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对贵州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湖南人

一、湘黔唇齿相依，和睦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湘籍清官声播贵州

贵州过去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滞后，一向被中原人称为“蛮荒瘴疠之区”，令人谈之色变。唐朝柳宗元称遵义为“非人所居”的蛮荒之区。直至明末程允升编著的《幼学琼林》仍说：“贵州省近蛮方，自古名为黔地。”

贵州与湖南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两地人民相互往来，关系十分密切。贵州建省前，黔东、黔东南的大部分地区统归湖广管辖。贵州人民自古就受湘楚文化的沾溉和熏陶。例如：东汉时期第一个从贵州走出去的教育家尹珍，他北上中原向许慎学习文字之学“归教南域”后，即前往武陵（今湖南常德）拜太守应奉为师，受教图纬之学，因而一举成名，成了“读书五行并下，过目不忘”，能通天地人“三才之变”，名震朝野的大学问家。

贵州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之后，两省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明清两代，朝廷曾不断从湖广等地委派文武官员来黔工作，清廉自洁可谓是所有在黔湘藉官员的共同美德。特别有名的是黄似瑶，黄似瑶为湖南沅陵人，清乾嘉年间曾任定番、郎岱、平越等地知府，为官清廉一生，死时因“贫不能归葬。其子弟随任者，遂入籍贵筑”，百姓称曰“黄青天”。又如明成化间贵州左参议吴禋（字诚之，湖南零陵人），其“性耿介，廉以自律，居（官）贵州十年，始终如一，归里之日，惟携图书数箧而已”。武职卫指挥夏尚忠（湖南常德人），居官贵筑时，“诸蛮”曾“驮黄金数斗相遗”，尚忠“却而不受”。明宣德年间曾任思州知府的贺让（湖南衡山人），一生为官清廉，“致政归，惟市沥青数斗以充药饵，余无所携”。明万历年间曾任思南知府的胡东海（湖南沅陵人），告老还乡时亦是身无他物，“惟图书数十卷”。再如清咸丰年间曾任铜仁郡守的黄楷盛（湖南湘乡人），一生为政清廉，两袖清风，离任回乡之日“行旅萧然，琴书外无长物”。清光绪年间，曾任安顺知府的蒲荫权（湖南永明人），任职期间，一心振兴教育、培育人才，不惜节衣缩食，捐廉加修凤仪书院，延聘湖南名太史刘凤苞主讲郡中，自此安顺“知名之士皆其栽培所出，文风亦为之一变”。再如光绪年间曾任桐梓知县的魏学恒（湖南衡阳人），在任期间，“督绅开凿戴家沟暗洞，卷石数百丈，全以人力夺天工”，使桐梓人民至今“免受冯夷（洪水）之患”。清同治年间任绥阳知县的周炳著（湖南举人），亦“清廉爱士，视民犹子”而深受百姓爱戴……在这批湘籍官员中，黔中百姓为之建立生祠、专祠、忠烈祠、忠昭祠、名宦祠，或树柱、牌位，或立遗爱碑、树桅书帜以旌其德，享受千秋庙食，奉若神明者竟有65人！他们对贵州的开拓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二、黔中王学的真正奠基人是湖南人蒋信

明朝，浙江籍学者王阳明35岁任兵部主事时，因上疏营救戴铣、李光翰等人得罪了朝中权贵大宦官刘瑾而被捕入狱，廷杖四十，后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年）到达修文龙场。当时的龙场驿站建在万山丛棘、野兽出没、蛇虺遍野的蛊毒瘴疠之地。龙场驿周围多为少数民族所居，语言不通，自然环境恶劣。初来乍到的王阳明白天与当地村野樵夫采蕨打柴维生；晚上“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并反复玩味《易》中之奥旨。久而久之，便领悟到了其中“精粗一，外内翕，视险若夷”的真谛和“格物致知”的本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终于创立了“天理”就在自家心中，无须向外寻求的“知行合一”学说。于是，王阳明便在龙场驿站附近修筑“龙冈书院”，开始收徒讲学，传播自己的心学观点。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得知王阳明治学有其独到之处，便延请他来省城贵阳开办文明书院。从省城和各州县来书院受教、拜王阳明为师者，有时达数百人，从而开启了黔中王学之滥觞。

