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贵州历史的宋、田、杨三大土司

一、宋、田、杨三大土司都兴起于唐

根据传统观点，土司就是元明清时期西南等边疆土著大姓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后各自统治特定地域的地方大姓豪族。但大量史料和出土文物证明，土司制度在北宋就已形成，土司中的汉族也不少，仅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列举的清朝贵州203家土司中，就有70多家为汉族移民，占三分之一；明朝贵州四大土司中，除水西安氏为土著彝族外，宋氏、田氏和杨氏土司也是汉族移民，他们在唐朝先后兴起，逐步与土著融合后形成了三大土司家族系统。

关于贵州四大土司的族属，除水西安氏为公认的彝族外，其余三大土司的族属均有土著说和汉族说，但根据现存史料和出土文物，汉族说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因为从贵州民族史来看，汉族大量迁入贵州是在明初以后，故明初之前贵州的民族成分主要是土著，汉人很少，贵州文化在明初之前也是以土著文化为主流。关于贵州三大土司的族属虽有不同观点，但三大土司代表了贵州历史上的民族及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主要分歧是汉族融合进了土著，还是土著被汉化了。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物来看，三大土司在唐宋时期主要表现出中原汉文化特征，在以土著文化为主流的唐宋时代，要说宋氏、杨氏和田氏是贵州土著被汉化了，并且汉化到可以直接与中原对话，甚至在语言、葬俗和服饰等诸多方面都全面汉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故根据现存唐宋元明史籍并结合出土文物都可以基本肯定，三大土司是中原汉族，入黔后带来了汉文化，并不断与当地土著相互融合。

水东宋氏，最早见于新旧《唐书》和《太平寰宇记》，唐贞元十三年（797年）蛮州（今开阳）刺史宋鼎请求入朝时自称“西南蕃大酋长”，“建中三年（782年）一度朝贡”“同被声教”“兼同牂牁刺史授官”。《旧五代史·后唐书》载，天成二年（927年）八月乙酉“清州（今贵州省平坝县马场镇）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来朝，进方物，各赐官诰、缯彩、银器放还藩”。《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宋朝化入朝时“冠带如中国”。1965—1966年发掘的平坝县马场镇三座唐墓均为唐朝典型的中原穹庐顶砖室和石室墓，并且出土了唐朝典型风格的中原八弧花鸟镜及海马葡萄镜残片。现存明朝《贵州通志》和贵阳市乌当区出土的正统《宋斌墓志铭》及宋氏旧谱等均确载，宋氏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明宣德时詹事王直撰《宋氏世谱序》：“宋以国为氏……至宋而真定之族为盛，开宝中有景阳者累官至节度使，平定西南夷……”正统学士李时勉《世禄堂记》：“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宋昂从頫氏，其先河北真定人，宋开宝初有曰景阳者……领兵征南，平之……”正统贵州按察副使李睿撰《宋斌墓志铭》：“其先真定人，自十七世祖讳景阳，仕宋节度使，开宝初以偏师讨瓯黔。”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三：“曰宋家者，其始亦中州裔，久居边徼，而衣冠俗尚少同华人。”“宋宋景阳，真定人。开宝八年（975年）广右诸蛮作乱，诏景阳率师征之……复进兵都匀、贵州等处，西南以平。诏建总管府于大万谷落等处，授景阳宁远军节度使、都总管以镇之……朝廷录其功，俾子孙世爵兹土。”民国《黔宋史略韵编》：“宋自微子启封国于睢阳……至（宋）偃称王图霸，齐楚怒而伐之，国遂亡，而亡国时被俘之公族由荆楚迁徙黔中，与苗同化……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蛮州刺史宋鼎入朝，其后有清州刺史宋朝化于后……此宋偃亡国时被俘公族之后裔也。”根据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等记载，结合平坝县马场镇唐墓汉文化风格可知，水东宋氏族源为真定汉族，隋朝或更早入黔，唐初武德三年（620年）随牂牁刺史谢氏兴起，授蛮州刺史并逐步融入“西南蕃”之中，宋元时期又与仲家等土著融合为宋家。宋氏入黔后不断与土著融合，但仍保留了主要的汉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形成了统治今鸭池河以东贵阳等广大地区千余年的水东宋氏土司政权。如今水东宋氏土司后裔绝大部分被认定为汉族，少部分被认定为布依族或苗族。

