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建省600年文化审视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视野下，“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在当今中国的时代价值的概括，也标志着党对文化认识的又一次理论提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正处于“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贵州来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支撑。在中央鲜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全面部署和实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新形势下，在贵州省提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贵州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研究贵州省600年来的文化，不仅具有学理层面文化专史的价值，更对贵州文化建设具有启迪和借鉴的实践意义。

（一）

文化是什么？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记录，是人类文明创造的凝结，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总成就。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大文化”的概念，但它包罗万象，显然对于本书有不能承受之重。而作为意识形态和知识的文化，如思想、科学、文艺、道德等，似乎又不能囊括那些伴随贵州600年的历史，既成为贵州六百年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贵州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上层建筑的“小文化”。因此，在众多关于文化的界说中，我们选择了一个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中文化”的概念，既涉及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层面，又便于厘清贵州地域纵贯古今的文化源流、特点，也能提炼出影响未来走向的历史基因。因此，文化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在调节与他人的关系、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形式。它的内在核心反映的是特定时间、空间和人群的价值理念，而在该特定时间、空间和人群中所表现出的不同事象，则是它的外在形式。

“贵州文化”，空间上自然是指今贵州地域内产生的文化，但它却不是与周边省（区、市）毫无关联的存在；时间上，也不局限于建省以来的600年，因为文化的长河是割不断的，600年来与600年前今贵州地域的文化是一个难以分割的系统；对象上主要是研究今贵州地域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下社会成员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它是经过时间无意识的检验和人们有意识而保留下来的、已经成型的、可以传承再现的部分，它是贵州各族人民及其先民的历史可被认知的一面，它对贵州、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有价值的。在研究贵州文化的过程中，既着重探讨贵州文化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也无法回避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文化原因，当然也必然会凸显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动力。

贵州文化之于中华文化及周边省（区、市）的文化，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本来就是边际模糊的、互有关联与交融的。清晰的文化视野、模糊的边际、有限的地域、600年的时段并没有成为我们研究的局限，时间、地点、条件这三要素所造就的特定文化将会循着历史的逻辑作时空上的延伸，使我们对贵州600年的文化研究处于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之中。还必须指出的是，贵州文化形成的时间维度与贵州建省前后空间维变的节点不只是一个，而是多个。从不同的节点上去看贵州文化，自然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二）

贵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省，具有移民文化兼容并包的共性。虽然贵州古代的先民们早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但从贵州文化长期流变的过程看，贵州的文化史与贵州开发史、移民史是密切相关的。放眼贵州的开发史，一股股从古至今都未断绝的移民潮，奔流不息地把贵州从古代推向当代。由分散的或集中的、自主的或非自主的移民所创造的文化碰撞交融，远不是“一物降一物”或“一物生一物”那么单纯，而可能产生既完全非此，也完全非彼的文化形态。这种移民不断进入贵州地域后与当地存在的本土文化相遇，就出现了不同时代特征、不同地域风格和不同民族形式的文化类型。

在2000多年前，贵州就是中国百濮、百越、氐羌、苗瑶和汉民族等五大族系的交流融合之地。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到魏晋时期南中地区的民族融合，中经隋、唐、宋、元诸朝，有关史籍的记载虽少，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却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明初汉民族因“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而有组织地进入贵州，直至建省，也没有改变贵州“夷多汉少”的民族构成和“夷强汉弱”的文化格局。到清中叶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后，才逐渐改变了贵州“夷多汉少”的民族构成和“夷强汉弱”的文化格局。就算此后贵州的民族构成是“汉多夷少”、文化格局上是“汉强夷弱”，但贵州文化的灿烂多姿皆根源于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多元共生互补的生成、发展机制。