但真正使“王学”在黔中突起的有功之臣则是明嘉靖年间出任贵州提学副使的湘楚学者蒋信。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湖南常德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他在王阳明贬谪龙场路过湖南常德时，曾拜会过阳明先生并尊之为师。蒋信到贵州任职后，即着手宣传、提倡阳明心学。他不仅为此大办教育，新建正学书院，改“文明书院”为“阳明书院”，努力培养“王学”人才，还亲自收徒讲学，奖掖后进，并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训导诸生，使贵州文教极盛一时，黔中学风亦为之一变。

在蒋信孜孜不倦的教导和精心培养下，其得意门生孙应鳌、李渭和马廷锡终于学有所成，蟾宫折桂，成了海内闻名的理学家和“贵州王门三主将”。因此，蒋信是“黔中王学”的真正奠基人。

三、沙滩文化三主将得益于湘楚文士的培植

沙滩是遵义县新舟镇内一个方圆不过十里、位处乐安江畔的小乡村，这里先住有黎姓一家，后来又搬来了与黎家有姻亲关系的郑姓，再加上同沙滩人关系至好的莫氏。这样，就在这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世外桃源”里，郑、莫、黎三家的子女以耕读治家，时长日久便出现一批人数虽不算多，但却颇有功底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互相激扬，共同切磋，优游涵泳于学问文章之中，历经百年，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一群学识丰富，功底深厚的知识分子及其所创造的沙滩文化便形成了。

1.郑珍

郑珍（1806—1864年），字子尹，遵义沙滩人。他不仅是湘籍学者贵州巡抚贺长龄所器重的弟子，而且还是湘楚学者、诗人、书法家欧阳绍辂、邓显鹤、黄虎痴、何绍基等人的学生或同门师弟。郑珍在宋明理学、诗文、书法等方面，无不直接受到湘楚文士的沾溉与培养。

清道光六年（1826年），程恩泽由贵州学政调任湖南学政后，入京应试未中的郑珍便转投湖南学政幕府，被恩师程恩泽纳为幕宾。从此，21岁的郑珍开始了游学湘楚的生涯。在湘楚，郑珍不仅拜识了执湘楚诗坛牛耳的著名诗人、学者邓显鹤，诗坛宿将、宋诗运动的活跃人物欧阳绍辂，极工诗文、尤精金石之学的鸿儒黄虎痴，以及古文家杨彝珍、吴敏树、向师棣诸人。

郑珍来到长沙后，邓显鹤这位名满天下而执湘楚诗坛牛耳的老人，竟一改平时傲态，“礼贤下士”，看中了郑珍这位年轻人的才华，并成了郑珍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良师益友。在邓显鹤和欧阳绍辂两位前辈的激励和栽培下，郑珍的诗艺得以突飞猛进，并一跃而成了“近代宋诗运动中的一位著名诗人”（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郑珍与古诗文家和金石学大师黄虎痴先生的交游，是其游学湖南的又一特大收获。黄虎痴比郑珍年长30多岁，他像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关爱郑珍，他不仅将自己的诗文和金石之学方面的著作《三长物斋诗略》《文略》《痴学》《古志石华》和《皇清经籍志》等倾囊拿给郑珍阅读，还让郑珍观摩他家收藏的近万卷历代金石之学和历代名家书画墨迹及其拓本，并亲自指点他参悟隶、篆诸体书法的精微奥旨。郑珍在金石之学和书法艺术上的成就，除了上面提到的何绍基外，可谓全赖黄虎痴先生的沾溉与培养。

在湘楚游学期间，郑珍游遍了湘中山川名胜，还结识了大批的湘楚学者、文人，深得他们的沾溉与教益，从而眼界顿开，诗文大进，勃勃然成为“西南巨儒”，为“沙滩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莫友芝

沙滩文化的另一位主将莫友芝（1811—1871年）的成名更是与湘楚学者的提携、奖掖密切相关。莫友芝21岁考取举人后，踌躇满志，曾三次赴京应试，但均未中。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莫友芝再度赴京应试春闱。一天，他在琉璃厂书肆间偶然碰见了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兼礼部侍郎和会试同考官及殿试阅卷大臣等职的曾国藩。在不期而遇的交谈中，曾国藩对这位仅仅只是一介“留京候榜”的书生莫友芝关于汉学门户源流的谈吐非常赏识，不禁感叹道：“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十分爱才的曾国藩，于是便令部属在虎坊桥安排宴席，亲自招待了莫友芝，并对他寄予厚望。当莫友芝会试落榜后，曾国藩又作诗对莫友芝加以抚慰和鼓励：“豪英不地囿，十九兴偏邦”“可憐好手眼，不达时温凉”……莫友芝南归途中经湖南澧州时，因洪水所阻，在湘中滞留期间，他又幸遇了湘楚著名学者杨彝珍等人。

