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近代工业的“一波三折”-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清末贵州近代工业兴起，在全国有一定地位。清光绪十年（1885年），贵州巡抚潘霨奏请开采贵州矿产，于次年在省城设立矿务公商局，并在镇远、常德、汉口、上海设立分局“凑集商股”，购置机器创建贵州近代工业。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办青溪铁厂，在英国购置全套炼铁、炼钢设备，以江南制造局候补道员潘露为总办，在上海聘请了法国人罗克莱等5名工程师，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产出“天字一号”铁锭，拟将产品运往常德、江口、上海销售。青溪铁厂是我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先驱，比湖北的汉阳铁厂还要早，在引进机器设备、技术人才和招商引资方面都是很早的，还率先采用股份制，但因官僚体制及资金、焦煤等原因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办。继之而起的是英法水银公司，它是一家外资公司，以机器生产开采万山汞矿，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法国来福公司与贵州签约创办中外合资“华洋正安铅矿公司”。清光绪末年，督办云贵矿务的唐炯聘请东洋技师在威宁等地开采铜矿，贵州巡抚林绍年委派安顺知府瞿鸿锡在安顺设立丰泰矿务公司，清末实行“新政”时在贵阳设立农工商总局及官钱局。清宣统元年（1909年），盐商华之鸿创办贵阳文通书局，派田庆霖等到日本采购机器设备和学习印刷技术，是贵州最早的私营近代工业企业，在全国仅比商务印书馆晚2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熊静安创办贵阳皮革有限公司，使用机器生产和化学药品制革。

清末贵州近代工业骤然兴起，大都“早产早夭”。进入民国以后，在长达23年的军阀统治时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加之交通制约和财力不足，近代工业举步维艰，虽有某些工业出现，但发展相当缓慢。

这一时期的近代工业，除兵工厂外，都是民办的轻工企业，制革业有顺昌制革厂、振华制革厂，火柴业有贵阳惠川火柴厂及协昌、德泰、义昌、燧明等火柴厂，印刷业仅文通书局一家，永丰造纸厂收回后改为西南造纸厂，生产肥皂、蜡烛的化工厂多是一些家庭化工厂或规模很小的厂家，有几家小玻璃厂和针织厂，陶瓷厂和炼油厂均为半土半洋。

抗日战争爆发，急剧改变了贵州的地理区位。东北、华北沦陷，矿产资源为日本侵占，开发西南矿产因此被提上了重要的日程，贵州成为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关注的重点，从而把人力、物力和投资转向贵州。由于战争的需要，服务于军事的兵工厂、飞机制造厂、汽车修理厂、机械厂、轮胎厂纷纷迁往贵州，推动了贵州机械、化工等工业的发展。由于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城市被占，物资供应紧缺，而人口又迅速增加，给贵州轻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刺激了各种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沦陷区疏散的人口大量流入贵州，他们带着资金、技术在贵州创业，兴办起许多工厂。

抗战期间，贵州进入了“战时经济”的主流圈，外来的资金与贵州资源相结合，科技人才与贵州开发相结合，有资源、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工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把贵州延缓了20多年的近代工业推向新的高潮。贵州过去没有的工业大都在这一时期出现，贵州已有的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给贵州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机遇”。但是这种“机遇”是在战争环境中出现的，抗战胜利后许多条件很快消失，资金流、技术流、物资源减退。不过，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流水式”开发，因为在“大复员”之后，工厂并没有大量迁走，许多工业后来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例如卷烟、橡胶、汽车制造、电力、化学工业等。技术人才虽有相当一部分返回原地，但有不少在贵州已安家落户。抗战胜利后，贵州工业的衰退主要是退出了经济主流圈，投资重点转移，人才向外流动，市场逐渐缩小，不再具备抗战期间工业发展条件，在“内战”开始以后更显得衰落，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面临着一个残破的局面，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7%。

