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区域自治-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413年3月3日，明成祖朱棣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后作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决定：将原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个行省的边远毗邻地区划出，建立全国第十三个行省，从此贵州与全国其他行省一样平起平坐。兹事，是中国历史的天空中贵州雄起的重要里程碑。伴随贵州建省至今的民族区域自治，或类式民族区域制度，随着时空的斗转星移越来越臻完善，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辛亥革命之前的贵州“类式民族区域自治”有力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

所谓“类式民族区域自治”，指的是在封建帝王大一统下，聚居区各少数民族自行处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封建帝王，各省、州、县统治者按照各聚居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寨规寨习进行统治，在保证封建帝王对各级地方政权绝对控制的前提下，派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官员与各少数民族首领基本平等、互助、团结，共同处理当地经济社会事务；各民族聚居地遇外敌入侵时，与国家和民族高度统一，捍卫国家意志，维护共同民族——中华民族的尊严，对外来侵略者给予拼死抗击。从1413年3月3日贵州建省，至1949年贵州解放530余年间，在这样的类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贵州整个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大发展。

虽然贵州建省中期的改土归流触动了贵州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当时的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利益，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却从此逐步摆脱了被首领任意生杀剥夺、经济上残酷压榨等比其他地区多出数倍的黑暗与野蛮统治。

未建省前，贵州各少数民族生活在刀耕火种、食不果腹的恶劣生活环境下。建省后，明王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贵州驻军数十万，如何解决大军所需粮食是一个难题。当时贵州地瘠民贫，运输又难于上青天，没有办法，明朝军队才在贵州掀起了军队自食其力的军屯制，从湖广购买了大批耕牛，在贵州各地普遍屯田，形成了贵州宏大规模的首次开发模式，占贵州土地面积50%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百姓在军屯士兵的模范带动示范下，广泛使用了牛耕和先进农具，进而推动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

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到贵州旅游考察时，在黄果树瀑布、花溪等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看到了贵州民间已广泛使用牛耕。另外，明末贵州的农作物品种充分证明，贵州各地少数民族已经种植了大麦、小麦、红稻、糯稻等。许瓒《滇行纪程》记载：“贵州各属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酒亦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

尽管清初期吴三桂裹胁贵州各少数民族参与其举兵叛清，但康熙在坚决镇压吴三桂等中坚反叛者的同时，对被吴三桂裹胁反叛的贵州少数民族兵将则实行宽大处理政策，这给贵州境内各少数民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他们挣脱吴三桂魔爪、归附中央政权的决心，为雍正年间清王朝在贵州大地上推行“改土归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诚然，清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对贵州全省强制实行了改土归流，设置了府、州、县，但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内的“类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仍在照例实行，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贵州境内的苗、布依、侗、彝、水等少数民族土司、酋长也分别授予指挥使、安抚使、宣慰使等官职。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度，进行改土归流，既达到了当时清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又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基础，给贵州各少数民族提供了一个和谐安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条件，使贵州广大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首先，贵州的改土归流宣布原土司世袭领地的田地归清政府所有，称为“皇家土地”，承认头人、土司自买土地的私有权，废除头人、土司世袭领地，将其世袭的部分领地以赐地的名义分给头人、土司。清政府在贵州土地上高扬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旗帜，为土地合法自由流转，维护土地合理抢购竞争保驾护航，为贵州封建地主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取代世袭头人、土司狭隘“井田”经济创造了“旺茂市场”。第二，由于改土归流后解除了贵州境内各地关卡屏障，打破了少数民族不入汉人境地、汉人不入少数民族境地的“真空”隔离状态，贵州境内少数民族和汉族互相往来走动，互通有无，汉族人源源不断地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水利设施等农业科学技术，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清高宗实录》记载，贵州苗地，如“南笼、都匀、思州、铜仁四府，安南、翁安、湄潭、天柱、铜仁、毕节、绥阳七县，乾隆三十年（1765年）分垦额内外田五百六十七顷有奇”。第三，由于改土归流后取消了进入各少数民族地区务须向头人、土司送礼纳贡的陈规陋习，汉族手工业者纷纷涌入少数民族地区，经营金、银、铜、石、木、泥水等手工业，当地少数民族也向汉族手工业者学习手工操作工艺技术，大大促进了生产发展。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贵州的水陆运输和商业相应地发展起来。贵州在改土归流前，头人、土司盘踞其地，人为地设置各种关卡，改土归流后，各种关卡畅通如流。贵州有东流入湘的清水江，南流入桂的红水河、南盘江、北盘江和都柳江。在这些处于自然状态、滩多水急的河流上，艺高人胆大的贵州苗族、布依族船夫与各路商人赶赴湖广市盐、布、粮、货，水陆交通的畅通促进了商业发展。贵州商品运输到云、川、湖广、闽多省，许多城市成为贸易云集之“窝”，黔西北的毕节、黔南的独山、黔西南的兴仁、黔北的遵义、黔东的思南等集镇成为当时贵州省内较大的市集。

