等在全省城市迅速发展。

五是在进行上述改革的同时，贵州还进行了财税及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城镇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计划投资管理体制、价格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1992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加强同沿海、沿边和周边省、市、区的联系，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经济交流”。同年11月，中共贵州省委六届八次会议作出“南下、北上、西联、东进，以南下为重点”全方位开放的决定。一方面加强同沿海、沿边、沿江地区的联系，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经济技术协作；另一方面，积极发挥结合部的作用，与中西部地区开展广泛联合，使之形成左右逢源的有利态势。为了适应扩大对外开放，在逐步加大交通通信和市政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建立了一批不同层次、不同规模、各具特色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有贵阳新天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省级开发区有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等7个；此外，还有一批市（州、地）级开发区。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关于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打好扩大开放总体战的决定》中，把扩大开放上升到振兴贵州的战略高度，摆到全省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上。开放带动战略的主要着力点：一是按照“以南下为重点的全方位开放”战略，着力抓好南下出海通道建设，积极发展与我国港澳台地区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及合作，走向世界市场，同时抓紧抓好北上入江通道建设，加强与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发带的经济联系，在全方位开放中形成南北两翼齐飞。二是加快贵阳市建设现代化内陆开放城市的步伐，进而抓好包括贵阳、遵义、安顺在内的黔中产业带建设，办好开发区，发挥对全省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三是有计划地抓紧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法规及配套政策建设和涉外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投资环境，适应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要，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有序推进。

1996年以后，贵州加大了开放力度，广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当年7月，省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团在香港成功地举办了“96贵州（香港）投资贸易洽谈会”，共签约96个项目，总金额达16.2亿美元；1997年5月，在贵阳成功地举办了“97贵州招商旅游年暨贵阳机场通航庆典活动”；1998年8月，举办了“98贵州民族风情旅游年活动”；1999年9月，举办了“99贵州民营企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共签各类经济技术合作项目96项，协议投资金额23.16亿元。

到1999年，已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到贵州投资，正式注册的“三资企业”发展到1052家。外商投资领域已扩展到工业、农业、交通、通讯、房地产、社会服务等领域。1999年，全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5.47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3.57亿美元，进口总额1.9亿美元。由于大力推行外经贸市场多元化战略，与贵州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到99个。全省出口商品由过去的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工矿产品为主，主要有粮油、食品、土产、畜产、茶叶、五金、矿产、化工、纺织、丝绸、医药、保健、冶金、有色金属、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烟草、包装、电子、技术等20个大类。省际经济技术合作更加广泛活跃，与沿海地区的交往更趋密切。

十、西部大开发时期（2000—2011年）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1999年11月召开的中共贵州省八届四次全会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作为重要议题。随后，制定了《贵州迎接西部大开发近期工作方案》，对西部大开发中的近期工作作了相应部署。贵州围绕国家确定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组织有关部门围绕建设西南及华南地区交通枢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强生态建设、加快旅游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教育科技事业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全面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等重大问题，分门别类地进行了15个专题的调研。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2月提出了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框架。2000年3月，贵州开展了“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干”的大讨论。同年5月，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我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要围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教育科技的发展等，抓紧准备和实施一批对全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力争有更多项目列入国家的投资计划。到2001年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步良好，各项战略重点全面展开，已相继建成贵新、贵毕、凯麻高等级公路，建成通车株六复线，内昆铁路贵州段、水柏铁路提前铺通，盘西铁路电气化和贵阳铁路枢纽改造工程进展顺利，铜仁大兴机场通航。清镇至黄果树和三穗至凯里高速公路、渝怀铁路贵州段、兴义和黎平机场等重点项目开工。兴建了一批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形成了覆盖全省的通信网络。建设了一批“西电东送”电源点和输电线工程。盘西电厂四、五号机组已经投产；洪家渡（3×18万千瓦）、引子渡（3×12万千瓦）、乌江渡扩机增容（59万千瓦）、索风营（3×20万千瓦）以及黔北电厂（4×30万千瓦）、安顺电厂二期（2×30万千瓦）、纳雍电厂（4×30万千瓦）、贵阳电厂脱硫改造（1×20万千瓦）等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取得重要进展。农田水利和生态建设取得新进展，退耕还林还草扎实推进，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农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优质粮食和特色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烤烟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质量提高。畜牧养殖业和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冶金、电子、化工、有色、煤炭等行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第三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各级各类教育蓬勃发展，“两基”攻坚全面铺开，科技工作得到加强。

