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入黔官员对贵州的贡献-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1413年3月3日），明成祖朱棣下决心直接管辖贵州，贵州建省后，贵州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布政使蒋廷瓒任贵州第一任“省长”，与蒋廷瓒同来的高官有11名，包括另布政使、左右参政、左右参议等，实际上是成建制地配备了贵州省的领导班子。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山重水复，跬步皆山。自古以来，由于关山阻隔，信息闭塞，在中原人士心中，贵州是一个“蛮天僰雨，鸟道蚕丛”遥不可及的“荒服”之地；外放官员中，听到任所是贵州时，无不闻之色变，视为畏途。无怪乎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有“播州（今遵义地区）非人所居”之哀，明朝哲人王阳明有“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之叹。

江山依旧，岁月如斯，这种封闭落后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明初，直至明太祖朱元璋经略西南，将目光投向贵州时，“沉睡千年”的黔中大地才从军人的步履及车马声中惊醒过来。之后，由于战略地位的日趋凸显，贵州成了明王朝的第十三个行省。从此，贵州搭上了中央王朝这条大船，乘着长风，迎着巨浪，历经艰险与挫折，有过光荣与梦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封建统治者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徐达北击塞外，扫荡元军，乘胜追击，直至胪朐河（克鲁伦河）。随后其又制定了“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策略，派傅友德南取云南，摧毁元军梁王残余势力。云南平定后，出于政治的需要，明王朝一度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军政分管”的政策。待到统治稳固之时，明王朝便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增设府、州、县，逐步削弱土司势力。随着政权的更替，为了加速推行“改土归流”，清王朝打破了土官、流官并治的政治格局，将统治深入到“王化未及”的“千里苗疆”，使贵州全境置于封建王朝的有效统治之下，从而为其政治变革、经济起步、文化勃兴奠定了基础。在这场历史变革中，入黔官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及使命感，以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为职责，以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为己任，使治黔方略得以贯彻落实，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

明清入黔官员万里投荒，他们虽属朝廷选拔，但个人若无才德兼优、文武兼资的气质，没有班超、张骞驰骋大漠、扬名塞外的抱负，是不敢进入被认为“蛮天僰雨”、烽火乍起、地方贫困的黔中大地的。然而这些入黔的历任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和县令等官员，以及军门、卫所的众多军人，他们抱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箴言，入黔戍边，和各民族的英才志士一起巩固边疆。正是在这种为国戍边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的启示与熏染下，入黔的官员、军人及商民，一个接一个，一代续一代，毫不犹豫地迈入黔疆。在他们之中，有的人后来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有的成为著名学者、诗人，他们的事功业绩载入《明史》《清史稿》和其他的典籍中，为后人所缅怀。

历史是人创造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中，主要记载着个人和人群的活动。这些万里投荒的入黔官员，引领着来自各省精英之族的移民，以坚强的意志和聪颖的智慧，在蛮荒中建起了一座一座的城镇，开辟了千条万条的道路，从而使千村万寨在黔中大地上星罗棋布，气象万千。明清500余年入黔官员，我们可从各民族所写的史册中反映的丰功伟绩，看到他们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如何化解民族矛盾；在兴学和设教中，如何化民育才；在开发与建设中，如何改变地方环境等。他们的远见卓识、才华智慧及努力贡献，为贵州留下了珍贵的财富。

贵州过去封闭落后，与中原交流甚少，经济始终处于原始状态。然而贵州建省之后，明王朝基于贵州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严峻现实，推行“移民实边”“移民就宽乡”的政策，招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楚精英之族”移居黔中。这些外来移民披荆斩棘，用辛勤的劳动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重建家园，将自己的人生寄托在这块热土中。他们修卫所，建屯堡，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修民舍，建街区，兴学育才，务农经商；他们宣扬中原文化，发展商业贸易，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手工工艺，把贵州经济推向了一个全所未有的高峰。清王朝入主天下之后，大批客籍商贾落籍贵州，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及商业利益，以地域、籍贯为基础，以商业同行为主体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成为贵州经济的生力军。毋庸置疑，在明清两代开发贵州、振兴经济的洪流中，入黔官员在执行中央王朝的治黔方略之余，还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为繁荣一方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贵州山多林茂，交通落后。据史所载，秦时贵州曾有五尺道，路面狭窄，仅能单人单骑通过。到了汉朝，唐蒙在万山丛中修了一条夜郎道，但全程没有多长，对贵州的交通并无多大改观。元朝，贵州开通了湖广至贵阳的湘黔驿道，贵阳到云南的滇黔驿道，四川叙永经贵州毕节、乌撒（今威宁）到云南的川黔滇驿道，重庆到贵阳的川黔驿道，贵阳经都匀到广西的黔桂驿道。明初出于军事的考虑，对这五条驿道大加修整，派重兵把守。之后，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削弱土官权力，有效地控制苗疆，明王朝将驿道延伸到府、州、县。这样一来，贵州驿道便成了全国驿道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入黔官员修复和改建了原有的驿道线路，还新修了一些线路，将其延伸到原无驿道的“苗疆六厅”；与此同时，入黔官员对沅江水系的开发及对赤水河、都柳江的整治，大大地改善了贵州与湖南、四川、广西的水上运输。贵州水陆交通的改善，不仅加强了与周边省份的交流，而且密切了省城与各府、州、县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

