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贵州社会六百年的意义-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贵州建省，至今600年。这当然并非贵州人和贵州历史的起点，但对贵州和贵州人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天贵州社会变迁的种种，大多可以从这段历史中追寻到踪迹，当然也是这段历史的延续，这种变迁浸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于贵州社会六百年的探究，主要是以贵州历史上这一时段“社会的历史”为对象。

这里说的“社会的历史”，指的是有特定的时空范围和社会关系范围的“历史”；这里说的“社会”，并不是一般的与“自然”相对的那种广义的“人类社会”，而是指由一群享有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彼此之间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人们组成的“人们共同体”。这里包括了三个方面，即：①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等最基本的社会元素和细胞；②社会生活，包含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诸关系，它们组成了社会生活主要的网络式内容；③社会职能，包括教育及教养（老幼）、社会控制与调节以及社会病态、问题及其防治等。或可概括为“3+1”模式，即：社会构成史、社会生活史、社会功能和社会制度史三个部分的历史，加上整体社会变迁的历史概括。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也相互影响着。

因此，贵州社会六百年的研究，是以这三方面内容为主线：第一，研究这600年历史时空中的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互相之间的关系；第二，研究这一历史时空中人的各个侧面与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第三，将这种人与生活置于静态的空间与动态的时间中去作具体的实证考察与宏观的整体研究。

当然，贵州六百年社会史的研究，会包含着物质与精神、政治与文化的内容，会与这一时段的贵州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有所交叉。尽管社会史的内容不能不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的领域中，但这里只关注于其中属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比如，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会涉及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内容，但不会去涉及相关的生产力水平、生产过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及产品等，而是讨论这些物品是怎样被人们使用的，以及它们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否则，就会与物质文化史、科技史纠缠不清。

我们的探究，首先要注重600年来贵州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社会结构状况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社会转型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各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浮现在可观察到的社会关系的表面之上，而是隐匿于社会制度下，是最终造就社会形态的深层的和抽象的原则。它包括贵州历史上具体社会的人口结构、阶级阶层结构、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婚姻家庭宗族模式、社会关系体系以及城乡区域社会等方面。对于多民族的贵州来说，更有历史社会中的民族构成状况及其演变，贵州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过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一直变动缓慢，自明朝中后期以来，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逐渐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社会结构的错动与转型，体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贵州社会在其间如何表现，是很有必要探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还要关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贵州人，在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及人际交往方式中的表现和演变，探讨人们社会行为的历史演变，把握这些社会行为的特点、形成的社会原因以及它们的社会效应。当然，人际关系是构成社会的诸要素中最具稳定性、最难以发生变化的部分。19世纪中期以来，贵州人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用诸方面都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但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人际间的应酬方式等基本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家长制下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群体中的身份观念等仍然不同程度地继续保持，在乡村社会中尤其如此。在一个社会的整体存在和变迁中，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哪些部分很少或基本没变，是很值得关注的。

其三，还要探寻贵州社会在此时段中，社会功能、社会控制变迁的历史。主要通过考察生育、教育、养老、荒政、消费等方面的情况，从它们功能的变迁中，来把握贵州社会历史变迁的脉搏。对贵州各历史阶段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则是从相反的方向去达到同一个目的。

总之，要着眼于长时段（建省600年）中的贵州社会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同时也关注于贵州这个区域社会整体，对于构成整体的诸要素的历史变迁，有何种程度的制约和影响。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贵州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将贵州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放到具体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功能环境中进行分析，具体解释普遍性的社会历史现象，构成600年来贵州社会变迁的图景，这将会增进我们对贵州社会转型发展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的认识。

（二）

明清以来的中国，正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以长时段的眼光透视这一时期是必要的。

自明初建省以来，作为一个区域（而非地域）而言，贵州600年的社会，是这一时段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它既有中国社会的共性，又有区域社会自身的特点。

影响社会形态与变迁的主要因素，是时间、空间、物势。时间是历史，空间是地理，物势是政治与经济；历史是纵的变迁，地理是横的差异，政治经济是态势。人类社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异而不同。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并与之产生密切的联系。所谓地理环境，并不仅限于狭义的自然环境，而是由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三方面要素构成的广义的地理环境；它们分别受到自然规律、生物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的支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的规模、范围、深度和速度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地理环境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反作用也愈加强烈。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以各自不同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区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并通过生产力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等方面，从而使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产生不平衡性，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同时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变迁的许多方面。

以这样的“人—地”关系为基点，讨论贵州建省600年来的社会变迁的时空背景——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显然很有必要。

人与自然的历史永远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是自然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生存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着社会性的、文化的改变。当然，这里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指个体的人，而是表现为人类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是一种动态的人地关系，是一种具有社会和历史特性的辩证关系。

贵州的自然环境（包括天然环境和人为环境），是一个由地貌、土壤、水、气候、生物等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是贵州人与贵州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贵州的社会在变迁过程中，会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自然环境的影响，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农耕之所以成为贵州社会的根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而贵州社会中呈现出来的一切特点，都从这里派生。在历代贵州社会的种种事象中，都留下了或折射出贵州独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古人对贵州的地理位置及山川形势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

远离黄河、长江文化的发源地，远离历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抵南京四千二百五十里，抵京师七千六百七十里”，这些在今天已经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阻隔，曾经的确是影响着历代贵州社会的重要环境因素。