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改土归流前，贵州少数民族与汉族互不走动往来，处于“真空”隔离状态；改土归流后，少数民族与汉人相互融合，有事你来我往，相好的异族青年男女在国家政策允许下，冲破了上千年以来少数民族中存在的绝不能与汉人通婚的禁令，结为连理。由此，各民族交往更为密切，和睦相处，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汉族的文化礼仪互相水乳交融，大大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生活。自1413年至辛亥革命前贵州走出的“三状元、一探花”“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其中就不乏贵州各少数民族人物。总之，贵州建省至辛亥革命之前的近500年中，明清王朝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推行的“类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带动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

二、国民党统治时期“类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推动贵州经济的发展状况

自贵州改土归流后，贵州经济社会逐步得到了繁荣，“贵州名片品牌”开始走向了世界五大洲，贵州各民族人士开始关注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未及1个月，即11月3日，地处偏僻山区的贵州各族人民继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之后，打响了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统治的第一枪，并随即趁势建立了代表民主共和的新型政府——大汉贵州军政府，在贵州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贵州的类式民族区域自治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发扬和光大，这进一步加快了贵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向近代社会的转变。

1911年11月3日晚，贵州民主革命先行者张百麟、周素园、黄泽霖等率领以贵州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团体，联合贵州陆军小学、新军、卫队等军事力量，在贵阳举行了武装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起义。清王朝贵州巡抚沈瑜庆，在起义部队向城内开进而其无力抗击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向起义部队交出政权。第二天早上，起义部队占领各官署，贵州宣告独立，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发布了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公订约法，取消了2000多年来封建政权对贵州各族人民的残酷压迫，使民主共和理念逐步深入贵州各民族之中，为贵州的民主政治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推翻了统治贵州的封建地方政权，冲击了清王朝及其地方政权闭关自守的藩篱，贵州经济得以扩大发展。如《开阳县志稿·工业》记载，双流镇农民伍芬照，每年能生产洋芋10万斤左右，县中称为“洋芋大王”，其丰收经验是选用良种，收获季节适宜。他还将洋芋加工成粉，每500斤洋芋可提取干粉100斤，初值洋钱8元，后涨至25元，而当地洋芋每百斤反3元，利益较厚，粉渣还能喂猪，产品远销省内的贵阳、安顺、独山及广西省等地。双流镇附近10里以内之地，经营此业的农民较多，开阳县每年输出洋芋粉40万斤以上。又如，由于外国油漆以桐油作主要原料，辛亥革命后，贵州的桐油销路日渐扩大。当时，美国和欧洲各国对桐油的需求量剧增，使其价格高涨，每百斤可卖50银元，这就刺激了贵州各民族农民生产桐油的积极性。辛亥革命后至今，贵州86个县均种有桐子树，并且贵州桐油年产量均保持全国前五位。据贵州史志记载，1912年，贵州桐油产量高达30万担，居全国第一位，因而在贵州产生了以台拱县（今台江）“兴利公司”，邛水（今三穗）“协兴洞桐公司”，镇远“兴利垦植公司”为首的桐油生产资本家和各县经营桐油的商业地主，使贵州桐油产业生产经营向资本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又再如，兴义烟叶生产加工销售至本省各地和云南，贵定的烟叶和“云雾茶”的生产销售，遵义老蒲场的张吉宣、罗广场的张三养蚕资本家的出现，黔北竹业和酿酒业、黔东南木材业、威宁火肘、独山盐酸等的生产和经营，冲出了本省市场，有力地推动了贵州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为贵州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打开了贵州民主共和思想和新文化生活的闸门。如满清军队入关后，强令国中男子的头发要梳成长辫，垂于脑后，违抗者轻则打、重则罚。贵州辛亥革命先驱者之一的平刚，因为把辫子剪掉，就受到满清政府贵州地方当局凶狠责打手心四十的惩罚。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大汉贵州军政府选派人员到各县接收满清政权后，按照大汉贵州军政府公约之男子一律剪发的规定，未及2个月，省内男子均自愿把长辫剪掉，促进了既方便又卫生的现代男性头饰的推广和流行。