二、“大跃进”前后的贵州工业

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无疑是贵州在新中国工业建设起步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接收的“官僚资本”，主要是贵州企业公司和资源委员会经办的企业，如贵阳电厂、贵州烟草公司、贵州水泥厂、贵州玻璃厂、贵州火柴厂、贵州蛋厂、筑东煤矿、大兴面粉厂、遵义酒精厂、贵阳模范工厂、修文发电站、豫丰纱厂等，还有一些兵工厂经过改造成为贵州的“国营工业”。私营工业门类多、规模小、技术层次低，全省1339家企业分属42种行业，绝大部分是几个人的小厂和手工作坊。化学工业厂家最多，除贵州化学工厂、青山矿业药品厂、一元化工厂、新筑制酸厂等稍有规模之外，大部分是小型酒精厂和化学工业社。机械工业只有中曹机械厂、马王庙修车厂、新生五金厂几家有较多设备，其余的多是从事修理、制造零部件及翻砂的小厂。像样的纺织厂仅豫丰纱厂一家，各地5万多家织户使用的多是简单机具。比较发达的烟草工业，除贵州烟草公司外有6家机器卷烟厂，其余的多是一两部机器的小厂或手工卷烟作坊。茅台酒生产实际仅有成义（华茅）、荣和（王茅）和恒兴（赖茅）三家烧房，但产量均不大。全省最大的贵阳电厂装机容量不过3040千瓦，安顺、遵义、普定、铜仁的小电厂只能供300—1200盏25瓦电灯使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主要是充分利用原有的技术、设备恢复到1943年的水平，适当兴建了一些工厂，如贵州锰铁厂、贵州锑厂、贵州铅锌厂等。1952年，全省有国营工业企业52家，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2.3%；私营工业共1277家，其中50人以上的企业有115家。

“一五”（1953—1957年）计划期间，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都安排在东北、华北和西北，贵州没有重点项目。这一时期主要是发挥企业的固有潜力，发展煤炭、生铁、农具、化肥、食油、丝织、卷烟、食品等工业，地方投资7800万元兴建了320个小厂（其中10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17个）。1954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企业改为公私合营，将手工业者组织成生产合作社，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经过5年努力，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6.05亿元，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33.55%；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重为56.1：43.9；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86.59%，公私合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占1.82%。

中苏在政治上发生严重分歧以后，苏联停止对中国建设项目的援助并追回贷款。面对这种形势变化，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但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发展的高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作用，忽视了客观规律，于是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二五”（1958—1962年）计划期间，贵州出现了一个大办工业的热潮。万山汞矿和开阳磷矿成为开发重点，以汞抵偿苏联债务，从磷矿中提取国防急需的铀矿，并着手开发黔中铝土矿，建立贵阳钢厂。在赤马店兴建贵阳电厂，建设猫跳河梯级电站。国家在贵州安排了14个机电工业项目，新建和扩建中心铸造厂、矿山机械厂、水电设备厂、重型机床锻压设备厂、高压开关厂、大型空压设备厂、变压器厂、大型鼓风机厂、矿山机器厂、电动机厂、综合电机厂、动力机械厂、电缆厂、小型工矿车辆厂等。在此推动下，贵州兴建了贵州化肥厂、剑江化肥厂、遵义碱厂、开阳磷矿、息烽磷矿，新建贵阳棉纺厂、都匀麻纺厂、贵阳针织厂、都匀针织内衣厂，又扩大了贵阳烟厂、贵州烟厂，并增设贵阳复烤厂，还建起了一些造纸厂、制革厂、玻璃厂、搪瓷厂。国家又组织沿海工业内迁，从上海搬迁来了海光皮革厂、解放皮革厂、华成胶鞋厂、明星锁厂、黔光铝制品厂、肉联厂和凯福糖果厂等企业。这一时期在贵州形成了一些新的工业区，如万山特区、开阳特区、清镇工业区、惠水工业区、小河工业区、白云工业区、中曹工业区，遵义、都匀等地的工业也发展起来。

客观地讲，在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中，贵州工业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并乘着建设高潮的到来确曾向前推进了一步，冶金、电力、机械、化工、纺织、轻工都有了新的发展。然而，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具有“冒进”的特征，“遍地开花”，摊子铺得太大，重工业占的比例太大，造成工业比例关系失调，工业过猛过多超过社会的承受力，不讲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工业发展破坏生态环境。“大跃进”加上“公社化”，造成了“国民经济困难”，不得不在1960年进行“调整”，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施工项目由6000多个减少为500个，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大力精简企业职工，扭转经济建设的被动局面。贵州工业在1958年猛然发展起来，又在1962年骤然冷却下来，这种猛上猛下的情况，固然与全国形势有密切关系，也与贵州工业基础薄弱有关，再次反映出贵州工业发展的不持久性和不稳定性。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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