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建省三部曲-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央政府真正从长远战略上重视贵州并着手建省，都始于宋末元朝。首先，宋末宋元对峙时，地处长江以南的贵州在宋元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首次引起中央政府注意。《宋史·理宗四》：“［宝祐四年（1256年）五月］甲辰，罗氏鬼国遣报思、播言：大元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将大入边。诏以银万两，使思、播结约罗鬼为援。”于是宝祐五年（1257年）二月“壬戌，筑思州三隘”；十一月“乙亥，诏京湖帅臣，黄平、清浪、平溪分置屯戍”。宝祐六年（1258年）春正月“甲戌，诏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诣蜀阃，趣办关隘、屯栅、粮饷，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具工役以闻”；夏四月“丁酉，诏田应己思州驻扎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十一月“甲寅，筑黄平，赐名镇远州，吕逢年进一秩”。《宋史·瀛国公二王附》：“［德佑元年（1275年）四月］癸亥，加知思州田谨贤、知播州杨邦宪并复州团练使，趣兵入卫。”可见从宝祐四年（1256年）元朝屯兵大理，思、播等处战略地位凸显，南宋开始注意思州、播州、黄平、镇远等地并悉心经营，这是贵州首次进入中央政府视野。

其次，元初以重臣驻守贵州，奠定了贵州建省的地域基础。元世祖定鼎中原后就开始关注贵州，先后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和二十年（1283年）派兵征讨亦溪不薛（水西）和贵州，平定后分置亦溪不薛和八番罗甸两个宣慰司，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合并为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并先后以阿里海牙、皇孙帖木儿不花、速哥、翰罗斯和那怀等重臣镇守。《元史·阿里海牙传》：至元十三年（1276年）“降八番罗甸蛮，以其总管文龙儿入见，置宣慰司……”《元史·宰相年表》，阿里海牙延祐（1314—1320年）、至顺（1330—1333年）和元统时（1333—1334年）三次出任宰相（右丞和平章政事）。《元史·世祖十一》：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六月乙巳“皇孙帖木儿不花驻营亦溪不薛，其粮饷仰于西川，远且不便，徙驻重庆府。”《元史·速哥传》：“（至元）十九年（1282年），亦溪不薛蛮叛，置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以速哥为宣慰使……二十四年（1299年）……降八番金竹百余寨，得户三万四千，悉以其地为郡县。置顺元路、金竹府、贵州以统之，东连九溪十八洞，南至交趾，西至云南，咸受节制。”《元史·翰罗斯传》：“（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置八番罗甸宣慰司，进嘉议大夫，宣慰使……为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赐三珠虎符……武宗立，召还，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那怀，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宣慰使司·祠庙》引至正间顺元路教授廖志贤《关羽庙记》：“大元江南湖北道宣命虎符武德将军、镇守辰阳路昆阳万户府万户、镇守八番顺元等处万户府事那怀，至正四年（1344年）十月承奉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扎付选差分镇，至正五年（1345年）春统领诸翼军马诣府署事。”《元史·成宗一》：元贞元年（1295年）二月癸卯“赐驸马那怀钞万五千锭”，八月己巳“以驸马那怀知枢密院事”。可见至正初镇守八番顺元的那怀也是驸马、枢密使（元朝中央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副宰相）。元朝先后有三位宰相级人物和一个皇孙驻守过贵州，这在贵州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八番顺元宣慰司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又增领思州宣抚司、播州宣抚司和管番民总管府，后又领有新添葛蛮安抚司，地域东连九溪十八洞（今湖南），南至交趾（今两广），西至云南。今贵州辖地元朝除普安路（今盘县一带）、乌撒（今威宁）和普定路（今安顺）外，八番顺元下辖7路，即顺元、亦溪不薛、八番罗甸、思州和播州（沿边溪峒）5个宣抚司，以及管番民总管府和新添葛蛮安抚司，辖地及于上下桑植和保靖州（今湖南境），比明代贵州省地域还大，元末因此在贵州置管军万户府，作为建省的先导。《元史·世祖十四》：“［至元三十年（1293年）夏四月甲寅］翰罗斯请以八番见户合思播之民兼管，徙宣慰司治辰、沅、靖州，常赋外，岁输钞三千锭。不允。”翰罗斯请求迁八番顺元宣慰司治辰州、沅州、靖州并增加赋税，相当于要求在湘西和贵州另建一个行省，虽未获批准，但元末已把八番顺元宣慰司与其他行省相提并论。《元史·顺帝一》：［元统二年（1334年）九月甲午］瑶贼陷贺州，发河南、江浙、江西、湖广诸军及八番义从军……以击之。”《元史·顺帝二》：“［（后）至元二年（1336年）八月甲戌］诏：云南、广海、八番及甘肃、四川边官死而不能归葬者，有司给粮食舟车护送还乡。”《新元史·百官志》也说：“延祐六年（1319年）部议福建、两广、海北、海南、左右两江、云南、四川、甘肃、八番等处荫叙之人，如父母始仕本处，止以本地官叙用。”可见，元末八番顺元已与甘肃、四川、云南等行省相提并论，元朝已有设贵州省的意图，八番顺元辖地基本奠定了贵州建省的地域基础。