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通过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改革投融资体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实行土地使用和矿产资源优惠政策；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拓宽外来投资渠道；加大科技、教育支持力度，吸引和用好人才等措施，贵州省对外开放突飞猛进，实现了“三个率先，四个突破”。

“三个率先”，即：一是2001年初就在全国率先开展投资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活动年，进而以好的环境、好的项目、好的方式大规模吸引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二是继集中整治投资环境之后，运用世界银行改善投资环境项目研究成果，率先在全国开展投资环境考核评价工作，坚持用硬措施治理软环境。省招商引资局与省统计局、企调队、省直目标办连续5年对全省（市、州、地）和省直单位投资环境进行考核评价，引起新华社《国内清样》和有关媒体的关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商务部及福建、湖北、四川、山西、青海、云南、广西等15个省（区、市）来索取资料和考察学习，20多家新闻媒体进行跟踪报道。三是率先在全国出台了《贵州省外来投资者权益保障条例》，让外来企业尤其是外来投资者知道、了解、掌握《条例》，对损害投资环境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坚决予以追究。

“四个突破”，即：全省招商到位资金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省对外开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2003年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2005年突破200亿元大关；2007年突破400亿元大关；2008年以抓招商项目落实年为主线，全面推进招商引资和对外经济协作工作，全年引进国外（境外）省外到位资金突破预期目标480亿元人民币，达到51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3%，取得新进展。8年内实现四次大的突破式跨越。200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贵州省招商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工作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机构撤并的状况，坚持热情招商、科学选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奋力攻坚，全省招商引资及对外经济合作工作取得了新进展。2009年，贵州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企业）35个，利用外资12247万美元，同比增长1.2%，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8027万美元。招商引资合同资金360.71亿元，实际到位资金187.56亿元，“走出去”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自2001年以来，全省招商引资规模、质量和效益同步提高，超过改革开放20年的总和，引进了一批国内和世界500强企业，结束了贵州省没有世界500强企业进驻的历史。这一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是，与发达省（区、市）相比，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贵州省地处内陆地区，仍然欠开发欠发达，区位优势并不突出，硬件环境的改善和产业配套设施也还有一个渐进过程。从总体上看，贵州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利用外资规模偏小，投资环境仍有待优化。

2010年12月17日，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意见》，要求各地各单位紧紧围绕“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推进追比进位、创先创优；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扩大规模与提高水平相结合，按照“上争、外引、内聚”的思路，抢抓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央企业发展扩张等重大战略机遇，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紧紧围绕“转变作风、提高效率、服务基层”的主题，以推动作风、环境、项目“三个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坚持不懈地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破除一切束缚招商引资和扩大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千方百计扩大投资规模和经济总量，努力实现三次产业加快提速、协调发展。

2010年，贵州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促进开发和发展，改革开放取得新成效。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任务基本完成，省属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制工作基本结束，国有资产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省属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基本完成。财税、价格、投融资、行政审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等改革深入推进。监狱体制改革全面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基本完成。文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加快推进。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成效明显，努力扩大对外开放。2010年12月，贵州与中央企业投资发展恳谈会，共有47个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达2929亿元，一批中央企业与贵州“联姻”，合作项目涉及矿产品深加工、制造业、电力、交通运输等多个行业，成为贵州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商引资行动。2011年4月，广东经贸代表团携1313亿元“大单”再度入黔，拟定了购售和输送电能、粤黔人力资源合作框架等合作协议。“十一五”时期，引进省外到位资金2914亿元，是“十五”时期的5.1倍。此期，贵州积极参与泛珠区域和东盟各方经济合作，在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上，共签约总投资达126.53亿元的投资项目。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出台了《关于加强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意见》《关于加快产业园区发展的意见》和《贵州省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引资的考核及奖惩办法（暂行）》。抢抓中央企业加速资本扩张机遇，引进央企投资项目47个，总投资2900亿元，一大批引进项目落地，建设顺利。2010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2.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0%；引进省外到位资金900亿元，比上年增长24%。与深圳、宁波、青岛、大连、苏州等对口帮扶城市的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合作领域更加广泛，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加快推进遵义市广东工业园区和黔东南洛贯产业园区等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园区建设，积极推进与东部省（区、市）共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工作。着力优化出口结构，加快出口创新基地和加工贸易基地建设。全省进出口总额31.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