清咸丰八年（1858年），莫友芝再次束装北上参加春闱。虽仍应试未中，但在京期间，莫友芝却结识了大学士祁隽藻，户部侍郎王锡振，吏部侍郎许乃普，湘籍名士郭嵩涛、王闿运等人。许乃普曾担任过贵州学政，王锡振过去亦曾举荐过莫友芝，对莫友芝都很赏识。通过诗文唱和、金石考订等往来活动，增进了师友之间的情谊，同时也增长了莫友芝的见识。

1859年的秋天，“长安居不易”“孤蓬任飘泊”的莫友芝离开北京到了武汉。随后他在去安徽看望时任怀宁知县的九弟莫祥芝时，拜会了湖北巡抚胡林翼，胡林翼以前在任贵州黎平知府、贵东道员等职时曾与莫友芝相识，且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早年任贵州学政时又是莫友芝乡试时的主考官。两位师兄弟不期而遇，彼此都很高兴。莫友芝便应胡林翼之聘，入幕为卢洲书院山长。旋即莫又返回武汉为胡校订胡所著《读史兵略》书稿。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胡林翼病逝后，莫友芝生计失去依靠，便去安徽安庆入幕两江总督曾国藩麾下。此时，曾国藩正在安庆大营延揽天下人才，这时曾公幕府已聚集了湘籍古文名家吴敏树、王柏心、王闿运以及方宗诚、俞樾、李善兰、张文虎、戴望等一大批“才高学博，著述斐然”的天下名流和才俊之士。他们都“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莫友芝的到来“如登龙门”，曾国藩一直以客礼相待，并出资把莫友芝家属接来金陵安顿。从此莫友芝为曾国藩府幕僚，一干就是10年。期间他奉曾国藩之命或查访《四库全书》散亡存留情况，或搜寻、勘校、刊刻古籍珍藏善本，其足迹遍及苏州、扬州、上海、杭州等吴越各地之山川名胜，并结交了不少干济、朴学的名儒硕彦。特别是他应江南书局、金陵书局和扬州书局之聘，担任选订、校勘等职期间，有机会借阅和浏览了大藏书家郁泰峰和丁日昌等人的全部私家藏书，并收购了大批珍籍善本，为毕生致力完成的几部目录学专著，如《吕亭知见传本目录》（16卷）《宋元旧本书经眼录》（3卷）《书衣笔识》（1卷）《金石笔识》（各1卷）《吕亭书画经眼录》（4卷）及《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1卷），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基础。其《吕亭知见传本书目》竟收录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仅有存目和未收者755部。其学术价值之高，堪称我国古籍版本目录学之最。入幕曾国藩幕府的10年，是莫友芝从诗词、古文、声韵、训诂到金石之学，乃至书法艺术全面走向成熟，斐然成一代名家的黄金时代。

早在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莫友芝两次赴京应试不中返回黔中在湖南逗留时，经郑珍介绍结识了邓显鹤、欧阳绍辂、黄虎痴等湘楚著名学者和诗人，并得到了他们无私的关照。莫友芝在《寄送邹叔绩归新化并呈邓湘皋显鹤学博》的七古长诗中说：“祗今德星聚衡嶷，湘虎二人建前旗。子兮朴学方绍之，参魏何间竟骧驰……湘皋老人况邻比，缘子外出少所怡。欧阳文书彪鼎鼒，要子固与相然疑。晨星耆宿逼初熹，灵光尚岿天南维。我曾黔阳逢虎痴，是翁未识心企而。翻劳远存定子欺，犹闻铿铿健不衰。五经文字方手治，遥知见子展庞眉。为我问讯今曷其，成编并乞南村诗。”诗中对邓显鹤、黄虎痴、魏源、何绍基等人的诗文与才情及彼此间的友情和他们对自己的栽培与企盼等，进行了美好的回忆和由衷的赞叹。诗中还直率地向邓显鹤老人提出了索要《南村草堂诗钞》的要求。由此可见莫友芝与湘楚师友之间的感情的真挚与坦诚。在邓显鹤《南村草堂诗钞》《文钞》及《沅湘耆宿旧集》的启迪和影响下，莫友芝与黎兆勋亦辑印了《黔诗纪略》（33卷）；同黎汝谦、陈田选编了《黔诗纪略后编》（33卷）。这些成果也可谓是湘楚文化影响和沾溉黔中文化的一个见证。