第三，在贵州首次设置流官和儒学，作为贵州建省的先导。按《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典章九·吏部之三·官制》，元朝流官是与军官、投下官、教官、阴阳官、仓库官、局院官、站官、首领官和捕盗官平列的职官系列之一；上述阿里海牙、帖木儿不花、速哥、翰罗斯和那怀等大多也是以久任官员迁转的流官。元初知州张怀德、雍真等处达鲁花赤也里千等也是流官。元代行省设丞相、平章政事、左丞和右丞等，府设知府、州设知州等掌印官，基本都是流官，也有少数土官，如水东宋氏宋阿重遥授云南平章政事等就是土官；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除掌印的蒙古人达鲁花赤为流官外，其余则多为土官。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等，顺元路儒学设于元初，有贵阳市花溪区燕楼乡元贞二年（1296年）顺元路金竹府教授冉□所刻石刻佐证。因此，元朝在贵州设置流官和儒学，无疑是为了长期有效治理贵州，也是贵州建省的先导之一。

第四，首次在贵州建城，为贵阳成为省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元初贵州已建城池，至正十年（1350年）八番顺元宣慰司副使范汇《八番顺元宣慰题名记》记载：“入我国土，诸部悉归顺，始置宣慰司都元帅府总戎以镇之。更贵州为顺元，屯驻城中。”元初元军就屯驻顺元城中，证明贵州城至迟始建于宋末元初，此后镇守贵州的多为朝廷重臣。元末“（那怀）至正四年（1344年）十月承奉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扎付选差分镇，至正五年（1345年）春统领诸翼军马诣府署事。越明年，三边宁谧，军马安和，城市太平，宛如内郡。”从廖志贤的记述看，至正五年至九年（1345—1349年），贵州已是“城市太平”，古代城市指的是有军民、有城池、有集市、有宏伟建筑的都市，贵州元初建城时即有驻军数千，又先后新建了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顺元路儒学、关羽庙、大兴寺、大道观和官家园林花果园等，至正初那怀又率领辰阳、昆阳和顺元诸翼军马驻守，很快形成了“城市太平，宛如内郡”的都市景象，为贵阳后来成为贵州省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宋隆济和禄余先后反元并多次围攻贵州城，凸显出贵州的重要战略地位。元大德时（1297—1307年）宋隆济反元并多次围攻贵州城，杀死贵州知州张怀德，元朝抽调数省大军耗时4年才平定，贵州的重要战略地位一下子凸显出来并首次载入正史《元史》。元末贵州乌撒禄余反元事件更充分显现出贵州和乌撒七星关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互为掎角之势，直接促成了明初设置贵州卫和永宁卫遥相呼应，以保护川黔和川滇驿道。《元史·文宗三》：“［至顺元年（1330年）正月］丁卯云南诸王秃坚及万户伯忽、阿禾、怯朝等叛，攻中庆路，陷之……（二月）己丑，秃坚、伯忽等攻陷仁德府，至马龙州。调八番元帅完泽将八番答剌罕军千人、顺元土军五百人御之……（秋七月丁丑）云南秃坚、伯忽等势愈猖獗，乌撒禄余亦乘势联约乌蒙、东川、芒部诸蛮，欲令伯忽弟拜延等兵攻顺元。”