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与北京大学-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翻开中国近代史的画卷，血迹斑斑，令人心酸。在西方列强鹰瞵虎视、瓜分豆剖下，中国国势颓弱，朝不保夕。为了救敝起衰，重振国势，不少志士仁人逆风而起，担负起救亡的重任，企图通过改革来改变国家长期积弱的状况。然而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灭。随着外侮日深，清王朝的统治难以为继，维新变法思潮风起云涌，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教育改革上，由此京师大学堂应运而生，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大幕……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王朝陆海军双双败北，宣判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次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更加迫在眉睫。这一连串的惊人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广大士人更是血脉贲张，义愤填膺。面对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瓜分豆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康有为、梁启超趁着入京应试之机，联合18省的1300余名举人，于五月一日上书清廷，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要求。

“公车上书”代表了中国士人要求改革、救敝起衰的强烈愿望，攸关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士人们的爱国热忱引起了刑部侍郎李端棻的密切关注。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李端棻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十分忧虑。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因素：①李端棻身处清王朝江河日下、大变局的艰难时期，面对政治腐败、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他始终恪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以天下为己任；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高倡“通经致用”“更法”“改图”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李端棻的思想有所触动；③洋务运动前后，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等人的维新思想书籍，在士人中广为传播，引起了李端棻的深切思考；④李端棻与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有着特殊的关系。李端棻既是梁启超的座师（明清举人、进士称本科主考为座师），又是其妻兄。婚后梁启超与妻子一直寄居在李端棻家中，因此，梁启超后来有“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之说。可以说这10年是李、梁最光辉的10年。两人朝夕相处，相互砥砺，议西学、论维新，彼此都从对方身上得到不少教益。李端棻的学识人格，为政清廉的作风及开明的思想，令梁启超十分钦服；而梁启超出众的才华及敢为天下先的人格魅力，给李端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梁启超在教育方面的看法，他那“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精辟观念，完全与李端棻的看法不谋而合。自此李端棻豁然开朗，改革教育的想法渐趋成熟，从而为其后的《请推广学校折》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其自觉去了解西学、投身维新变法，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而梁启超呢，这10年正是其参加“公车上书”、筹办《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及积极参与“百日维新”的人生最闪光的10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向清廷上《请推广学校折》。在这个奏折中，李端棻力陈推广学校的重要性。他这么写道：“奏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甚为迫切），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臣闻国于天地，必有与言立。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也。去岁军事（甲午战争）既定，皇上顺穷变通达之义。将新庶政，乃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抉用……”接着李端棻全面系统地阐释、规划了未来中国教育的全景。其核心“一经五纬”，可说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主纲。

所谓“一经“，即以设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为主干。换言之，那就是以儒童、秀才、举人及京官为教育对象，对他们进行为期三年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则根据各地区学生的文化水平制定相应的课程和教材，如“府州县课程诵《四书》《通鉴》《小学》等书，辅之以各国语言文字及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物理）之平易者；而省学课程诵经史子集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对于京师大学堂，课程与省学大致相同，“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由此可见，李端棻在“一经”中，建议朝廷在全国推广学校，普及教育，以培养时用人才。

其“五纬”的重要内容是：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开译书局，广立报纸，派遣游历西洋者，以此扩大“西学”的传播，让中国士人改变观念，从而跟上西方的步伐。

光绪帝对这个奏折非常重视，随即诏谕总理衙门议行。经过商议，总理衙门于是年六月初三日上奏光绪帝，充分肯定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奏请“饬下各省责令实力奉行，以期得收实效”。至于京师建立大学堂，虽有阻力，但在光绪帝的催促下，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不敢怠慢，赶紧筹办。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八日（1898年8月24日），京师大学堂终于开办起来。

《请推广学校折》是经政府采纳而付诸实施的，其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宣告了新式教育的开始，敲响了封建教育的丧钟。几年后，中国终于“废科举，兴学堂”，结束了自隋唐以来经历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为“少年中国”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的传播起到“清道夫”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李端棻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永载史册。

1898年的戊戌变法，李端棻是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和政策的制定者，身为礼部尚书的李端棻，是光绪帝信赖的几个大臣之一。虽然这场变法最终失败，但李端棻在变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广大士人要求维新变法、挽救危亡的代表，那么李端棻代表的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改革派。历史证明，任何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若没有上层改革派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亦将无所建树。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梁启超流亡日本，康有为逃往香港，杨深秀、康有溥及军机四卿被捕惨死，李端棻因“滥保匪人”而革职查办，流放新疆。

在新疆的3年中，李端棻没有为人生的际遇而气馁沮丧、怨天尤人，相反他处之泰然，将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官位之失、住居之简陋及衣食之粗劣，完全置之度外，而时时关心国事。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随即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在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李端棻痛心疾首，更加痛感“国威之坠落、国权之凌夷”，然而自己远戍新疆，形同囚犯，只能祈祝国运昌隆而已！

1901年，李端棻遇赦返乡，虽经历磨难，而心志愈坚，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愈加凶猛，李端棻反复思考，意识到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培养一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和民主理念的新人，为国家和民族输送有用人才，同时为桑梓尽力。次年，李端棻受聘主讲贵阳经世学堂。他用讲台作为宣传的阵地，极力向学生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他专题讲授“卢梭论”与“培根论”，大讲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向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发动了一次次猛攻。可以说，年逾七十的李端棻，这时在贵州充当了“民主先驱”的角色，他的言论、思想犹如一股股春风，给沉闷闭塞的贵阳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因此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端仇视。有一次，一位学生把卢梭比作孔孟，得到李端棻的赞赏，并被列为第一位。这下可闹出了乱子，顿时贵阳城舆论大哗，守旧派伺机而起，大肆攻击李端棻，其中有一首诽谤诗这么写道：

恐吓威胁始终吓不倒李端棻，他仍高举着民主自由之大旗，继续为着启迪民智、培养贵州新青年而昂首前进。

1907年，李端棻寄信给远在日本的梁启超，信中有“昔人称有三岁而翁，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君子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之句，表达了自己老当益壮，志在报国的年轻心态。是年十月，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中国新式教育的倡导者，贵州民主先驱的伟人突然与世长辞，为自己的最后一个10年划上了句号。

然而，李端棻生前“教育救国”的遗愿并没有就此消亡。民国建立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易名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成为国立文理科大学。1917年1月，蔡元培任校长，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学校管理体制、科系设置、师资队伍进行整顿和革新，设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分文、理、法三科。1919年废门改系，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文、史学、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经济、政治、法律等14个系，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在蔡元培校长的领导下，该校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提倡白话文，使之成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心发祥地。时人认为北大是多种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享有极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地位。1920年，北大正式招收女学生，开我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例。之后，北大在反动统治及日寇的入侵中历经艰难，一度被奉系军阀并入京师大学校。在抗日战争中，该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恢复北大，胡适任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再现生机。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北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祖国的文化复兴、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北大的校友和教师有近400名两院院士，中国人文社科界有影响的人士相当多出自北大，并且产生了一批重大的研究成果……

如今的中国，繁荣富强，步入了世界强国之列，而北大以它的学术地位蜚声国际，成为世界青年向往的求知之所。若李端棻地下有知，将欣慰无憾，含笑九泉！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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