清同治九年（1870年）莫友芝在重游鄂渚返回金陵的途中，不幸患病，卒于里下河的舟中。其灵柩运至南京停放于莫愁湖时，前往悼念的生前好友络绎不绝。曾国藩曾亲手书写挽联一副，曰：“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从上述事实可见，如果没有曾国藩的礼贤下士和湘楚学者们的提携与沾溉，也许就不会有莫友芝的成名。

3.黎庶昌

沙滩文化的又一名主将黎庶昌（1837—1898年），也是在曾国藩和湘楚学者的培养下才成长为一代名家的。

黎庶昌十四五岁时所作诗文已斐然成章，参加县府考试常名列第一。21岁成府学廪贡生。清同治元年（1862年），26岁的黎庶昌竟以廪贡生的身份向朝廷上“万言书”，陈述国家所当兴革之事而被特赏为知县，分发江苏曾国藩大营察看、委用。曾国藩将其收为门生，把他留在身边，教他攻习桐城古文兼办文书、机要达6年之久。在实际考察中，曾国藩发现了他的才干及其“外甚朴讷，内有抗心古哲，补救时艰之志”，于是便在调任直隶总督临行前，保荐黎庶昌去江苏巡抚丁日昌麾下担任吴江知县之职。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时，即晋调黎庶昌为青浦知州，并令其管理淮阳堤工支应。后又令其受理扬州荷花池榷务，让他在地方磨炼。仅2年的时间，黎庶昌就上交了余羡白银一万余两。黎在曾幕府任幕宾期间，亲聆曾公謦咳，深受曾国藩影响，全面接受了曾公的散文理论。并受幕府中的同僚和师长张裕利、吴汝纶、薛福成、向伯常、王闿运及吴敏树等湘籍学者和鸿儒饱学之士的濡染，文思大进，造诣日深。在文学上，黎庶昌也受到曾国藩的极大影响。曾国藩提倡“经世济用”，特意编印了《经史百家杂钞》一书；黎庶昌受其启迪，遂遵曾公宗旨，亲手抄录古今名篇数十卷，日夕讽诵，从中删订去取，历时20余年，编印了一套计名文425篇的《续古文辞类纂》（28卷）。曾国藩主张“文道俱至”，十分重视散文的艺术性；黎庶昌则笃信“因文见道”之说。曾国藩坚持把政治家的事功和学者的德行都纳入“道”的范畴；黎庶昌则“举一反三”，将其扩大到了史学的领域。在文章风格上，曾国藩“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而黎庶昌鉴于姚鼐所选之《古文辞类纂》多阴柔之文，他在编选《续古文辞类纂》时则以富于阳刚之美的文章为主。他自己的散文也尽力效仿其师曾国藩而多阳刚之气，风格雄肆而华赡。因而黎的散文颇受曾公赏识，称赞“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均可成一家之言”。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逝世，黎庶昌痛逝良师，终日悲伤不已。为了纪念恩师，黎庶昌撰写了《曾文正公年谱》（12卷）《曾文正公别传》（1卷），并与曾国藩的另一得意门生李鸿章联手编辑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

清光绪二年（1876年），即曾国藩去世近14年后黎庶昌才从“自感相知寥寥”的悲凉阴影中走出来，由曾国藩麾下要员、湘籍著名学者郭嵩涛提携，随其出使英国、法国、德国、日斯巴尼亚四国任三等参赞。后郭嵩涛奉调回国，由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代郭为驻外大使。曾纪泽原本就是黎庶昌的旧交，可谓是亲师兄弟。黎庶昌在任满3年准备回国保擢知府时，又被挽留出任驻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参赞。其后黎庶昌又因有外交才干“堪任大事”，于光绪七年（1881年）奉命担任出使日本大臣。在日期间，平素重视经史古籍的黎庶昌，特嘱咐随员杨守敬收罗我国流入日本的经史古籍，得国内已逸的唐宋以来古籍26种，汇刻成《古逸丛书》（200卷）；又从日本书肆中寻得翻刻的南藏佛经全帙6771卷及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附卷（100卷）。黎以重金购买运回故里，为抢救保护中华文化古籍作出了突出贡献。

