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国际援华医疗队
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到贵阳图云关,随之迁来的还有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陆海空军第五总医院(即167后方医院)。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主任由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充任,并以167医院作为训练所的实习医院,三者密切配合,使图云关成为全国战地救护的指挥中心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的基地,对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也来到图云关,编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中国工作6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红十字会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志愿组织,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己任,宣扬人道主义,提倡“博爱、平等、自由”,救死扶伤,以医疗服务人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重点转向战地救护,在华北、华东组织了许多救护队和救护医院,1937年10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并组建救护总队,以临时救护委员会总干事林可胜为总队长,招收志愿医护人员及爱国学生和华侨。不久,武汉失守,迁到长沙,1939年3月迁到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组织庞大,设有9个大队分驻各战区,大队之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区队、医疗队和手术队,共有68个中队、手术队和96个区队,医务人员及工作人员最多时达3420人。医护人员深入各战区进行战地救护,如第三大队在第三战区(驻福建邵武),第四大队在第四战区(驻广西柳州),第五大队在第五战区(驻湖北均县),第六大队在第六战区(驻湖北施恩),第七大队在第七战区(驻广东曲江),第八大队在第八战区(驻重庆),第九大队在第九战区(驻湖南长沙),第十大队在第十战区(驻云南昆明)。预备大队驻贵阳,辖8个中队、16个区队,分驻贵阳出国军人收容所、贵阳第一诊疗所、贵阳第二诊疗所、修文扎佐演习场、息烽集中营和镇远日本战俘营(即和平村)。在贵阳设药品材料总库,接收国际援助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并建有9个运输队和7个运输站,有汽车200多辆,将药品及医疗器械运往前线。
1945年,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在贵阳图云关留影
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了一个国际援华医疗队,因这个医疗队的医师都曾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被称为“西班牙医生”。其实,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有波兰医生6人,德国医生7人,罗马尼亚医生3人,奥地利医生3人,捷克医生两人,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英国医生各1人,另有两人国籍不明。为了与中国人民打成一片,每个人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如波兰的傅拉都、陶维德、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马绮迪,德国的白尔、白乐夫、孟乐克、罗益、玛库斯、顾泰尔、王道,罗马尼亚的杨固、柯列然、柯芝兰,奥地利的严斐德、富华德、肯特,捷克的柯理格、纪瑞德,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思,苏联的何乐经,英国的唐莉华,国籍不明的贝雅德、杜翰。他们从欧洲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分配到救护总队工作,有的被聘为本部顾问、卫生勤务指导员、外科指导员,有的担任中队长、区队长,有的做医师、技师。他们护照上注明“永久驻地”是贵阳图云关,穿救护总队制服,吃中国饭菜,住茅草房,不计报酬,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抢救伤员、扑灭鼠疫(日本投下的鼠疫细菌弹),有的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德国医生王道、罗马尼亚医生柯芝兰,还有英国女医生高田宜(后来单独从英国来的)。抗战胜利后大都回国,白乐夫和柯列然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会,继续留在中国,暗地把药品和医疗器材运往解放区,还在解放区建立医院。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亚于白求恩,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1939年冬,各国援华医疗队在贵阳图云关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