关于贵州文化个性的研究。站在以本土文化为根和文献记载，考古发掘的角度，有人说夜郎文化是贵州文化的特色；而基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理念，有人又主张贵州文化的特色是喀斯特文化；根据文化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关系以及地域文化差异性的比较，又有人认为贵州文化的特质是多民族文化；站在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活动必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有人则主张贵州文化的特色是山地文化。上述观点的区别，道出了贵州文化差异性的某种特质，遗憾的是都未能达成省内外一致的共识。这说明文化比之经济、政治、社会更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的统一相对更难。无论是从主流文化的立场，或从精英文化的立场，或从草根文化的立场，对同一文化进行认知必然会有不同的说法，但这绝不会影响认知对象的客观存在。

作为多元一体共生的中华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贵州文化，相对于中原及沿海发达地区而言，虽不曾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辐射力的成型的地域文化；相对历史上同属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泛指的“西南夷”区域的文化，它也不是一个成型的、成熟的文化，但绝不能据此而否认它的存在及其不容忽视的影响。从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贵州文化的个性，无论从什么角度去提炼，都不会超越出“多民族文化”这一大的概念。

（三）

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以来，随之而起的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有退潮，但文化史的研究却出现了领域的拓宽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这一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学术潮流，也影响着贵州。文化研究在贵州通史的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化专史和文化专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几乎涉及了贵州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作为全面、系统的贵州文化专史却没有产生。因此，在贵州建省600年经济社会的系统研究中，贵州文化600年便成为可以与经济社会600年交相辉映而进行独立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

与国内学术界“文化热”及文化史研究发展相呼应，贵州学术界对贵州文化的研究，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起步并发展起来的。30多年来，对贵州文化的研究有一个在解构中重建、在扬弃中创新的过程。当国内史学界提出并探讨从文化传统中探索近代中国科学乃至整个国家民族落后的原因时，贵州学术界也开始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探讨贵州近代历史的个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非经济原因。当国内学术界突出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等热点问题时，贵州学术界也开始从文化传统在贵州的复兴、贵州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周边文化的关系。又如贵州学者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在贵州成就心学体系的研究，以及虽因“文化热”而兴起，却没有因“文化热”的潮涨潮落而受影响，并伴随举国上下对文化认识提升而不断深入发展的对贵州民族文化的研究等，成为贵州文化中的突出特点和亮点，为国内学术界关注。同时，对贵州建省以来涌现出的文化人及文化事象的研究也成为贵州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迄今为止，贵州文化研究在贵州史的研究中仍处于从属的地位，故本篇中的研究，便具有弥补贵州文化史研究缺憾的探讨价值。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的精神领域，而精神领域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社会精英的思想层面，忽视大众观念及其与民俗事象、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因此，在本篇中，既要研究600年间贵州人改造外部世界的物化结果，也要研究贵州人塑造自身形象与精神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讨，国内史学界已经意识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应各有侧重，但又应互相补充，并已初步形成共识，在认可“伦理价值通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作用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意识，这样的文化才真正具有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内在机制”这一思想的前提下，有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并通过对社会文化史学科定义的基本界定，认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传承者和消费者。研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研究人。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它能生产什么样的物，而是看它能生产什么样的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另一种解读，则是“一方人造一方文化”。因为文化的所指是特定社会或特定地域的人们的全部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社会公认的能怡情养性的那部分高雅的生活方式，而是包括那些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内的行为。因此，每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的价值和准则，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对承载这一文化的群体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因此文化与文化之间谈不上优劣、进步和落后。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儒家华夏中心论的影响，以往以汉文化为中心、以发达地区为重点的中华文化或地域文化的研究是有局限性或者是不完整的。由于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和系统的文献典籍，站在历朝历代主流文化立场的精英们所书写的历史，绝大多数是记述中原及其附近区域的历史文化，或者说是记述主流的汉文化及其与之交往密切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导致在总计达3243卷约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中，有关今贵州地域的直接或间接的记载，也不过二三十万字。所以这样的偏颇需要矫正。事实上，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和海域内的文明和文化，是各区域、各人群文化长期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原文化或汉文化与边地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共生互补，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对贵州文化的价值及其源流、特色的梳理，将进一步证明这种动力的存在。