贵州辛亥革命前，妇女一般从小就要缠足，对这种既痛苦又摧残妇女健康的事，贵州广大妇女深受其害。在男人娶媳妇首先要看是否是小脚才予顺利迎娶的陈规陋习的影响下，广大妇女被迫包裹缠小脚。贵州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先驱之一的贵州光懿女学的校长白铁肩（女），首先倡议组织“天足会”推动天足运动，当时的达德、复旦、贞静、蕴贞、育英、崇德等贵阳女校的师生都纷纷迅速响应，各县的女学生也迅速起来带头响应，从而带动了贵州广大妇女冲破了陈旧的缠足陋习，创造了贵州妇女缠足现象一去永不复返的喜人景象。

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前，各地进步人士为了开民智而兴办学校。由于没有校址，无奈只能寻找寺庙祠堂作为校址，而社会上迷信之风盛行，会首和住持都不愿让祠堂作为校址，往往涉讼，而影响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后，这类官司基本上是学校取得胜利，从而使各地兴办学校、教化智灵得到了广泛推进。

贵州辛亥革命前重男轻女，女子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于是贵州革命党人提倡男女平权，重视女子教育。当时贵州妇女界以白铁肩、黄烈诚、谭弗侠等为首的妇女精英，怀着“从教育入手，争取妇女解放，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志，不仅倡导了“天足”运动，带头破除迷信等，还捐资修建了第一个贵州女子学校——贵州光懿女子小学。截至1910年，这所小学的学生发展至百余人。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读书识字逐渐成为社会上普遍的现象。

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在贵州推行了“类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贵州各民族人民心系国家、敢为人先，在1915年、1916年的护国运动中，贵州各民族人士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行为。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抗战中，当时全省人口不足千万，贵州67万各民族优秀儿女毅然决然穿着草鞋、身背简陋装备踏出贵州，奔赴救国杀敌的战场，在台儿庄、忻口战役，在南京、武汉、长沙保卫战，在滇缅的诸次战役中，以他们的血肉之躯与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抗击装备精良、凶残强悍的侵华日军。用贵州草鞋兵抗战的精神，为贵州各民族的不怕流血牺牲、敢拼敢干凝聚精神意志，书写了贵州各民族参加抗战的不朽历史。1945年9月9日，来自贵州兴义县的“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呈递的投降书。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开启了贵州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1949年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贵州广大人民翻身作了贵州真正的主人。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我们党领导下召开的全国各族各届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政府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事业”。由此，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由当地主体民族任地方行政主体长官，在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下充分行使政治、经济、文化等行政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51年10月30日，贵州贵筑县建立了高坡苗族自治区。在选举的自治区区长杨济民（苗族）的领导下，执行了民族自治政策，完成了当地的土地改革，各民族相互学习，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后来杨济民总结民族区域自治的好处时常说：“我们少数民族实现了真正的当家做主，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肯定会一年胜过一年……”1956年7月贵州成立了由原炉山、雷山、台江、丹寨、镇远、剑河、黄平、施秉、三穗、岑巩、天柱、锦屏、麻江、黎平、榕江、从江共16个县组成的黔东南自治州。当时该州人口196万余人，其中苗族、侗族人口占65%，汉族占32%，其他民族占3%。自治州人大代表265名，苗族、侗族代表165名，占62%；汉族代表76名，占29%；其他民族代表24名，占9%。在这个合理并符合客观实际的各层代表中，选出州委员27名，苗族、侗族委员有18人，占66.67%；汉族7人，占25.92%，其他少数民族2人，占7.41%。选出了苗族州长王德安、侗族副州长梁旺贵、苗族副州长吴朝明、汉族副州长刘学民、苗族副州长王耀伦、侗族副州长杨富和。