思州田氏，最早据《宋会要辑稿·方域七》记载：“绍兴二年（1132年）十月四日，宣抚处置使张浚言：‘恭依圣训便宜行事，将珍州管界境土已选差正侍大夫、华州观察使、夔州路兵马钤辖、知务川城田祐恭充知州，依仿务川城例施行，庶得省免经费，为公私利便。所有黔州元拨隶珍州税户李泽等四十九家，并令拨还彭水县等处。已行下田祐恭更切相度条具，申本路帅司审度，保明供申，别听本司指挥。’从之。”次见于南宋《舆地纪胜·夔州路·思州》：“大观元年（1107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缙绅冯先生作夏总干墓志铭，略示田氏大概：恭南夏子明为太学名诸生……自少时识思州田祐恭。政和某年，田氏被召赴京师。谓子明曰：我边臣，今北阙见天子，惧礼文率略，坐不恭。公屈相吾行如何？……（子明）免谓曰：吾老不任行，有子大均，习诗礼，识时务……宜任辅以入觐事。”故田祐恭朝觐时称“臣生也远，不知礼节”，“拜伏进退不类远人”。又见于南宋咸淳《宋本方舆胜览·思州》：“大观元年（1107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而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思居其首。寻省为务川城。高宗绍兴，复以务川城为思州，以田祐恭为守令。”还见于《宋史·高宗三》：建炎四年（1130年）秋七月戊申，“后军将王辟叛，陷归州，钤辖田祐恭击败之”。十一月丙寅，“金房州贼郭希犯归州，田祐恭击却之”。《宋史·赵遹传》也两次提到巡检田祐恭随赵遹征讨泸南晏州夷。嘉靖《贵州通志·丘墓》：“思南府，宋少师思国公田祐恭墓，在婺川县归义乡西山之原。按田氏妫姓，世为京兆人，来据此世为土酋长，有功兹地。宋朝请郎通判黔州事于观撰墓志铭以表其贤。”嘉靖《思南府志》引南宋朝请郎于观撰《田祐恭墓志铭》：“田氏妫姓，世为京兆人……于时唐有天下，始祖克昌方徙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侨寄日久，遂卜筑于思州……历数世（安定、思义）……就掌一方事，为大首领。即永隆年也。”万历《黔记·故宣慰列传》：“田祐恭始祖克昌，唐人……数传安定、思义……为大首领，即唐永隆年也。”可见宋朝史料虽称田祐恭为“蕃部长”，但《宋史》并未确载其为蕃部长，且田祐恭入朝时自称“我边臣”和“臣生也远”，却可直接与太上皇对话，而思南现存思南府文庙的前身为元朝思州田氏私宅（明初田氏革除后直接作思南府学宫，可见元朝田氏私宅为典型中原汉式建筑），由此可证田氏族源为京兆汉族并熟悉中原汉语。思州田氏始祖田克昌唐初以经商迁居思州，经过三代人努力，永隆元年（680年）成为思州大首领——依附思州刺史的部落酋长，宋元时期逐步与思州一带五溪蛮、板楯蛮等融合，是较早融入土家族的汉族移民之一，如今田氏后裔被认定为土家族。