《元史·文宗四》：“［至顺二年（1331年）正月己卯］十一日，杀伯忽弟拜延献馘于豫王。十三日战于马金山，获伯忽及其弟伯颜察儿……余兵皆溃，独禄余犹据金沙江……（戊子）中书省臣言：‘四川省臣塔出、脱帖木儿等讨云南，以十一月九日领兵至乌撒周泥驿。明日，禄余、阿奴、阿答等贼兵万余，自山后间道潜出，脱帖木儿等进击，屡战，败之。十五日，又战七星关，六日凡十七战，贼大败溃去。’……（九月丙子）会禄余兵杀乌撒宣慰使月鲁……（庚寅）禄余寇顺元路……丁酉，云南行省遣都事那海、镇抚栾智等奉诏往谕禄余，及授予参政制命，至撒家关，禄余拒不受，俄而贼大至，那海因与力战，贼乃退。及晚，乌撒兵入顺元境，左丞帖木儿不花御战，那海复就阵宣诏招之，遂遇害。”《元史·文宗五》：“［（至顺）三年（1332年）二月己酉］禄余言于四川行省：‘自父祖世为乌撒土官宣慰使，佩虎符，素无异心。囊为伯忽诱胁，比闻朝廷招谕，而今期限已过，乞再降诏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乞改属四川，隶永宁路。’”可见至顺元年至三年（1330—1332年）乌撒（今威宁）土官禄余联络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今云南东川）、芒部（今云南镇雄）等部起兵响应云南王秃坚，前后历时2年多，元朝几次调集10余万大军从顺元进军云南平叛，禄余纠集万余军队两次进军顺元，巩固了顺元与乌撒互为掎角，南控云南，北镇巴蜀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同时禄余和帖木儿不花在互相交战中先后得以升任云南省左丞和参知政事，也是贵州建省的前兆之一。

第六，在西南广置站赤，把贵州首次纳入全国交通网络，奠定了贵州建省交通基础。贵州虽西汉有邮亭，隋初建有石门道，唐朝修通了牂牁道，宋朝有云南大理至广西的盐马大道，但都未形成有效的交通网络，更没正式纳入国家交通管理系统。贵州真正形成交通网络并纳入国家管理是在元朝。元人熊梦祥著《析津志》载，元朝建成了湖广江陵（今属湖北）至云南中庆（今昆明）的湘滇驿道，从湖南晃州进入贵州，经过平溪、平地、镇远府、偏桥、罗仲、麻站、麻峡、摩溪、面梦、德渐迷和普安出贵州境，又经过江安、符庆、定远、叶稍镇、闹早、合折林、雪山、乌蒙再过兀撒（即乌撒，今贵州威宁），可见该驿道在贵州有12站；按《经世大典》，其间还有黄平、新添（今贵定）、葛龙（今龙里境）、贵州和罗甸（今安顺境）5站；《元史·地理六》八番顺元蛮夷官有麻峡县和平溪等处，思州军民安抚司有偏桥中寨，播州军民安抚司有平地寨；《弘志·兴隆卫》有罗仲铺，《都匀府·古迹》有“废麻峡县，在麻哈州南，元置”，《普安州·山水》有“磨溪，在州治东南一百九十里”。据此可知元朝湘黔驿道从晃州（今湖南新晃）进入贵州平溪（今玉屏），经过平地、镇远、偏桥（今施秉）、麻峡（今麻江境）、黄平、新添、葛龙、贵州（今贵阳）、罗甸和普安（今盘县境）出贵州入云南。根据《经世大典》，元朝还有重庆至贵州（今贵阳）的川黔驿道和乌撒连四川、云南的川滇驿道，其中普安路有塔剌迷、磨溪和面梦3站。因此，元朝贵州共有湘滇、川滇和滇桂三条交通大动脉通过，其中湘滇和川黔两条驿道在贵州（今贵阳）交汇，湘滇驿道和滇桂盐马大道在普安路磨溪交汇。此外，元朝水西有道路东达播州连川黔驿道，西达乌撒连接川滇驿道。贵州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奠定了贵州省建省的交通基础。