黎庶昌出使西洋和东洋10余年间，对海外各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国际态势了如指掌，并对西方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进步十分倾慕，且常与清朝的现状相对照，因而深知积弱的中国，非改弦更张则不足以自立，非改革变法则不足以图存。于是黎庶昌便于光绪十年（1884年）春，向朝廷上奏了《敬陈管见折》的改革复兴之策。殊不知黎庶昌这些“深切时事，足令小儒咋舌”“非熟知中外情势者不能道”的奏折竟被总理衙门视为“其情事不合，且有涉忌讳处”而被搁置不奏，退还原折。当黎庶昌向曾纪泽谈及此事时，曾纪泽亦为之愤然：“大疏条陈时务，切中机宜……假令朝廷嘉采硕画，实见施行，则中国之富强，可以计日而待，傥再因循粉饰，意见分歧，则杞人之忧方未已也。”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曾国藩、贺长龄、胡林翼、曾纪泽、郭嵩涛、邹汉勋、何绍基、邓显鹤、欧阳绍辂、黄虎痴、吴敏树、俞樾、王闿运、张文虎、戴望、杨彝珍、向师棣等湘楚学者和官吏的关爱、沾溉、提携与帮助，是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及其沙滩文化之所以成为贵州文化又一高峰的关键性因素。

四、湘楚人士与贵州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建设

湘楚人士对贵州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文化人才的培养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清道光年间，第一个出任贵州巡抚的湘籍高官、嘉庆进士贺长龄（湖南善化人），是清朝著名宋明理学家和文章家。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清理积案，安辑地方，全力查办衙蠹，惩治一批讼棍，关押大批惯犯，罢黜一批贪官，降调一批庸吏，同时奖拔一批贤能官吏，如铜仁知府周作楫、兴义知府张锳、大方知府黄宅中等。为了克服贵州地瘠民贫，民间粮食积贮有限，每当青黄不接时则粮价暴涨，民不聊生之患，贺长龄还令于黔省各府州县建设义仓，劝谕官绅带头捐资储粮，遇到粮荒时则改出借为平粜。这一措施很快收到了成效，如兴义府自道光十四年（1834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共18年，就库存积谷达15万石，因而有效地解决了遇凶荒兵灾平民百姓的断炊绝食之忧。

道光十七年（1837年）贺长龄兼任乡试监临官时，亲自发现并拔举了贵州奇才“沙滩三杰”之一的郑珍，还将其纳为入门弟子，亲自为之授课，口讲指画，指导他研习宋明理学，并送他阮元所著《研经室集》一部，令其“终编”，还不时在经济上资助郑珍完成学业。在教育上，贺长龄对郑珍等一班门生实行“有教无类”“养之教之，奋而鼓之，循而导之，优游而涵育之。扩充其所已能辅翼，其所未逮父之于子，师之于弟，不是过也”。对恩师贺公的奖拔之恩，郑珍没齿难忘。他在庆贺新科举人的鹿鸣宴上就曾即席赋诗：“当公领解日，我始双髻悬。公名丽中外，孺子心已笺……”诗中由衷地抒发了对恩师的无限感激爱戴之情和自己致力学术的坚强信念，以及从小受恩公沾溉和亲聆名师教诲的喜悦……几十年后郑珍在古州厅（今榕江县）任儒学训导兼掌榕城书院时，还致信恩师，并向长龄先生汇报自己在榕城的执教情况和书院学生苗汉参半“五经鲜成诵，诸史罕闻名”的落后状况。

清朝湘籍学者、诗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何绍基是“沙滩三杰”中郑珍、莫友芝的同门师兄，他们年轻时曾先后受业于在湖南武陵设帐，后曾担任贵州和湖南学政的程恩泽先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进士出身的何绍基出任贵州乡试副考官时，便认识了郑珍和莫友芝这两位同门师弟，并在书法技艺上给了他们重大影响。身为一代巨擘，工于篆隶笔法的书家何绍基，其“如行云流水，跳脱自如，极富变幻和动态美”的行草，在晚清书法艺术界堪称一绝，独树一帜。在何绍基的熏陶下，原以楷书见长的郑珍将绍基的隶书笔意融入楷书，从而创造了独具一格的“隶楷”；而原本精于小篆的莫友芝亦取化绍基之长，反复熔炼，终于成功地实现了篆书与汉隶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古拙朴质，铮然铁骨，富于金石之气”（即莫氏书法）的独特风格。

除此以外，何绍基在黔任职期间，还结识了周作楫、黄辅辰、平翰等一批在贵州各府州县为官或居家的学者、文人和书法家。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游、切磋和酬唱，大大活跃了贵州的文风与士气。主考恩科乡试时，还选拔了杨文照、何鼎、傅寿彤等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有志之士，有力地促进了贵州文化的发展。