对于贵州文化的特质、特点、特色，即“个性”的研究和表述，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理论上的提炼与概括，而在于系统、全面、真实的梳理与发掘、发现，然后才能在与主流文化和周边文化的比较中得出符合历史真实和当今实际的结论。循着“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实践的生命之树常青”这一名言的逻辑，认真研究贵州文化的个性，就不难发现，它是历史与现实相融的客观积淀，它不会因人们对其认知的褒贬、全偏而改变，反倒是人们的认知会经常随着“适用”“时势”或“时髦”而改变。如长期以来，我们总对过去用来形容贵州省情和地域精神的“三言两语”（“三言”：指“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这三句话；“两语”指“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两个成语）的辩诬、反诘、演绎、新解等的文化论争，正好反映贵州文化的特殊性及其认知难度，从中又折射出贵州人不甘文化示弱却又无力示强的文化心态，同时也是贵州文化常常处于“失语”状态的又一种表现。

（四）

文化是由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模式所构成，它必然会随人的需要而改变，既可以放弃旧的文化特质，也可以创造或接受新的特质。贵州建省600年来，一方面尽管环境和社会条件变化使某些文化发生了变迁，但不一定导致所有文化的变迁；另一方面，贵州文化在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它既吸纳和借取了外来文化的要素，同时也传播或展示了自己的文化要素。在贵州地域内，既表现出文化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同时也表现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关系。贵州文化发展、演进，既在于内生的动力，也在于外在的压力和刺激。

造成贵州文化发展变化以显现出个性的原因，除文化自身规律使然外，就贵州地域内的原因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失之偏颇，而“人定胜天”的观念更显荒谬。特定的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由特定的人们创造和传承的。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发育成熟的典型地区之一，山高谷深、地貌复杂，自古交通闭塞，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瓶颈迄今也未完全打破。恶劣的自然环境涵养了贵州人山一般的顽强性格和生存意志，但也限制了贵州人的眼界和开放的心态。大山的阻隔与封闭，导致了文化事象中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千岛”现象，包容性与封闭性并存求变的欲望与急功近利、敢为人先又后继乏力等矛盾的局面十分普遍。

其次，绵延不断的移民潮。移民潮是冲破贵州封闭落后的源头活水。贵州虽有史前文明的辉煌，但由于存在文化链结的断环，我们无法确认史前众多的远古人类就是今天某种民族文化的最早创造者，但我们可以肯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的移民活动，是造成贵州多民族文化共生互补的主因。各民族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即使在被称为屯堡人所创造的“文化孤岛”中也不乏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文化的远源嫁接或交流，文化的变易与保守都同时会显现。

再次，边缘化的区位弱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纵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的历史轨迹，大体上是一个自西向东、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的“十”字形。横向以黄河、长江干流为主轴；纵向则涵盖华北、华东、华中东部及华南，贵州则总是处于这“十”字形历史主航道的左下角，始终未能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区位。这种边缘化的区位弱势，直接导致贵州文化的边缘化，在主流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失语”状态便在所难免，即使在文化多样并存、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都能参与全球文化话语对话的今天，贵州本土的话语体系依然是被忽视或被弱化的。文化自觉的滞后与文化自信的不足，常常使贵州的文化心态徘徊在“夜郎自大”与“夜郎自卑”之间。

（五）

贵州建省六百年来，贵州人对贵州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迷惘、自卑、自省、自厉到自觉、自信、自强的过程。近代以前，总体上处于文化迷惘和自卑之中；从近代到现代，总体上又由自卑到自省、自厉；而当代，尤其是近些年通过从上到下对文化认识的提升，贵州人从文化自省、自厉中开始走向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正是在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在审视贵州文化600年历程时，看到了它反复表现出的印迹：

