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傅南莫”耀黔南
明、清以来，朝廷“调北填南”和“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汉族移民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使得黔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培养了不少人才。学校除明代起设有卫、府、州、县的官学以外，明、清两代各地还建了22所书院，办了不少私塾。据记载，明、清两代457年间（1448～1904）黔南都匀府共考取进士80名（明代8名、清代72名）、举人688名（明代162名，清代526名）。傅玉书和莫友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傅玉书（1746～1806），字素余，号竹庄，又号筠墅老人。于清乾隆乙酉年（1765年）考中举人，选任江西省安福县知县，署瑞州府铜鼓同知，不久辞官回乡。曾主持黄平星山书院、龙渊书院，任镇远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晚号叟，贵州独山兔场人。先祖莫先于明弘治年间随军入黔，事定后在都匀薛家堡安置家业，后迁独山城北兔场。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全省乡试，考中解元，后入京屡试不中，虽经保奏发往江苏以知县选用，然“弃去不复顾”，与郑珍一同返回遵义，主持湘川书院讲席，埋头著述，一生著作丰硕。
傅玉书和莫友芝均出身于书香门第、诗礼之家，其家族有着重视教育、教书育人的传统，两个人的人生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
傅氏先祖傅亿曾以文学游京城。祖父傅如励康熙年间补博士弟子员，补拨施秉文学。父亲傅龙光，是清雍正、乾隆年间贵州知名学者和诗人，著有《易经浅说》十二卷、《学》二卷等。子傅如怀以明经主讲大定万松书院，能世其业。孙傅森荣官知县，曾孙傅达源官至四川候补同知。傅玉书常和瓮安诗人犹法贤（号酉樵）等一起研究古文，以诗文相砥砺。所以《黔诗纪略后编》中说：“乾隆中，吾黔之读古文者，以竹庄为称首，酉樵次之。”逐渐形成了以傅家为中心的瓮安“猴场文化”气氛，为瓮安、贵州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莫友芝之父莫与俦，清嘉庆三年（1798年）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后出四川盐源知县。辞官后到八寨（今丹寨）设厅学教授生徒，曾主讲独山紫泉书院、任遵义府学教授。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遵义任所，一生培养了大批人才。其兄弟莫廷芝（1819～1889），字芷升，号青田山人。1849年选为拔贡。从1850年至1871年任安顺府学训导、教授，思南府学教授，后又任贵阳学古书院讲席，一生清贫，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著有《青田山庐诗钞》二卷、《青田山庐词钞》一卷。莫氏一家从事教育，教书育人，在学术上均有建树，在“影山草堂”周围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文化气氛，产生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独山“影山文化”。
傅、莫两人也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散文家，并在学术上多有成就。
傅玉书是一位诗人，青年时代就有《竹庄诗文集》四十卷问世。当时的礼部侍郎钱箨石亲笔为之作序，傅诗风行海内，好评如潮。当时赵旭对傅玉书和犹法贤（号酉樵）的诗歌评价说：“竹庄诗学杜，酉樵诗学韩，黔人两大诗宗，皆生于瓮安。”傅玉书还著有《竹庄四书文》、《古代诗赋文钞》，所著诗文风行长久，是当时贵州有名的“桐城派”散文大家。傅玉书在学术上也颇有成就，他选取《五经》、《诸子》探颐索隐，写成了《读书拾遗》六卷，广为流传。翁同书评论说：“他治经精专，又能钩沉探微，实事求是，吐其糟粕，茹其精华，斟酌归于至当……，言简意当……实多可取之处。”傅玉书还根据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易本义》去研究卦画蠡象所包含的朴素的自然道理，撰写了《象数蠡侧内外篇》二卷，时人称“先生之言《易》与安溪合辙……与诗人并传又无疑之”。后《瓮安县志》、民国《贵州通志》均有著录。所以“时海内学子无不知有竹庄者”。
莫友芝也是一个多产的诗人，著《郘亭诗钞》六卷，收诗作401首。另有《郘亭遗诗》8卷，收诗歌548首。莫友芝的山水诗最有特色，还以考据入诗，写成学问诗，另辟蹊径，别开生面。莫友芝还有《影山词》二卷、《外集》一卷，共114阙、古典散文68篇，为《黔诗纪略》中200多位诗人写了传记，是一种传记和评论相兼的独特文体。莫友芝学术研究涉猎较广，除研究文字训诂之外，更精研名物金石、版本目录之学。他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书衣题识》一卷、《金石题识》一卷、《持静斋藏书记要》二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还有《郘亭书画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影山草堂书目》等，其中不少是清代考订异本的目录学著作的代表作。在文字声韵学上，莫友芝撰写的《唐写本说文木部异》显示出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声韵考略》四卷、《韵学源流》一卷，流布颇广，影响深远。加之他在史学、书法等方面的成就，所以他与郑珍就被现代著名学者章士钊称之为“西南两大儒”而享誉学界。
傅、莫两人均为贵州诗史留存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傅玉书曾网罗、搜集了明中叶至清嘉庆初年贵州诗人的作品，编辑成《黔风录》两集二十四卷，即《黔风旧闻录》和《黔风鸣盛录》，是贵州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为贵州诗歌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莫友芝采辑《黔诗纪略》共三十三卷，“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为贵州明代的诗歌总集，保存了明代黔中诗歌精华，并采录了不少人物事迹及有关史实，为研究贵州文学史、地方史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傅玉书的《桑梓述闻》和莫友芝、郑珍合著的《遵义府志》体现了这个时期贵州的史学成就。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玉书父亲傅光龙病危时嘱傅玉书要“补前之阙”。为此，傅玉书立志编撰县志。10年后，他以清雍正三年（1725年）知县韩瑛主修、县人商基镛主纂的《韩志》为底本，上稽前史，旁及《通志》《郡志》，汇集资料，撰成《桑梓述闻》十卷，记载了瓮安各方面史料，是贵州第一部私人撰著的县志，也是全国第一部私家志书。
莫友芝与郑珍合纂的《遵义府志》四十八卷，成书于1841年，书中主张人定胜天、彰显贤良善举，加之他们学识渊博、态度认真，使《遵义府志》在众多府志中独具特色。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府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
傅玉书和莫友芝还存在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傅玉书还是一位戏剧家，而莫友芝还是一位农学家。
清代贵州留存下来的戏剧著作只有两部：一部是任旋的《梅花缘》，另一部就是傅玉书的《鸳鸯镜传奇》。《鸳鸯镜传奇》共二十出，说的是明朝受奸党魏忠贤迫害的忠臣杨琏、左光斗儿女的婚姻悲欢离合的故事，借以“明邪正之分”，行“口诛笔伐”之义，开创了贵州传奇戏曲创作的先河，影响超出瓮安、贵州，在全国也有一定地位。
莫友芝为郑珍撰写的《樗茧谱》一书所作的注，在贵州乃至全国的科学技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清乾隆时，郑珍根据人们养蚕、织绸的实践经验，著《樗茧谱》一卷，莫友芝为之作注，其内容丰富而实用，共包括种槲、养蚕、防病、工具、缫丝、丝织等50条，对贵州、四川、湖南的蚕业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