2011年5月4—7日，“贵州·香港投资贸易活动周”在香港举行，双方签署50个投资项目，总价值约133亿美元，涉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这是贵州迄今为止在香港乃至中国内地以外地区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在媒体推介会上再次强调：“对相对封闭的贵州来讲，开放带来的活力，在一定意义上将比改革带来的活力还要大。只有彻底打开山门，放宽视野和胸襟，勇于、善于参与国内外经济大循环，借梯登高，借船出海，才能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强劲的活力和动力。”

根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全省共有外商投资企业2000户，投资总额482783.81万美元，注册资本284301.25万美元，外方认缴218168.16万美元。投资总额5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24户，投资总额1000万—5000万美元的企业74户。成功举办了2011生态文明贵阳会议、首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2011中国·贵阳投资贸易洽谈会和全国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展大会，组织了香港招商等活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三个建设年”“四帮四促”等活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审计监督和行政监察，省直机关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分别减少59%、52%和27.4%，投资环境得到优化，亲商、爱商、安商、敬商的氛围正在形成。2011年引进省外到位资金2500亿元，增长152%，开放的力度、开放的效果前所未有。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2011年，贵州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多元投资主体，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在投融资、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等方面推进配套改革，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毕节试验区改革以及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社会资本投资空间放宽，民营经济发展领域进一步扩大。2011年，非公有经济实现增加值达到2104亿元，比上年增长28.5%，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提高到36.9%；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6.5%，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3.9个百分点；全省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达9.46万户、75.5万户，同比分别增长21.6%、16.7%；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215.86万人，同比增加47万人。

与此同时，一方面，转变工作作风，改善发展环境。2011年，贵州深入开展“创先争优”“三个建设年”“四帮四促”等活动，有效促进了作风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发展环境的改善。坚持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基本方向，加快建立和完善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招投标机制，为省内外企业创造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省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亲商、爱商、安商、敬商的氛围正在加快形成。另一方面，扩大开放，借助外力加快发展。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对外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2011中国·贵阳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贵州投资贸易活动周和全国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展大会。全年引进省外到位资金2500亿元，增长1.5倍，实际利用外资7.17亿美元，增长1.1倍；民间投资2400亿元，增长62%。深化与珠三角、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和与中央企业、民营企业、香港企业的合作，积极推动企业参与国际国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开展境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推动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无水港”和出口基地建设，完善口岸大通关合作机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十一、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发展时期（国发［2012］2号文件出台以后）

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针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主要从三个方面指出贵州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一是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体制机制。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把改革开放作为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强大动力，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完善黔川渝区域协作机制，深化与成渝经济区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轻工、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推进渝黔能源基地建设。积极参与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建设，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统筹攀西—六盘水经济区规划建设，强化资源集约开发和循环利用。促进滇黔桂粤西江流域航运、能源、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泛珠三角地区合作，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和领域，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承接产业转移，打造东西合作示范基地。三是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地区等平台，积极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贵安新区建设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形成以航空航天为代表的特色装备制造业基地、重要的资源深加工基地、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鼓励在土地、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和国外优惠贷款。在有条件的市（州）设立海关，支持条件成熟的地区设立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建立加工贸易承接基地。拓展对外贸易市场，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支持国家级出口基地和输港澳鲜活产品出口基地建设。积极开展境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服务外包等，鼓励具备援外资格企业积极参与援外工程项目及其他经援项目竞标。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不断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推进改革开放，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国发［2012］2号文件批准贵州省开展的30项试点示范和矿产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省直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并与部门脱钩、省直管县试点等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有序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建立，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得到巩固完善，12个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全面启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稳步推进，教育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科研院所转企改制步伐加快，省直文化系统经营性事业单位转制任务全面完成。农村改革不断深化，新增农村土地流转面积50万亩，林权改革加快推进，全省第五轮农村改革试验启动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省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市（州）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顺利推进。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土地和劣质农用地开发利用试点取得积极进展。亚铝业、黔桂发电厂、贵州电网公司已签署电力直接交易协议。积极开展13个县的省级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5个县的省级新型工业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5个镇的省级“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工作，14个城镇列入第三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城镇。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启动实施遵义、毕节中小企业信用体系试验区和兴仁等4个县农村信用体系试点。贵州银行挂牌营运，兴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入驻贵州，加快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21家村镇银行开业，成立了贵州省创业投资基金，茅台集团、盘江集团财务公司获准筹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贵州·香港投资贸易活动周等大型招商活动。与珠三角、长三角和成渝等区域和黔渝、黔桂、黔湘等省际合作得到加强。贵阳综合保税区工作取得新进展。2012年引进省外到位资金3857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0.46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9.5%和55.4%。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0%，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

