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的贵州治盐之道-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盐对于不产盐的贵州来说至关重要，晚清政局之下的盐荒影响着黔民日常生计和社会稳定。黔人丁宝桢督川期间，尤为重视家乡盐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盐政，稳定川盐入黔，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保证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对贵州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贵州自古不产盐，黔民所需盐除了黎平、古州两府邻近广西可购盐之外，“其余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阵、大定、遵义各府州，元明以来均食川盐。镇远、思州、铜仁三府，原食淮盐，到清乾隆中叶，也改食川盐。销黔川盐，最初由川北各场和川南各场分别配运，后因川北各场产不敷销，所有运黔川盐，概由犍富二厂供应”。康雍以降，贵州盐政实行专商引岸运销制度，这项政策始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户部颁发盐引，确定专商运销。清雍正九年（1731年），四川巡抚宪德全面制定了专商场岸运销方案，其原则是：计口授盐，招商领引办运，分场定岸定额销售。自此以后，专商引岸运销定为盐政制度。贵州所引之盐尤以永、仁、涪、綦四岸为重。晚清内外忧患的政局影响了川盐入黔和盐业的正常发展，严重影响了黔民的日常生活，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黔人丁宝桢督川期间，尤为重视家乡盐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盐政。下面，我们将具体追溯丁宝桢在此时期内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他整顿贵州盐政对发展贵州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丁宝桢与晚清贵州盐荒

丁宝桢（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今）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迁往平远州进修。清咸丰三年（1853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土。清同治六年（1867年）抚鲁；清光绪二年（1876年）督川。平生素有爱国爱乡之志，曾以诛杀骄纵不法的大太监安德海名震朝野。督川期间，四川的川盐专商引岸运销制度已趋于瓦解，原因在于财政不支、州县勒索、官员腐败等多方面因素。四川总督徐泽醇即已指出：“川省盐务之弊，甲于各省，不惟吏胥暗中侵蚀，即各处关隘设立官员，明为稽察，暗则私放，只知自饱囊橐，私盐则贪贿纵放，引盐复多勒索陋规，其间种种名目，不一而足。”

黔盐的主要来源地是四川，乾嘉之前，川黔盐商不断往来于两省，“运榷黔滇，运樯万艘，出没于穷濆定渘之内”。加上咸丰以降贵州苗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边商相继歇业，淡出川黔盐业走廊，出现了川盐滞销，“以致引积滞至八万七千张，截积欠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余两”。与此同时，粤商乘机走私盐巴，恶意抬高物价，贵州府县几乎家家设置关卡收税，盐价陡升，边商破业，“商民疲困月深……遂各歇业不前，黔省盐务中势已绝”。

二、丁氏盐政四对策

1.黔地盐务官运

黔人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川黔的商贸及盐业冲击下社会的稳定，他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奏请光绪帝“先行筹办黔边盐务改由官运商销，酌以章程，并请指拨各款”。丁宝桢建议采取川盐官运制度，改变康雍以降的专商引岸运销制度，以整顿盐务、打击走私商和稳定物价，“黔省办公经费有着，亦不至动形掣肘”。

2.疏浚河道

为保证盐贸畅通，丁宝桢下令疏浚河道，便利商贸交通。“窃查川盐入黔，河分四岸转运，一由纳溪泝至永宁小河，二百余里，为永岸运黔要道；一由合江泝至贵州茅台村小河，五百余里，为仁岸运黔要道；一由江津江口泝至贵州松坎小河，六百余里，为期綦岸运黔要道；一由涪陵泝至贵州龚滩小河，八百余里，为涪岸运黔要道。此四小河发源滇、黔，分流川江，皆窄狭崩崖，激湍乱石，节节有滩。自去年开办官运以来，盐船经过，每至险处，触石即漏，必须提载加纤，万分艰难，非议修淘难期畅利。现据绅首商民等公察，自愿集资捐款，因势利导，酌加修治，以利舟楫，惮可畅行，盐船无虞失事，而沿河穷民更可以工代贩，于边地商民大有裨益。俟此工告竣，如果经费有余，可妥设岁修河道及四岸陆行险路，以便行旅，而期久远。”

