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之三十 《论中国教育之主义》

《论中国教育之主义》开头部分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封面及目录

今试执中国略有知识之人而叩之曰：吾国与世界国家相遇，何以以军事竞争而败，以政治竞争而败，以种种经济事业竞争而无不败也？彼必应之曰：国民无教育之故。然则欲吾之兵、吾之政、吾之种种经济事业，足与人国竞争也，舍教育国民之外无他法乎？彼必应之曰：然。何由知其然也？盖凡此言已成一般之舆论，不待明者而后知也。虽然，教育国民云者，岂惟是定章程，设学校，选校员，募生徒，按期授课，责其成绩而已乎？苟如是而已足也，任延欧美、日本通晓教育之人，予之以教育之全权，俾其代为经营，殆无不优为之也。而度吾国民先觉之心理，以为教育国民之事，决不仅定章设学数者而已足也。何则？国民为构成国家之分子，欲构成何等之国家，不可不造成何等之国民；欲造成何等之国民，不可不具唯一之主义。此其义稍有常识者皆能道之，况吾国民之先觉者，以先觉后觉自任，焉有不达此义者乎？然而数年以来，普及国民教育之声，轰动于海内，而国民教育之唯一主义，究以何者为宜？竟无一人起而论定之，则又何也？今日之国家，亦岌岌乎危殆矣！犹可曰有吾之国民教育在，异日吾之新国民亦既育成，不难作新吾之国家，与世界各国竞最后之优胜也。乃进观教育界之现象，所以作新吾国民者，果何等之教育乎？非贸然从事，无所谓宗旨，则奉行政官之命令，以为方针，否或自为风气，别有一偏狭的目的存在也。吾闻国家之前途，实国民唯一的共通精神有以造成之。何以新吾之国民，亦新其唯一共通精神而已。非有唯一的教育主义，而欲作新其唯一的共通精神，犹缘木而求鱼也。今吾国之教育现象，纷歧复杂若此，将来育成之国民，求其有唯一的共通精神，其可得乎？以如此之国民，而欲作新吾之国家，吾恐新则新矣，不知何以为国也。曰然则若云何而后可？曰吾愿吾国民之先觉者，先研究中国之前途，应用如何之主义以教吾之国民，此主义既定，更谋实施之方法，即从而实施焉可也。吾非能知教育者，予自觉国民教育不可无唯一之主义，其主义之良否，关系于国家之前途者，实存亡问题也。姑述予之所见所闻，以质诸吾国民之先觉者。吾国民之先觉者，因吾所述或有谬妄，群起而纠正之，吾国民教育之主义因以论定，此则吾之所望也。

吾欲论定今日中国之国民教育主义，吾其取世界大教育家之主义，以为吾之主义乎？世之所谓教育家，即育成人类社会之先觉者也。其主义之实施，虽仅及于各时代各部分之人类，受其教育者，固与吾人同一之人类也。以彼教育各时代各部分之人类者，移而教育吾一部分之人类，宜有同一之效力矣。顾吾党遍索欧洲日本大教育家之主义，求其一焉，足以完全适用于吾国而不可得，抑又何也？此无他，彼所谓教育家者，不知吾国今日应造成何等之国民，以构成何等之国家，安得为吾预定一主义，以待吾之取则也。无已，其取吾古先圣哲之教育主义而一一表章之，庶几将来育成之国民，为吾中国之国民，非世界各国之国民乎？近人有以同化力为吾国唯一之国粹者，其说允矣。此同化力云云，非吾古先圣哲之精神教育之结果所演成之文化耶？今不欲成兹国粹则已，苟欲保存，舍吾古先圣哲之教育，其奚法哉！虽然，吾国今日既处于世界竞争之涡流，国民之弱点与人口相形而愈著，吾虽欲阬硁然焉守吾先哲之教育主义，不敢有所增损于其间，而其势有所不能。盖吾先哲亦不克预料今日之国家现象，持定一方针以贻后人也。然而吾将一一排斥世界教育家之主义，唾弃吾古圣先哲之教育，更创一新奇主义，以遗吾之新国民而后快乎？抑将搜集世界教育家之学说，吸收吾古先哲立教之精神，取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者，洪炉大冶，铸而为一，即以定吾教育之方针之为愈也。