2012年，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完成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和省属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制，建立了省、市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矿产资源配置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全面实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顺利推进。“引金入黔”成效显著，地方金融机构建设取得新进展。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全面完成，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取得新进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毕节、安顺试验区改革取得新成效。毕节、铜仁撤地设市。开放步伐明显加快，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区域合作跃上新台阶，举办了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生态文明贵阳会议、贵州·香港投资贸易活动周等重要活动。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获落地签证权，建立国家级、省级外贸基地12个。

与此同时，对内对外开放的贵州活力四射，商机无限，优化投资环境力促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高。开放的贵州充满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在贵州开发建设中竞相迸发；奋进的贵州商机无限，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在贵州得到充分涌流。以2010年3月28日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为里程碑，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力度大、效果好的政策措施，以实施“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为主要抓手，按照“简、优、限”要求营造“亲商、爱商、安商、敬商”的投资环境，民营经济发展一年一个大台阶，实现了大发展、大提高，为全省经济总量实现5年翻一番的目标发挥“扛大梁”“挑重担”的重要作用。2010—2012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从1607.9亿元增至2700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从35%增至40%；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从1510亿元增至3400亿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47.1%；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从7.8万户、64.7万户增至14.4万户、89.9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注册资本从1861.7亿元增至3791.7亿元。同时，民营经济在带动就业、税收贡献、科技创新、品牌建设等方面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10年以来，各市（州）、省直部门和单位均出台了贯彻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贵州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和工作方案，按照“简、优、限”要求，切实简化程序、优化流程、限时办理，加强调控，下放权力，拓展民营经济发展领域，全力打造和培育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土壤、气候和环境，充分激发了民营经济发展活力。随着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和改善，民间投资创业热情高涨，贵州正成为民营企业竞相发展的投资热土。2011年12月，全国工商联十届五次执委会议和全国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展大会在贵阳举行，贵州与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共签约项目1094个，总投资达14282亿元，民营企业踊跃投资贵州园区建设项目、工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服务业项目。民间资本已广泛进入交通、水利、能源、金融、教育、卫生、旅游、文化、体育、保障性住房、土地整治等领域，成为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建设的主力军。2012年，全省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400亿元，增长67%，分别比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全国民间投资、西部民间投资增速高12.7、42、39个百分点。对民营经济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换来的是民营企业对贵州的关注和青睐。2007年，云南力帆骏马车辆有限公司投资毕节组建力帆骏马振兴车辆有限公司，2011年9月，投资33亿元实施的二期技改工程竣工投产，从而形成年产重卡、中卡、轻卡31万辆，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2万个的贵州力帆时骏振兴集团。同时，还有40多家汽车零配件配套企业跟随力帆落户贵州。力帆时骏项目，厂房面积44万平方米，各种设备重达近万吨，从破土动工到建成投产，只用了14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展大会上，著名企业家、力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明善热情洋溢地称赞贵州说：“贵州的党委、政府对民营经济有一种特殊的支持，我们打心眼里说，贵州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宝地，贵州大有希望。天时优、地利好，剩下的就是人和了，民营企业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吃苦耐劳、创新创造，用好当今的天时、用好贵州的地利，我们就一定会在这里得到意想不到的大发展。”近年来，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间商会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引导全国民营企业家在中西部结构调整中寻找商机，在极具后发优势和发展潜力的贵州投资兴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高度评价说：“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省改革创新、锐意奋进，已经站在了加速发展、加快转型的历史新起点，对全国民营企业来说，投资西部、投资贵州适逢其时，前景广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贵州加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所在。以改革开放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加力、开路，使贵州成为民间资本汇集、民营企业投资创业的热土，以民营经济大发展促进全省经济大发展。2013年，将全面完成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任务，确保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3400亿元，力争完成民间投资5000亿元。预计未来5年，民营经济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提高到55%。

