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傅南莫”耀黔南
明、清以来,朝廷“调北填南”和“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汉族移民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使得黔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培养了不少人才。学校除明代起设有卫、府、州、县的官学以外,明、清两代各地还建了22所书院,办了不少私塾。据记载,明、清两代457年间(1448~1904)黔南都匀府共考取进士80名(明代8名、清代72名)、举人688名(明代162名,清代526名)。傅玉书和莫友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傅玉书(1746~1806),字素余,号竹庄,又号筠墅老人。于清乾隆乙酉年(1765年)考中举人,选任江西省安福县知县,署瑞州府铜鼓同知,不久辞官回乡。曾主持黄平星山书院、龙渊书院,任镇远阳书院讲席,后又在贵阳正习书院讲学。同时著书立说、吟诗作赋,一生著作颇丰。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晚号叟,贵州独山兔场人。先祖莫先于明弘治年间随军入黔,事定后在都匀薛家堡安置家业,后迁独山城北兔场。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全省乡试,考中解元,后入京屡试不中,虽经保奏发往江苏以知县选用,然“弃去不复顾”,与郑珍一同返回遵义,主持湘川书院讲席,埋头著述,一生著作丰硕。
傅玉书和莫友芝均出身于书香门第、诗礼之家,其家族有着重视教育、教书育人的传统,两个人的人生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
傅氏先祖傅亿曾以文学游京城。祖父傅如励康熙年间补博士弟子员,补拨施秉文学。父亲傅龙光,是清雍正、乾隆年间贵州知名学者和诗人,著有《易经浅说》十二卷、《学》二卷等。子傅如怀以明经主讲大定万松书院,能世其业。孙傅森荣官知县,曾孙傅达源官至四川候补同知。傅玉书常和瓮安诗人犹法贤(号酉樵)等一起研究古文,以诗文相砥砺。所以《黔诗纪略后编》中说:“乾隆中,吾黔之读古文者,以竹庄为称首,酉樵次之。”逐渐形成了以傅家为中心的瓮安“猴场文化”气氛,为瓮安、贵州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莫友芝之父莫与俦,清嘉庆三年(1798年)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后出四川盐源知县。辞官后到八寨(今丹寨)设厅学教授生徒,曾主讲独山紫泉书院、任遵义府学教授。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遵义任所,一生培养了大批人才。其兄弟莫廷芝(1819~1889),字芷升,号青田山人。1849年选为拔贡。从1850年至1871年任安顺府学训导、教授,思南府学教授,后又任贵阳学古书院讲席,一生清贫,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著有《青田山庐诗钞》二卷、《青田山庐词钞》一卷。莫氏一家从事教育,教书育人,在学术上均有建树,在“影山草堂”周围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文化气氛,产生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独山“影山文化”。
傅、莫两人也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散文家,并在学术上多有成就。
傅玉书是一位诗人,青年时代就有《竹庄诗文集》四十卷问世。当时的礼部侍郎钱箨石亲笔为之作序,傅诗风行海内,好评如潮。当时赵旭对傅玉书和犹法贤(号酉樵)的诗歌评价说:“竹庄诗学杜,酉樵诗学韩,黔人两大诗宗,皆生于瓮安。”傅玉书还著有《竹庄四书文》、《古代诗赋文钞》,所著诗文风行长久,是当时贵州有名的“桐城派”散文大家。傅玉书在学术上也颇有成就,他选取《五经》、《诸子》探颐索隐,写成了《读书拾遗》六卷,广为流传。翁同书评论说:“他治经精专,又能钩沉探微,实事求是,吐其糟粕,茹其精华,斟酌归于至当……,言简意当……实多可取之处。”傅玉书还根据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易本义》去研究卦画蠡象所包含的朴素的自然道理,撰写了《象数蠡侧内外篇》二卷,时人称“先生之言《易》与安溪合辙……与诗人并传又无疑之”。后《瓮安县志》、民国《贵州通志》均有著录。所以“时海内学子无不知有竹庄者”。
莫友芝也是一个多产的诗人,著《郘亭诗钞》六卷,收诗作401首。另有《郘亭遗诗》8卷,收诗歌548首。莫友芝的山水诗最有特色,还以考据入诗,写成学问诗,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莫友芝还有《影山词》二卷、《外集》一卷,共114阙、古典散文68篇,为《黔诗纪略》中200多位诗人写了传记,是一种传记和评论相兼的独特文体。莫友芝学术研究涉猎较广,除研究文字训诂之外,更精研名物金石、版本目录之学。他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书衣题识》一卷、《金石题识》一卷、《持静斋藏书记要》二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还有《郘亭书画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影山草堂书目》等,其中不少是清代考订异本的目录学著作的代表作。在文字声韵学上,莫友芝撰写的《唐写本说文木部异》显示出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声韵考略》四卷、《韵学源流》一卷,流布颇广,影响深远。加之他在史学、书法等方面的成就,所以他与郑珍就被现代著名学者章士钊称之为“西南两大儒”而享誉学界。
傅、莫两人均为贵州诗史留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傅玉书曾网罗、搜集了明中叶至清嘉庆初年贵州诗人的作品,编辑成《黔风录》两集二十四卷,即《黔风旧闻录》和《黔风鸣盛录》,是贵州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为贵州诗歌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莫友芝采辑《黔诗纪略》共三十三卷,“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为贵州明代的诗歌总集,保存了明代黔中诗歌精华,并采录了不少人物事迹及有关史实,为研究贵州文学史、地方史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傅玉书的《桑梓述闻》和莫友芝、郑珍合著的《遵义府志》体现了这个时期贵州的史学成就。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玉书父亲傅光龙病危时嘱傅玉书要“补前之阙”。为此,傅玉书立志编撰县志。10年后,他以清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韩瑛主修、县人商基镛主纂的《韩志》为底本,上稽前史,旁及《通志》《郡志》,汇集资料,撰成《桑梓述闻》十卷,记载了瓮安各方面史料,是贵州第一部私人撰著的县志,也是全国第一部私家志书。
莫友芝与郑珍合纂的《遵义府志》四十八卷,成书于1841年,书中主张人定胜天、彰显贤良善举,加之他们学识渊博、态度认真,使《遵义府志》在众多府志中独具特色。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府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
傅玉书和莫友芝还存在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傅玉书还是一位戏剧家,而莫友芝还是一位农学家。
清代贵州留存下来的戏剧著作只有两部:一部是任旋的《梅花缘》,另一部就是傅玉书的《鸳鸯镜传奇》。《鸳鸯镜传奇》共二十出,说的是明朝受奸党魏忠贤迫害的忠臣杨琏、左光斗儿女的婚姻悲欢离合的故事,借以“明邪正之分”,行“口诛笔伐”之义,开创了贵州传奇戏曲创作的先河,影响超出瓮安、贵州,在全国也有一定地位。
莫友芝为郑珍撰写的《樗茧谱》一书所作的注,在贵州乃至全国的科学技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清乾隆时,郑珍根据人们养蚕、织绸的实践经验,著《樗茧谱》一卷,莫友芝为之作注,其内容丰富而实用,共包括种槲、养蚕、防病、工具、缫丝、丝织等50条,对贵州、四川、湖南的蚕业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