吾党究心人类进化之原理，以达尔文氏所谓适者生存、境遇应化之二大公例，推想吾国吾民之前途，宜如何应境遇以变化，而后适于生存也，沉郁于中者久之。吾乃本此原理，以研究欧洲日本教育家之学说，求足以振起吾国民之废疾，发展吾国民之特性者，其主义约有三焉。

曰个人主义。吾国人以不损一毫为个人主义，换言之，即自了之谓也。故一言及此，人咸诟病之。吾视欧洲日本关于个人主义之教育，其说有三。其一曰实用说。十六世纪之初，英人言教育者，往往空谈哲理，拉布来斯氏乃倡实用主义之教育，排斥无益之注意，以经验事实为主。未几法人毛搭耶尼氏鉴于当时倾向文学之失，其教育亦主张实用，虽深邃学理无实地利益者，皆放弃之。此以匡救时弊为目的，未尝纯由个人方面着眼，不谓为个人主义之支派亦可。至十七世纪有德人发兰克氏，感于贫民之困苦无学，大施实用的教育，谓教育之目的，须注意于生徒之身份，及后来之职业。迄十九世纪，英人斯宾塞氏，推进化之原理，一施诸教育，力倡实用主义，用五种教育，授五种知识，以养成完全幸福生活之实用的人物，为其主要目的。自此以后，言教育而趋于实用者，日益增多。其所主张，要皆起于个人自立之观念，不属之个人主义之范围不可也。其二曰独立说。欧人言教育之作用，以养成独立之人格为目的者，不可枚举。日本以区区之岛，崛起东亚，究其自强之要政，莫不推本于国民教育。寻其教育界之先河，实以福泽谕吉为称首。福泽氏所以持以训人者，曰独立自尊，曰自劳自活。自吾观之，诚得个人主义之正宗矣。然则日本之所以盛，岂非福泽氏个人主义之教育以开其先，故其后言国家主义者，乃得以收其效耶？其三曰自由说。自基督教起于欧洲中古，其教育有所谓个人主义者，谓儿童为神所赐，非父母所得私，个人为国家之元素，无个人即无国家，宜使人人精神自由，国家不得以威力压迫之。于是个人自由之说，渐波及于教育界。厥后洛梭派之教育，纯主放任自由。德人罗比尔氏，创立幼稚园之鼻祖也，其教育大旨，亦主任人之自由，从自然之发达，取适当之业务。要此皆由个人方面着眼，以定教育之方针者也。吾以为言自由，而归于放任，亦稍过矣；然以养成完全自由之人格，为教育之目的，不可谓非正当之主义也。以上三说，吾如皆有取，专取足以发展国民之个性，使数万万之个人，皆成为实用之人，即完成其独立自由之人格等耳。