十二、贵州六百年对内对外开放的历史启示

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强和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消除市场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引导产业有序转移。”贵州省“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统筹推进不同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共建黔中、参与泛珠，建立健全黔中经济区领导、协调、合作机制，协调解决各种利益关系和重大问题。”经济一体化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和大市场理论，为贵州对内对外开放的保障机制建立带来启示。这些经济理论，为贵州对内对外开放保障机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1.用科学发展观引领对内对外开放的保障机制

一是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二是运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建立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三是健全市场机制，着力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场分割，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人口有序流动机制和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四是健全合作机制，按照“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多种形式的区域产业经济协作，技术和人才合作，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区域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和中介机构的作用，鼓励区域产业合作方式创新。五是健全互助机制，创新帮扶方式，加大技术援助和人才援助的力度，将外生援助转化为内生机制。

2.建立对内对外开放拉动经济增长着力点的保障机制

一是全方位拓展与泛珠三角及周边省（区、市）的合作，加强与香港、澳门在加工制造业、特色现代农业、贸易、人才培训、服务业、物流业等领域的合作，争取台商在黔扩大投资规模。二是鼓励支持企业创新机制、联合协作，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年度境外营业收入在3000万美元以上和年度境外经营收入占总销售收入10%以上的企业给予重点扶持。三是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水电、公路、水利、矿产资源开采加工等行业企业以带资承包、EPC（工程总承包）、B0T（建设—经营—转让）、BOD（建设—经营—拥有）等方式到境外承揽工程和开展技术咨询服务，争取国家将更多的对外援助项目交由贵州企业实施。四是加强与中央、外省（区、市）企业合作，通过联合投标的方式壮大贵州“走出去”企业的实力。五是积极拓展外派劳务市场，在有关职业学校建立外派劳务培训基地，进一步扩大外派劳务规模。诚如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考察贵州时指出的：“利用贵州近海、近边的条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改善开放环境，加大开发力度，努力实现借力发展。”

3.建立用“硬”措施打造投资“软”环境的长效保障机制

第一，坚持环境立省战略，把改善投资环境作为吸引外来投资的基础工作来抓。在继续完善建设交通、信息网络、供电供水等硬件设施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和改善外商投资的软环境。认真落实关于“环境立省”的战略举措，坚持把改善各地投资环境作为吸引外来投资最关键的基础工作来抓，大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信用环境、服务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不断提高贵州吸引利用外来投资的环境竞争力。以抓好督促整改工作为主线，把集中考评与日常监测督促整改结合起来，建立长效机制，不断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使外来投资者引得进，留得住，能发展。按照贵州省外来投资者权益保障《条例》和外商投诉处理的规定，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依法协调和办理外商投诉案件，做到件件有结果、事事有回音，切实保护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坚持对内对外开放项目跟踪落实，切实提高招商引资项目资金到位率。对内对外开放部门派出督查组到全省各地狠抓项目落实，指导、帮助、督促重点项目落实工作。省、市（州、地）、县三级对内对外开放部门都要建立重点项目落实责任制：建立对内对外开放项目台账，明确项目跟踪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报省对内对外开放部门备案，以便加强督促和检查；将投资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落实进展情况及时报送省对内对外开放部门，以便提请省级有关部门帮助协调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从而确保重点项目在贵州各地顺利落地和组织实施。

第三，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科学选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生态文明是一种绿色文明，是在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同时，加快转变生产模式和行为模式，走一条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科学选商，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不能让那种不符合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要求的对内对外开放项目入驻贵州，在对内对外开放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法规，严把项目入口关；在项目筛选论证、推介发布、对接洽谈、审批服务、协调推进等环节，注重环境友好、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因素，注意谢绝发达地区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方向的投资项目进入贵州。