播州杨氏，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方域一八》：“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九月四日。枢密院札子，夔州路奏：南平军白锦知堡夷官杨选族厅佐忠带领夷人自南平军白锦堡杨大由私小路入恭州江津县清流寨雁门杀掠人口。”《藩夷五·南蛮》：大观二年（1108年）九月一日“又播州夷人杨光（荣）言：所管系唐朝所建地。唐州平生户一万余。囗乞缴纳朝廷。”次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与《宋会要》略同。再见于《宋朝事实》卷十九：“遵义军，大观二年（1108年），藩帅杨文贵献地……以其地置军。（原注）……唐衰，播州杨氏两族所分据，一居播州，一居遵义，以江水为界。其后居播州者曰光荣，得唐所给州铜牌；居遵义者曰文贵，得州铜印。大观二年（1108年），两族各献其地，皆自以为播州。议者以光荣为族帅，重违其意，乃以播州立州，遵义立军。”又见于《方舆胜览·南平军》：“白锦堡，去播州三百里。系纳土官杨光荣子孙承袭之。”又见于《宋史·神宗二》：“［熙宁六年（1073年）］五月癸卯朔，播州杨贵迁遣子光震来贡，以光震为三班奉职。”《宋史·徽宗二》：“［大观三年（1109）］二月丙子，播州杨文贵纳土，以其地建遵义军。”《宋史·兵十二》：“大观初，又诏播州夷界巡检杨光荣，许岁市马五十疋于南平军。”苏轼《答李琮书》：“天常正月中与轼言：‘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最近乌蛮，而枭武可用……使辩士招说十州五团晏州六县水路十二村罗氏鬼主播州杨贵迁之类，作五六头项，更番出兵，以蹂践乞弟族帐，使春不得耕，秋不得获。”《元史·杨赛因不花传》：“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宋濂《杨氏家传论》：“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兰西南隅故地，彝獠错居，时出为中国患。杨端借唐之威灵，帅师深入，遂据其土。”《大明一统志·播州宣慰使司》：“杨端，乾符初南诏陷播，端本太原人，应募领兵复播。”《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354：“万历二十八年（1780年）十二月乙未，逆酋杨应龙伏诛。应龙先世山西太原人，唐乾符间，始祖杨端讨南诏乱，授武略将军，遂据播地，历宋元，世有其土。”《明史·四川土司二·播州宣慰司》：“乾符初，南诏陷播，太原杨端应募复其城，为播人所怀服，历五代子孙世有其地。”道光《遵义府志·土官》：“杨端者，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后寓居京兆。唐末，南诏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下诏募骁勇士……端与舅将军诣长安，上疏请行……乃诣泸州、合江，迳入白锦，军高遥山，据险立寨，结土豪臾、蒋、黄三氏，为久驻计。”《宋史·艺文二》还载有乾符三年（876年）十月杨端《罗氏忠爱堂谱序》。从《宋会要辑稿》杨光荣称“所管系唐朝所建地”，《宋朝事实》“唐衰，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乃以播州立州，遵义立军”，《方舆胜览》“白锦堡系纳土官杨光荣子孙承袭”等记载，以及南宋杨粲墓和杨文墓具有明显汉族墓葬风格，可推知播州杨氏原籍太原，族源是太原汉族，唐乾符三年（876年）十月之前入播州白锦堡，子孙世袭白锦知堡。北宋熙宁时杨贵迁势力强大，熙宁六年（1073年）杨贵迁遣子杨光震入贡，宋神宗以杨光震为三班奉职（皇帝近侍低级武官），杨贵迁大约在熙宁时授播州刺史，并获州铜印和铜牌，因为虽唐宋时期州均授铜印，但查阅史籍得知唐朝铜印未配铜牌，而《宋史·舆服六》云“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长七寸五分，诸王广一寸九分，余广一寸八分”。杨贵迁卒后，播州一分为二：杨光荣任播州都巡检据播州持铜牌，杨文贵任播州夷界都巡检据遵义持铜印。杨氏入播后逐步与播州土著九股苗、红脚苗和黑脚苗等融合，元明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杨黄族，或称为杨保，本质上就是杨氏与播州豪族黄氏及杨氏雇佣的土著佣工、佃户、兵丁等互相融合形成的独特部族。从南宋杨粲墓的墓室构造和出土文物看，无论墓室结构、石雕技艺和杨粲及其下属服饰，还是墓中出土的铜镜、青花瓷器和崇宁通宝等，都表现出汉族葬俗和汉文化风格，同时杨氏也吸收了苗族铜鼓和进贡人等播州土著文化成分，可见杨氏入播和播州大姓黄氏等结盟融合并吸收了苗族等的文化因素，逐步形成了杨黄族。嘉靖《贵州通志·风俗》：镇远府施秉县“杨黄，思播流裔”；石阡府龙泉坪司“杨黄，其俗婚姻死丧礼与思南施秉同……风俗颇同汉人”；铜仁府提溪司和大万山司“杨黄，古为溪蛮域，亦皆杨黄之属，语言不改土音，食俗颇近于汉人”；黎平府潭溪司“杨黄，亦思播之流裔”。杨黄有相同的语言（土音），饮食风俗近于汉人，无疑是来自太原的杨氏与播州土著融合形成的部族。明清方志称为“思播流裔”，乃由于杨黄分布地域在改土归流前分别是播州和思州辖地，播州杨氏又与思州田氏累世通婚之故。杨保，也称杨保子，是明朝播州杨氏与依附杨氏的佣工、兵丁等融合而成的独特部族。成化时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宣德正统年间，杨纲不合买到土民吴庆长寿黄保福僧义保九保小进保大朱保元保，阉割为火者在家使唤。景泰天顺间，有杨辉亦不合买土民并苗人曾保王寿陈玄郎何宸玄大进保唐奴福庸范蛮福元观音张沅何胜昌王福善宋庆祥王永贵石超祖张保吴诚四保……及已故王景德……小邓郎，私自阉割使唤。”何乔新给明宪宗上疏所列杨氏阉割的火者30余人中，就有黄保、义保、九保、小进保、大朱保、元保、曾保、大进保、张保、四保等10多人，此外奏疏中还提到头目王宋保、军人周川保、寨长香保，以及大来保、何高保等数人，可见明朝贫民中依附杨氏的火者、佣工、兵丁等不计其数，其中不少人直接以“保”字取名，以表明身份。保在古代既有养护、保佑之意，也有佣工的意思。火者指的是明清时期豪族买贫家子弟阉割以供驱使，相当于皇宫内的宦官。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总督李化龙上《黔省善后事宜八事》说：“今应将播之旧名号‘杨保子’，查果真的……俱人给田三十亩……其原非播民，不能为杨保语者，无问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认。”《遵义府志·风俗》：“杨保，乃播州之裔，其婚姻、葬祭颇同汉人……按今遵义各属极僻所在，尚有此种数家，皆与人佣佃。”因此，杨保即杨保子，为依附于播州杨氏的火者、佣工和兵丁等与杨氏互相融合而形成的特殊部族，有独特的“杨保语”，平播后仍广泛分布于遵义各地，清初以后逐步融入其他民族，道光时仅遵义极边远地区还有几家，仍像祖先一样给人做佣工。故播州杨氏本为汉族，入播后逐步与苗族等融合，但保留了主要的汉文化特征，如今杨氏后裔被认定为汉族。