简而言之——地貌：“黔之地，跬步皆山，上则层霄，下则九渊。”气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水：“夫贵州诸巨川，在旁皆高山峻岭”，地上地下，河流纵横。土壤：“黔，山田多，平田少。”生物：复杂多样，过渡性明显。

现今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是在以往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里长时期生成、累积和演变的综合结果。贵州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受到历史、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类是自然环境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口增长、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都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贵州600年来的社会历史证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贵州艰难的生存条件、脆弱的自然环境。

贵州600年来的社会进程，必然要受到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要受本区域当时物质文化状况的影响，即受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创造方式的影响。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环境中，主要是指人们的劳动工具，为满足衣、食、住、行等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在今天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它还要受到本区域的交通、能源、通讯、工农业基础设施等物质条件，以及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基础设施的影响。其二，这种影响和制约还来自本区域带有特殊性的精神文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文环境或软环境。人文环境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至少包含了思想观念、制度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内容。人文环境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等特征。我们或可以把人文环境看成一个人文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与特定的自然生态相适应，也与特定的自然生态相并存，是人们在对自然环境适应、加工、改造的过程中，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来的与特定的自然生态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系统。当人文环境适应时代要求和经济发展要求时，可以促进本区域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环境；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转型，人文社会环境的变迁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日益彰显。

贵州建省600年来的社会，正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贵州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两个因子共同构成的背景下行进并发生着变迁。

在我们的视野中，“贵州”的地理区域范围，是一个相对的历史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其内涵在历史中不断衍变的地域社会概念。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区域”与以自然地理、历史传承为基础的“地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无视“地域”与“区域”的差别，不能将建省之前的“贵州”、建省之初的贵州、清朝划定省域之前和之后的贵州与当代的贵州混为一谈。当我们回到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去观察，就会发现，不仅省的“疆界”难以明确界定，地方社会与风俗的区域之界也同样很不明晰。这个问题，是由这一地域特定的人文生态和历史环境“先天”地决定了的。“贵州”这一个区域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建构过程的表达。

贵州的建省，早于其他很多省份。但是，由于贵州地域与区域的整合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因此贵州社会建构所遭遇的困境非常特殊。一是贵州主要是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析地”而置，是出于政治、军事的战略考量，因此，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上“先天”的多源性与“后天”的可塑性，势必对贵州的社会构成带来诸多的干扰和不确定性；二是建省所析之地，多为不同少数民族的土司领地，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历史沿革、风俗习尚和文化传承，如何吸纳、融合各种族群的社会文化，始终是贵州社会面临的大难题；三是建省后的数百年间，贵州一直是大量人口不断迁徙而入的“目标地”，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在贵州区域社会建构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要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中，建构一种个性突出、色彩鲜明的区域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点，也正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要特别强调贵州社会的多民族特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贵州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今天生活在贵州的各民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对流、穿插、交汇、融合，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过。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人生礼仪、节日风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不可能囿限于贵州明清以来的行政疆界。对贵州600年社会变迁的研究，无疑必须重视古往今来各族“贵州人”所经历过的种种流动迁徙所带来的影响。这构成了贵州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真实生动地体现为贵州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历史特点。贵州600年社会变迁的研究对象，就是贵州600年来不同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变迁历史。

更何况，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层面，特别是风俗之类，是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族群）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民众习惯，是历史的积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相对静止、凝固，既体现着现实，又体现着历史。地缘性、民族性、传承性、社会性和自发性是其主要的特征，虽然它的一些方面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仍然有相当多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会被延续下来，传诸后世，即所谓“一脉相承”。社会习俗具有传统的保守性，变化极为缓慢，很难用确切的时间将其截然“断代”。此外，许多有关社会历史的细节，也未必为当时的人所重视并记录，却在后代的口耳相传中被保存下来。这些，显然也是不可“断代”、割裂的。

当然，贵州作为中国的一个局部区域，它必然与国内的其他地区有同有异。考察贵州的社会变迁，固然不能忽视同的方面，但主要还是关注那些富于贵州特色的、有别于其他区域社会主流的社会现象。贵州社会进程中的各种特点，都是在贵州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多方面复杂因素。人们在社会形态、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选择，也是他们在自己所处的贵州生态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这正是我们以社会史视野进行考察分析的对象。

从明初到清中叶，贵州社会基本上是传统社会形态。自晚清（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大略分界）开始，虽然明显滞后于沿海、长江中下游及中原区域，但贵州社会也逐渐缓慢地向近现代形态变迁，这一进程延续至当代。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出现显著变化，自有它的准备阶段、积累阶段，而后跨入显变阶段，其间要经历一个带有模糊性、过渡性的时域，当然不可能在某一年或某几年内完成。因此，时域的分界，只能是粗线条的。而且，整个中国不会同时从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从古代史阶段进入近代史阶段，也并不意味着社会的一切都同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贵州亦是如此。比如说以1840年为分界的“清中叶”与“晚清”，其实就可稍稍前伸或后延一些年代；对于贵州的实情来说，考虑到历史时期中的地域差异和时间差异，后延一些年代，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实际上，在鸦片战争发生以后的一些年内，贵州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与此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

因此，至为重要的是，如何将历史事实讲清楚，为今天的人们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和认识贵州社会的窗口。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深入的剖析，才有可能对贵州建省以后的区域社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才有可能为今天的和未来的贵州人建立起一个“认识我自己”的参照坐标。这或许就是我们探究贵州社会六百年的意义之所在。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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