第四，坚持做好对内对外开放项目前期工作，用好项目来招商引资。做好项目统筹筛选论证和集中发布工作，把基本建设项目、技改项目、产业化项目、现代物流项目以及旅游文化产业化项目进行充分整合，分级建立和完善对内对外开放项目库，集中统一对外发布，用好项目吸引外来投资；对内对外开放部门每年统一印制发布，或通过省人民政府对内对外开放信息网向国内外客商推介；充分发挥各级对内对外开放信息网对外来投资引导服务的功能，进一步提高对内对外开放项目推介的针对性、权威性、时效性；根据工作需要，切实加强对内对外开放项目信息的动态管理，认真做好网络维护，及时更新网上信息，不断丰富网上内容，积极推动网上招商，树立贵州对内对外开放信息网站的对外开放窗口形象。

第五，积极参与以泛珠三角为重点的区域产业经济合作，推动贵州与重庆两江新区、黔渝经济圈和对口帮扶城市经济合作。抢抓贵广快速大通道建设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与泛珠三角的经济合作，做好充分准备，积极由省组团参加泛珠三角经贸合作洽谈会，并力争取得好成果；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推动贵州与重庆两江新区、黔渝经济圈的经济合作，认真落实贵州与重庆、广西签署的区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进与西南毗邻地区的区域产业经济合作。密切关注发展走向，主动做好与各方的协调和沟通，努力促进经济合作向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抓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机遇，逐步建立和拓展国（境）外对内对外开放平台，进一步巩固对口帮扶城市经济合作及香港、澳门经贸投资合作关系，建立更加紧密的投资经贸合作关系，充分利用港澳平台，拓展贵州对内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第六，坚持发挥中心城市、经济强县、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载体作用，积极吸引外来投资。进一步下放权限，理顺工业园区管理体制，制定工业园区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加快推进工业园区的建设。发挥工业园区吸引外来投资的综合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形成各具特色的专业化产业基地，带动全省的产业升级。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体制创新等措施，鼓励探索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积极支持中心城镇的建设，完善城镇配套服务功能和产业配套功能，努力营造文明高尚、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亲商安商的社会氛围，创造良好的生活创业环境。支持中心城镇根据自身的区位特征、产业特点和优势资源，选准对内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和产业，大力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发挥中心城镇的集聚、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

第七，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积极搭建对内对外开放平台。继续坚持主动出击，积极“走出去”与发达地区和国（境）外开展对内对外开放交流，利用“两种资源”和“两类市场”，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进一步推动贵州与发达地区的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本着“以我为主、注重实效、有财力支撑”的原则，有选择地参加国家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主办的对内对外开放及经贸洽谈活动，广泛宣传推介贵州的比较优势、投资环境、优惠政策措施、优势产业和重点对内对外开放项目，多渠道引进国内外优强企业入黔投资兴业。

4.扩大投资领域，鼓励多种形式合资合作的保障机制

一是抓住加速发展的新机遇，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面梳理国家原有的关于西部大开发、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和发展新能源等各方面政策，真正把国家政策用足用好，积极争取中央的支持，形成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和项目来源。

二是突出重点，完善方案，着力破除资金瓶颈。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改革与试验的关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既要突出重点、完善方案，又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做到“稳中求进，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又好又快”。

三是抓住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加快发展的机遇，做好对口扶贫，争取中央和有关方面的支持，加大对本地区相关部门和产业的投入和发展。

四是抓住中央关于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机遇，争取扶贫优惠政策，加大攻坚力度，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五是抓住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产业调整和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煤、电、钢铁、铝材等重要生产资料供不应求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协调的必然反映，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换资金促发展，加快煤、电、铝生产的投入和发展。

六是抓住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速度将进一步提高的机遇，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和质量。

七是放宽市场准入，打破一切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封锁，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外，所有领域一律向境内外投资者开放。

八是要立足于比较优势，求产业之真，务项目之实。对优势产业和优势资源进行梳理，根据对贵州支柱产业的定位，着力引进大项目，引导和鼓励境内外资本投身重点优势产业。鼓励外来投资者对交通、能源、农业、水利、市政、环保、生态等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加快推进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新型商业、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鼓励外商与中方合作进行矿产风险勘查，共同开发优势资源。