二、三大土司都发展壮大于宋元

三大土司祖先在入黔后分别与所属土著通婚，土著也通过为土司做佣工、佃户、家奴等方式分别依附土司，逐步形成了汉族与西南土著融合的民族形态，因此得到地方豪强和民众支持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民族融合的本质是汉文化与西南土著文化的相互融合，它有效促进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按《元史》和现存明清贵州方志，水东宋氏到元朝发展到新的高峰。《元史·成宗三》：大德五年（1301年）六月“丙戌，宋隆济率猫、狫、紫江诸蛮四千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壬辰，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开宝间析置大万落（谷）乐（落）总管府（今开阳），嘉定间移府于今司治（今贵阳）”“宋永高……嘉定庚午，诏永高招降西南夷，以功升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雍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贵州总部》：“嘉定庚午，以宋永高升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之名始见于此。”可见，唐初设置于今贵阳的矩州到南宋嘉定庚午年（1210年）由于宋永高任贵州经略安抚使而改名贵州，从此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固定下来。元大德时宋隆济反元围攻贵州城，知州张怀德战死，贵州的重要战略地位一下子显现出来，首次引起中央关注并写入正史《元史》，从此远远超过广西贵州（今贵港市）的影响，以至于《元史》在写到广西贵州时都误引宋隆济反元事件来证其战略地位重要。宋氏也从此发展到新的高峰，《元史·成宗四》：大德八年（1304年）春正月“庚申，以云南顺元同知宣抚事宋阿重生擒其叔宋隆济来献，特升其官，赐衣一袭”。宋阿重“永高之玄孙也……（大德）辛丑，其叔隆济结诸蛮为乱……阿重躬提所部直捣，疑（至）抄擒以献阙。升怀远大将军、顺元等处军民宣慰使，寻加昭毅大将军、靖江路总管，佩三珠、金虎符、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顺元侯，卒赠贵国公、谥忠信”。按《元史·地理六》，宋阿重大德年间任顺元宣抚使时就辖有乖西军民府、雍真葛蛮乖西等处、贵州等处等25个府、州（等处）、县，后来宋阿重升任八番顺元宣慰使后辖地又有所扩大，大致相当于今贵州省贵阳市大部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和贵定县等地，有效巩固了水东的地域基础。可见元朝宋阿重辖地广大，是集公、侯、柱国等高官厚禄于一身的西南著名土司，此后宋氏子孙一直承袭八番顺元（贵州）宣慰使直到明末。

思州田氏也是宋元两代发展壮大起来的。《宋本方舆胜览·思州》：“大观元年（1107年），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而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思居其首……高宗中兴后……就以田祐恭为首令。”《宋史·高宗三》：建炎四年（1130年）秋七月戊申“后军将军王劈叛，陷归州，钤辖田祐恭击败之”。十一月“丙寅，金房州贼郭希犯归州，田祐恭击却之”。《宋史·赵遹传》：“政和五年（1115年），宴州夷酋卜漏反……以遹为泸南招讨使……间从巡检种友直、田祐恭按视……遹欲袭取，命友直、祐恭军其下，而身当贼冲，番军迭攻之。”《宋史·林栗传》：“夔属郡曰施州，其羁縻郡曰思州。施民谭汝翼者，与知州田汝弼交恶。汝弼卒，汝翼帅兵二千人伐其丧……而乞师于帅府。栗曰：汝翼实召乱者……闻之逃归。调集家丁及役八砦义军，列阵于沱河桥与官军战。溃，汝翼逃去……田祖周由是惧，与其母冉氏献黔江田业，计钱九十万缗以赎罪。”可见，思州田氏自田祐恭任思州知州后强盛一时，多次随官军在夔州一带征讨反叛部族。按《元史·地理六》，元初置思州军民安抚司，领有务川、镇远、石迁等68个府、州（等处）、县，大致相当于今贵州省铜仁市和黔东南自治州大部（凯里市、黄平县和镇远县除外），思州田氏鼎盛一时。《元史·世祖八》：“［至元十八年（1281年）闰八月丁巳］改思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元史·泰定帝二》：“［泰定四年（1327年）］十一月庚午，以思州土官田仁为思州宣慰使。”《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5：“乙巳年六月己丑（1365年6月21日）置思南宣慰使司。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欲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上曰：‘……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南等处宣抚使并新军万户，以三品银印给授之。乙巳年七月乙丑（1365年7月27日）元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滥等来献镇远、右（古）州军民二府，务川、功府水（邛水）、常宁等十县，龙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于是改命宣抚司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仁厚为宣慰使。”可见，元朝田氏辖地广袤，泰定四年（1327年）土官田仁任思州宣慰使，标志着思州安抚司升为思州宣慰司；元末田仁智又乘机任思南宣慰使并抢先归附朱元璋，思州宣抚使田仁厚随即归附，朱元璋先后授二人宣慰使，田氏辖地一分为二，田氏势力逐步削弱，并为明初二田互斗、改土归流、开设贵州省埋下了伏笔。