曰社会主义。哲人个人权利之观念最炽，然人之主张一己之权利，而不侵害他人之权利，且使社会上一般之人，皆享有同等之权利者何也？实基督教平等博爱之教义，有以启之也。基督之教义，大要有三：一自由，前既述之定矣；一平等，谓人对于神为同等之子孙，四海皆同胞也；一博爱，谓人之爱情以对于神者为最高尚，推此爱情以及于人，是为一视同仁。自此等宗教影响及于教育界，厥后由社会方面观察以定教育之宗旨者，往往含有平等博爱之意味。夫一社会之人，人人有平等博爱之精神，其社会未有不良者。吾谓此教义诚得社会主义之神髓矣。近世大教育家，有主张博爱平等，而立说之根据，与基督教大异者。或起于伦理之观念，如十八世纪末起于注意之博爱派，其最著者也。是派中有名之教育家翰堡人西伯顿氏，益为丁抹兵学校伦理教师，因所言与基督教意见相异，逐被黜职。或探原于进化之哲理，如近世达尔交诸哲是。要其所反对者，乃宗教上之仪式，及人由神造之说，进化派之说与此点最为冲突。而于平等博爱之义，无以易也。夫彼宗教家之迷信幻想，如神造说及种种仪式何取焉？所取者，亦平等博爱之精神耳。虽然此平等博爱之精神，非吾先哲之所谓人道耶？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精神非耶？顾西人以平等之观念，破除阶线之制，奴隶之制，及一切专权独裁之政体，而吾国学人日言仁民，犹呻吟于专制政府之下者，何也？西人以博爱之心理，产出社会上种种慈善事业，种种共同生活之事业，而吾先哲民胞物与之义，竟不克一实施焉，何也？岂彼之教之简单直接，而吾先哲之教义，复杂繁难，毕生不能究其理耶？抑彼平等博爱之教，专以普及一般之人，而吾仁民之事，专以责诸少数之人，致社会一般之人，日望人之仁我，而不先为独立之生活共同之活动耶？法人黑鲁培儿得氏，以伦理学定教育之大目的者也。其言曰：教育著，在使人陶冶其道德品性，能准备其生涯于共同团体中也。吾之取于平等博爱说者，谓足以培养吾国民之群性，俾一般之人，皆能准备其生涯于共同团体之中，能为共同之活动，而无待夫少数人之仁我云尔。人人无待夫少数人之仁我，则人人可以实行仁民之事，而先哲之仁道，将愈圆满光明矣。近世言社会主义者，专从事实上着眼，以破坏现在社会之外部组织为目的。夫社会之组织，非不可改良，但必破除能力之竞争，而悉归于平，其结果必致优劣同等，而进化之生机渐绝；必取私人之财产，胥由国家经营，其结果必致人人依赖国家，而不先独立自治，人人不先独立自治，社会更莫由进化。吾之主义，以促社会之进化为目的，故弗取焉。

曰国家主义。欧人言曰：国民教育，每溯源于斯巴达，其教育之唯一目的，养成健全之军国民，使其能力圆满发达，足立于人世困难之涡流中，安然生活自由，屈服他之武勇国民。此言军国主义者所啧啧称道者也。至十七世纪，有英人洛克者，谓健全之心意，宿于健全之身体，以此为教育之大眼目。特于体育重锻炼主义，于德育重体面主义，诱起儿童良知，使知耻辱可憎。智育重实利主义，谓小学教育，非养成文学者理学者，以能生存于竞争之世，计划自己之利益，知晓国民之义务为标准。其说较斯巴达之教旨，为稍完矣。迨十八世纪，有瑞西人丕士达洛期者，谓国民欲为独立自营幸福之生活，不可不计其身体及精神之完全发达，宜先教以为人之道，次授以国民必要之知识。自此主义盛行，逐革新德意志之教育社会。今则各国言国民教育者，大都采取其说。距今二十年间，其说已输入日本，今观彼小学校令第一条云云，殆亦师其旨矣。斯宾塞氏曰：不能正当解释国家过去的现在的状态者，不得为国民。又曰：关于社交上及政治上，知正当处理者，即完全国民之知识也。由此推之，所谓国家主义之教育，可想见矣。彼斯巴达之教育，以发达国民之战斗能力为必要耶。彼洛克之教育，以计划自己之利益，知尽国民之义务为目的，非以培养国民之经济能力及责任心为必要耶。丕士达洛斯氏，谓先教以为人之道，次授国民必要之知识。其必要之知识云云，虽未确定其种类与其范围，证以斯宾塞氏之言，即以为政治知识可也。合视二氏之教旨，所谓为人之道，所谓社交上之知识，固为一般人类所宜讲求者，不尽关于国家主义也。其关于国家主义者，非以育成国民能力为必要耶。鉴于斯巴达之成绩，参以诸氏之学说，更按诸今世竞争之现象，从可知国家主义之教育，以培养国民之责任心及经济能力政治能力，为必不可缺之条件矣。虽然，所谓责任心者何物乎？即国民对于国家之积极的自认的奉公心而已。所谓种种能力者何物乎？即国民各个人之精神的物质的竞争力，所表现于经济界、军事界、政治界者而已。非各个人之群性发达，则此积极的自认的奉公心，无从发达；非此种心理发达，则全国各个人虽有种种之能力也，亦适成为一己之能力而已，不能以之构成国家之竞争力也。故由国家方面以研究教育之主义，尤以发达国民之群性为必要矣。