八番顺元宣慰司地处川、滇、湘、桂几省交界处，战略地位险要，初隶四川，后属湖广，再归云南，无所适从。因此，从战略上说，元朝有在贵州建省的意图，并做了许多基础工作，八番顺元宣慰司范围最大时已辖七路，包括300余个府、州（等处）、县，辖地超过仅辖和林一路的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元初旧都，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仅辖二府一司的征东等处行中书省（今辽宁、朝鲜各一部）和下辖七路、二州和五属州的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而且比明初的贵州省地域还大。元朝贵州已成为西南交通中心之一，贵州城（今贵阳）已成为西南都市之一，故元末八番顺元与云南、四川、甘肃等行省相提并论。因此，元末贵州建省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二、明初定策：安宋制衡，稳定政局

明初贵州建省方略，是朱元璋在元朝治理八番顺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如《明史·贵州土司传》所说：“太祖于平滇诏书言：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则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明太祖深谙“先兵后礼”对治理边疆的重要性，于是洪武四年（1371年）在元末乌撒与顺元互为掎角的战略定位基础上，置贵州卫（今贵阳）和永宁卫（今四川叙永）南北呼应，护卫川黔和川滇驿道，并与成都、武昌二卫互为掎角，进一步巩固了贵州在西南的战略地位。洪武十五年（1382年）初置贵州都指挥使司，随后又置毕节、威清（今清镇）、新添（今贵定）、龙里、平坝等20个卫所属贵州都指挥使司。明初，马烨从洪武四年到十七年（1371—1384年）镇守贵州卫，对贵州土著严酷镇压，被土著称为“马阎王”；顾成先后驻守普定卫和贵州卫，同样采取严酷镇压政策，号称“顾老虎”，二人成为明朝开辟贵州的急先锋。顾成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率兵五万到思州、思南擒二田氏押解至京，完成了贵州建省的关键一步。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贵州都指挥同知马烨和顾成在元朝顺元城基础上按省城规模扩建贵州城并首次改为石城。明初贵州及云南、湖广卫所密布后，首次把西南历史上连成一片的云、贵、川、湖广和广西的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割开来，为对西南土司实行分而治之，进而为逐步改土归流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初治黔，设置都司卫所，大军压阵只是先导，“安宋制衡”才是关键。洪武五年（1372年），元八番顺元宣慰使郑彦文及土官宣慰使霭翠和宋钦等归附，明太祖诏令宋钦、霭翠二人世袭贵州宣慰使，明确定下了“安宋制衡”的治黔方略。正如《明实录·宪宗纯皇帝实录》卷278所说：“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五月己巳，贵州土官宣慰使俺贵荣世居水西……宣慰使宋然世居贵州城侧……皆设治所于贵州城内，衔列左右，而贵荣掌印，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明令安氏、宋氏同任宣慰使，同设司衙于贵州城，安氏掌印，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回水西，把安氏相对固定于水东贵州，既有大军压阵，又有同官宋氏牵制，这就是“安宋制衡”的精髓所在。“安宋制衡”在贵州建省前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洪武十七年（1384年）贵州卫指挥马烨急功近利，当众鞭打霭翠之妻奢香欲激反水西安氏时，正是水东宋钦之妻刘淑贞有效发挥了制衡作用，向奢香献策告倒马烨，才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稳定了明初贵州政局，为贵州建省创造了稳定的政治局面。《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46：“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八月辛丑，贵州都指挥使司言：‘近发兵讨清水江作乱蛮民，惟贼首金牌黄未获，今廉知匿土官宣慰宋诚家，诚不捕送，请俱罪之。’上曰：‘蛮夷之人鸱张鼠伏，今既惧罪藏匿，勿问。’遂寝其奏。”明太祖并非不想治宋诚之罪，而是不想破坏自己定下的“安宋制衡”治黔方略，否则宋氏治罪削弱，安氏乘机向水东扩展势力，贵州建省将大大推迟。明末由于宋氏削弱，安氏强盛，水西安邦彦遂与永宁奢崇明一起反明，并招（强迫）水东宋万化一起反叛长达7年之久，从反面证明了“安宋制衡”的高明之处。