胡林翼（1812-1861年），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咸丰年间任安顺、镇远、黎平等地知府及贵东道员时，一是以兴办教育，培养和奖拔人才为要务。每月亲自招集生童入署授课，口讲指画，循循善诱，勉励学生成为品学兼优的国家栋梁，并对学习成绩优异者予以物质奖励，招致署中住读，免去一切费用，形成了一种“人人争自濯磨，士气为之一振”的良好风气，胡林翼平时用人亦非常注重考察其善行业绩，并将其记录在案，为奖拔人才提供依据：“随登荐牍，手书褒美，以宠异之”。“士有志节才名，潜伏不仕者”，胡林翼一经发现，必“千里招致，务尽其用”，其爱才和求贤若渴之心令人钦佩。二是以廉明勤政为本。胡林翼任知府等职期间，为了改变其所辖农村的贫困面貌，根据当地“野多栎树”的情况，省吃节用“捐廉百五十金，派人前往遵义购买蚕种，教民放养”，鼓励农民发展柞蚕养殖业，同时“立义仓，捐廉倡令积谷，以为凶荒之备”。通过“治捕盗贼，为民兴利除害”等一系列措施，胡林翼所治之区很快就出现了“乡间无扒抢之患”的太平景象。

胡林翼一生为政清廉。据《贵州通志·官宦迹》载：“（胡林翼）自筮任贵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抚，将兵十余年，于家无尺寸之积。”胡林翼这种勤政为民、清廉自律的精神，当为万世不朽之楷模。

雍正初年，任镇远知府的方显，湖南巴陵（即今岳阳）人。上任时，正“值郡饥”，方显即“捐俸煮糜（稀饭）活民数万”，被救的饥民多为当地少数民族同胞。执政期间，方显非常重视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少数民族同胞的冤假错案，为百姓伸张正义。因此，苗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对其崇拜，而曰：“公仁人也！愿公世世子孙如公仁。”方显治镇远9年，1731年被擢升为贵州按察使。

又如刘侣鹤，湖南江华人，“生平享奉极约，布衣疏食，淡泊自甘”。咸丰年间任松桃、余庆、仁怀和镇远等地知府时，勤政爱民，视民犹子，凶年“施药施粥，推食解衣，辄慷慨不稍吝”。他任邛水县丞时“虽数年未领廉奉，典当已空，犹始终不懈”。任镇远知县时，“公知靖乱萌，非正人心不为功；而求治安，非有人才亦不可得。于是修葺书院，奖励孤寒，捐廉治装以为乐事。尝有俘来协从，公审知为贫不聊生而年少有资禀者，必晓以大义，不惟拔之自新，且资以诵读。闻者感激思奋，廉耻顿兴。从贼之风由此渐泯”。侣鹤“死之日，阖城痛哭，如丧考妣”。

李象鹍，湖南长沙人，乾隆进士。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贵州按察使及二十年（1840年）任贵州布政使时，“首禁汉奸（即汉族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盘剥苗民，以遏乱萌”，并“倡建尚节堂，收养妇厘妇，以正边俗”，使孤苦无依者生有所养。同时“捐置石洞坡义园祠，祀乡先达之有德于黔者，以垂政绩”。在他的治理下，贵州出现了“百废俱兴，泽久益深”的景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象鹍“乞假归乡”时，“官民闻声卧辙，奔走流泪”。

吴自发（？—1891年），湖南凤凰人，同治五年（1866年）任镇远知府时，适逢该地连年遭遇罕见的自然灾害，“城中满目荆榛，遍地瓦砾”，百业凋零，饿殍遍野。“穷饿灾黎，资生无策”。吴到任后，即“施粥以济贫乏，具棺以殓遗骸。给资本，发牛种，清田野，招垦荒”，并捐钱筑墙建屋，修桥补路，兴水利，治塘堰，疏河道。“涸出良田千余亩，自此旱淹无虞”。接着，吴又筹资，“兴复书院、义学，延师教读诸生，捐置学田”，“设立试舍”，“振兴文教”，又“施药材，舍棉花，筹积谷，置宾兴，凡利济民生之事，知无不为，行无不力”。几年之后该县便出现了人才济济、经济复兴的可喜局面，然吴自发却“卒以积劳病故，镇民追念旧德”，为了感谢他，镇远人民竟为之建专祠，奉之如若神灵。