九是鼓励外来投资者以收购、兼并、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除国家明文限定的行业外，外来投资者均可控股或独资经营，不受股权比例的限制。

5.建立统一对外运转高效统筹协调对内对外开放的保障机制

建立统一对外运转高效统筹协调对内对外开放的保障机制和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协调的管理体制的对策措施：

一是统筹协调对内对外开放和对内对外开放工作的有关事宜。成立对内对外开放和开放工作领导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对内对外开放部门。

二是学习借鉴云南、四川等省的经验，在合并内外招商引资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对内对外开放管理服务体系，明确和强化对内对外开放部门统筹协调全省投资促进工作的职能。

三是做好内外资引进工作的统一规划和统一部署，统一协调推进。涉外部门和综合经济部门各有侧重，协调配合，上下联动，形成推进对内对外开放及对内对外开放的整体合力。

四是建立和完善外来投资“一站式”“一条龙”服务体系。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政务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提倡“阳光工程”，提高办事效率，树立良好服务形象。

五是着力推进机制创新，把解决对内对外开放的现实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起来，针对现有体制和工作机制中不适应的地方，加大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力度，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对内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体制机制保障。

六是推进机制创新，建立改善贵州投资环境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七是建立对内对外开放项目前期工作及资源力量整合机制，有效提高全省对内对外开放项目前期工作水平，用好项目吸引外来投资。

八是建立和深化“9+2”泛珠合作和对口帮扶城市经济合作机制，促进对内对外开放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展。

九是建立对内对外开放联席会议制度，着力解决重点对内对外开放项目落户的后续跟踪服务，支持做强做大。

十是建立外商投诉受理机制，确保外商投诉有门、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维护和保障等。

6.创新对内对外开放方式，拓宽渠道，建设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保障机制

一是不断总结经验，大胆探索，求真务实，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对内对外开放机制。着力提高经济协作项目的合同履约率、资金到位率。大力推广企业并购、项目融资、证券融资、特许经营和风险投资等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外来投资企业在境内外发行债券、股票上市融资。积极支持办好现有外来投资企业，推动以商招商。

二是积极推动以优势产业、优势行业为主要特色的专题招商、产业链组团式招商。各级各部门各行业都要立足自身优势，进一步整合资源、突出重点，积极举办有针对性的招商和经济协作引资活动，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以公路交通、能源、水利、环保、市政公用设施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农业、林业、旅游、教育文化等产业项目。

三是本着讲求实效、量力而行的原则，精心打造对内对外开放平台和载体。在认真总结过去举办大型活动经验的基础上，争取1—2年单独举办或与国家有关部委或其他省（区、市）共同举办一次以投资促进为主要特色，同时集商贸、旅游、文化为一体的大型对内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会展活动，促进对内对外开放；对于一些地方已经办出特色的活动，进一步提高档次和水平；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参加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大型投资促进和对内对外开放洽谈活动，如厦洽会、昆交会、深圳高交会等，力争参加活动取得实效。

四是突出重点领域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周边省（区、市）的对内对外开放。积极参与泛珠三角的对内对外开放，抓住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机遇，积极应对、深入研究，扩大与港澳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契机，鼓励企业开拓东盟市场。

五是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对内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驻外办事处在对内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各种涉外机构、贸促会、侨联、工商联、商会等组织的重要作用。

7.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和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经费投入的保障机制

第一，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坚持科学选商，重点引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招商项目。

第二，深刻认识建设生态文明对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重大意义，正确把握建设生态文明的努力方向。坚持科学选商，就是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不能让那种不符合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要求的对内对外开放项目进入贵州。在对内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法规，严把对内对外开放项目“入口关”。

第三，在项目筛选论证、推介发布、对接洽谈、审批服务、协调推进等环节，必须注重环境友好、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等重要因素，注意谢绝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方向的投资项目进入贵州。

第四，根据对内对外开放的需要，切实加强对内对外开放项目信息的动态管理，认真做好网络维护，及时更新网上信息，不断丰富网上内容，积极推动网上招商。

第五，加大项目前期工作的投入，建立项目前期工作专项资金，用于项目筛选、论证、评审、储备和对外发布推介等工作。

第六，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网对外来投资引导服务的功能，提高项目推介的针对性、权威性、时效性。切实加强项目信息的动态管理，认真做好网络维护更新，及时更新网上信息，不断丰富网上内容，积极推动网上招商。