播州杨氏同样在宋元时期逐步发展成西南显赫土司。《宋会要辑稿》和《宋史》等多次出现关于杨氏的记载。宋末元初杨氏逐步兴盛，《宋史·理宗四》：淳祐四年（1244年）五月“丁巳，武功大夫、雄威军都统制杨价世守南边，连年调戍播州，捍御勤瘁，诏价转右武大夫、文州刺史。”开庆元年（1259年）“秋七月癸亥，以知播州杨文、知思州田应庚守御勤劳，诏各官一转。”《大明一统志·播州宣慰使司》：“宋，杨粲，杨端十三代孙。嘉泰初袭播州宣抚使。开禧初，蜀帅吴曦叛，粲输金钱战马以助国用……卒……追封威毅侯。杨价，粲子，绍定中袭职……杨文，价子……修学勤治……卒赠光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杨邦宪，文子……宋亡，元世祖诏谕之，始内附，授播州沿边安抚使……追封播国公，谥忠敏。”《元史·杨赛因不花传》：“汉英，邦宪子也，生五岁而父卒，（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母田氏携至上京见世祖于大安殿……遂命袭父职花……以疾卒于军……追封播国公。”据《元史·地理六》记载，播州宣抚司辖黄平、南平綦江、旧址草堂等33个府、州（等处）、县，大致相当于今贵州省遵义市，黔东南自治州凯里市、黄平县和镇远县一带，以及重庆市綦江县等地；据《元史》记载，元皇庆时播州还一度辖有乖西军民府（今开阳县）。可见杨氏南宋末始任文州刺史、播州知州，元初升任播州沿边安抚使，成为辖地广大，集公、侯为一身的西南显赫土司。

三、三大土司都在明朝盛极而亡

三大土司经过唐宋元数百年发展，到明朝先后达到鼎盛，随即由于土司制度日趋没落而衰亡。水东宋氏到正统时达到顶峰，《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卷45：正统三年（1438年）八月癸丑“改……上马桥等十二长官司并平坝驿俱隶贵州宣慰司”。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等明朝贵州通志：“正统四年（1439年）又以贵州卫所领长官司十三来属。”《宋斌墓志铭》：“先是临番咸隶贵州卫，至是藩镇重臣以其吏治不囗，有激而然。议改隶宣慰司，盖以公善政故也，上可其奏。由是增隶诸番长官司一十有三。人民土地倍蓰于昔，先世以来未之有也。”因此，宋氏到正统时辖地包括亲辖地洪边等十二马头，代管地贵竹、程番等23个长官司和平坝驿（今贵阳市大部，黔南自治州龙里县、贵定县、惠水县，安顺市平坝县等地），号称辖地和人民五倍（倍蓰）于前，盛极一时。

明正德时，宋然贪淫残害苗民，激起水东苗民反抗，《明实录·武宗毅皇帝实录》卷101：“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壬寅，囿贵州致仕宣慰使宋然死。然分管陈湖等十二马头地方，贪淫科害，激变苗民阿杂等，而程番宣慰使安贵荣复诱之，遂作乱，众至二万，署立名号，攻陷堡寨，杀掠不可胜记，袭然所居大羊场，然仅以身免……依土俗纳谷赎罪，仍革去冠带为民。”《明史·贵州土司》：“宋氏亦遂衰，子孙守世官，衣租食税，听征调而已。”故正德初阿杂事件为宋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明末，水东宋万化父子随奢崇明、安邦彦叛乱被剿灭，宋氏土司退出历史舞台。《明实录·熹宗悊皇帝实录》卷28：“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戊子，贵州巡抚王三善塘保：‘大水塘之捷，我兵阵斩助逆渠魁宋万化，擒其妻丁氏及其子女，歼其伪军师刘洪祖等。’”《明史·贵州土司》：“（安）邦彦更招故宣慰土舍宋万化为助……而万化亦率苗仲九股陷龙里，遂围贵阳……时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也。”“而前助邦彦故宣慰宋万化之子嗣殷亦至是始剿灭。乃以宋氏洪边十二马头地置开州，建城设官。”宋万化、宋嗣殷天启二年（1622年）随安邦彦反，崇祯三年（1630年）平定后，次年以宋氏洪边十二马头地设置开州（今开阳县），结束了水东宋氏的千余年土司统治。明末平定奢安之乱及宋氏是古代贵州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直接促成了贵阳府政区的形成，而且大大削弱了水西安氏等彝族土司势力，有效巩固了西南边防，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各民族的大融合。