与此同时，1956年8月，成立了由都匀、独山、平塘、三都、荔波、长顺、安龙、册亨、望谟、贞丰、紫云、镇宁12个县，加上原来的罗甸布依族自治县、惠水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共14个县组成的黔南自治州，该自治州有188万余人口，其中布依族、苗族占45%，汉族占47.5%，其他民族占7.48%。这个州的人大代表中，布依族、苗族代表占46%，汉族占45%，其他民族占9%。州人民委员会27位委员中，布依族、苗族占56%，汉族占30%，其他民族占14%。选出了布依族州长韦茂文、苗族副州长吴德祥、布依族副州长罗秉楫、汉族副州长李占稳、布依族副州长杨彬奎、苗族副州长吴锡良、布依族副州长班风泉、水族副州长陆庆美。从当选的州长中可以看出，体现了以联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体，同时又照顾了其他民族的精神。按此精神，1982年5月，全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贵州解放至今，充分按照“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这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规的指导，按照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40%以上的地区建立自治州，少数民族聚居人口占当地人口40%以上的县建立自治县，少数民族聚居人口占当地人口30%以上的乡建立少数民族乡的原则，在全省各地均建立起了少数民族自治州和非少数民族自治州、县以下的少数民族乡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助推下，贵州各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农业生产连年增收，中共贵州省委领导全省广大人民，特别是聚居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充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础上，实行了全省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全省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49年，粮食总产量仅296.55万吨，据典型调查，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48.3元。而195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44.65万吨，比1949年增长16.2%，每年平均增长5.1%，农业人口人均占有粮食250千克，比1949年增加22千克。到“一五”计划完成时，与经济恢复时相比，全省耕地面积增加309万亩，增长10.9%，农业生产总值达16.25亿元，增长49.9%，每年平均增长8.4%，农民人均产值107元，增加28.3元，粮食总产量达到535.6万吨，增长55.4%，每年平均增长9.2%，农民人均占有粮食353.5千克，增加103千克，基本解决了全省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工业用粮的需要。

（2）工业建设欣欣向荣。新中国成立前，贵州省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省只有200多家小工厂和一些手工作坊，全省工业总产值仅1.66亿元，按当年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只有11.72元。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贵州省委主要对原有工业企业实行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一五”时期，在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进行改造的同时，着重发展了冶金、电力、煤炭、建材等基础工业和食品工业。1950—1952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487万元，占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18.2%。“一五”时期，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为7590万元，占全省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2.5%。到1957年底，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5.92亿元，比1950年增长2.3倍，每年平均增长18.7%。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4846元，比1952年增长1.1倍。

（3）交通运输蒸蒸日上。新中国成立前，贵州交通运输事业极为落后。新中国成立时，为数很少的铁路运输和民用航空已经中断，全省的公路和内河航道技术标准都很低，通车和通航里程都很有限；70%的县城和广大农村不通公路，运输全靠人背马驮。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根据国家需要，将黔桂线都匀至金城江段的路轨拆移去支援其他铁路的建设。“一五”年计划开始实行以后，1956年动工修复了黔桂线金城江至都匀段，同时动工修建了黔桂线都匀至贵阳段。公路运输方面：1949年底，贵州实际通车公路里程仅有1950千米，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公路发展迅速，不到半年就抢修通了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了的5条主要公路干线。加上兴建的公路，全省公路通车里程1952年底达4027千米，1957年底达5932千米。内河航运：新中国成立前，全省内河航道处于自然状态，没有机运船航道，运输工具是木船和木帆船。新中国成立后，在乌江先后打通了三大断航险滩，改变了分段通航的历史状况。

（4）邮电通讯突飞猛进。1949年，全省只有邮局86处，代办所356处，长顺、望谟、从江、台江、雷山、册亨6个县没有邮局。全省仅有电信局、所37处，有45个县城没有电信服务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恢复时期至“一五”计划完成时，全省所有县都设置了邮政局，并逐步在一些县推行了电信业务。

（5）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贵州省委着力改变旧的文化自发组织形式，在当时的81个县建立县文化馆，负责开展各个县的文化工作。经济恢复至“一五”期间，中共贵州省委根据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1951年10月1日创办了《贵州农民报》，1951年6月由贵阳人民广播电台改名而来的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出本省的新闻节目。1951年，中共贵州省委在遵义创办了全省第一个公共图书馆，随后又建立了黔东南自治州和都匀、安顺、贵定等14个图书馆。

教育事业。1949年底，接管的学校仅有小学494所，在校学生59009人，盲哑、聋哑学校2所，只有少量在校学生；中等学校81所，学生11984人（不完全统计）；大学3所，学生1747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着重对原有学校进行改造和调整，根据“暂维现状，逐步改革”的方针，先后接管了一批公立和私立学校，随即进行了初步的改造。1953—1957年，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使全省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对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并于1951年和1954年先后成立了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农学院。经过几年努力，全省各级各类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7年，全省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发展到3642人，为1949年的2.1倍；中等专业学校（含中师，下同）在校学生11800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62300人，为1949年的5.2倍；小学在校学生1541151人，为1949年的26.1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53.7%，比1952年增长26.5%；幼儿园在园幼儿11427人，为1950年的10倍。民族教育从无到有，到1957年，全省已建立民族学院1所，民族师范3所，民族中学14所，民族小学804所；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包括普通中学中的少数民族学生）共357914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2.1%。成人教育（当时称工农业余教育）发展也较快，1957年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在校学生达到1012716人。