第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增强及其价值的不断升值。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使贵州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和外来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遭受歧视，难以彰扬。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多民族文化得到尊重、保护和发展。多民族文化的共生繁荣、和而不同成了贵州文化日益彰显的特色和亮点。在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下，贵州民族文化相对保守的传承未必全是坏事；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贵州多民族文化相对开放的发展未必全是好事；在政治多极化的语境下，贵州民族文化个性的提倡与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共性的提倡应是一致的。贵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花繁果硕的体现。张扬多民族文化个性与保卫国家文化安全的价值目标是文化发展并行不悖的原则。贵州600年的文化正行进在文化现代转型的路上。大家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从理论上讲，这是成立的，但从世界文化史看，从文化演进和转型的实践看，为什么许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在历史上消失了？为什么贵州的文化在600年间也消失了部分呢？民族的文化只有适应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走出区域边界、走出国门，被文化承载者自身认同与欣赏，并被别样文化的承载者认同并欣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在文化流变中，也可以说：“活下来的，才是好的。”民族文化如何走出省门、走出国门，已成为贵州文化研究的一道时代命题。

第二，历史文化的积淀在不断丰厚中超常规但却合乎文化逻辑地走在时代的前列。贵州建省前的辉煌，有史籍记载和考古文物佐证的以夜郎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化并未因夜郎国的灭国而消失，夜郎的文脉与谪戍文化和屯戍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融汇一直延续至建省。贵州建省这一制度变迁，导致了贵州文化从模糊的地域概念转化为明确的行政区划概念。同时，贵州文化与明王朝的主流文化进一步拉近了距离，促进了交流。进入近代，贵州在文化领域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在许多领域或时段，都超越了经济社会滞后的基础，不仅紧跟上时代脉动，甚至引领了全国的时代风尚。如民主革命时期，贵州是红军长征停留时间最长、产生影响最大的省份，加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革命活动，为贵州留下了许多唯一性的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和以遵义会议为范例的红色文化经典。又如贵州在抗日战争时期，既是大后方和战时首都重庆的屏障，还一度成为抗日的前线。中国许多文人、科学家、教育家都曾在贵州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迹。以晴隆二十四道拐为标志的滇黔、川黔公路，延伸了“史迪威公路”的内涵，成为盟军援华物资的陆上生命线。抗战文化中的世界元素也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亮点之一。

第三，在经济社会巨大变化和文化的流变中，原生态文化得以较完好地保存并在现代转型中实现对接未来的传承。一切文化都是流变的，宛如一条从古到今再流向未来的长河；一切文化的本身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精华、有糟粕，有优秀的、也有落后的。原生态文化是指经历了长期自然环境的演变和经济社会的变迁而仍能将其核心元素及其外在表现形式较完好地保存下来，其核心元素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并不因形式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而改变。从来如此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是不存在的。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遗存却十分丰富，它造就了丰富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于是在贵州文化史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要解决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在当今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贵州不仅要去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浮躁心态对文化多样性的消解，也将承担起让原生态文化回归自然而又对接现代中两极维度临界点的探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第四，文化动力与惰力长期胶着，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和某些时候，仍不时发生文化惰力制约了文化动力发挥的情况。而这种情况自近代以来，曾使许多新生事物虽破土冒尖，最终却因文化生境欠佳或经济社会基础差而夭折或成不了大气候。此类长期积淀的文化惰力，且以“习惯”的方式，进入贵州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则之中。由此可知，文化对经济社会以及人的自身发展同时具有动力和惰力的双重作用。反思贵州六百年来基本省情特征，即发展基础差、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和发展速度慢的情况，总体上几乎不曾有过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一基本省情状况使贵州文化惰性日积月累地增加，这也是贵州600年文化中带有规律性的一大特点。贵州文化惰力主要表现可概括为以下8个字：满（小富即安，不富也安，满足于现实，满足于片面的幸福指数……）、怨（怨天怨地、怨上怨下，惟独不怨自己……）、怕（怕苦怕难、怕官怕权，惟独不怕群众……）、等（等条件、等政策、等别人先行先试……）、妒（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者妒，对先进者妒，对富裕者妒……）、慢（生活工作节奏慢，工作效率低，发展速度慢……）、繁（繁文缛节多、花架子多、迎来送往礼尚繁……）、假（虚报瞒报、蒙上欺下、报喜不报忧……）。这种文化惰性，导致了贵州600年特别是近代以来始终没有走出的一个怪圈：“醒得早，起得晚；出门早，迈步小；说得多，干得少。”带着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对贵州文化进行反思，是贵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共十八大精神的指导下，创新性地落实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贵州文化的崛起。在这前所未有的机遇下，利用好国家制度设计对贵州最为有利的倾斜机遇，对贵州文化惰性进行清污除淤已经刻不容缓。

