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李端棻——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李端棻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了封建教育的弊端，以及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案，以培养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经世致用人才，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轨，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贵州民主先驱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的维新派大臣、政治家、改革家和教育家。他主张变法以救中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他向光绪皇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制度改革，提出了全面系统地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方案，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轨的序幕。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采用分科选举人才，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科举取士制度。这在其兴盛时期，对于封建统治者打破门第观念和地方豪族势力，选拔经国治世之才，笼络人才，以及加强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来说，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自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开始，实行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后，将科举与八股文结合在一起，科举制度日益走向机械、空疏和腐败，它日益禁锢文明的发展和人民的思想，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才智的发挥。特别是到清朝中后期，它已经难以存在下去了。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列强侵略，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为此痛心疾首，他们艰难地探寻着拯救中国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却败于从不被国人所屑的“蕞尔岛国”日本之手，面对如此“千古非常之变”，在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机器面前，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后，光绪帝因甲午惨败蒙受奇耻大辱而深为忧愤，为了改变其处境，并图强御侮，“欲兴庶政而图自强”，特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究其原因，李端棻认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向光绪皇帝上《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

八股取士，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李端棻自1863年入翰林院至1896年从事学政，达33年之久，深知科举制度专重考试，忽视教育的弊端，致使大量少年子弟得不到就学机会，无由成才，难被任用。因此，他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先指出传统教育的弊端，认为造成“罕有瑰玮之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其一，李端棻认为，虽然原来在京城中设立了同文馆，各省设立了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等，然而都是中外学术一起讲习，只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却不学习治国之道，各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学，一切要书，多未肄及”，这是造成缺乏经世致用人才的原因之一。

其二，“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职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因此致使学生学业不分齐院，专门知识不精。

其三，由于“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生员“日求之故纸堆中”，培养人才成为空谈。

其四，由于科举取士，因此“俊慧子弟，率从事帖括以取富贵”，而一旦科举高中，“遂与学绝，终为弃材”。

其五，“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始济艰难”。而现在全国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士之欲学者或以地僻而不能达，或以额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馆的生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更何况“功课不精，成就无几”？

为了培养“奇才异能”之士，李端棻建议：

李端棻在此对京师大学堂和省、府、州、县各级学堂的招生对象、招生办法、学习期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核心是要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以八股取士的弊端，除仍需学习经史诸子各书外，还开设外语、算学、天文、地理、格致、制造和农、工、商、矿业及时事外交等方面的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经世致用人才。学习期满，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除了开办新式学堂外，李端棻还建议在京师及十八行省省会设藏书楼（图书馆），广收中外书籍，解决士子无书可读的问题。针对“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结果造成广大士子“孤陋寡闻，无所成就”。通过设立藏书楼，“许人入楼观书……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

李端棻认为，举办新式学堂，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必须依赖实验。他主张设仪器院，供实验实习之用，改变纸上空谈的状况，建议“所立诸学堂，咸别设一院，购藏仪器，令诸学徒皆就试习，则实事求是，自易专精”。

李端棻还主张开译书局，广立报馆。“增益见闻，开广才智”，必须大量翻译西方最新的各类科学书籍，并在京师及各省省会，以及通商口岸、重要的城镇都设立大报馆，“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熟悉政治时务的干练之才。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虽然多次派遣留学生，却“未收大效”，其主要原因是所派游历者“乃职官而非学童”，因此，李端棻主张“学徒既受学数年，考试及格者，当选高才以充游历”，留学生由学堂经过考试选送，十数年以后，学成归国，人才济济，“以修内政”，则“何政不举”？“以雪旧耻”，则“何耻不除”？

李端棻的上述主张，都能切中时弊，集中体现了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的主张。在李端棻之前，虽然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过教育改革的主张和意见，也创办过一些近代新式学堂，并向外国派遣过留学生，但提出如此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方案，还是第一次。《请推广学校折》提出的各项教育改革办法和方案，经总理衙门奏准施行。继李端棻之后，康有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向清廷上《请开学校折》。同年，戊戌变法开始。六月光绪帝下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令各省、府、州、县之书院一律改为学堂。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新政被取消，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下来，即今北京大学前身。1901年，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下令兴办学堂，具体办法虽然有所改变，但主要内容与李端棻的奏折如出一辙，因此李端棻的《请推广开学校折》，“实为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的发端”。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流放新疆，中途因病遇赦回贵州。

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当时他已年逾古稀，但仍积极在家乡办教育，曾任贵山书院山长，并参与创办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贵州省公立师范学堂和贵州第一所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他还亲自到一些学校上课，并在自己家中讲学，继续介绍西方先进思想。他不惧党祸，将西方先进思想引进贵州，为贵州培养了一代新人，使贵州知识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激发了人们办学的积极性，鼓舞了人们改革教育的勇气，成为清末贵州教育发展的动力。

李端棻在维新时期，上疏光绪帝，“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根据他的《请推广学校折》而于1898年5月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当今闻名遐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也是戊戌变法运动所保留的重要成果之一。李端棻《请推广开学校折》中所奏请的各项内容经总理衙门议准实施后，其所奏请有关设府、州、县各项，便是后来各地方普遍设立小学堂的依据；所奏请有关设省学各项，则成了后来建立中学堂的办法；所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各项，导致了后来的北京大学、分科大学等学堂的创立；所奏请设藏书楼，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的诞生；所奏请选派游历各项，促成了清末“新政”出洋留学的高潮，使学西学之风盛行。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所发议论切中时弊，指出了封建教育的弊端，振聋发聩；所提出的方案切合时宜，简便易行。李端棻所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教育改革举措，不仅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拉开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的序幕，他不愧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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