与水东宋氏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土司遗存，即开阳县禾丰乡马头村马头寨，初名杨黄寨，由于是明朝水东宋氏亲辖的底窝马头而改名马头寨（马是古代骆越人的图腾，元明时期演变成布依族部落名称，马头就是元明时期布依族部落首领）。杨黄寨始建于宋朝，元初建底窝紫江总管府于寨内，明朝水东宋氏鼎盛时底窝马头宋德茂扩建为底窝马头衙门，扩建完成后贵州宣慰使宋昂之弟宋昱经过底窝并赋《过底窝呈友人》诗：“猎猎柠波破紫烟，郊关一望满旌旃。英雄已有周公瑾，倜傥宁无鲁仲连。”《元史·成宗三》：“［大德五年（1301年）六月］丙戌，宋隆济率猫、狫、紫江诸蛮四千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招捕总录·宋隆济》：“大德五年（1301年）……六月十七日，（宋）隆济、构木娄等族作乱，其侄腊月、宋六分、靳斤等告也里千，使为备，也里千遂避于底窝杨黄寨。明日，隆济率腊月弟小奴部、家童……洛忙冲等，约五百人，攻杨黄寨，烧雍真总管廨舍……又有紫江贼，助兵四千，破杨黄寨，也里千走，掠去总管府印。”《明实录》、明《贵州通志》和《明史》等则记载有水东宋氏亲辖“洪边十二马头”。马头寨是目前中国已发现并有迹可循的最古老的土司官寨，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先后入选贵州省十大民族特色建筑和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布依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思州田氏明初也鼎盛一时，按《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元末思州宣抚使田仁厚归附时辖有镇远、古州、务川等46个府、州（等处）、县；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时虽未明确所辖州、县，但《元史》记载田氏所辖为68个府、州、县。因此，田仁智所辖大致有22个州、县，田氏虽然表面上保持了元朝时的强盛，但却一分为二，势力大为削弱，并埋下了二田争斗衰亡的种子。按明朝《贵州通志》的记载，明初田氏辖地合并为39个长官司。田仁厚死后，“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丁卯，思州土官田弘正遣万户张思温贡马及方物”。“洪武七年（1374年）六月甲辰，思州宣慰使田弘正以袭职颁印，遣其弟弘道贡方物，上表谢恩。”可见田仁智虽势力较小，但元末窃任思南宣慰使（从二品）并归附在先，朱元璋立即委任其为思南道宣慰使；田仁厚虽然势力比田仁智强大，但元朝任的是思州宣抚使（正三品），官品在田仁智之下，朱元璋有意改思州宣抚司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司，并以田仁厚任宣慰使，表面上是二田都任宣慰使，实质上却隐含着以弱治强，即以田仁智挟制田仁厚之意（思南道挟制思南镇西等处），希望以此平衡二田，并利用二田矛盾以加强中央对思州等地的统治。田仁厚死后，其子田弘正改思南镇西等处宣慰司为思州宣慰司并得到明朝认可，二田矛盾从此逐步加深，此后直到永乐初，二田争先恐后向明朝进贡，极力争宠。《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87：“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辛丑，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初，思南田宗鼎凶狠淫虐，生杀任情，与其副使黄禧构怨累年，互有攻讦……思州宣慰使田琛，亦与宗鼎有怨，禧暗结琛使图宗鼎。宗鼎及琛数相攻杀……宗鼎诉于朝。屡敕田琛、黄禧赴阙自辩，皆拒命不至。自知不为朝廷所容，遂有逆谋……事觉，命行人蒋廷瓒往招之，而敕镇远侯顾成以兵五万压其境，凶党叛散，琛等就擒……琛妻冉氏尤强悍，复遣人招诱台罗等寨蛮人苗普亮等为乱，冀朝廷遣琛还招抚，因得免死。上闻之，诏有司禁锢琛等，以宗鼎……使复职归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保怨家以绝祸根……遂留之京师，月给俸禄。宗鼎怨，妄出诽言，因发其祖父阴事，谓始与黄禧奸，实造祸本……祖母亦发宗鼎缢杀亲母……上命刑部正其罪，谕刑部尚书夏元吉曰：‘……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司，宜加意绥抚，可更加置府州县而立布政使司统辖之……’元吉等议以思州二十二长官司，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长官司，分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而于贵州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这就是1413年3月3日革除思州和思南两宣慰司并设置贵州省的历史真相。旋裁新化府入思州府，裁乌罗府入铜仁府，思州田氏从此革除，其辖地改为六府，其中思州府、思南府和石阡府各领长官司4个，镇远府领长官司2个，铜仁府领长官司6个，黎平府领长官司13个。革除思州田氏不仅是贵州古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它直接促成了贵州省的建立。