全省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全省县及县以下地方无专门卫生管理机构，行政工作由县政府民政科兼管，环境卫生为警察局负责。新中国成立后，全省各县均成立卫生科，正式管理各县卫生行政工作。到1957年全省各县均建有县级医院1个，防疫队1个，保健所1个，县以下的每个区均建立了1个卫生院，切实解决了全省特别是边远地区各族人民的就医问题，为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6）新时期贵州的发展和主要成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占贵州总人口39%的49个少数民族，在更加有力有利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指导下，与贵州汉族人民挽起臂膀，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和西部大开发的纵深拓展，使贵州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第一，农业生产稳定增长。1984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61.58亿元，比1978年增长63.4%，每年平均增加8.5%，超过了合作化时期的增长速度。1984年粮食总产量757.8万吨，比1978年增长17.8%，每年平均增长2.8%。特别是最近5年，2012年底，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4753元，年均分别增长11.9%和14.9%。全省各族农民生活一年胜过一年。

第二，工业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984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73.35亿元，比1949年增长48.5倍，每年平均增长11.8%（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1976年增长2.2倍，每年平均增长15.7%；比1980年增长62.1%，每年平均增长12.8%，高于全国同期每年平均增长9%的水平。在最近5年，全省工业强力推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254亿元，年均增长16%。

第三，交通运输取得重大突破。铁路运输方面。1984年底，全省境内铁路干线、支线正线总长达1467.7千米，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8.9倍。贵阳铁路分局固定资产达26.3亿元。到2012年底，全省铁路电气化改造全部完成，贵阳至广州、长沙、昆明客运专线和贵阳至重庆快速铁路、织毕铁路开工建设，新增铁路100多千米，在建1400多千米。公路运输方面。列入国家统计的公路1980年底为27367千米，1984年底为27872千米（其中等级公路占24.1%），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13.3倍。到1984年底，全省所有的县、区，83%的乡（镇）、50.8%的村都通了公路。到2012年底，全省公路里程达到16万千米，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2600多千米，在建高速公路2500多千米。60个县实现高速公路连结，与周边省份的高速公路通道基本贯通，县县通高速公路项目全部开工。行政村基本通公路，乡镇基本通油路或水泥路。内河航运。现乌江、赤水河中下游可通百吨级以上机动船，直入长江，且机动船基本上是省内思南、赤水两家造船厂自行设计制造的。民用航空。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民航于1956年10月在清镇机场复航，每周两班，飞贵阳—重庆。1958年10月开始兴建贵阳磊庄机场后，航班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修建了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2012年底，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升级为4E级，二期扩建工程基本完成；贵州新建、扩建一批支线机场，进出港人次翻番。

第四，邮电通讯进入“信息高速公路”时代。1984年，全省电信业务量完成2333.4万元，其中计费业务量完成2230.6万元，分别比1949年增加56.7倍和58.2倍。已通电话的乡镇有3836个，占乡镇总数的98%；已通电话的行政村有4694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18.3%。2012年，全省所有乡镇和行政村全部电话畅通，移动、联通、电信通讯覆盖全省每一个角落，电脑、互联网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

第五，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兴未艾。一是文化教育事业。全省66个县、7个自治县、4个特区、5个市辖区均建立起了各自特色的县级图书馆，并在其所属区镇普遍建立了1个基层文化站。1984年，全省教育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初级小学，很多区有了高中，县城有一两所完全中学，高等学校有工、农、医、师等专门院校及财经学院、民族学院、综合大学，各地区都有师范专科学校。到2012年底，全省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如日中天。全省教育“两基”通过国检验收，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7.64年，人才总量达到224.7万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推进，文化产业和文艺创作生产不断繁荣，“多彩贵州”品牌知名度日益提升。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贵州省成功承办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省运动员连续两届奥运会获得金牌。二是卫生事业。1984年同1950年相比，全省卫生机构由84个增加到6673个，增长78.4倍。行政村标准化卫生室和政府办基层医院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地氟病等地方性疾病得到有效防控。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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