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思”地区“改土设流”的偶然性-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600年前，发生在“两思”地区的“撤司建府”“改土设流”，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不仅使“两思”地区，而且使贵州以至整个西南地区逐步从野蛮、愚昧的社会形态转入文明、开化的发展历程，逐步从封闭、落后的社会时代进入了一个开放、开发、不断进步的历史时期。由此，开启了整个贵州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然而有人认为，明永乐时期撤思州、思南宣慰司，废除田氏土司政权，派来流官，建思南、铜仁等八府，是明太祖朱元璋着意控制大西南蓄谋已久的必然结果。

在土司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虽然代表了封建社会历史变革的一种必然趋势，但它发生在明永乐年间的“两思”地区，并由此而首开“改土归流”的先河，却完全是出于偶然。也即是说，明永乐年间废除“两思”田氏土司政权，建立思南、铜仁等八府，并在此时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并非是封建社会当时历史变革的必然趋势。

在朱元璋定国前后，曾力主以武力征服诸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割据势力，以收拾疆土，扩大统治范围，结束割据势力的鼎立之势。但其矛头所指，是与其争夺天下的割据势力。对于主动归附的各地土司，非但无意革除，而且竭力安抚，推行“怀柔”“德政”，力图“以静治之”，以求边疆的安宁和稳定。因此，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贵州一带的土司均已归顺于他，称帝以后继续维持土司制度，却是他安邦治国求之不得的重要政治谋略。哪有可能在争疆夺土的政治敌人还未彻底解决、自己的政权还立足未稳之时，就来解决已经归顺于他的不同社会集团呢？再说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目的也十分清楚，那只是为了提防元朝残余势力所控制的云南等地，并非针对贵州一带的土司体系及其制度。所有这些事实，只要翻开《明实录》均可得以充分而明确的证实。

因此可以说，明王朝定国之初，政治矛头所指，一是元王朝的残余势力，二是与之一起造反起家进而演变为争疆夺土的敌对势力。相反，对地方土司则四处“遣使诏谕”，极尽安抚，使之“效顺朝廷”。正如朱元璋对傅友德等良将所说“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四二），即是说朱元璋对土司地区的治理策略，不是用武力来威慑土司而使其不敢背叛，而是要以德政来感化他们而使其不愿背叛。由此可见，明初建立和维护其一统天下的治边政策，是羁縻土司，不是废除土司！

就从明永乐时期废除“两思”田氏土司政权这一事件本身的过程来看，也以其铁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明永乐皇帝最初解决“两思”矛盾的本意，仍是尽可能地加以调和，力求息事宁人。就是到了“两思”已经势不两立，朝廷出面干预也无大效的情况下，仍一味地迁就。可最后为何又下决心废除“两思”田氏土司政权呢？其根源却在“两思”田氏自身的矛盾“屡禁不止”，甚至于不仅仅是“禁而不止”，而且还密谋反叛。最后，是在朝廷被逼得没法制止的情况下，才痛下决心予以“革除”。用句通俗的说法，即是“两思”田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其真实情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思州、思南两宣慰司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元末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时任镇远同知的田茂安（田氏23世，即21世田谨贤之后的二房孙），因不服侄子田仁厚袭位统治和管辖，便割地献大夏明玉珍政权，建思南宣慰司，致使思州一分为二。此事，令时任田氏首领、思州军民宣抚使田仁厚十分恼怒。据《黔南田氏宗谱》记载：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即田茂安出卖思州的第三年，田仁厚统兵攻破思南署治龙泉，杀死田茂安的两个儿子（田仁政、田仁美），并挖其祖坟，令田茂安本人也气绝身亡。田茂安三子田仁智袭思南道宣慰使职后，为报家仇，与田仁厚也一直仇杀不止。可以说，自思南从思州分割出来那一天起，“两思”田氏便结下了刻骨仇恨，成了一对不共戴天的冤家。其间，不仅田仁厚与田茂安、田仁智两代仇杀；而且田仁厚之子田弘政即位后，也“与思南宣慰使（田仁智、田弘义两代）历年仇杀不绝”；田弘政之子田琛即位后，也与思南宣慰使田弘义、田大雅、田宗鼎祖孙三代相继仇杀。此前差不多每次厮杀中，两家都向朝廷“叠为奏疏”，结果朝廷均“尚未结理”。单从“叠为奏疏，尚未结理”来看，说明明王朝坚持的正是“以夷治夷，自理其政”策略，根本不想插手边疆民族内部的事。正如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洪武九年（1376年）觐见朱元璋时，朱元璋对其所说：“汝归抚之，使得各安其生，则汝可以长享富贵”（《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对于边远地区各氏族酋长、各方土司等，只要归附，便可“各安其生”，这便是当时明王朝的基本治边方略。因此，对凡已归顺的土司，并非事事过问和干涉。非得朝廷出面的纠纷，也多是调解或抚慰，一般不会轻易实行武力征讨。

即便在永乐时期，田琛与田宗鼎把“两思”矛盾推到了白热化程度，朝廷也一直是在克制、调解、忍耐、迁就。这点从田氏自己的“谱牒”记载和官方记的“实录”，均可看出来：

其一，田宗鼎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袭思南宣慰职”，该人“凶狠淫虐，生杀任情”。最初，与其副使黄禧结怨，“互有奏讦”。是时朝廷虽然憎恶田宗鼎，然而以田氏世守其地，便“曲意保全而改黄禧为辰州知府”。

