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贵州发展“渐比中州”-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在贵州开发史上，明朝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主要标志是与中原接轨，按照“中原模式”开发。明清两代，交通条件起了较大变化，不但有驿道与全国相通，赤水河、乌江、阳河、清水江、都柳江、北盘江及红水河的航运发展起来，而且省城与府、厅、州、县的道路也不断开通，打开“山门”，渐成开放态势，为人口流动、物资交流、技术引进创造了必要和先决条件。在“地广人稀”“不患无地而患无人”的情况下，“移民就宽乡”成为开发贵州的主要措施。更重要的是，大批移民来自经济发达地区，以人为载体把长期积累、广泛交融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带进贵州，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进行开发。

随着“中原式”开发的扩大，贵州与内地的差距逐渐缩小，无论是农业、手工业、矿业及商业贸易都有了显著进步。但贵州采用这种新的开发手段比内地毕竟晚了1000多年，而作为农业社会主要资源的土地又不如其他地区，因而经过500多年的开发并没有达到如同内地的发展水平，“渐比中州”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状况。

一、“中原式”的农业开发

明朝推行“移民实边”政策，通过卫所进行“集团性”移民，又通过“招来游民”将人口稠密地区的人移入贵州，广泛建立“军屯”“民屯”和“商屯”。“屯田”实际上是一种农业性的开发，大批移民将内地的农耕方式搬进贵州，在人口流动的同时实现“开发手段”的转移，给贵州注入一股新的开发力量。他们在贵州建立起若干新的农业据点，屯堡、汉寨星罗棋布，遍布广大农村。卫所、州县插入土司地区，汉寨与苗寨相互交织，形成了“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的格局。清朝新来的“客民”散布广大农村，深入穷乡僻壤，在新开的“苗疆”屯田。总的趋势是“中原模式”渐居主导地位。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结合贵州山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农田水利，在“坝子”的地方利用天然河流开沟渠引水入田，有地下水的地方常开泉凿井，在水低田高的地方或筑堰提高水位或以水车进行提灌，利用山涧溪水作塘蓄水以供灌溉，还用枧槽、连筒等法进行输水，使田土得到灌溉。在水利的推动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梯田。梯田充分利用了山间的水源和坡地，扩大了水田面积，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对“山地多平地少”“旱地多水田少”的贵州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朝在贵州推广小麦种植，“稻麦两熟”提高了复种指数和粮食生产率。《徐霞客游记》写道：“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花翠浪，从此遂不作粤西芜态。”明末清初原产美洲的包谷传入贵州，此后，又引进了国外传入的马铃薯和番薯。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多，对蔬菜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不断从外地引进蔬菜品种，蔬菜栽培促进了“园圃”的发展，把农业引向“精耕细作”。自明朝以来，油菜子种植逐渐扩大而成为主要油料作物，从吕宋（今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传入的烟草获利甚丰，经济作物的发展改变了农业生产结构。木材、桐油、生漆、茶叶需求量增多，促进了林业发展。

牛耕推广以后，坝区多养水牛，山区多养黄牛，饲养方式由野牧变为厩养，牛粪成为主要的农家肥。由于运输和军事上的需要，养马迅速发展，“乌蒙马”“水西马”成为贵州的重要土贡之一。养羊也逐渐兴起，黔西北多养绵羊，黔北一带养山羊。明朝推广白蜡虫养殖，亦有人工养蜂、养鱼。

自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设八府以来，实行“编户齐民，按亩升科”，地主制经济逐渐取代了领主制经济，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更深入到广大“苗疆”，封建领主制土崩瓦解，奴隶制和原始公有制也随之消亡。

二、手工业和矿业的新发展

明朝随军而来的有许多“匠户”，他们终生为匠，世代充役，以父子相承或师徒相授的方式传习技艺，技术各有精专。他们成批进入贵州，对手工业、建筑业、矿业的开发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起初，匠户多在官府服役，出现了若干官办场局，如金场局、银场局、水银朱砂局、宝泉局、军器局、织造局、杂造局、冶铁所等。自此，贵州有了独立的手工业。

清朝手工业又有进一步发展，专业户往往成行成市，例如贵阳就有油榨街、铜匠街、铁匠街、皮匠湾，广东街成了“丝线一条街”，还有家荫堂、熊文光堂、大盛堂、花近楼、文蔚堂、资善堂等许多刻坊。“七十二行”大体齐备，出现了各种行会，如木匠、泥水匠、石匠的“鲁班会”，铜匠、铁匠的“老君会”，酿酒买酒的“杜康会”，纺织缝纫的“轩辕会”，染匠的“梅葛会”，屠户的“张爷会”，厨师的“詹玉会”，理发匠的“罗祖会”，等等。农村中也出现了以某种手工业称著的村寨，如打铁寨、瓦窑寨、沙锅寨、煤窑寨、纸厂寨等。