第五，贵州文化的动力经过600年的积累已开始迸发。贵州文化的灵魂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贵州精神。贵州精神的培育、塑造与弘扬，不仅将以贵州的文化崛起帮助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还将进一步助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贵州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与贵州的发展同步并行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贵州地域的文化灵魂，是由一代代贵州人传递的文化基因创造的精神成果。600年来，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贵州人都创造了无愧于那个历史范畴的时代精神，只不过那时的人们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对它的总结、提炼、概括，只是简单传承下来罢了。当代的贵州精神尽管有不同表述，但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不可不对其概念的内涵作出学理层面的探讨。

我们认为，贵州精神的提炼，需要政府的主导意识、专家学者的精英意识和贵州各族群众的公众意识的统一。贵州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个标签、一份时髦，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于贵州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之中的形神兼具的东西。它对贵州之外的人，是一种地域个性的展示，是对贵州特色的感受，是对贵州人文氛围的体验，是贵州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展现；而对于不同层次群体的贵州人，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动力，一种道德情操的濡染，一种他律与自律交融的行为状态，是引领贵州科学发展而把历史、现实、未来沟通的精神品格。因此，它的提炼并能被认同和践行，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贵州精神必须符合贵州历史文化积淀的特色，在贵州发展进程中全方位地成为动力；二是必须是在当代所独具的品格，并确实已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是贵州精神必须与贵州未来发展的愿景相吻合，与贵州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方向相一致；四是贵州精神必须是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精神风貌的自然展示，是他们思想言行自觉或不自觉就能产生的共识、共信和自律。这是作为研究者对贵州精神表述上的理论见解和内心的渴望。

（六）

研究贵州文化，不能不研究它生存的经济基础。贵州进入农业文明的时间应与全国相差不大甚或同步，但由于自然地理及人为的多重因素的制约，作为贵州文化长期依存的小农经济的基础是薄弱而参差不齐的，它与不同层次的农业文明共存，与原始的农业文明、领主制经济下的农业文明、地主经济下的农业文明长期共存。经济基础的落差巨大，导致了文化差异的突出。当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中国落后了，而贵州更落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经济，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曾一度陷入了对GDP的盲目崇拜。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程度，我们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便已接近。这种时间压缩效应使历史和现实的多重矛盾叠加，并非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唯GDP是从的指挥棒，几乎决定了各级政府官员及相关部门对文化的态度。如何提升主导文化话语和文化认知程度的官员们的文化素养，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领社会风尚和民风，以官员的道德修养去引导群众，以官员的人格魅力和务实作风去感染群众，这是贵州文化走向未来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更是贵州文化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

解决上述这些影响文化发展繁荣的问题，只能靠改革和发展。传统文明划分的惯性思维，影响了我们用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去科学认知文明。国家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等先进的理念，缺乏经济与政治的强力支持，其社会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便会大打折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生态文化的推动与支持。而现在生态文化基础的薄弱和不坚实，一些优良的文化习俗、理念正被市场经济逐利的现实所消融、破坏。这种文化忧虑正迫使我们去深度思考贵州文化形成和演进中的各种动因。

任何文化总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下创造、传承、传播，并在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吸纳辐射的过程中，去表现在其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实现的程度，以及它自身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造成贵州文化形成和演进的内在和外在的动因并非是单一的，而是源远流长的时间、复杂庞大的空间和纷繁变迁的社会发展条件所形成的合力，经历了长达数以万年的艰难创造，最终形成了今日贵州省域被贵州人所认同，或有待深入认同；被非贵州人感悟到并基本认知，或尚需进一步宣传推介才能认知的多民族、多形态、多层次的文化。