三、永乐天顺：推广儒学，建省巩固

边疆建省的关键在于推广儒学，实行文治教化。明初在贵州推行儒学得到水东宋氏等的全力支持。洪武四年（1371年）置贵州卫时即以元顺元路儒学为贵州卫学；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贵州卫知事卢升和举人吴矩同为起居注官，正是由于卢升和吴矩同时任明朝第一批起居注，加上宋濂奉命修《元史》认真总结了元朝治理西南边疆的经验教训，才为明朝制定治黔方略提供了正确的依据和思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己酉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是月，贵州宣慰使宋诚母刘氏赴京贡马，谢恩。”“十一月癸寅，贵州宣慰使安的等来朝，贡马六十六匹……置贵州宣慰司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水东宋诚和水西安氏等分别遣子宋斌等入朝要求到太学读书，宋氏和安氏随即频繁入朝进贡，因此贵州宣慰司学是西南最早的建立的司学之一并非偶然，而是水东宋氏等大力支持的结果。

宋斌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到南京太学读书，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至正统八年（1443年）袭贵州宣慰使时，正是贵州建省的关键时期。宋斌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行文治，是贵州乃至西南历史上最早积极推行儒学并取得重大成效的土司。贵州儒学虽建于元朝，但到明初已破败不堪，刘淑贞及其子宋诚于洪武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391—1393年）大力支持迁建增修并使之焕然一新。《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2下：“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癸卯，播州宣慰使扬升、思南宣慰使田大雅、贵州宣慰使宋斌来朝，贡水银、朱砂等方物。”《宋斌墓志铭》：“岁壬午，太宗正位南京，公先朝。上遣中使迎劳采石。既召见御帷，因屏近侍留坐，条奏边状……已而颁诰如怀远爵，命宴赐肴，盖稀世之宠也。”岁壬午即建文四年（1402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登基，宋斌等西南土司率先入朝庆贺，宋斌不仅受到朱棣派使者到采石（今安徽省当涂县西北长江最窄处采石矶）迎接犒劳的特殊礼遇（明朝迎接开国功臣等的崇高礼遇），而且得“屏近侍留坐，条奏边状”。可见，明成祖极其重视宋斌的入朝，应当与贵州建省等重大方略有关，且朱棣与宋斌君臣交谈甚欢，可能已就贵州建省达成默契，故诰封宋斌为怀远将军。宋斌朝见朱棣后10年贵州就顺利建省，肯定与那次历史性召见密切相关。随后宋斌又于永乐元年（1403年）、四年（1406年）和九年（1411年）先后派兄宋德义、弟宋震和把事苟应宗入朝进贡，和明廷保持了亲密关系。永乐六年（1408年）宋斌上奏请明朝派顾成率军平定了水东谷劳、王石等不按规定上缴赋税的村寨。四川按察司佥事李照《大兴寺记》：“永乐八年（1410年）宣慰使复举（惠）智赴京请设僧纲司，授都纲，贵之僧有官有署，昉于智。”正是宣慰使安卜葩和宋斌推荐惠智赴京请示，设置了贵州宣慰司僧纲司——贵州最早的佛教衙门。

