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在贵州建省前后的地位和作用-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2013年3月3日，是贵州建省600周年之日。600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非长亦非短。然而，黔省在全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全国13个行省之一，而且推动着时代滚滚向前。就黔东地区而言，从建省渊源、建府历史、地理优势、资源开发、革命传统、社会经济以及人文诸方面，都以其独特的优势，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尤其是当今黔东地区拥有巨大的潜能与后发力，必将为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与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小康作出新的贡献。

一、思南思州争战为立省建府创造良机

600年前，现今贵州省属地自秦汉以来，均无完整统一的行政建置。到了元朝，还分别归属四川、湖广、云南三省。进入14世纪末、15世纪初，朝延为控制西南边疆及其诸省，大力开拓驿道，贵州成为必经之地。这无疑提升了贵州在军事和交通运输上的重要地位。这一优势，受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极度重视与充分运用。其时，元朝灭亡，梁王盘踞云南，拒不归顺明廷。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遣傅友德为征南大将军，率30万大军取道贵州属地进攻云南。梁王灭，云南平定。朱元璋深知贵州属地在这次南征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感慨地说：“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于是下旨，一方面将征南大军大部分兵力留驻贵州属地沿线，建立卫所，实行屯田，亦军亦农；一方面令驻军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贵州。从而为贵州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明初，贵州属地还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东部分属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管辖。由于宣慰使是世袭，在领地及其资源方面经常发生争执，矛盾愈演愈烈，以致发生战争。明永乐年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朱砂坑地，相互攻杀。战乱已不为朝廷所容，遂命贵州都指挥使派镇远侯顾成率兵5万平息了战乱。为了斩除祸根，朝廷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1413年3月3日）断然宣旨废除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实行改土归流。将两土司之辖地分设8府，分别为思南、铜仁、镇远、乌罗、思州、石阡、新化、黎平；与此同时，在贵阳、安顺等地设立4州，均由贵州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省级三司管理。这标志着贵州行省的正式建立。布政使司官属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

思南、思州两大土司的争战，为贵州立省以及铜仁建府创造了良机，已成历史的必然，其影响深远：一是贵州省的建立和改土归流，结束了过去大小土司各自为政，各踞一方、封闭落后的局面，朝廷政令能直达全省各地，贵州作为全国13个行省之一，直接向中央负责；二是建省后，朝廷不断派来流官进入贵州，贵州培养的干部陆续走向全国，干部的交流与融合，为贵州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交往。

贵州省的建立，也使铜仁正式成为黔东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二、开采万山汞矿，开贵州矿业之先河

600年前，如果说贵州的地理位置是军事上立省的优势和条件，那么其农业、手工业、矿业以及丰富的资源则是立省的基础。就黔东而言，万山汞矿的开采，开启了贵州矿业之先河。建省600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万山汞矿的发展，对国家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000多年前，自秦汉炼丹术盛行之时起，铜仁万山汞矿就有人开采了。根据史料记载：唐垂拱二年（686年），锦州（今铜仁一带）即以光明丹砂为土贡珍品。到了宋朝，就有“辰锦砂最良……砂出万山之崖为最”的说法。元初，亦有“沅州五寨有肖雷发等每年包纳朱砂1500两，罗管赛包纳水银2240两；万山盛产朱砂水银，矿主以汞纳税赋”等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1368—1398年间设立了“大万山司水银朱砂场”。这一系列的史实证明，万山汞矿资源及其开采，已成为立省前的重要矿业和立省后的重要基础之一。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后，铜仁万山汞矿的开采有了很大发展。首先，对原万山水银朱砂场局的归属，明廷作了明确的规定。《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载：“永乐十二年三月初二日（1414年3月22日），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四长官司并鳌寨苏葛棒坑朱砂场局、大崖土黄坑水银朱砂场局属铜仁府。”这时矿工已达500余人。后经万山长官司多次呈文，朝廷才改隶大万山长官司。同时，明朝科学家对万山汞矿的开采及冶炼方法有了详细的记载，其中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丹青》中记述：朱砂“贵州思、印、铜仁等地最繁……”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速侵略中国，其魔爪已深入贵州。尤其对万山出产并享誉世界的美丽朱砂和优质水银垂涎三尺。1898年英法侵略者开始深入万山，大肆掠夺汞矿资源，开朱砂，炼水银，在短短10年间，“英法水银公司”就掠走水银700多吨，获利400多万银元。他们雇佣矿工1000余人，童工300多人。这就是贵州省最早的产业工人，也是反帝工人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先后数次与英法侵略者进行斗争。英人柏兰向其女皇忆述中惊呼：“追思往事，实为可惧”“最可畏者，八百万居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万山汞矿有了快速发展。由私营、公私合营汞矿公司逐步过渡到国营贵州省汞矿。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国家为汞矿投入了大量资金，使其开采从手工操作转入机械化、半自动化，生产效益成倍提高，共生产朱砂、水银2万多吨，创利税15亿多元，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国防建设、精密仪器制造、医药生产提供了急需的优质朱砂、水银、汞等化工原料。20世纪60年代为国家偿还外债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6年1月8日批准设立了万山特区。中共万山特区党委、人民政府加强对汞矿建设的领导，使汞矿开采事业蒸蒸日上。1980年生产的水银产品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银质奖。万山汞矿最辉煌时期的职工达6690人。21世纪初，万山汞矿因矿源枯竭而关闭。然而，她昔日的辉煌、宝贵的遗产、厚重的汞文化却载入了贵州发展的光辉史册。