咸丰年间天柱县因长期陷于苗汉冲突，“居民百不存一，田多荒废”。知县黄元龄（字伯海），湖南龙山人，“及莅天柱治事，昼夜不休”“招集流亡（农民）给以牛种。数月，人烟辐辏，鸡犬相闻”。元龄为政廉明仁厚，“治军严整，所过秋毫无犯”。他对被抓获的苗汉闹事骨干，一律善待不责，放归回乡。尤其是对参与闹事的苗族同胞格外加以安抚，循循善诱，于是清、台一带的苗族头人，个个“望风投款”，称谢不已。元龄身体平素强壮，特耐劳苦，然到天柱任职不过数月竟“须发骤白”，年刚48岁就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元龄“丧归，苗民泣哭之，数十里不绝”。他以生命谱就了一首民族团结之歌。

像黄元龄这样为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奉献力量乃至生命的湘楚人士，还有邓珍筠、田庆治等人。

邓珍筠（？—1858年），湖南宁乡人。咸丰六年（1856年）任印江知县时，一到任就“一以约己便民为务”。为了解下情，他常常“芒鞋布袜，周巡村落间，与田夫畲叟握手（言谈以）询利病。凡道里阨塞，士绅贤否及豪右莠民姓字，皆手书小册，藏夹袋中。戴星出入，民莫知为官也”。每遇“讼者至，既察其情伪，复征诸册。片言摘发，民惊以为神……甫数月讼狱衰息，夜不闭户”。珍筠不仅注重教育，“加意课士，割俸助书院餐钱”，而且十分重视农村水利建设。当他听到某处乡村有塘堰沟渠需要修筑、疏浚者，必亲自前往勘察，并示民以法，“纤悉备具”“再三不倦”，却从不以“勺水扰民”。后因匪犯印江，珍筠持兵抗匪，不幸战亡。“丧归，士民大恸，妇孺皆失声，无远迩争致赙赗。或曰：‘如尔家何？’佣哭曰：‘公死，吾属无葬所矣！何以家为？’”印人醵重金归其榇，母夫人犹在堂，推君尸哭曰：“尔能死王事，吾家世世有光。灵有知，勿以我为念。……士民怀其德，立祠春秋祀之，并刻君遗集，曰《钜业堂稿》。又八年乃吁请建专祠，以祀之。”

田庆治，湖南凤凰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务川知县时，为政“严明果断，威惠并施，案无留牍，一闻呼冤，立即传提，审结枭匪无数。贼匪匿迹，士民赖以大安。咸以田青天称之”。庆治死之日，“士民哭泣，伏道送之，谓：‘公去后，务川恐无宁日矣！’”

此外，湘籍学者严如煜所著的一些民族民俗专著，对发展贵州的经济文化亦有着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严如煜，湖南溆浦人。嘉庆年间，他“参姜晟幕”入黔4年，深入实际，对贵州的山川名胜、关隘、水陆交通及苗区的风俗民情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苗疆水道考》《苗疆村寨考》《苗疆险要考》《苗疆道路考》和《苗疆风俗考》等书。这些著作，对于了解贵州省情，发展贵州的经济文化建设，均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他的《苗疆风俗考》是现存书籍中记述贵州苗族风俗最早，内容最详实、最丰富的一部专著。它对苗族风情习俗，诸如祭祀、卜筮、做鬼事以及文教、养殖、贸易等，均有详实的记载。它至今仍是一部研究民族民俗学弥足珍贵的重要参考书。

五、湘楚人士对贵州教育事业的贡献

国家的振兴在人才，人才的培养在教育，教育兴国以人才为本。看来湘楚人士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明清时代在贵州为官的湘楚人，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不以教育为先的。

刘绍升，湖南衡山人，乾隆进士。乾隆年间以部员来黔任遵义知府时，竭力兴办学校，振兴教育，奖拔人才，不久便创建了“规模宏大，讲习日盛”的湘川书院（一为湘江书院），并于公事余暇给学生们介绍先贤学习程朱理学的正确方法，还亲自口讲指画，给诸生传播知识。“教泽所被，郡人今犹啧啧然”，并“立专祠以祀之”。

周庆芝（？～1892年），湖南湘潭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麻哈州知州时，正值荒年百姓离散，万业凋零，周“牧是邑，招抚难民，发给耕牛子种。昼夜勤劬，修城，建书院，百废俱举。去之日绅民为之泣下”。光绪二年（1876年）他调任台拱同知，亦即“招抚流亡，清查户口，倡办义学，建设学校。逾年百废俱兴”。他深入实际，了解到“苗民梗化”，“实由智识浅陋，文字隔膜所至”，于是积“谷八百九十六石六斗”，“设义学三十六馆，督率苗民子弟来塾肄业”。他考虑到原台阳书院狭小，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倡修莲花书院，延师讲学。每月进诸生课文艺，优给膏火，奖励后进，“文风丕振、迥异畴昔”。他连任台拱之职三届，政绩突出，邑人“咸以周青天称之”。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庆芝卒于官内，台拱人民深感其德遂“建木主于文昌阁祀之”。