明清两代，贵州的矿冶有较大的发展，开发的矿产增多，尤以汞矿和铅锌的开采、冶炼最为突出。明朝在铜仁、思南二府设有板场、木悠、大万山等处朱砂银局，务川“有砂坑之利”。清朝又在开州（今开阳）的热水、白马洞一带开发汞矿，朱砂水银生产为全国之冠，是贵州的主要贡品之一。清朝贵州的铅、锌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最大的产地在威宁州和水城厅，有妈姑、新发、福集、万福等厂，贵州的铅和云南的铜供全国铸造货币。煤矿多为民间开采，清末小煤窑遍及贵州各地。铁矿虽然不丰，但因制造生产工具、农具及生活需要而广泛开发，明朝播州即有“炼铁营生”的铁户86家，清朝许多地方都有炼铁厂和铁锅厂。

到了清朝，手工技艺精益求精，出现了一些地方名优产品。遵义丝绸在清乾隆以后大盛，所产“府绸”“水绸”声名远播，“竟与吴绫蜀锦条价中州”“秦晋之商，闽粤之贾”争相而来，捆载而去，清末有织户700多家及同昌行、协记号、方春凡等多家字号、作坊。贵州所产的纸远销云南，《滇海虞衡志》载：“纸，大理出，而禄劝亦出，然不及黔来之多且佳，故省城用黔纸。”茅台酒在清朝声名鹊起，清乾隆年间出现了“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的盛况，清朝中叶茅台酒“黔省称第一”，谓之“茅台烧”或“茅台春”，以“回沙茅酒”最为名贵，兴起了“成义烧房”和“荣和烧房”。晚清大定漆器负有盛名，生产皮胎漆器数十种，城中店铺、作坊数十百家，有“漆半城”之誉，以“宝光斋”漆器最为有名。玉屏箫闻名遐迩，“平箫玉笛”成为贡品，以郑氏箫笛最精。安顺铁业兴旺，从业者百余家，以菜刀、剪刀、皮刀最为著名，合称“三刀”。思州石砚用“金星石”打磨而成，工艺精湛，造型典雅，是我国著名石砚之一。

三、城镇兴起，贸易扩大

自贵州建省以来，府、州、县逐渐增多，除省城外，清朝贵州已有府城12座，州县城及厅治所50余座，原先的屯堡多发展为散处各地的小集镇。这些大大小小的城镇，起初只是军事城堡或政治中心，以后则成为工商业集中的地方或城乡贸易的集镇，并成为文化教育传播的中心。

明清两代，在贵州建起了一批“中原式”的城镇，它包括若干单体和群体工程，高大的城垣有城门、城楼、垛口，还有月城、护城河、水关，城内有官署、仓库、学校、寺观、钟鼓楼及街市、官邸、民居、店铺、作坊、牌坊，城外有递铺、关隘、津梁。省城贵阳经三次扩建而成内城、外城的格局，有“九门四阁”，内城有街道80余条，外城有街道34条，还有近城街道9条。

城镇兴起后，人口相对集中，对物资的需求增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城中和城郊的集市逐渐形成“百日场”，乡间则因交换量不大实行定期轮流赶场，于是有了以十二生肖命名的城镇，如牛场、马场、猪场、羊场之类。

贵阳是“万马归槽”之地，自建省以来商业日益发展，城中建有许多坊市。镇远为“湘黔锁钥”“滇黔孔道”，是一个“水陆码头”，滇黔土货在此由水路起运，逆江而上的物资在这里集散，商业为“黔省之冠”。安顺为“黔之腹，滇之喉”，食盐运销、土产集散、广货经销都在这里，商号林立，“商业胜于贵阳”。黔北重镇遵义，北通重庆，南通贵阳，清朝因丝绸贸易而成商业城市。食盐运销是明清时期商业的大宗，川盐主要是靠水运入黔。在食盐运销的刺激下兴起了“黔北四大镇”，即打鼓新场（今金沙）、湄潭永兴、仁怀茅台、遵义团溪。木材和土特产外运也多通过水路，清水江上的锦屏、台江施洞口、麻江下司和重安江兴盛一时，都柳江上的古州（今榕江）、三合（今三都）也因木材外运而兴起，此外还有乌江上的思南、阳河上的黄平旧州、南盘江上的贞丰等。清朝来了许多经商的“客民”，各大商帮均在贵州谋求商业发展，在各地建立起许多会馆，分布最广的是江西会馆（万寿宫），其次是四川会馆、两湖会馆、秦晋会馆、两广会馆、江南会馆、福建会馆（天后宫），各大商帮共同开发贵州市场。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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