吾更玩索吾国经济之通义，求吾先哲立教之精神，足为今日国民之模范者，其要旨有二焉。曰修己，经传中言修己之原理及其方法者，不胜枚举，后儒斤斤辩论者，亦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而已。曰善群。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即善群之义也。曰敷五教，曰明伦，曰仁民，曰平天下，曰安百姓，亦发明此义而已。吾于是综以上种种主义，种种学说，为铸一主义曰世界的国家主义。其内容曰群己兼进主义。群者何？就教育之目的而论，指国家社会言之；就教育之作用而论，指小己之群性言之。以发达国群，合社会国家而言曰国群，为英人穆勒约翰群己权界论。为教育之目的，以养成国群分子之组织人格，日本笕克彦氏曰：凡人有二人格，一私人格，一组织人格。私人格指以私人之资格活动者言之，组织人格依组织心以活动者也。组织心者，自觉而爱，全部之心也。为其作用也。己者何？浅言之，即各个人之自我也；深言之，即小己之个性也。以发达个人为教育之目的，以各因小己之个性，养成独立之人格，为其作用也。兼进者何？欲国群小己之互相发达，不能不以教育之力，陶冶国民之群性个性，俾其交相发达也。盖采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之学说，熔化于国家主义之中，合此三主义而为一，即以扩充吾先哲修己善群之教义，以为今日作新国民之精神教育也。据已往现在之国家，推及世界将来之国家，苟欲国民之进化，合于人类进化之原则，即不能不图国群与小己之相互发达双方进化也，其为教也，非使国民各小己之个性群性交相发达不可也。吾以为今日之中国，非以此主义为教育国民之唯一主义，其教育之结果，不足以发展数万万之国民，振起数千年之故国，即不足以保存国粹，竞争优胜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也。请为吾国民之先觉者一详陈也。