与思州田氏密切相关的土司遗存有思南府文庙，前身为思州田氏私宅，始建于元朝，明清时期多次重建、扩建。嘉靖《思南府志》引郡人田秋记曰：“永乐中，宣慰田氏以不法废，遂即司治为府治，而以其宅为学宫，大成殿仍其厅事，虽规制弗称而材瓦最为精美，故百余年得不废。至正德丁卯始有继修之者……庚辰冬，卫辉李侯文敏……出守我思……时维辛巳岁也……先竖立大成殿……次立两庑各七间、戟门五间、棂星门一座……明伦堂两斋……复构讲堂三间、号房二十间。”故思南府文庙始建于元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用作思南府学宫，正德丁卯（1507年）重建，正德辛巳（1521年）再次重建，成化时扩建明伦堂、经义斋和治事斋、神厨，并新建射圃。又据道光《思南府续志》记载，嘉靖九年（1530年）思南知府张镖改正孔子祀典，改大成殿为先师殿，从此有府文庙之称；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隆庆六年（1572年）、万历二十年（1592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雍正元年（1723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思南知府先后多次重建、扩建，道光时“现在大成殿五间，外为台；台下左右为东西庑各七间；外为大成门，门五楹；门内外古柏共九株；下为棂星门；门外为泮池；池外为屏；屏左礼门，右为义路；屏外左为德配天地坊，右为道冠古今坊；缭以丹墉”。思南府文庙明清古建筑大多保存至今，现存建筑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是贵州省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庙之一。《贵州省志·文物志》等认为思南府文庙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缺乏历史依据。2006年，思南府文庙与思唐万寿宫、旷继勋故居和周和顺盐号等一道合并为思唐古建筑群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播州杨氏到元末明初也达到鼎盛。元朝时杨氏已辖有33个府、州、县，明朝杨氏辖地进一步扩大。按李化龙《平播全书·悬赏规则十二条》和《明史》等记载，明朝杨氏辖地包括13亲管、12庄、54里、88局和8路（今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遵义县、桐梓县、仁怀市、绥阳县和赤水市等地），并奉命代管草塘（今黔南自治州瓮安县草塘镇）、黄平（今黔南自治州黄平县）和安宁（今黔东南自治州凯里市）三安抚司及真州（今遵义市正安县）、播州（今遵义县境）、余庆（今余庆县）、白泥（今余庆县境）、容山（今湄潭县）和重安（今黄平县境）六长官司，并一度占有今重庆市綦江县部分地方，到万历时盛极而亡。播州从唐朝设置后属蜀，按明制宣慰使司（从三品）为最高级别的土司，直隶兵部，省只是代管。《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42：“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乙亥，以四川播州宣慰司隶贵州都指挥使司。”因此，从洪武十五年（1382年）后播州宣慰司军事归贵州都司，民政仍归四川。按《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记载，杨应龙是播州杨氏最后一任土司，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因父杨烈亡故得任土司，万历二年（1574年）袭播州宣慰使，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月因贡大木七十根得赐飞鱼彩缎，并以从三品宣慰使加升都指挥使衔（正二品）。“万历十八年（1590年）十二月癸未，先是，贵州巡抚都御使叶梦熊疏论杨应龙凶恶诸事，并参川东道副使朱运昌容情故纵，不行会勘。巡按御史陈放则历数杨应龙十二大罪……及四川抚臣李尚思议防御松潘……而按臣李化龙亦疏前免勘问，候征兵御虏之后再为议处。部复以应龙革职，仍戴罪立功，会勘改限，朱运昌罚俸。久之，两省抚按各疏奏辩，在四川则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贵州则谓四川有私庇应龙之心。”川黔两省从此就杨应龙是否有罪各执一词。万历十九年（1591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主议将播州所属五司改土归流，由于四川按察使李化龙上疏反对未果。从朱运昌被罚俸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七、八月间，四川巡抚王象蒙和南京御史肖如松先后上疏参奏杨应龙罪，“兵部议将杨应龙投到官，逐一查勘”，“杨应龙抗拒不出听勘，大张虚焰，见奏民家属造各式兵具”。从此川黔官员一致上疏状告杨应龙。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月，礼科给事中杨东明上疏说：“向者两调征剿，所在血战，及部民讦告拘之即至，械系经年，甫释缧囚即请征倭，进退惟命。第重庆之狱，未结即放，既放旋提，我多反复，致生其疑，非真有反状而遽请用兵，遂据险出掠，冒南囗之诛，皆处置失宜之过也……”“上以杨应龙负固拒敌，罪无可赦，令川贵抚臣整兵备饷，协力剿除，以安地方。”十一月，四川巡抚覃希恩、巡按礼贝嘉联合上疏称：“惟将杨应龙宣慰衙门职衔削除，再行化谕。”第一次提出革除播州土司衙门，明廷回复“诏如拟行”，即同意了播州改土归流的提议。可见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朝就开始筹划要把播州改土归流了。“万历二十三年（1575年）十月丁巳，贵州督抚邢玠等勘问播酋杨应龙罪状……令其偿银赎罪，革职为民。伊子杨朝栋姑有土舍管事，候善后四事与赎银完归日，方许次子杨可栋放回。”就在川黔官员等不断上疏弹劾杨应龙时，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杨应龙终于和官军发生了正面冲突，黔军3000多人征播全军覆没，“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庚午，兵部题请行查贵州用兵失事缘由。先是，贵州巡抚江东之欲复五司，遣都司杨国柱等率兵营牛场等处，为播酋所袭，国柱被虏，全军皆没……”十月丙戌“命总督李化龙移驻重庆，调度三省镇道官兵，所需兵饷，户部及行处决……刘綎奉命入蜀，逗遛不进，建议征播必用精兵二十万……”明朝经过9年争议终于下定决心平播。同年（1599年）十二月，明朝抽调川、黔、湖广和广西等省军队24万，由总督李化龙统一指挥，分兵八路从八面合围播州，次年七月官军终于攻破杨应龙老巢海龙囤，历时104天的平播之役结束。按李化龙《平播疏》：平播一役“总计八路兵生擒贼首贼从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斩级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七颗，俘获贼属五千五百三十九口，招降播民一十二万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全活被虏男妇一千六十四名口……是役也，自贼破綦江至剿灭，可一年，自进兵至灭贼，百十有四日。”虽然明朝平播大获全胜，并因此新开辟了遵义府和平越府（今黔南自治州福泉市），但平播前后历时近10年，军费开支巨大，明朝200多年积聚的财富经过远征宁夏和朝鲜及平播三大役消耗殆尽。正如《明史·王德元传》所云：“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平播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之一，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最终促成了明清遵义府（今遵义市）和平越府（后改直隶州，今遵义市湄潭县及黔南自治州福泉市、瓮安县、余庆县和黄平县）的形成。

