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贵阳文通书局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
贵阳文通书局创办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全国仅晚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比世界、中华、开明、正中等书局都早。创始人华之鸿是一个有远见的儒商,认为“传播新知识,唯赖书籍”,独资创办书局以求地方文化兴盛,取名“文通书局”,意在“文通四海”,传播文化。他自任局主,以原遵义官书局的田庆霖为经理,两次派人到日本学习铅印、石印、影印技术,购回全套新式印刷设备,还聘来3个日本印刷技师,“资力之雄伟,设备之新颖,于当时落后之贵阳,自不得不视为惊人之举”。1911年首先印制贵州名儒郑珍的《播雅》,以后翻印贵州先贤的著述57种,又影印贵州第一批英文教科书,彩印各种图表、纸币、税票、印刷报纸、杂志,成为贵州最先采用新式技术出版书刊的书局。设局之初,纸张多由外国进口,价格昂贵,供不应求,华氏遂于1915年派人到日本采购造纸设备,学习造纸技术,并请来5名日本技师,1919年建成贵阳永丰造纸厂,生产“超贡”“超光”“庆霖”“混同”各种纸张,除供应文通书局用纸而外,还畅销西南各地。
1931年,华之鸿将华式经营的贵阳文通书局,永丰造纸厂及茅台的成义烧房(华茅)、盐号等产业交给其子华问渠。在军阀统治下,永丰造纸厂被省政府强行征购改为贵州兵工厂,政府印刷书刊、文件不付费用,横征暴敛,文通书局惨淡经营,华问渠接办时负债达白银40万两。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炸、各大书局被迫迁往西南,机器设备难以搬迁,出版事业处于停顿状态。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华问渠以振兴战时文化,服务桑梓为己任,将田产、房产变卖,组织华式企业管理会统一经营,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文通书局的发展,在贵阳成立总管理处,下设编辑、印刷、发行三所,成为一个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文化产业,是西南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还在重庆、成都、昆明建立文通书局分局。华问渠任总经理,蓝平辅任协理,马宗荣任编辑所长,邱平寰任印刷所长,刘越凡任发行所长,王萼华任重庆分局经理,邓时铨任昆明分局经理,吴志康任成都分局经理,仿照商务和开明的模式经营。
抗战期间,文通书局编辑出版发行的部分图书
抗战时期文通书局出版的新书
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编审委员名单
编辑所的建立是文通书局出版事业发展的关键,改变了过去以翻印贵州古籍和黔人著述为主的状况,开始有计划地编辑出版各种人文及自然科学图书,扩大和拓宽出版领域。编辑所聘请著名专家主持编辑工作,所长马宗荣是社会教育家、大夏大学教授,负责社会、教育方面图书;副所长谢六逸是文学家、新闻学家、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负责编辑文学、艺术类图书;主任秘书蒲鸿基精通英文,负责编辑各种翻译著作;物理学家张永立,负责理工及自然科学编辑。1944年马宗荣去世,谢六逸继任所长。1945年谢六逸去世,遂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为所长,白寿彝为副所长。抗战胜利后,文通编辑所由贵阳迁重庆,继又迁往昆明,1946年迁苏州。
文通书局建有一个全国一流的编审委员会,聘请全国著名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专家、学者、教育家112人为编委。社科界,有哲学家冯友兰、贺麟、熊伟,心理学家郭一岑、廖世承、章益,历史学家张其昀、萧一山、姚薇元,社会学家吴泽霖、张少微,经济学家陈豹隐、高阳、杨端六,政治学家张奚若、萨孟武、谌志远,法学家周鲠生、高承元、毛家琪、周炳琳,文学家梅光迪、谢六逸、李青崖、卢前、陈钟凡、蹇先艾,外国文学家任泰、张梦麟,翻译家曹未风、李相勗,国际问题专家张宗绂,图书管理学家蒋复聪,语言学家张世禄,画家陈倚石等。科学技术方面,有气象学家竺可桢、李良琪,天文学家陈遵妫,物理学家夏元瑮、陈裕光、张永立,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刘薰宇,化学家王星拱、杨葆昌,农学家卢守耕、罗登义,林学家皮作琼,桥梁专家茅以升,土木工程家李书田,地质学家罗绳武,热病学家李宗恩,内科专家张孝骞,血液病专家杨济时,公医专家朱章赓,名中医王聘贤等。还有一批著名教育家,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广西大学校长罗廷光,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王克仁,社会教育家马宗荣,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林本、常道直,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黄建中,社会教育学院院长姜琦,教育部司长吴俊升、雷震、顾树森,国立十四中校长许恪士,国立三中校长周邦道等等。