李崇畯，湖南临武人。光绪元年（1875年）冬任修文知县时，正值该县“大乱初平，衙署初复，城中茅屋不过百间，锋镝余生，识字者寡”。李崇畯到任后，即“请于大府以牛租积谷生息，开办义学二堂于双梦祠、城皇庙。又于扎佐、息烽各设一堂”，招收生童，“口讲指画，躬亲课读”。崇畯平时还抽时间到各义学去稽查诸生成绩好坏和学习考勤情况，对学习成绩和表现优秀者，予以物质奖励。公余出署闲步，每见有“十岁儿童不送入塾者，呵其父兄”，“又尝散步田野，与农人讲求种植之法，并劝书役人等兼治农业……如父兄之激发子弟，尤为热心……至其教养兼施之余，慈祥恺恻之意，时流露于楮墨间”。崇畯善于书法，每兀坐无事，就以“修文”二字编为对联，书于书院和县衙门前，曰：“修得宰官身，造福不难，防造孽；文如乡里话，欺人容易，怕欺天。”部属百姓凡求其书法者，他都一一应允，挥毫而就。

胡璧，湖南零陵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开阳知县时，“轻徭薄赋，体恤民艰”，上任即“捐廉首倡建开阳书院”，并于“四乡建设义学七所”。为了解决乡民穷困“士苦无书”的问题，他还“复捐廉购置官书数十部，以惠民士”。且于大河当道处，捐款以置义渡，以解除来往行人和学生“临河而返之苦”。

张翰，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就任开州（即开阳）知州时，亦以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为第一要务，他于“艰难创造中，力筹巨款，初设师范讲习所，躬自教习，后复将开阳书院改设高等小学堂”，在开阳首开新学和师范教育之滥觞。

岳衡，湖南宁乡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普安知县时，为政“刚直不挠，知人善任”，“裁决庶务，当机立断，案无留牍”。其时普安“学校废弛，思潮浊腐”。岳衡到任后，“欲以新文明灌输滋县，特创开风气，改日新又新等校为完全高等小学，并附设初等小学各二所。聘师范教员教授之”。又于四乡实行教育普及，“于青山、罐子窑、旧营、江西坡……十处各设初等小学一所，以文理明通者改良教授之。一时弦诵声达四境，庶政焕然一新”。

六、爱才、惜才、荐才无私的湘楚人

湘楚人爱才、惜才，不惜以己之力，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向国家举荐人才。春秋战国时的卞和冒死向楚王荐璧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明清时代的湘楚人也葆有这种传统美德。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举荐贵州书法家严寅亮书写“颐和园”门额的故事，就是一段动人的千古佳话。

曾纪泽出使英法等国任满回国后，在清廷任兵部侍郎、海军衙门帮办和户部侍郎兼管同文馆事务时，认识了贵州印江入京应试中举的严寅亮，平素喜欢诗词书画的曾纪泽，看到严寅亮“上探篆籀，近学欧苏，南帖北碑兼学无间”的书法技艺，颇为赏识。他在慈禧太后对京师书法名家书写的“颐和园”三字均不称意的情况下，便向老上司奕劻亲王力荐了名不见经传的严寅亮，并凭自己与奕劻亲王的关系，从奕劻手中搞到了被慈禧摒弃不用的“颐和园”各家榜额，交严寅亮研究参考。曾纪泽还亲自提示严寅亮注意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把字写得庄穆雍容一些。并教他从观看者的视角，将上方的“颐”字写得比下方的“园”字稍宽一些，这样看起来就会显得上下匀称，疏密有致。在曾纪泽的指点下，严寅亮书写的“颐和园”三字深得慈禧太后赏识而被采用，并赐印二方。从此，这幅钤有“光绪御笔之宝”印玺的“颐和园”门额，便成了享誉全球的大宝。严寅亮也因此一鸣惊人，成了人们“竞羡之，踵门索书，目不暇接”和“云鹤飞鸿久擅名，榜题天语动神京。年来老笔纵横甚，烟墨纷披玉版明”的大书法家。严寅亮的家乡印江从此亦名显天下，至今被人们誉为“书法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