何言乎国家主义而必曰世界的也？吾其以维持世界之和平为教育国民之宗旨，务牺牲吾之土地人民财产，以息世界之纷争，使吾之国家为保全世界之安厅之国家，斯吾之国家主义，为世界国家主义乎？抑将以统一世界为国民教育最终之目的，以达吾位天地、育万物之希望，为教育之结果，庶几以世界为国家，其主义乃为世界的国家主义乎？由前之说，必世界之国家，皆与吾持同一之主义而后可也；由后之说，必吾之国家，足以左右世界而后可也。而今日世界各国日以争雄竞长为事，以取乱侮亡为得策，其不足语真正平和之幸福，不待言也。今日之中国，名为独立自主，而自国之领土及主权，皆由人国立约而保全之，其不足统一世界，不待言也。然则吾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果何为之主义乎？盖欲吾之国家应境遇以进化，适于世界之生存，不能不欲吾之国民应境遇以进化，适于世界之生存；欲言吾之国民，适于世界之生存，不能不求吾教育国民之主义，适于世界之生存。而此所谓适于世界之生存云者，求适于今日竞争生存之世界，并求适于将来竞争生存之世界。变词言之，非特求适于一时的生存，并求适于继续的生存也。教育之作用，非一时的而继续的，非为政治家之容一政见求适于目前生存斯已可也，非军略家之运一奇谋求适于瞬息之生存亦已可也。康德氏曰：教育之目的，不以今世为目的，而以养成比今世更高尚之后世人为目的，故今世人可教育后世人也。由此观之，欲论定吾之教育主义，而仅求适于现在世界之生存，不计将来之如何可乎？否也。惟是适于生存云者，固客观的论定也。凡一主义求适于现在的生存，尚有以客观的标准以定其是非，若求适于将来的生存，似无何等标准之可寻，非凭吾主观的心理作用，自认为适，遂强以为适乎？而不然也。人类之进化，莫不原于生存竞争之迹象，皆递演而递进。而全体人类之中，有所谓国群焉；为国群之分子者，有所谓小己焉。其竞争生存之迹，亦皆递演而递进者也。今欲吾之教育主义，适于现在世界之生存，及将来世界之生存，不过欲吾之国群及为国群分子之小己，适于生存而己。故欲吾之主义适于现在世界之生存，但取已往之国群小己详考其竞争之现象，证明现在之国群小己适于生存之原因，而吾之主义应如何而后适于现在，可以决矣。欲吾之主义适于将来世界之生存，但取现在之国群小己，熟察其竞争之现象，推究将来之国群小己，适于生存之原因，而吾之主义应如何而后适于将来，亦可以决矣。吾之教育主义，既适以此主义育成之小己，以此小己构成之国群，宜无不适者。故适不适一问题，不能仅以吾国之现象决之，宜以世界之国家现象与吾国之现象，相互比较以决之；且不能以现在之世界现象决之，而必就已往之世界，以观察现在之世界，由现在之世界，以推想将来之世界以决之。盖教育之性质若是，所以定教育之主义，不能不若是。故吾之主义，必冠以世界的云云者此谓也。

