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文通书局创始人——华之鸿父子-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华氏父子是贵州省比较早的民族资本家，贵阳民间流传有“华家银子，唐家顶子，高家谷子”之说。华家在近现代商业史上，特别是在贵州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贵阳文通书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贵阳的私人企业中最早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贵阳文通书局，堪称中国近代出版业第二，开贵州出版业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中国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贵州近现代史上，由华之鸿创办，华之鸿的儿子华问渠继承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从1911年10月正式开业到1952年4月停业，历时近41年。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正如张肖梅博士在《贵州经济》一书中所说：“是为贵阳有现代方法经营印刷所之嚆矢”“该局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一切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伟举。”华问渠在抗日战争时期把贵阳文通书局发展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是贵阳对全国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

文通书局的创办者贵州华氏家族，原为江西临川之江右望族，其先祖在清康熙末年以行医治病而迁至黔省遵义。在传统社会里以医术立身即所谓“儒医”者，大多仁心仁术，有救世济民之情怀。至华联辉一代，以盐业起家致富。清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有感于川盐运销的弊病，锐意改变川盐奸商暴利、贪官中饱而盐价猛涨、“贫困农民常年淡食，苦不堪言”的局面，特聘华联辉任盐法道总文案，协助推行“官运商销”新法。华实行新法后，一扫积习，充分显示出了其治世之才。身为商贾与能吏，华联辉仍不失儒家本色，他以为“人者万物皆备于我，上当博施济众，充满乎仁圣立达之间；次亦宜存心利物，求有济于世，庶几吾儒性善之旨”（《清华联辉墓志铭》）。朝廷以其功劳而以知府擢用，但他功成不居，辞不应命，意欲在黔创设书院作育人才，事未竟赍志而没。

贵阳文通书局创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89年），地址在贵阳王家巷，创办人为华之鸿，聘遵义人田庆霖（田雨亭）为经理，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开业。

华之鸿（1871—1934年），字延厘，晚年改为延仪，贵阳人，是清末民初之际贵州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早年当过仁怀厅儒学训导六年，后因办学有功，被清廷特授分部郎中职。经营永隆裕盐号致富后，从清末起，华之鸿办过贵阳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扩建改造仁怀成义茅台酒厂，有“华百万”之称。与此同时，涉足政界，接受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1909年，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与任可澄、康尔镛是领导人。1912年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他任财政部副长兼官钱局总办，又任康继尧的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兼官钱局总理。1913年官钱局改组为贵州银行，华之鸿仍任财政司司长兼贵州银行总理。1914年2月后，专任贵州银行总理。在反袁斗争中，他捐资助饷。1917年退出政界，专营工商业。1931年将产业交儿子华问渠经营，自己皈依佛教，闭门读经，不问外事。除经营工商业、从政外，华之鸿多次出资办学，先后在贵阳参与创办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宪群法政学堂，在遵义创办团溪公立两等小学堂，在息烽创办底寨两等小学堂，遵义中学和贵阳各公私立学校也经常得到他的捐助。

华问渠（1894—1979年），字永源，华之鸿之长子，贵州省著名工商业者。继承父业后，任贵阳文通书局总经理，于抗日战争时期变卖家产，扩大文通书局，铸就了该书局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工商厅副厅长，贵州省工业厅厅长等职。

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耗资白银20万两，投资之巨，为黔私人企业前所未有。为了创办该企业，华之鸿派田庆霖率领人员数次赴日学习印刷技术，购买日本铅印、石印机器，所以该企业的技术和设备都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体现了华之鸿的魄力和远大目光。为了解决文通书局印刷用纸问题，华之鸿又斥资60万银元（前后投入80万两银子，相当于同期贵州省财政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购买日本造纸机器，派人学习日本造纸技术，于民国八年（1919年）建成贵阳永丰抄纸厂开工生产。当时文通书局有职工百人左右。民国初年，该局已能印刷古今书籍、报纸、杂志、票证、五彩挂图、商标、广告、名片、信笺等，其所印“黔币”，构图细致，印刷精美。由此业务蒸蒸日上，企业声名远播。然而好景不长，书局办了10多年后，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先是贵州政权屡变，军阀轮番上台，苛捐杂税猛于虎，政府各机关拖欠印刷费越来越多；接着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周西成为省长的省政府强迫华之鸿卖出永丰抄纸厂，改作政府的兵工厂和造纸厂，名义上政府出资40万生洋购买，实际上久拖不全付；再接着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书局遭受火灾，损失惨重。到华问渠接办文通书局时，已是债台高筑，难以维持。

华问渠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困难，锐意进取。他接办文通书局后，为筹集资金变卖了家中的不动产（主要是土地、田产），团结全体职工，改进管理制度，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索回了永丰抄纸厂的所有权。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时，文通书局开始扭亏为盈，形势逐渐好转。抗日战争时期，华问渠抓住全国人才荟萃贵阳的机会，把文通书局的发展推向全国，开拓了书局的新局面。

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贵阳文通书局成立了总管理处，下设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编辑所聘请著名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教授，著名文学家、教育家谢六逸教授，担任正、副所长，又成立了汇聚中国学术界精英的112人的编审委员会。当年10月，由谢六逸教授创办主编的《文讯》月刊问世，历时2年零7个月，《文讯》月刊成为文通书局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学术刊物。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谢六逸教授逝世后，《文讯》由顾颉刚、白寿彝两教授任主编，最后又由著名诗人臧克家主编，一直办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民国三十年（1943年），文通书局在重庆加入“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处”，承担在全国供应中小学教科书总数的3%左右的份额，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并称全国七大书局。

据何长凤教授统计，华氏父子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41年间出版各种图书500来种，数十万册。丛书、丛刊、文库、名著35类，约292种。出版、承印报纸和杂志28种。编辑《文讯》月刊9卷，55期，49册，创造了贵州出版史上的奇迹。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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