文化是在传播中生存发展的。没有文化的传播，就不会有文化的辐射、吸纳、流变和创新。贵州各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点、线、面、体式的结构系统，是长期文化传播的结果。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和传播方式是不同的。从古代的邑聚到村落、城镇到现代都市和乡村，形成了多元文化传播的平台；从古代的交通、近代交通到当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形成，也不断构筑着多元文化传播中的路径；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确实存在但却无法复原的古人类的语言传播，到汉语言、汉文字的进入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符号所传承的记忆；从口传心授的传播到纸质文本的记录，直至当今广播电视及网络中海量信息的汇聚、传播，沟通了贵州古今文化及古今中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人类世界的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传播方式，以及物化了历史的陈迹，以不同的符号、文字、声音和图像等形式保存下来，让我们对贵州文化有了全面认知的可能。

研究贵州600年文化史，我们既无法回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这些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纠结，当然也应该廓清。在近代以前，我们说“本土文化”，大抵是指贵州省域范围内的文化；而“外来文化”，大抵是指今贵州省域范围之外的文化。而近代以后，由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和深入，我们说“本土文化”，既包含了上述省域范围的文化，也同时包含了我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而“外来文化”，则大抵是指中华文化以外的文化，主要是指“西方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的所指又演变成中国以外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针对“汉文化”以外的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在远古时代，今贵州地域存在的都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古以后，植入式或嵌入式的汉文化在今贵州地域存在。自汉文化进入以后，便与已经互相交融的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这是今贵州地域不同时空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少数民族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邑聚、族群之中，以生产生活的行为实践和口传心授的路径进行传播与传承、交流的。而汉文化则是以输入的方式，通过贸易交换、赠予、赏赐、礼仪、制度影响等经济或非经济的纽带，进入少数民族的文化系统之中。教育方式与国家制度文化的强制性植入和影响，拓宽了汉文化进入少数民族文化系统的路径。经济杠杆、礼仪教化、制度引导和规范、联姻通婚等正常的民族文化交流和以军事征服、政治强迫等非正常的手段，也促成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冲突、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贵州一体多元的文化系统。

（七）

回溯贵州建省600年的文化史，不难发现，影响贵州发展快慢、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制度设计是否关注贵州和向贵州倾斜。即是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制度层面的影响最大。

自秦汉对西南夷的开发起，今贵州地域开始与中央王朝有所关联和交往。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大约是魏晋至隋唐时代，贵州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若隐若现，时断时续，似乎出现了文化链结的断裂。事实上，这一时期，今贵州地域与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交往未曾中断，不过因汉族文献的正史中对今贵州地域的记载缺乏或过简，使我们无法得窥全貌。而在今黔中平坝一带20世纪60年代、80年代的考古发掘和目前正因贵安新区建设而进行的文物考察勘探发现，黔中平坝一带从古至今的文化链结从未中断，特别是魏晋至隋唐一段的文物十分富集，大量的遗址遗物证明这一时期黔中文化与中原文化、周边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而且深入。

中央政权对今贵州地域的影响和治理，从郡县制下的郡国并行，中经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土流并治和改土归流到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中央王朝对贵州的经略虽不断加强，但始终没有让贵州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航道。中央王朝对贵州的重视程度，多取决于军事政治的需要，而非经济社会文化的需要。中华民国建立后，贵州在中国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中，长期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贵州当局常徘徊于依北附南的两难抉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统一”的声浪中，贵州依然与中央政权若即若离，直至1935年贵州才进入国民政府推行统一的“中央一体化”进程，全面纳入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为建设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在准备对日全面抗战的战略规划中，贵州才成为关注点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文化的短暂繁荣，既是从东北到东南大片国土沦丧使然，也是国民政府经营抗战大后方的各项政策措施实行的结果。国家制度文化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影响已经充分显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线建设”、扶贫攻坚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制度设计对贵州的关注度，基本上决定了贵州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近些年来，国家要求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种政策措施，特别是国发［2012］2号文件的颁布及贯彻落实，给予了贵州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伴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兴起的多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更彰显了国家制度创新对贵州全局性的影响之重要和巨大。已经出现和可以预期的是，国家制度设计对贵州关注度的提高和倾斜度的加大，与贵州制度创新的结合，不仅可以让贵州尽快填平与全国经济发展差距的鸿沟，而且是推动贵州文化走出山门、走向全国和走向世界的巨大引擎。

