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安铜鼓山
铜鼓山位于普安县南青山镇的一个山间盆地之中，海拔1600米，相对高度85米。顶部较平坦，面积3000余平方米。
1977年和2002年，贵州省对普安铜鼓山战国秦汉时期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第一次发现的遗迹有房屋、灶和陶窑，还有大量不同直径的洞穴。发现的遗物有玉石器、骨角器、陶器、铜器、铁器等五类遗物3000多件。其中，陶器中有6件陶模，均为剑茎模，系制作剑范所用。铜器，有刀、剑、钺、削、凿、钻、镞、叉、鱼钩、笄、环、铜条、铜渣等。其中剑和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另外，该遗址还出土2枚半两钱、1件铅块、2件漆杯和大量动物骨骼。动物骨骼经加工成器的有30余件，属12种动物残骸，有猕猴、竹鼠、鼠、豪猪、狗、猪、熊、牛、羊、水鹿、鹿、麂等。第二次发掘的位置主要在遗址的南区，又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遗迹遗物的类型、性质与第一次发掘的大同小异，但其中一件陶戈模的纹饰内容较为特殊。模内装饰3个牵手上举的人物图形，相同纹饰的铜戈过去在贵州兴义的威舍、赫章的可乐都有出土，说明那些地区的铜戈都是产自于铜鼓山。
从出土的石器、铜器和陶模来看，与赫章可乐遗址出土的极其相似或可以对应。可乐遗址的时代为战国晚期，因此铜鼓山遗址的上限也应在战国晚期。铜鼓山还出土了两枚半两钱，因此它的下限应该在西汉中期。
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和骨角器中，装饰品的数量超过半数，而且有的是半成品和加工后遗留的余料。另外，还有陶窑遗址。说明该遗址除冶铸生产外，还兼有石器、骨角器的制作和制陶业等，是一个综合性的生产加工工场。
普安地处贵州西部，正是古夜郎辖区腹地的中心。遗址又出土大量的骨笄、铜笄、石环、石玦等，说明铜鼓山的先民属于“椎髻”之民，他们应属古代百濮体系中的夜郎民族。
既然铜鼓山遗址是一个以青铜铸造为主、兼有多种手工制作的工场，说明社会生产水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社会分工已经明确，原始社会的生产形式已难以适应。因此必然出现生产资料和生产必不可缺的劳动力的占有者，即奴隶主，并由他们来强制组织奴隶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铜鼓山地处坝子的中央，孤峰突兀，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是相当艰苦的，窄小的山顶不可能兼作农业生产，粮食和水都需有人运到山上。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寒风刺骨，若不是强制性地组织生产，这个综合性的手工工场能延续两三百年吗？由此可以推断这是一处由奴隶主强迫奴隶在此进行生产劳动的工场。
普安铜鼓山大型综合性手工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这一带在战国、秦、汉的数百年间是十分繁荣、兴旺的地区，人口也必定很稠密。奇怪的是，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地毯似的调查，未发现一座墓葬。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夜郎主体民族是否实行土葬？夜郎民族有多少种葬俗？他们又有哪些葬俗？其实，诸多疑惑，并非无踪可寻。
夜郎民族是由不同葬俗的多个民族组成，其主体民族不行土葬。根据贵州出土青铜器的埋藏特点和夜郎考古的种种现象，可以知道生活在贵州境内的夜郎民族，其西北部如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是以行土葬为主，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民族则以非土葬为主。追溯历史，贵州世居的几个少数民族，如苗、布依、彝、仡佬等，古代大多不行土葬，有的死后开始土葬，那也是作为二次葬的前期埋葬形式。如果这些葬俗形成的上限延至汉以前，不论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哪一个，要想找到其墓葬群，无疑是枉费心机。不行土葬，就不会有坟墓，这就解释了在手工业生产如此发达的铜鼓山地区的地层中，为什么没有夜郎时期的墓葬群了。
总之，普安铜鼓山大型综合性手工作坊遗址是贵州境内经过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冶铸遗址，具有重大的学术科研和保护价值，不仅对探讨古夜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还可部分解决广泛流行于贵州西部、云南、广西甚至东南亚地区部分青铜器和的产地，且这些青铜器造型和风格均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可能构成一个地域性考古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