正当宋斌等全力配合明朝在贵州全面推行儒学时，永乐十一年（1413年）初，思州和思南田氏发生矛盾争执不休，为贵州建省提供了契机。贵州建省的直接动因是思南、思州田氏互相争斗，本来与水东宋氏无关，可明朝在擒获田宗鼎和田琛押送京城并把思南、思州二宣慰司改土归流为八府后，却把省会设在水东腹心贵州（今贵阳），明摆着就是要逐步把水东改土归流。宋斌深谙儒家之道，洞悉历史大势，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全力支持，可见宋斌在贵州建省、贵阳成为省会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朝的行省是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统一体。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贵州布政使司已成定论，但贵州按察使司设置时间却歧说并出，现存几部明清《贵州通志》都说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明史·职官四》说永乐十二年（1414年）置；乾隆官修《通鉴辑览》说置布政使司“后二年设按察使司”，即永乐十三年（1415年）置；《明史纪事本末》说永乐十四年（1416年）设；《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说永乐十五年（1417年）置；正统翰林院侍讲学士彭华《按察司题名记》又说“越十八年（1420年）庚子乃设按察司”。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对上述诸说进行对比考证后认定为永乐十二年（1414年）置。其实不然，因为民国编修通志时还看不到《明实录》等皇家珍贵史料。《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5明确记载：“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戊申，置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甲辰，升山西道监察御史成务为贵州按察使，改山西按察佥事杨勋于贵州。”因此，贵州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建齐，即最终完成建省的时间为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戊申（1417年4月8日）。

边疆建省，并非一蹴而就，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其关键。如《明史·安南国传》说，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明成祖朱棣派西平侯沐晟等一举灭安南国后，“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址设三司”，即建立交趾省（今越南河内）。由于没有儒学作为共同思想基础，立即引起安南各部落接连不断的强力反抗，明朝经过25年奋力征讨，损兵折将，劳而无功，最后在宣德六年（1431年）被迫取消交址省，仍旧恢复安南国作为明朝附属国。这就是明朝猝然设省，又迅速撤销的典型例证。贵州建省之后，宋斌、宋昂父子成为在贵州推行文治，巩固儒学思想基础的关键人物。永乐十九年（1421年）和正统十三年（1448年）宋斌父子支持设置了贵州宣慰司阴阳学（天文历法衙门）和道纪司（道教衙门）。王训《大道观记》说：“前宣慰使安陇富宋昂深以道纪未立，虽尝访举云游道人戴雪隐为之住持而尚未有官，乃上疏请立制可之。”因此“正统十三年（1448年）五月壬子置贵州道纪司”。天顺（1457—1464年）前后宋昂又支持设置了贵州宣慰司医学。明朝经过近200年的努力，在水东宋氏等大力支持下，终于在贵州建立了一套基本完整的儒学教育文治教化体系。

宋斌在京城太学读过书，又受到明成祖恩宠召见，因此在其任贵州宣慰使的45年间，不遗余力地全方位推行儒学，支持建省，成为贵州乃至中国历史上推行儒学成就首屈一指的著名土司。其支持建省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在贵州建省后12年的洪熙元年（1425年），把私宅迁到贵州城东北洪边寨（今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镇洪边寨），并新建私衙，一边全面支持流官统治，一边全面推行儒学。按弘志和嘉靖《贵州通志》，宋斌迁居洪边是得到明朝和贵州官府支持和首肯的，因为贵州三司建成后，贵州城的形势与明初已大不一样。首先，省城五门关卡城楼及其周围站铺均由贵州卫和贵州前卫严密布防，嘉靖《贵州通志·城池》：“省城……都指挥使马烨建，甃以石。门五：东曰武胜，二卫共同守之；南曰朝京，次南曰德化，城楼三，城铺二十三，水关一，长七百六十丈，贵州卫守之；西曰圣泉，北曰柔远，城楼二，转角楼一，城铺一十七，水关一，长六百一十二丈，前卫守之。西南临河，东北有池。”其次，贵州宣慰使司衙位于明贵州城北隅，东北紧邻贵州前卫兵器局（成化时改为都察院），南为布政使司衙［成化五年（1469年）改为总兵官所居总府］和按察使司署，西和西南有贵州前卫、贵州卫和贵州都指挥使司，安氏已处在流官和驻军的严密监控之下，想有所异动已十分困难。因此宋斌从省城把衙署迁出是对流官统治的极大支持。

