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全培育文化精英是贵州对抗战的最大贡献
在“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时候,贵州却是一片较为安全的地方,许多大学、国立中学、军事院校及科学文化机关迁往贵州。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迁到贵阳,国立浙江大学迁到遵义、湄潭,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迁到平越(今福泉),国立中正医学院迁到镇宁,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迁到榕江、平越。陆海空三军院校迁贵州,陆军大学、陆军步兵学校、军训部军官外语补习班迁到遵义,中华民国海军学校迁桐梓,防空学校、军政部战时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迁贵阳,辎重兵学校迁龙里,通讯兵学校迁麻江,炮兵学校迁都匀,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迁独山,中央陆军军医学校、陆军兽医学校迁安顺,陆军测量学校迁镇宁。迁到贵州的科研机构以农林部、经济部最多,农林部在贵州设立第一经济林场,第一、第三兽疫防治总站,第二耕牛繁殖场;中央研究院在遵义设立蚕桑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所在湄潭设立实验茶场;农林部农田水利工程处设立黔西防旱督导站;中央水利实验处设立贵州水文总站;经济部所属的珠江水利局、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导淮委员会、资源委员会都在贵州设立科研、设计机构。
抗战期间,许多高等学校迁到贵州,延续了中国文脉,保存并培养了大批文化精英,对中国文化教育做出了宝贵贡献。浙江大学在贵州进入了辉煌时期,由原先的文理、工、农3个学院发展为文、理、工、农、师范、法学、医学7个学院,离开杭州仅有随迁学生460余人,迁回杭州时已有学生2243人;在浙大任教的教授90余人,其中有不少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科研成果斐然,许多学科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被誉为“东方的剑桥”。浙大在贵州共毕业学生1857人,师生后来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及工程院士的有51人,两弹一星的专家王淦昌、程开甲、赵九章等都是当年浙大的师生。大夏大学以人文学科见长,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在贵州均有发展,师资力量雄厚,创办了新闻学、社会教育、银行学、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等系科,社会研究部做了大量民族调查。大夏大学在贵州毕业1576人,迁回上海后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拥有许多工程技术专家,在贵州毕业学生874人,师生中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工程院士的有28人,还有不少在美国和台湾的专家,后来演变为北京铁道学院和西南交通大学。
陆海空三军院校迁贵州,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对提高军队的指挥能力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海军一再受到挫折,洋务运动创立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覆灭,民国年间重建的海军又在淞沪战争中损失惨重,唯有中华民国海军学校保存下来,在桐梓培养了许多航海、轮机、造舰人才。抗战胜利后组建的海军中,不少是当年桐梓海校的学员,1949年“重庆号”率先起义,接着有许多舰艇起义,对人民海军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是当年海校的教育主任,后来担任人民海军副司令。空军尚属初创,航空学校和防空学校都隶属于航空委员会,那时日本凭着空军优势,对我国城市、部队狂轰滥炸,造成巨大威胁,防空学校建立后,培养了大批防空官兵,使高射炮部队大为扩充,建立起防空指挥部,并在各战区建立防空观测站和防空情报通讯网络,在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辎重兵学校、通讯兵学校、测量学校、军医学校、兽医学校都是技术兵种,培养的技术人员既可服务军事,又可服务地方。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医科院校共9所,有一半迁到贵州。湘雅医学院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医学院之一,与北平协和医学院、山东齐鲁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成都华西医学院齐名。因协和医学院、齐鲁医学院的师生南迁,教育部遂决定建立武昌医学院,后因武汉危急,改为贵阳医学院,是当时全国仅有的8所医学院之一。中正医学院迁到镇宁,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医科大学,被称为“南方的协和”。军医学校是全国军医的最高学府,设有研究部、大学部、职业部、专科部,教育质量全国一流。军政部战时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迁贵阳图运关,设有军医教育班、高初级护士教育班和检验班,还有6个分所,抗战期间培训战时军用卫生人员20000人。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设在贵阳,培养公共卫生干部、医生、护士及卫生佐理人员。4所医科院校和两个训练所设在贵州,使贵州成为全国医学教育的重要基地,对支持抗战起了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