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比较研究-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最危急关头，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结束“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事业又大大推向前进了，揭开了党和国家建设的新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变。本文对这两次重要会议进行比较研究。

一、会议背景的比较

1.遵义会议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在他们的错误领导下，红军第一方面军虽英勇作战，但终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兵日少而地日蹙，至10月，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既没有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做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没有做好必需的准备工作，就仓促转移。1934年10月16日从根据地出发到11月30日突破湘江，在短短45天中，红军虽浴血奋战，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损失过半。失败和挫折使部队中怀疑与不满的情绪达到顶点，广大干部、战士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与实行了错误主张的结果。

过了湘江之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蒋介石已经调集40万大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意图全歼红军的严峻情况，硬要坚持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在这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经过通道会议上的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上述主张被大多数同志采纳，红军改向贵州前进。1934年12月中旬攻克贵州黎平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作出决定：“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根据便于红军发展的原则，“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1934年12月底至1935年1月初，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猴场会议，决定了渡过乌江后实施黎平会议决定的新的行动方针。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严重挫折，打破了王明等人百分之百正确的神话，使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王明军事路线是错误的，他们由怀疑、不满到要求结束错误的领导。同时，由于长征以来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占领贵州遵义后，于1935年1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2.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一大之后，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抵制华国锋的“左”倾错误，纷纷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宣传党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推动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197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路线。同年10月，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在胡耀邦指导下写成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署名文章，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和部分冤、假、错案的平反。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大以来，由于党中央正确地把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结合起来进行，到1977年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取得了初步成绩，工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了10.7%，其中农业增长1.7%，工业增长14.3%。但这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某些领导同志，还没有能摆脱求成过急的“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因而又作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大计划。这一失误，集中表现在1978年2—3月华国锋代表国务院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工作报告》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和22个大项目，超过了实际需要与可能。这个计划的执行，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以致连续2年出现大量财政赤字，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损失。

从1978年5月开始，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矛头直接指向“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接着，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也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这一讨论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因而遭到华国锋等的阻挠。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肯定这个讨论，明确指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反对照搬照抄。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经过罗瑞卿反复修改定稿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这样，尽管华国锋等对这次讨论进行压制，但是在党中央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1978年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得了基本胜利。两年来，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整顿党和国家组织，整顿科学、教育和文化工作方面，也取得了成绩。但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党的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结束两年来徘徊前进局面的需要，从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党的事业引上健康发展轨道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二、会议内容的比较

1.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黎平会议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长李卓然。《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首先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遂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过分强调客观原因，把没能粉碎第五次“围剿”归之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以及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援不够。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博古的报告，着重分析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质的错误。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凯丰等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除个别同志外，绝大多数同志都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并由常委审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

决议指出，“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基本错误是：第一，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路线。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二，以分散兵力作战的方针代替集中兵力作战的方针，违背了革命战争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不实行诱敌深入，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第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实行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倾政策，不去利用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第四，在决定突围和战略转移中犯了原则错误，广昌战役后，在打破“围剿”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仍继续与敌人拼消耗，错过了突围时机；突围中又实行了惊慌失措的逃跑主义和大搬家式的行动，使红军继续遭受重大损失。决议在批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决议要求红军指战员必须灵活运用这些原则，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决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根据党和红军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更多的涉及。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写上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这样，既不影响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的解决，又使党获得了团结和统一。遵义会议最后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生死攸关、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2.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召开前，党中央于1978年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为三中全会作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首先由华国锋致开幕词，代表中央常委提出要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就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要准备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他的建议得到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意见提出）。与会同志热烈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有些同志进一步提出，与此相应，还要解决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是大非问题。实质上是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指出，首先要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同志对革命的贡献，要为陶铸、薄一波等同志被定为“叛徒”和“叛徒集团”的案件平反，要批判康生。这个讲话，对推动会议的发展，对中央果断而又妥善地解决一大批冤、假、错案，对全党树立正确的路线，都起了巨大的作用。陈云发言以后，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接着，在继续讨论中又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问题。大家认为，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搞得很好，群众说“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又回来了”，根本不是什么“右倾翻案风”。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会议就这样开下去。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系统地阐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在列举思想僵化的一系列现象后，尖锐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了贡献，是实现历史性转变、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强大推动力。

继中央工作会议之后，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主持这次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除讨论决定新增选、增补同志的分工外，还讨论了中共中央部门的人事安排问题。决定党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长。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

三、会议成果及意义的比较

1.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转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从此，我们党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此可见：首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坚决主张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这对于稳定大局，驾驭全党全军的团结和统一，减少内耗，以便共同对敌，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恢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再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中的基本问题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最后夺取革命胜利；最后，恢复了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域斗争的组织和领导。从黎平会议开始，经过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中共中央不仅从政治路线上、军事路线上，而且从组织路线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促成了这一根本性转变的人物是毛泽东。

2.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出唯心主义的“凡是论”是维护过去“左”倾错误的思想武器，必须彻底抛弃。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因为通过讨论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思想路线问题解决了，就能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第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基本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第三，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第四，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纪，反对个人崇拜，少宣传个人，加强集体领导。全会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不仅结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徘徊、步履维艰的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结束“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全会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党的八大确定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事业又大大向前推进了。全会解决了近20多年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把全党带到向“四化”进军的新的历史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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