8.发挥开发区和中心城镇吸引外来投资的载体、示范作用的保障机制

第一，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大力发展园区经济。立足民用航空航天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积极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第二，利用快速铁路、高速公路过境有利条件，规划建设大进大出物流园区。

第三，抓好园区规划、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对内对外开放和项目建设，增强园区产业聚集和辐射能力。每个县（区、市）至少建一个园区，通过围绕延长产业链创造和制造项目。

第四，狠抓聚集区建设。继续采取以州、县共建的方式，在重点培育1—3个每年销售收入各超100亿元的工业聚集区的基础上，选择有条件的聚集区采取东西合作等方式主动与发达地区对接，朝着保税区和内陆加工区方向重点建设。

第五，加快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引进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入园发展。

9.加强对外宣传推介，塑造对内对外开放形象的保障机制

一是整合力量，突出重点，建立统一对外、高效灵活的外宣工作机制，提高外宣工作效应。充分利用一切宣传媒体和手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有目的、有步骤、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外宣工作。重点宣传贵州的比较优势、投资环境、优惠政策措施、优势产业和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二是为进一步提高知名度，树立开放形象，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投资者参观考察、投资兴业、共谋发展，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在泛珠江三角洲以及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四个对口帮扶城市、香港及东南亚、北美、欧盟等举办宣传推介和区域协作活动。

三是充分发挥外事侨务部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友好互访，巩固和促进贵州与国外地方政府、民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提高贵州的知名度，增强对外来投资者和旅游者的吸引力。

四是切实加强教育和引导，增强全民开放意识，牢固树立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个个都为对内对外开放扩大开放服务的理念，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招商、支持招商、参与招商、投身开放的良好氛围。

五是宣传多彩的家园。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贵州的美丽与神奇。

六是宣传丰富的自然资源。贵州独特的环境条件，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七是宣传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和投资环境，推进对内对外开放，促进开发和发展。

10.坚持政府强力推动和积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保障机制

第一，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要立足于中国，放眼世界，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对形势作出全面而正确的判断。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深入研究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及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和发展的新趋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新的实践。

第二，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不断研究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善于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有益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增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和主动性。

第三，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各类不同利益关系，克服各种困难，应对各种风险。学会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来处理对内对外开放中的矛盾。

第四，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增强法律观念，把依法执政纳入依法治国轨道之中，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自觉按照市场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

第五，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统筹兼顾，围绕同一个目标，形成合力，做好对内对外开放工作。

第六，发挥企业在对内对外开放中的主体作用。企业要亲自联系重大企业、重大项目和重要客商，亲自参与重大项目的洽谈和引进。

11.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和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机制

第一，紧紧抓住发达国家和国内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黔中经济区”建设步伐，培育并建成一两个产业承接示范园区，引进优质资本和先进技术，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发展壮大一批装备制造企业。

第二，大力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挥贵州在劳动力、土地以及水电煤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吸引更多加工贸易企业向贵州转移。

第三，大力发展物流、商贸、旅游、文化等产业，积极承接纺织、服装、家电、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步伐。

第四，结合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12.实施人才发展战略，提供对内对外开放的人才保障机制

一是加强对内对外开放和开放型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用好省内人才，重视引进国内外人才资源，吸引更多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来贵州创业发展，培养和造就一批能适应全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需要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二是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及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

三是组织人事部门建立和实施东西部人才交流计划，加大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境外和著名高校培训的力度，并选派干部到中央有关部委、大企业和东部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同时，争取中央有关部委、大企业和发达地区的年轻干部来贵州挂职锻炼。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广东视察时明确指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近年来，贵州开放力度加大，不断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拓展。就贵州来讲，开阔视野、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更是向着同步小康扬帆远航的战略目标。事实证明，开放的程度，决定发展的速度；视野的宽广，决定发展的格局。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贵州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于开放的优势、发展的优势，引来资金活水、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人才，把开放作为引爆发展正能量的导线。开放，肩负着贵州后发赶超的历史重任；开放，承载着贵州同步小康的辉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