文通书局编辑所成立后,出版了500多种图书,以系列出版的《丛书》《文库》最为突出,先后出版了30套系列丛书。为适应抗战时期教育的需要,文通出版了《大学丛书》《中学复习受验丛书》《中学自学辅导丛书》《文通青年丛书》《文通少年丛书》《教育丛书》。谢六逸、张永立主编《大学丛书》,共28种,其中,有张世禄的《中国文化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论》,马宗荣的《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中国古代教育史》,王裕凯等的《中西教育家》《大学训导之理论与实施》,蓝文征的《中国通史》,李洁菲的《中国近代史》,培林革著、殷炎麟译的《西洋戏剧史》,陈遵妫的《天文学》、何家泌的《植物生理学》,胡树辑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等。马宗荣、谢六逸主编的《中学复习受验丛书》共10种,包括高初中的国文、本国史、代数、几何、三角、理化、生物等书。《文通青年丛书》有《二百个为什么》《世界史讲话》《从算数到代数》。《文通少年丛书》共20种,介绍中国物产的有《中国的茶和丝》《中国的米和麦》《中国的煤和铁》等5种,介绍中国历史的有《石器时代》《鸦片战争的故事》《辛亥革命运动史话》《詹天佑》等5种,介绍生物及生理卫生的有《古代生物》《家畜》《牙齿的话》《维生素的故事》4种,介绍儿童文学的有《白雪公主》《狐狸骗西瓜》等4种。《教育丛书》有杜威著、李相勗译的《经营与教育》《教育心理学》《儿童教育的经验》《中学教育法》《文盲字汇研究》《心之修炼》5种。马宗荣主编的《大教育家文库》,共12种,研究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墨子、管子、朱晦庵、陆象山、王阳明等12个教育家的思想。
医药卫生方面,有《医学丛书》《医药丛书》《公医丛书》和《保健文库》。《医学丛书》有《邱式最新内科学》《实用诊疗要览》《机械人生》(又名《生理学》)及《法定传染病学》《医学心理学》等11种。《医药丛书》有《青霉素临床之应用》《抗生素物质之研究》《现代性病学》《肺痨概论》《皮肤病纲要》等11种。《公医丛书》有《生命统计学》《学校卫生》《城市给水工程》《卫生教育》《公医建筑》《垃圾处理》《预防天花》等22种。《保健文库》有《口腔卫生》《细菌与疾病》《性与婚姻》《实用急救术》等8种。研究边疆民族的有《边疆问题丛书》4种,《风土丛书》5种,《苗夷丛书》2种,《穆斯林丛书》2种。《国际时事丛书》有《美国国防形势及战略》《美日两国海军实力之比较》《美国海军》《进展中的美国扩军计划》《建设战后新世界》《空军称霸时代》《苏联之资源及远东国防》《世界各国的石油资源》《英国战时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希特勒的新秩序》《民族平等论》《演变中的远东国防政治》等12种。《黔南丛书》共7集,有《淮海易谈》《黔游日记》《滇行纪程》《黔书》《续黔书》《黔记》《雪鸿诗搜逸》《敞帚集》《香草词》《影山词》《弗堂词》《安龙逸史》《苗疆见闻录》《督学文集》等50种。此外,还有《文艺丛书》18种,《经世社丛书》6种,《新闻丛书》3种,《语文学丛书》2种,《应用科学丛书》3种。
曹未风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有《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暴风雨》《凡隆娜二绅士》《如愿》《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汉姆莱特》《冬天的故事》《错中错》《无事忙》12集。巴尔扎克的《勾利尤老头子》《从兄蓬斯》《凯撒比罗图兴衰史》《绝对之探求》等,由穆木天翻译,文通书局出版。托尔斯泰的《哥萨克》由彭慧翻译,里昂洛夫的《无名英雄》由华客翻译,索洛耶夫的《俄罗斯水手伊凡尼库材》由蓝文和翻译,尼采的《看哪这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由高寒翻译,乔治·吉辛的《文苑外史》由朱厚锟翻译,《现代翻译小说选》由茅盾选编,都在文通书局出版。
1941年10月,文通书局编辑所创办《文讯》月刊,目的在于“集思广益,刊载学术论著,文艺作品,名著提要,文化动态,出版消息”,成为出版者、著作人、读者三方面在精神上彼此互相沟通的刊物。《文讯》的主编由谢六逸兼任,紧紧围绕“团结抗战、繁荣学术、文艺”这个主题办刊,出版了5卷22期,发表了学术论文、评论195篇,文艺作品66篇,许多文化名人都在《文讯》发表文章,成为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刊物。1945年8月谢六逸英年早逝,由历史学家顾颉刚、白寿彝任主编,他们主张把《文讯》办成一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哲学、艺术无所不载”的综合性刊物,开辟《青年园地》,重视文艺的精神陶冶,提倡历史通俗化。1946年,《文讯》随文通书局总管理处迁往重庆,继续出刊。1947年迁往苏州,不久又迁上海。因顾、白二人工作繁忙,改聘诗人臧克家为主编。《文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坚持办刊,共出版9期58期,直到1948年。版面不断扩大,起初是32开本24页,以后改为24开本64页,进而发展为16开本68页。在名家谢六逸、顾颉刚、白寿彝、臧克家等主持下,内容不断丰富,郭沫若、茅盾、朱自清、洪琛、艾芜、楚图南、戈宝权、沙汀、熊佛西、郑振铎等都在《文讯》著文,在文坛上享有较高声誉。
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学校众多,为了解决大后方中小学教科书的供应问题,1943年在重庆成立“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由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和文通书局联合组成,简称“七联”。贵阳文通书局,以其编辑、出版、印刷、发行能力和影响力,跻身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