其二，思州宣慰使田琛与田宗鼎矛盾激化后，勾结黄禧一道图谋田宗鼎，把矛盾推向极点（其间，田琛自称“天王”，黄禧为大将，两者联兵攻打思南。当田宗鼎逃跑后，田琛则将田宗鼎之弟杀害，并将其祖坟撬开戮其母尸，并“掠其人畜赀财，所过残害其民”）。当田宗鼎诉诸朝廷，朝廷“屡敕田琛、黄禧赴阙自辨，皆拒命不至”。按照封建专制统治的司法制度，“抗旨”就应治罪、杀头，然朝廷却网开一面。

其三，田琛、黄禧接到圣旨不但“拒命不至”，反倒认为其罪“不为朝廷所容，遂有逆谋”，暗地策划反叛对策。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依然还是先派工部侍郎蒋廷赞为行人（掌传旨、册封、抚谕等事）“前往召之”。即不是派武将去擒拿，而是派文官去传旨、规劝。只是在“招抚”无果后，才遣镇远侯顾成以兵压境，将田琛就地擒拿，与黄禧相继押送京师。

其四，田琛被解往京师后，其妻冉氏却在家里召集台罗等寨蛮人苗普亮等作乱。是时，朝廷竟然还遣回田琛前往招抚，“因得免死”。同时，念及田宗鼎“穷蹙自归得未减”，也令其回思南恢复原职。

其五，田宗鼎对朝廷的“宽恩”不屑一顾，“奏言：必得报怨家，以绝祸根”。是时，朝廷思忖：田宗鼎平素横恣凶恶，而今仍幸免于祸，却“犹不自惩，而欲逞忿”，倘若放回，“民将有不胜其害者，遂留之京师，月给俸禄”。可谓朝廷对处理田琛、田宗鼎是慎之又慎，做到了仁至义尽。应当说，在这种情况下仍把田宗鼎“留之京师，月给俸禄”养起来，绝非是偏袒或惧怕，完全是出于维护国家既定的治边政策，保留土司制度，以稳定明王朝的边疆。

其六，在朝廷如此宽恩之下，田宗鼎仍不依不饶，蛮横地“妄出诽言”，纠缠朝廷非杀田琛、黄禧而不罢休的情况下，朝廷才下决心治罪。认为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乃今为土人之害”。田琛“悖逆不道，构扇旁州，妄开边衅，屠戮善良，抗拒朝命”；田宗鼎“尤为凶骜”，竟还“缢杀亲母，渎乱人伦”。二人均“罪不可宥”。于是，永乐皇帝才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1413年3月3日）谕旨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议思南、思州撤司建府，改土设流。同时，明确对原“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司，宜加意绥抚……原设长官司及差税，悉仍旧”（见《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从侧面反映了明王朝对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视。

如果不是“两思”田氏那么“屡禁不止”，不思悔改，朝廷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推行“改土设流”。当然，这原本也不是朝廷的主张。也可断言：“两思”田氏同样也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

当然，能够顺利实现“撤司建府，改土设流”，而且基本是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震动（查史料，在这件事上，仅仅是田琛之妻冉氏联络台罗等寨蛮人苗普亮等作乱），也有其成熟的社会条件及其历史背景。明太祖朱元璋定国不久，即在贵州宣慰司城内设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并相继设置了24个卫，2个直隶所，强化了对这里的军事掌控。同时，这一带的通信、交通已有较大改观，原有的驿道均作了重新修整、开拓，增设驿站、递铺，加筑各司、府、州、县道路建设；军屯、民屯、商屯遍布各地，经济发展逐步加快；科技、文化传播加大，逐渐“比同中州”，等等。到了朱棣统治时代，明王朝的根基已经稳固，统治势力日益强大，其社会经济文化也日益兴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两思”田氏土司首先跳出来抗衡朝廷，执意与朝廷示强，并一再违拗朝廷的“宽恩”而顽固到底，怎能不促使朝廷首开“改土设流”先河呢？所以，明永乐年间的“改土设流”，从其所引发的事件本身来说是出于偶然，但偶然中也带有其注定的结果。这也就是田琛、田宗鼎低估形势的可怜、可悲之处。

历史正是这样，一旦有了开头，往往就会顺势发展开来。如果没有撤“两思”建“八府”的开头，恐怕就不会有后来正统三年（1438年）因石各野反流官而撤治古、答意长官司；弘治七年（1494年）因土司张鹤龄被苗民夺印（执政无能）而废思印江长官司长官；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李永授虐政殃民而撤铜仁长官司，随后撤水德江长官司，以及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定播州，天启初年（1621年）的平定永宁，等等。可以说，从明永乐年间至清雍正年间全面推行改土归流以前，朝廷对土司地区的态度一直都很强硬，无论是谋反，还是执政无能，以至死后无嗣，一概都按“两思”地区的做法——改土设流，不断扩大流官政权。同时也为清雍正年间的全面“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增添了决心。这便是“两思”地区撤司建府、改土设流直接带来的“破茧”效应，由此改变了封建王朝的治边策略，不仅在贵州，而且在整个西南地区变千百年来的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最终完成历代封建统治者梦寐以求的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自然结束了西南地区土司林立、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赢得国家的政治统一，同时为多民族的团结共处，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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