与播州杨氏有关的有两个重要的土司古迹：杨粲墓和海龙囤。杨粲墓位于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龙坪镇皇坟嘴，建于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为平顶双室石室夫妻合葬墓，无论是石墓室及其石雕的精雕细琢，还是出土的南宋瓷器、陶器、钱币、铜器等，都堪称宋朝土司文化的典型代表，主要体现出中原汉文化风格，同时吸收了播州土著文化成分，其中两面铜鼓被确定为中国南方铜鼓八大类型的标准器之一。杨粲墓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杨粲墓出土的《杨粲墓志铭》残石中“葬于本堡”的记述可推知，唐末宋初杨氏发家之地白锦堡就在杨粲墓附近。

海龙囤始建于宋末，初名龙岩囤，明万历时改名海龙囤，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湖北咸丰唐崖土司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合并为土司遗址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关于海龙囤始建时间，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杨文墓出土的《宋中亮大夫抚使御使杨文神道碑》（简称《神道碑》）有明确记载：“宝祐丁酉，虏酋惕滚葛歹出大理……以攻罗鬼。杨君具实以闻，上忧之，叨命令节使两府吕公文德驻黄平……吕公与杨君相会，而言当为申朝廷行下囗囗制阃，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我且住黄平以蔽沅、靖，于是筑龙岩新城。”《神道碑》所载与《宋史》等史籍相符。《宋史·理宗四》：“［宝祐三年（1255年）］秋七月……癸丑，以吕文德知鄂州，节制鼎、澧、辰、沅、靖五州。”“［宝祐五年（丁巳，1257年）二月］壬戌，筑思州三隘。”“［宝祐六年（1258年）春正月］甲戌，诏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诣蜀阃，趣办关隘、屯栅、粮饷，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具工役以闻。”“［宝祐六年（1258年）夏四月］丁酉，诏田应己思州驻扎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秋七月乙亥，吕文德入播州，诏京湖给银万两。”可见，龙岩囤是宝祐五年至六年（1257—1258年）吕文德任鄂州知州节制鼎、澧、辰、沅、靖五州时奉命与思州田应己、播州杨文一道共同新建的播州新城，是南宋为抗击蒙古军队而修筑的国家防御工事之一。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吕文德奉命入播州查验龙岩新城后，宋朝诏令京湖给播州银子万两，可见龙岩囤工程浩大。龙岩囤建成后，与四川合江的钓鱼城等一道，成为南宋最后的抗元阵地，其中龙岩囤坚持抗元20年，直到宋端宗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南宋灭亡前两年播州杨邦宪才归附元朝。明万历二十三（1595年），杨应龙重建龙岩囤，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建成后改名海龙囤，不仅《遵义府志·山川》有明确记述：“龙岩山，在城北四十里……按龙岩，今无此名。考海龙囤有杨应龙‘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所言‘龙岩’，即海龙囤也。其言‘龙岩’称‘先侯设险’，而自署‘海龙囤骠骑将军’，则龙岩旧名海龙，应龙改称耳。”而且海龙囤现存飞龙关等门额下款“皇明万历丙申岁夹钟月己未日王世芬立”，也可证杨应龙最后建成并改龙岩囤为海龙囤的时间是万历丙申（1596年）夹钟月（仲春二月）。

从表面看，三大土司被革除的原因是互相争斗或反叛，但从本质上看，明朝对宣慰司等大土司实行改土归流是历史的必然。土司制度源于商周时期的边疆羁縻制和汉唐时期大姓羁縻州县制，到明朝已经历了2000多年。特别是明朝宣慰司作为与省大致平行的最高级别土司，明初就有10个。按《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32所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更定蕃国朝贡议时就有四川贵州、播州和石柱，云南平缅、车里和八百，湖广施南、永顺和保靖；同时四省还有土军民府和土府等较大土司20个，并与广西岑氏、黄氏和湖广彭氏辖地连成一片。宣慰司和土府等辖地广大，属民众多，土司在辖地具有包括生杀大权在内的一切特权，基本等同于国中之国；而宣慰使等土司大多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发展，到明朝多已腐朽没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更令朝廷头疼的是，30个著名大土司都集中在西南地区，加上广西岑氏、黄氏和湖广彭氏，以及西南数百个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土州、土县、土目和土弁等，全部相互连成一片，如果有几个或更多宣慰使、土知府等联合造反，并挟持附近中小土司同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明朝逐步革除最高级别的宣慰司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比如平播，明朝经过近10年才最终完成，按史料记载是因为杨应龙反叛，也有人认为是官逼杨反。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礼科给事中杨东明上疏就揭开了明朝官员一步步逼杨应龙就范的历史真相。

总之，贵州宋、田、杨三大土司都源于中原汉族，隋唐入黔后兴起，并逐步与辖地土著融合成为西南著名土司。其中，水东宋氏隋朝或更早入黔后与西南蕃、仲家等融合成宋家，但仍主要保留了汉文化传统；思州田氏唐初入黔后与五溪蛮和板楯蛮等融合，融入了土家族之中；播州杨氏唐末入播后逐步与辖地仲家、九股苗、黑苗、仡兜苗、木老、子姜苗、花苗、菜家苗等土著融合成杨黄和杨保，但仍主要保留了汉文化传统。三大土司的兴衰，既真实反映了贵州地域和贵州文化的形成过程，也真实反映了西南多民族文化上千年相互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土司制度兴衰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