明朝之前，贵州文教不兴。朱元璋君临天下之后，把教育作为治国驭民的基本国策。他曾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对西南边陲的贵州，在重视政治、军事的同时，他下达的政令是“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之后，明王朝始终遵循这一既定国策，历代派驻贵州的巡抚、按察使、提学副使，以及府、州、县、卫的官员，大多恪尽职守，以推动贵州文教为己任。他们设学官，建文庙，办书院，倡儒学，以此“作养人才”。在此政策的感召下，各府、州、县“徧（遍）立学校，作养人才”。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贬谪戍边的官员，亦把兴学育才作为职志，如张翀、王阳明、邹元标等人在贵州的文化建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历代入黔官员的不懈努力下，从明初至崇祯三年（1630年）的200余年间，在华夏的科举场上，贵州士人书写了111名进士的好成绩，被时人誉为“人才日盛，科不乏人”。

清王朝建立后，更加重视教化的作用，从而使贵州迎来了第二次文化勃兴的机遇。那些派往贵州的督抚、提督学政、知府、县令中，不少是才华横溢、识见高远的博学鸿儒，如田雯、洪亮吉、段玉裁、王引之、阮元、张澍、林则徐、贺长龄、何绍基、程恩泽、胡林翼、严修、林绍年、赵尔巽等，他们曾在贵州这块贫瘠的文化园地中辛勤耕耘，精心地培育人才，选拔人才。有史可稽，清朝贵州有书院140所，较之宋朝的1所及明朝的21所有天壤之别。另外，各府、州、县有义学301所，民间还办有大量的私塾，对启蒙教育作用甚大。清朝是贵州科举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中进士625人，举人5000余人，而且出了1个武状元、2个文状元、1个探花。如此佳绩，入黔官员功不可没。

抚今追昔，不难发现，明清两代是贵州历史的转折点，是汉民族与贵州少数民族接触、碰撞、磨合与融合的历史过程，亦是贵州历史长廊浓墨重彩、绚丽多姿的画卷。在明、清统治的500余年间，贵州历经“建省”“平播”“奢安之乱”“吴三桂反叛”“改土归流”“咸同大起义”及清王朝的覆亡，在各族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下，贵州在痛苦与挫折中不断前进，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亦在不断发展。与明朝以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涉笔至此，笔者不禁想到《左传》中“不毁乡校”的郑国名相子产。子产为政于国，修明政治，庄敬自强，薄赋轻刑，亲民爱民，在强邻鹰瞵虎视之下，奉行不偏不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仅化解了强邻的敌意，而且使郑国赢得了诸侯的敬重。郑国百姓感其德政，歌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孰其嗣之？”孔子得知子产病故的消息时，澘然泪下，曰：“古之遗爱也！”有人对孔子的伤心有如是说：“仲尼之泣，非泣子产，为斯民不忘子产也；斯民不忘子产，遂不得不泣子产。然则士大夫从政一时，欲视其心之爱人与否，当以身后之民不能忘为断。”

《贵州通志·宦迹志》云：“春秋荐享（祭祀），缅怀往哲，知其人，必论其事，使事实淹没，何以动人观感！”笔者有感于斯，于是潜心史册，从明清众多的入黔官员中，选取于贵州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领域卓有建树的数十人物，为他们书写春秋，树碑立传，再现其风操人格、才华识见，彰显其事功业绩、治黔方略，以资读者以古鉴今，见贤思齐，让他们铭记那些万里入黔为贵州作出卓越贡献的开拓者。

清朝诗人赵翼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之诗句，笔者取其意，特寄语现今的入黔官员们，企盼诸君继往开来，求实创新，以前人未有的魄力与胆识，在兴黔富民的道路上，为贵州的政治稳定、经济起飞、文教振兴竭尽心力，再建新功！

600年贵州（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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