吾谓世界的国家主义，其内容即群己兼进主义者，果以何为标准而论定之耶？亦不外以世界之国家现象，与吾国之现象相互比较，并研究已往的现在的竞争现象，推想将来之国家宜如何生存而已。不观夫今世最进化之国家，其已往的现在的竞争现象为何如乎？夫人类社会之中，既不能无各个之国群，则此国与彼国之竞争生存，自有国时代已然。其竞争也，既同为国际之竞争，殆无分于今昔矣。乃就过去时代观之，仅为国与国之竞争，易言之，既甲国代表群性之国家机关，与己国代表群性之国家机关，双方斗智角力而已。在于今日，其表面虽为国与国之竞争，其内容实在不啻甲群之总体与己群之总体，各以其共同活动之意力，相震撼、相抵触焉。更不啻甲群之各个小己与己群之各个小己，各以一己之能力相摩相荡相搏击焉。盖其竞争优胜之点，不决于代表群性之国家机关，而决于国群总体之活动力，与夫各个小己之能力。故第察其竞争之形式，则为国民经济之竞争，国家政治能力战斗力之竞争；而一探其竞争之精神，则为国群总体之活动力，与夫各个分子之能力之竞争。更深言之，则因各个小己之群性个性相与发达，时出其群性之特长结合以竞争，又时出于个性之特长独立以竞争也。夫近世所谓文明者，其内部尝不免于群与己之冲突，近世各国所谓君权民权之冲突，阶级制度之冲突，富者贫者之冲突，自吾观之，皆群己之冲突而已。何则？君者代表群性者也，君不克代表群性，而惟逞一己之个性，以抑制国群，则国群与小己之冲突起矣。一群之支配力与夫一群之富力，固一群之人所相依为命者也，若集中于少数之小己，而予其群以种种之不平，则一群与小己之冲突又起矣。而犹能挟其国群，胁其小己之力，以对外竞争者何哉？盖其立法定制，常调协于群己之间，既足保障小己之自由，复能维持国群之秩序，必使相进步而后已。而更有本源上之作用焉。即以种种关于个人主义之教育，陶冶国民之个性；以种种关于社会主义之教育，陶冶国民之群性；并以种种关于国家主义之教育，范围而曲成之，吸收其个性群性之膨胀力，一化而为国家之竞争力。近今立宪国家，凡国民与政府，或国会与政府，或国会中甲党与乙党，互相冲突之际，一遇其国家对外之战争，或其他之重要问题，莫不立寝其内部之纷争，而挟全力以对外者，无他，即国家主义之教育的作用而已。故当国家竞争力之所向，即其国群膨胀力之所向，又即各个小己种种能力之所向。凡稍进步之国，其司外交者，虽为国家机关，殆无不有国民舆论以盾乎其后。盖国民因受教育之结果，知国家与小己之关系，最为密切，故人人视国群之利害，犹己之利害也。而当其小己竞争力之所向，亦即有国群之意力为之后援，更无异国家活动之所向。自中外互市以来，凡外人争夺吾国种种权利（如路矿之类），彼方当事者不过一私人或一私法人耳，而其国之政府、国会、政党必力为之援者，亦由教育普及之结果。彼组织政府、国会、政党，人人皆晓然于各个小己与国家之关系，视各个小己之利害，犹之国群之利害也。相扶相携以向于世界，宜其竞争力之顽强突出，而无坚不破也。彼国群不能助长小己，小己不能助长国群，一方演进，而他方不克与之俱进者，宜其遇之而披靡也。今反观吾国已往的、现在的一般现象为何如乎？此特就一般言之，若特别的少数人则异于是。由小己方面观之，其人人类四分之一，而皆倚其群以自活，能独立以自治者，更不数数观也。至国家机关对之，求其不犯上作乱而已，各个人之生计如何？精神的物质的能力如何？非所问也。其患在小己之个性萎缩，而国群又无以助长之，致全国各个小己皆不能为独立竞争。又由国群方面观之，国家既当世界竞争之中心，而国民之对于国家也，求其机关行动不扰而已，至国家之政治力如何？战斗力如何？非所问也。全国社会之经济现象如何？非所问也。极端言之，即一家族以外之社会的共通事业，亦非所问也。此其害又在小己之群性萎缩，不克助长国群，以至国群不能活动，遂不能为共同之竞争。夫立国于今世，至全国之各个小己不能独立，国群之总体不能活动，仅恃一代表国群之机关，与世界圆满活动之国群，能力充分发达之小己，日相角逐，欲其生存也得乎？究此种种之现象，而执果以求因，教育而外，固大有受病之源。第就教育言教育，不能不取吾数千年以来，以为国民教育之精神者，而一一讨论之。

一、史料来源

近日，兴义下五屯刘氏家族刘斐章先生的遗孀郑驰老人打来电话，告知她侄女在昆明找到一篇刘显治写于1907年的文章，叫《论中国教育之主义》，这篇文章是刘显治留学日本法政学堂时撰写的。最初发表在当时在日本出版的《中国新报》第六期，后收入1977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十年时政论文集》。

二、解读

刘显治在兴义留日学生中年龄较长，且曾到贵阳读过经世学堂，实际上为贵州留日学生领队。到日本后很快加入改良派创办的政文社和贵州宪政预备会，并同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私交颇好。1907年1月20日，改良派的重要言论机关报《中国新报》，由立宪派著名人物杨度在日本东京发起创办。杨度自任总编，撰写者有熊范舆、谷钟秀等。该报以促使清政府早开国会，成立责任政府，变中国原有之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为主旨，内容设论说、时评、译件、杂著等栏目，曾刊载《金铁主义说》《中国今日最宜之政体论》《满汉问题之解决》《论军事与宪政之关系》《中国国会议》等文，曾与梁启超所办《新民丛报》与中国同盟会的《民报》展开大论战。主要宣扬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主张以工商立国，强调发展军事力量。同年10月，由日本迁回上海。次年1月停刊，共发行9期。《辛亥革命前十年时政论文集》实际上是《中国新报》论文集，与刘显治同时入选论文集的作者还有熊范舆、杨度、刘师培等人，其中的编辑熊范舆与刘显治关系非同一般，后来两人回国成为同僚和儿女亲家。过去我们为清末兴义教育因刘官礼兴办笔山书院使兴义教育在全省名列前茅而自豪。现在，刘显治的这篇文章论述的内容已经超出兴义超出了贵州，是站在国家教育大政方针的角度着笔的。现将《论中国教育之主义》加以解读，以飨读者。