（八）

贵州文化“墙内开花墙外红”和贵州人“虫”变“龙”，“龙”变“虫”的现象，600年来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贵州不乏智慧、不乏文化、不乏人才，但缺乏整合、集聚、彰显智慧、文化和人才的平台与环境。贵州600年来出现过许多国内知名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对中华文化也都作出过堪称杰出或突出的贡献。在贵州之外他们作出贡献的地方，当地人为他们立碑塑像作传，而他们在贵州却鲜为人知，即便知之之后，亦难免遭落寞冷遇，这不仅是贵州文化史上的悲哀，也足以令贵州文化界反躬自省。

一曲《桃花扇》，便让书画与节操令人钦敬的杨龙友蒙羞数百年。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京官二品大员中唯一挺立潮头者、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积极推动者、北京大学的创始人李端棻，当今不少政府官员尚不知其人其事。清末民初被京师誉为“诗书画三绝”的姚华，也因贵州宣传不够而致其名其功彰显不够。《康熙字典》的第一纂修者周渔璜，一代奇才，贵州人却多不知之。中国新闻学的奠基人谢六逸，其墓地长期荒凉冷清，令前来凭吊的学术后人心冷。一部《徐悲鸿》的电视剧，让中国抗战文化的推动者和中外文化交流者张道藩成为反面角色。当然，还有许多对中华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由于“政治挂帅”的影响难以消除，而打入另册，不敢宣传。当代贵州的一些文化成果，在国内学术界已毫无争议地被认为是一流或代表贵州水平的，但在省内却得不到足够的认同，反而一度引起非议。文化中的“贵州现象”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而在贵州却漠然视之。文化是需要推介、宣传，才能让外界认知和自己认同的。

“虫”“龙”之辩，曾一度成为贵州史学界关注的事象。你如果是一只“虫”，走出贵州后可能成为“龙”；你是一条“龙”，在贵州生活久了，形神都会变异，变成一只“虫”。这种比喻虽有其片面之处，但贵州史上的这种现象，是值得贵州人进行文化反思的。为什么一些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贵州籍人物，都是走出贵州的山门之后，才大有作为的。反之，一些曾经是贵州的风云人物，因未能走出省门，终老贵州，所以难有作为与影响。仅就近代军政人物而言，如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龙大道、周逸群等，都是走出贵州后才成就伟业的。而与他们几乎同一时代的另一类贵州人，如何应钦、张道藩、王伯群和谷正伦、谷正刚、谷正鼎这些人，也都是走出贵州后，才在民国史上留下他们深深的印迹。而与他们同样出身却蛰居贵州的一批军政人物，却鲜有作为与影响。这可从某种角度印证贵州区位边缘与人才生态环境欠佳，需要更加包容开放的胸襟与长期的营造才能形成良好的人文生境。

将贵州文化放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放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海洋中去各美其美，美美共美。我们应有文化的自省与自觉，历史地、理性地看待贵州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时代局限、地域局限。毋庸讳言，敝帚自珍，带着过重的感情色彩，对贵州文化中的事象与人物美誉过当者，固然不必苛责。但对中华文化传播中在贵州冲击波递减的效应，也应有科学的认知。

如果我们用贯穿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文化事理逻辑去思考，用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并非个案的诸多史事去分析证明，就会发现，贵州在经济相对的贫困之下，已潜藏着文化的绝对富饶；在政治经济领域相对的边缘化之下，仍形成了文化遗产富集的中心区域；在相对滞后的现代化进程之下，却蕴涵着可供人类思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辩证哲理；在文化发展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下，却已表现出并实现着经济洼地上的文化高地。所以，文化是可以跨越发展的实例与600年终于盼来的机遇，这是贵州人走过漫漫600年后所看见的贵州文化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