宋斌迁居洪边后的宣德到正统20多年间，宋斌父子就把洪边建设成了贵州新的儒学文化基地和传播中心，又全力支持把贵州宣慰司学增修扩建成贵州省最好的官学，很快培养出王训、易贵等贵州第一批本土著名举人、进士，号称“往往文章气节与中原江南才俊齐驱”。特别是宋昂、宋昱合著的《联芳类稿》不仅有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的气概，而且起到了以家学传播儒学，树立儒学旗帜，促进儒学尽快深入贵州移民和土著之中的巨大教化作用。

贵州建省之后，由于正统初派贵州驻军征讨麓川而引起普定（今安顺）一带土著强烈反抗，从而引发西南许多地方土著起义响应，朝野震动。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引《兵部为怀柔远人事吏科钞出吏部左侍郎何文渊题》：“贵州地方山岭高峻……土人叛服不常……其被烧毁衙门，弗复起盖。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吏及从征官军惧各取回。地方止照洪武年间设立宣慰司衙门，管属土人，设都司衙门都指挥等官，以钤束军卫，遣大将一员前去镇守。”即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土著起义烧毁贵州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流官衙门后，吏部侍郎何文渊上疏要求取消贵州行省，只保留明初的贵州宣慰司土官和贵州都司即可。可见，在贵州建省80多年后，明朝中央内部发生了究竟是否要保留贵州省的巨大争论，幸好有兵部尚书于谦等据理力争才保住了贵州省建制。就在明朝内部对是否保留贵州省产生巨大分歧时，水东宋氏毫不犹豫地维护明朝在贵州的统治，在正统初各地纷纷响应普定起义时，唯有宋斌辖地水东“奉化不叛”。《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卷45说：“正统三年（1438年）八月癸丑，改……上马桥等十二长官司并平坝驿俱隶贵州宣慰司。”《明史》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宋斌墓志铭》则说：“先是临番咸隶贵州卫，至是藩镇重臣以其吏不□，有激而然。议改隶宣慰司，盖以公善政也，上可其奏。由是增隶诸番长官司一十有三。”把已属卫所管理的土地人民再划归土司管理，不仅在贵州及西南历史上绝无仅有，在明朝甚至中国历史上也极其罕见。可见宋斌推行文治确实成效显著，并受到明朝的推崇和褒奖。正统八年（1443年）宋昂袭宣慰使后，同样坚决维护明朝在贵州的统治，先后率领土兵于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二十四日和十月初八日“攻剿贵州所属狗场等寨”，“抚出开和等六十二寨，寨长李保等赴营告降，谕回复业守路”。宋昂文武双全，在率军出征时赋《贵阳出征》诗：“金印垂鞍事远征，霜威凛冽路澄清。寇公门下多美俊，范老胸中富甲兵。旌节漫随彩霞动，戈矛争向日光明。春风二月城南陌，伫听诗歌猃狁平。”颇有古代儒将风度，宋昂是贵州乃至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都堪称一流的著名土司，也是水东文化鼎盛繁荣的标志性人物，时人称赞其《联芳类稿》“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

宋昂任职期间传播儒学的巨大功效，从其代管的方番等十三长官司主动要求改土归流也可以看出。《明实录·宪宗纯皇帝实录》卷155：“成化十二年（1476年）七月壬子，令设程番府。”弘志引兴隆卫经历李文祥《程番府题名记》：“成化丁酉，长官方勇等愿开州治，乞文臣以领之，朝廷嘉其言，准开府治，而金筑安抚木瓜麻响并一十三长官司俱隶焉。”所以，成化十二年（1476年）方番等十三长官司改土归流是由于方勇等主动上疏要求的，这不仅开贵州及西南历史上土司主动申请改土归流的先河，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而方勇等上疏改土归流无疑是水东宋氏长期传播儒学和积极引导的结果。

总之，贵州的战略地位从宋末开始引起中央政府注意，元朝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交通和省会基础；明初制定了“安宋制衡”、传播儒学的正确方略，并在水东宋氏全力支持下逐步实施；明永乐时完成了贵州建省，而永乐到天顺时的文治武功有效巩固了贵州建省大业。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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