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之四十二民国《兴义县志·序》（二）-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译文：清朝中叶各省县竞相以修志相炫耀，阮元、戴震开始，章学诚、郑珍、莫友芝等跟随在后。修志的队伍可以称得上人才济济了，可以称得上气势浩大了，这股修志的风气不可能停滞下来。兴义设县治时间较晚，嘉庆苗变全境骚动，咸同回乱县城三次陷落，光绪壬寅年（1902年）秋广西游勇渡过南盘江，县城再次陷落，村庄街巷成为废墟，社庙宗祠化为灰烬！乡先辈顾念地方变故多，变乱频繁，就请遵义务川聂尊吾先生纪录这些大事的来龙去脉，加上沿革地形的内容，县志粗具规模，带到昆明审定，原稿毁于辛亥年（1911年）战火。民国八年（1919年）贵州文献馆续修《贵州通志》，我父亲晋侯公负责采集资料，网罗散佚文稿，整理完毕，命我早晚抄写，成十余册寄省城。匆忙抄写，未留副本。当时父亲年近古稀，精神矍铄，常常理着花白胡子对我说：“我一生被家事困扰，志向没有实现。为省志收集资料，史料仅窥鳞爪，遗憾很多。你们今后能继承我的志向，编好县志，就是我的儿子了。”我流泪接受下来，不敢忘记。

原文：

译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周农凤君主持民教馆，邀绥阳戴光隆主笔，历时半载，仅拟出一个提纲而已。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县长李大光请安徽人倪受民主持纂写，各乡镇分头采访，凡私家著述，历代秘闻轶事，全部献于姓倪的。不久，李公卸任职务，姓倪的将这些资料捆扎好带到贵阳，无法交差，悄然返回安徽。

原文：

译文：自清末产生编县志的念头到现在，经历四十年，三次兴废，有识之士没有不慨叹典籍的丢失，文献的难以征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冬参议会倡议修县志，县长庐杰聘请伯兄蒋芷泽主持文献馆，杨可文、叔兄蒋叔雨及正知等从事编辑。我起而感叹道：“这是先父的遗志，我哪里敢推辞！”于是收集前代形成的资料，考证各家的说法，提要钩玄，辨别同异，历时两年，才完成这件事。但是史料空缺，故老病逝，无法广泛采集询问，充实县志内容，比起历届编写来更加困难了！从司马迁继承他父亲司马谈遗志而作《史记》，班固继承班彪的志向以成《汉书》，浏览纪事方志，考证推理，类似的史事归纳叙述而成志书，传为美谈。我不过是山野小子，没有学问，孤陋寡闻，哪里敢与前贤媲美？不过抄摘捡拾他们的言语等，以待博雅君子选择，也是像子贡所说不贤的人只能了解它的末节。志稿修成，谨序其颠末，这部志稿为八卷，藏之文献馆以待后世来者。

一、史料来源

选自民国《兴义县志》，1948年编制。1966年贵州省图书馆复制，纸质，抄本。2013年翻印。

二、作者介绍

见《逃军洞记》介绍。

三、解读

蒋秋溪的这篇序非常有深度，从清初竞相修志着手，点出了参与这种历史文化传承事业的全国及贵州的著名学者，莫友芝、郑珍编纂的《遵义府志》受到梁启超等人的高度评价。而兴义县“地方多故，变乱频仍”，修志是历代乡贤的心愿，接着回顾兴义修志三兴三废的经过。

“时先君年近古稀，精神矍铄，每掀髯谓知曰：‘吾一生困场屋，积愿未伸，收集省志，史料仅窥鳞爪，遗憾弥多。尔辈他日能成吾志，明道经世，则吾子也。’知泣而识之，弗敢忘。”

对于作者而言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蒋芷泽、蒋叔雨、蒋秋溪三位齐上阵，对编修县志功劳甚大，这种对地方历史文化热心整理的情感力透纸背，读后让人动容。

最后一段引经据典，点出编者的惶恐与谦逊，道出民国《兴义县志》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以待后之贤者修正。修志者的这种严肃认真、谦虚谨慎的态度，必然会导致民国《兴义县志》的高文化含金量。通过阅读我们知道，民国《兴义县志》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它保存了置县至民国大量的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信息，它继承了《兴义府志》的成果，又有所辨析，与后来1987年出版的《兴义县志》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县志仅私人少量翻印，广大文史爱好者无缘研读。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民国编制的县志，无非是为统治阶级和几个大家族唱赞歌，无非是《兴义府志》的抄录，等等。实际上，通过阅读这篇序，我们就会知道民国《兴义县志》是20世纪40年代兴义的历史文化工程，而不是一项政治工程或政绩工程，它的体例遵循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要求，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绝不是当时意识形态的翻版。全书共20余万字，编者的素质是很高的，多为兴义中学的教员，均为饱学之士，比起后世修志者并不逊色。

相反地，我们现在倒是把文化历史工程当成政治工程、政绩工程，对历史文化没有敬畏感，没有如履薄冰的危机感，贪大求快，沾沾自喜，弄出来的文化产品粗制滥造，生命力萎缩，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警醒的。

兴义文史资料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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