3.打击走私商，稳定盐价

清光绪三年（1877年）十二月，举办黔边岸官运时，同时将境连黔边的叙永、永宁、泸州、纳溪、合江、江津、秦江、南川、涪州、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州县计引，并归官运，以杜计商私贩入黔。规定各地关卡“概不准分厘重征，需索留难”“粤盐频年滞销，税课缺额，正在招商设法整顿。行盐之际，引地实为饷课攸关”。丁宝桢使贵州巡抚林肇元和广西巡抚庆裕交涉，划清粤商销售范围，避免商人间的恶性竞争，促进了商业的贸易稳定。

4.改革盐法

丁宝桢从旧有盐法改革上下手，奏请朝廷改革：“今欲重整盐岸，非设局试办官运不可为力，欲办官运，非扫除从前积弊亦不能见效。该司道酌拟章程十五条，大要以官运商销，力裁浮费，疏通引岸，以及禁止一切私索为扼要之图。所议极为周详，果能认真举行，则黔岸自可渐复，边引不致积欠，裕课便民，莫善于此。”丁宝桢还筹拟章程十五条：“曰裁减浮费，曰清厘积引，曰酌核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岸，曰引归局配，曰展限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黔厘，曰实给船价，曰删减引底，曰添置办票，曰酌留津贴，曰酌给奖叙。”这些建议获得了朝廷的认可，予以实施。

三、丁氏盐政之影响

丁宝桢的政策使得贵州盐业整顿收到良效。打击了走私商，促进了航运业发展，边岸贸易复兴。丁宝桢指出：“贵州抚臣通饬局卡，凡遇行黔盐厘，一律免收，其报部关税，悉照部则上纳，不许重征。并严禁各地方官设局私派，以通商路，乃为有济。且以目前形势而论，川省户稠人众，黔省土旷人稀，但使边盐畅行，黔中人民逐渐复业，口岸引地不下数十万，而移家就食，置买田地，招来开垦，相因而至。残破之区或可藉此转为富庶，于黔省大有裨益。”商人积极性增加，“所有商人从前一切无名使费，悉以删裁，而口岸又为划清，销路不相搀杂，其自买盐以至销盐，凡以前厂侵欺之弊，行运沉溺之险，船户偷漏之苦，私枭抢劫之害，全行扫除，商人无丝毫受累，而每引一张，该商坐获二十余两之利。”丁氏盐政促进了贵州的经济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

清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自开办官运以来，至十一月底时，盐运业就已初见成效，达到了“成本渐敷”的目的。“按黔边额引一万零七百七十道，近边计引三千八百六十三道，共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三道。截至清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底，已行销一万零八百三十四道，仅剩引三千七百九十余道。其销售量蔚为可观，殊属少见。据确切计算，整个官运行销不足半年，而销售额却占了全年的四分之三，除成本五十万两不计外”“实已收税羡截厘各款银三十八万有奇”，较之以往销引已属加倍。沿途衰败的城镇也随商机逐步复兴、繁荣起来，为一向捉襟见肘的贵州财政添入活水，减轻了国家和民众的压力。

河道的疏浚使得陆运距离缩短，航运能力和安全系数提高，也减轻了纤夫和背工的劳动压力，提高了人力效率，促进了交通和商贸的发展，清廷顽固派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丁宝桢的功绩。丁宝桢创办“该局有益课税，似尚可凭，滇黔引岸之悬，现在甫经著有成效，未可遽行更改名等语。既著丁宝桢得官运局销售事宜悉心区画，慎始图终。封疆大吏整顿地方公事，固不可动于浮言，亦不可操之过急，务令裕课恤商便民，均无窒碍，方办不负责任。”

丁宝桢无愧是晚清时代清廉有为的官员，正如时人刘愚认为，丁宝桢是“四川数十百年第一位好总督，累犯众怒而独持正议，三年于兹矣，愚与丁公无一面，非私涣也。实痛夫公忠体国，力除识弊；任劳任怨如丁公者，而不见谅于天下，恐伤志士之心，短英雄之气；且使庸懦者流贫位固宠，大饱私囊，致地方败坏，吏治不振，犹得以保全善名以去。”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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