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促黔东经济繁荣

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开发与利用资源。乌江、锦江历来都是黔东经济发展、民事运输和军事交通的大动脉。贵州建省后，黔东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能源，越来越体现出黔东在全省的优势和对国家的贡献。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流，是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它流经黔东的石阡、思南、德江、沿河。早在战国末期，人们就以排筏舟楫分段载运兵器，使之成为军事通道。明初及建省后，为载运民食，特别是川盐，人们采取拣溶掏漕、盘滩换船的方式分段运输。到了清朝，在四川任总督的贵州人丁宝桢，专陈清廷整治乌江航道，获准后于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对涪陵至贵州800里河段进行大规模整治，费时3年，开凿险滩50余座。此后又数次对乌江航道进行修理与保护。辛亥革命后，贵州省政府先后数次拨款对本辖区的大乌江至沿河段进行勘查和整治。抗日战争中，全国经济委员会组成“黔东勘查队”对乌江开展全面勘查和治理，历时7年，使其成为贯通大西南的军事物资运输要道，特别是开辟了长江、乌江、锦江水陆联运，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逐年整治了乌江，到1981年，共设立了18座信号台，从大乌江至文家店可通行50吨机动货轮，文家店以下可通行100—180吨机动货轮。1985年实现了从大乌江至龚滩264千米全线通航。截至2000年，可通行300吨机动货轮，共拥有机动船只360艘，6889吨，客位8781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乌江的开发进入一个新时期。为利用乌江水利资源，2000年开始修建思南思林、沿河沙坨两座大型水电站，目前均已建成发电。铜仁进入期盼已久的“水火电时代”，并为“西电东送”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乌江生态旅游也正蓬勃发展，乌江的综合优势日益显现。

锦江，发源于梵净山，历代为运民食、输商品及战时载兵员和辎重的重要水路交通。自建省以来，明、清当朝都未投资整治，所以其因滩险水急而船行艰难。在此情况下，铜仁商界多次集资开辟溶道，以保航运安全。由于锦江的水上优势，从清末开始逐渐吸引了湘、鄂、川、滇、黔数省商贾，来铜仁开商设号，铜仁也有了“黔东门户”的美誉。辛亥革命后，贵州省政府也曾计划疏浚锦江，但始终未能实施。然而，锦江凭其优势对繁荣铜仁经济、交流黔东物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军阀混战时期，锦江沿线土匪猖獗，一度水运不畅。1924—1926年间，贺龙两次驻军铜仁，对锦江盗匪进行了清剿，从而保障了水上交通安全，受到了民众和商界的赞誉，同时锦江也为贺龙率部北伐运送了大批军工物资和兵员及随军家属。抗日战争中，政府开辟了连接锦江和乌江的水陆联运线，为抗日前线运送了数万吨的军工物资，锦江成为抗战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省人民政府逐年对锦江进行了整治，排险滩、开纤道、设航标、渠化拖轮航道工程，实现了木船畅通、运速加快、载重增大的目标，并使机动船由常德直航铜仁，从而大大促进了粮食、工业品的调运和物资交流。当今，锦江为铜仁的旅游事业发展增添活力、再创辉煌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历次农民起义，推动时代政治进步