文章开头设问：“吾国与世界国家相遇，何以以军事竞争而败，以政治竞争而败，以种种经济事业竞争而无不败也？”然后得出结论：国民无教育之故。那么怎样改变这一现状，“定章程，选校员，募生徒，按期授课”仅仅解决了皮毛。因为“国民为构成国家之分子，欲构成何等之国家，不可不造成何等之国民；欲造成何等之国民，不可不具唯一之主义”。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搞清中国教育主义的内涵，没有“唯一的共通精神”，则“吾恐新则新矣，不知何以为国也”。作者认为非常有必要讨论国家教育主义这一问题，即使“所述或有谬妄，群起而纠之”，也在所不惜。这一段提出了论点。

接着展开论述，全盘接受欧洲及日本教育家的主义，不行。因为他们“不知近日造成何等之国民，以构成何等之国家”，没有为我们预定现成的答案。如果全盘接受“吾古先圣哲的教育主义”，那又无法培育出有世界眼光的国民，在世界竞争中无法立足。作者主张“搜集世界教育家之学说，吸收吾古先哲立教之精神取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者，洪炉大冶，铸而为一，即以定吾教育之方针之为愈也”，既要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教育方针，又要继承传统教育中适于现状的成分。接着介绍欧洲教育学说，其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个人主义。阐述了个人主义教育实用说，要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养成完全幸福生活之实用人物”；个人主义教育独立说，“以养成独立之人格为目的者”，举日本为例，个人主义教育自由说，“以养成完全自由之人格”。其次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提倡平等、博爱、自由的教育观念。作者认为“夫一社会之人，人人有平等博爱之精神，其社会未有不良者。吾谓此教义诚得社会主义之神髓矣”。当然作者讲的社会主义同我们今天所讲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但是即使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提出来，在当时依然是难能可贵的。“顾西人以平等之观念，破除阶级之制，奴隶之制，及一切专权独裁之政体，而吾国学人日言仁民，犹呻吟于专制政府之下”，作者分析了原因。第三是国家主义教育。“以培养国民之责任心及政治能力经济能力，为必不可少之条件矣”。分析了古代先哲修己和善群的教育观念。

综合上述分析，作者认为“盖采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之学说，熔化于国家主义之中，合此三主义而为一，即以扩充吾先哲修己善群之教义，以为今日作新国民之精神教育也”，提出了“国群”“小己”的教育理念，要两者“相互发达，双方进化”“吾以为今日之中国，非以此主义为教育国民之唯一主义，其教育之结果，不足以发展四万万之国民，振起数千年之故国，即不足以保国粹，竞争优胜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也。”这一段结束时归纳中国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世界国家主义。

文章到此，似乎结束了。不料作者竟用大篇幅阐述世界国家主义的内涵，既不是强求世界之国家，“皆与吾持同一之主义而后可也”，也不是“必吾之国家，足以左右世界而后可也”，而是“适于现在世界之生存，及将来世界之生存，不过欲吾之国群及为国群分子之小己，适于生存而已”。这里的“国群”的含义应为国家机关等公共服务体系，“小己”则是自由、独立及发展的国民个体。作者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两者的相互转化及相互依存。“即以种种关于个人主义之教育，陶冶国民之个性；以种种关于社会主义之教育，陶冶国民之群性；并以种种关于国家主义之教育，范围而促成之，吸收其个性群性之膨胀力，一化而为国家之竞争力。”结合世界形势及国内形势，进一步论证自己观点，前半部解决概念问题，后半部展开、深化，使全文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