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之十一《江底官渡记》-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译文：县城西南有江底河。汇集平夷县（今云南富源县）、罗平县的河水于滇粤黔相互联系的要道。两岸宽几十丈，河水奔流快速急促，春夏之交，遇到暴雨到来，弥漫无边。过去建有铁索桥，很快就被河水冲走。而修建可步行通过的木桥和可通车的桥梁，聚集工匠不容易，于是凭借舟船的便利，来解决交通不便的难题，渡船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设立了。

原文：

译文：从前贵州普安州、云南罗平州，各设渡船。从嘉庆二年（1797年）苗乱地方不安宁，普安渡船被烧毁不存在。改建兴义县以来，一直未设渡船，仅有罗平一条船，撑船的居奇垄断，漫天要价，来往行人很苦恼。丁卯年春天（1807年）我任职兴义县，看到这种情形，就在兴义谋划这件事。

原文：

译文：考察周朝的官制，合方氏掌握管理天下的道路；司险掌握管理天下的地图，以此知道山川河流险阻情形。但是水泽没有岸，河流没有舟船桥梁，不是平民和商人的事，而是当政者的职责了。兴义是新开辟的苗疆，战乱破坏之后，百废待举，大凡文庙社坛，以及供养救济、公共墓地之类的事务，规章制度都缺乏。我不敢因任职时间短，不做长期打算，而应该依次尽力执行。只要有关乎民众困苦之事，哪件可以荒废而不办呢？于是捐出微薄的薪俸，设立大渡船一条、救生小船两条，来渡运来往的人和货物，拯救落水的人。但是事情可贵的是要有好的成效，功在永远。假如掌握渡船的人没有固定的收入，就会索取高价；假如救人没有奖励，就不积极。何况舟船容易损坏，而每年修船的资金必须考虑到。就因此劝说商人百姓出面，设立公田，为江底官渡作永久的打算。于是就有在兴义经商的江西抚州人，高兴响应说：“公田这一事，我抚州一个地方的人就可以独立承担了。同时写信给在兴义经商的同乡商量，大家也都乐意做这件事，争先恐后地捐钱。经过五个月的筹集，达到数百金，购买岸边一片田地，作为艄公养家的资产，使得收支有度，永远杜绝勒索的弊端。此外，也捐钱购买了另一块地，用作奖励救人、修船的费用。

原文：

译文：这些抚州商人不是长期居住这个地方的人，也不是早晚经过这个渡口的人，不分地域，不惜钱财，不借助众人的力量而做成这件美事。他们齐心为公，勇于行善，利人利物的功劳，不伟大吗？唉！世人往往坚守战国时期杨朱重在利己的学说，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做。权衡自己的得失，筹划唯恐不周密，试问舍己助人，慷慨承担，谁这样呢？如果都以抚州商民的善心为善心，那么大凡那些山川险阻，靠人力而消除它，什么险阻不能铲平，什么险阻不能畅通？所以我认真详细地记叙下来，将这些人的姓氏刻在石头，以示永远不忘。

一、史料来源

选自清咸丰《兴义府志卷十四·河渠志·津渡》，纸质。2012年5月文物部门发现立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古碑，刻录了兴义县知县陈熙撰写的《江底官渡记》，碑被分解为五块，碑文为小楷，阴刻。碑刻遭到破坏，部分字迹残损严重。现保存于乌沙镇岔江水文站，历史文献录述得到实物验证。

江底为兴义茶马古道的重要交通节点，文献记载，兴义县六条交通要冲，其中一条由县城向西，60里江底汛，经云南罗平、师宗、马街、宜良抵昆明，共698里。

二、作者简介

陈熙，字达庄，云南弥勒人。清代进士。嘉庆十一年（1806年）署兴义县事；道光三年（1823年）出任兴义知府，均有善政，如捐廉俸创修文庙，设立书院等。道光五年（1825年）去官，郡人立生祠。后官至贵西道员。

三、解读

江底官渡是兴义境内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江底官渡记》碑文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碑文和《兴义府志》上的记录可以相互比较印证，石碑的年代早于《兴义府志》成书的年代，两者相比有部分差异。碑为两块，字体各异，碑文最后附了各寨捐木料的情况，不称官渡，而称义度。从碑文来看这个渡口的重新设置是由知县陈熙主导，附近各寨及抚州商人参与的义举，称为义渡更准确。为了对来往驮马及行人不收分文，以及解决每年对大船小船进行修缮、船夫的赡养等一系列问题，抚州商民还捐钱买了义田，用田租作为以上费用。这就是位于河对岸的车湾、犀牛塘、岔江属于贵州兴义的起因，这些地方原属于云南，因为在兴义的江西商人购买了义田，20世纪40年代初划界时划入贵州兴义辖区，这样兴义的辖区像一把细长的钥匙沿九河谷往西伸进云南罗平县，宽不过数百米，后人称这些地段为“滇黔锁钥”，这些提法至今刻在永康桥贵州一侧的石壁上，是两省唇齿相依的见证。如果没有这位云南弥勒进士1807年任兴义知县时的主导，抚州在兴商人的义举，车湾、犀牛塘、岔江仍然属于云南，那“滇黔锁钥”是要打折扣的。南宋以来兴义成为广西泗城府与云南曲靖府经济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川滇两省茶叶、马匹、食盐转运两广的重要通道，又是西南地区移民东南亚的重要走廊。江底古渡口及石碑的发现，使之与马岭木桥、鲁屯成为茶马古道兴义段的三个重要节点，对今后的旅游开发、地方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兴义文史资料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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