封建制度下农民起义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动力。明朝建立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制订了许多严厉的政策，如编制“地籍册”和田赋条款，强迫百姓纳税，加重农民徭役负担；选用大地主为地方粮长，进行农村统治；颁布《大明律》，对参加起义者和逃亡农民予以“处斩”。1413年贵州建省后，极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利用土司进行残酷压榨，从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

明宣德六年（1431年），乌罗府苗民吴不尔率众起义，总兵官都督肖授设24堡包围固守；这次起义历时2年，在肖授统领贵州、四川、湖广强兵的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却造成了当朝政局的极度混乱。到了明朝中、晚期，苗族人民不畏强暴，继续进行斗争。先后有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苗民石金州起义，正德八年（1513年）苗民龙童保起义，嘉靖十八年（1539年）铜仁、平头苗民起义，嘉靖十九年（1540年）铜仁五寨苗民龙答保、龙柳贵起义以及松桃腊尔山苗民起义，还有平头苗民龙子贤、龙桑科起义，石阡江口水银山苗民吴老乔、侯兴起义，明末的红苗暴动等。据统计，在明朝276年的统治时间里，黔东各族人民起义达30多起，平均不到10年就爆发一次。明晚期在剿而不灭的情况下，朝廷以修筑“苗疆边墙”（即南长城）等措施，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然而，黔东各族人民的起义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加快了其走向灭亡的速度。

清朝统治者继承了明朝统治者的衣钵，对边疆特别是对湘黔边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以黔东苗族人民受害最烈。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明边墙的基础上又筑边墙百数十里，设屯堡、联碉卡，仅凤凰、乾州、永绥等地设堡、卡、碉就达1232座，驻丁勇7000名。实现所谓“关墙则以严边疆界，炮台则以为堵截攻战之所，哨台则以为巡逻瞭望之所，屯堡则以为边民聚卫之所，卡碉则用以守，亦从战，遏苗之来，截苗之归，均在此也。”对腊尔山边区松桃、凤凰苗民实行残酷镇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795年爆发了松桃大寨寅苗民石柳邓率松凤苗民起义，坚持了12年之久；1855年铜仁徐廷杰、梅济鼎领导的红号军起义，1857年刘仪顺等领导的白号军在思南起义，同年安化（德江）胡胜海领导的黄号军起义，1859年松桃猫山郎官、郎宦领导的农民起义等，沉重地动摇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到了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由于军阀混战，赋税沉重，加上天灾频临，物价猛涨，农民苦不堪言。1933年终于爆发了黔东“神兵”斗争。以“立神坛、练神兵”的组织活动方式，德江“神兵”一举攻占了德江县城并拥立了“神兵”县长。翌年印江、沿河、思南以及务川等县“神兵”纷纷响应，分别向县城进攻，体现了黔东农民在“神兵”斗争中的英雄气概。正当“神兵”危难之时，由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进入黔东，“神兵”首领冉少波投奔红军，“神兵”组织改编成红军，黔东“神兵”终于走上革命道路，实现了由千百年农民的原始斗争方式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转变。

五、志士仁人反帝反封建实现民主共和

进入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根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实现了民主共和。这是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辛亥革命中，黔东的志士仁人，无论在武昌起义和他省的起义中，或在响应武昌起义的贵州独立运动中，或在黔东家乡组织民众的举事中，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有席正铭、欧阳煜、艾树池、苏少波、徐龙骧、陈天煜、陈学钊、张尚轩等。

席正铭，贵州沿河县人，1907年入贵阳陆军小学堂，领导成立“历史研究会”“皇汉公”组织，主持反清活动。1909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成立“竟成社”。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中率600余人参加战斗，后任都督府参军、黔军八十三团团长、黔军总司令、讨袁军十八大队参谋长、元帅府中将参军等职。曾上书孙中山以俄为师。1920年在重庆被叛军秘密杀害。

欧阳煜，贵州铜仁县人，1907年入贵阳陆军小学堂，1910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11年10月10日参加武昌起义。曾任战时总司令部参谋官兼第一兵站部长。1913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1914年潜入湖南，在拦截贵州军阀刘显世购运的一批枪械时，因叛徒出卖于同年6月28日与湘黔志士共7人被杀害。后被湘人录入烈士祠。

艾树池，贵州石阡县人，1908年入贵阳新军，1910年升小队长，次年升第三营管带。1911年11月3日响应武昌起义，与杨树清开枪威胁新军总办袁义保“反正”，打响了贵州起义的第一枪。袁逃走后随教练官杨荩诚于次日晨带领全队入城，实现贵州独立。后参加孙中山“二次革命”，两次被捕入狱。1921年被湖南军阀杀害。

苏少波，贵州思南县人，初入新军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当兵，后进入陆军小学堂学习6个月后被派回新军营任事。1911年11月4日参加贵州起义，任起义军队督官、管带。1912年被滇军袭击逃至重庆，辗转于四川。护法运动中，被派到川鄂边办理善后事宜，1919年被暗杀于石柱漏地坝。

徐龙骧，贵州印江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旋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参事。后在北平稽勋局任职。1912年9月被派回贵州调查辛亥革命有功人员并筹办党务，途经玉屏田坪时，同伴2人被杀害，他死里逃生。返回北平向袁世凯上书查办，未果。后参加“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时在南京遭杀害。

陈天煜，贵州印江县人，1904年到云南从军，由学兵升任陆军七十六标第三营右队排长，驻军腾越，后加入同盟会，秘密筹划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于1911年10月27日率部起义，成立军政府，任起义军总指挥。接着自请带兵光复大理。后到北平稽勋局办理善后，云南密电袁世凯将其捕杀。

陈学钊，贵州思南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警监学校，次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活动。1908年回国，次年被派往甘肃任知事。辛亥革命中被密令赴广州接运枪械。1912年到东北，先后任吉林长春地方检察厅厅长、哈尔滨高等审判厅厅长，并负责收回祖国法权。1921年病故于任所。

张尚轩，贵州松桃县人，以打铁为生。1904年受反清革命影响而广交朋友。1909年在家乡樟桂溪组织哥弟会，被推为会首，提出“反清复汉”宗旨，开展反清活动。1910年组织光复军5000余人。武昌起义成功后于10月23日集结光复军，被推为统领，向凤凰进军，与凤凰光复军会合，随即进攻凤凰县城。由于内应有变，攻城失败，在突围中受伤被俘，于10月29日在凤凰城北英勇就义。

就在贵州起义的当天，由同盟会派遣的徐波等18位革命党人来到铜仁，要求知府贺昌期“反正”，交政于民，不幸被贺昌期秘密杀害于铜仁城郊义仓，无一幸免。这是辛亥革命中在铜仁发生的一起震惊贵州乃至全国的血案。徐波等18位革命烈士永远值得铜仁人民怀念。

六、共产党领航开创社会主义新时代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分子以俄为师，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酝酿筹建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她一诞生就担起了拯救中国的历史重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斗了整整28个年头，跨越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终于实现了拯救中国和人民解放的目标。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变革，这一胜利饱含了贵州人民的艰辛努力。其中，有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党早期优秀党员王若飞、周逸群、旷继勋等。

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黔东人民积极投身革命，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书写了闪光的一页。1927年黔东4000健儿跟随贺龙、周逸群参加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建军的第一批官兵，周逸群在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34年黔东人民与贺龙率领的工农红军共同创建了云贵高原上第一块红色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苏区人民第一次执掌政权并当家做了主人。为保卫工农政权，一批苏区青年参加红军，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重大牺牲。在抗日战争中，黔东处于大后方，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无数有志男儿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开辟川黔湘水陆联运线，输送大批军工物资，在这场生死攸关、关乎国家危亡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战火燃遍中华大地。在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中，黔东人民认清形势，坚定信念，纷纷组织由地下党领导的游击武装，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迎接贵州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奋斗目标。继而百尺竿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求发展、谋幸福，振兴中华的复兴之路，又开始了伟大的征程。在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历程中，黔东人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愚公移山”的精神，走合作化道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在摸索中前进，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之路。从此，在党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政治进步，经济繁荣，科学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让世界各国人民刮目相看。黔东大地日新月异：农业年年丰收，工业迅速崛起；资源迅速被开发利用，思林、沙坨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铜仁凤凰飞机场与湘黔、渝怀铁路、杭瑞高速公路等形成立体式交通网络，纵横交织，四通八达；梵净山旅游、红色旅游、民族风情旅游吸引了海内外宾朋；城镇一体化稳步推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上一层楼，人们尽情地享受科学发展的创新成果和文化多样性的大餐。党的十八大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黔东人民为之振奋。虽然其生活水平、经济收入、物质基础等比起发达地区尚有很大差距，然而只要树立奋发赶超之志，激发出脚踏实地的奋发之力，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是能够实现的。黔东420万各族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将梦想变为现实。这是黔东人民对建省600周年的最好纪念。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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