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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创办的“苗彝学校”
所属图书：《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 出版日期：2017-05-01

一、教会创办的“苗彝学校”

清末，基督教循道公会和内地会传入贵州，采取与天主教不同的传教方法，他们提倡“间接传教”，即通过学校扩大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宣称“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传教的重点，选择在贫穷落后、苦难深重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社会矛盾突出，人们渴望得到精神解脱，期盼救世主降临，相信“上帝”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威宁地处偏远，有若干苗族、彝族聚居区，佛教、道教历来很少关注，儒家思想也不盛行，是基督教传播最理想的地方。循道公会在滇黔边境的苗族地区传教，以石门坎为中心，建起许多学校，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内地会从安顺、平坝向西传播，在威宁东南部（后为赫章县）的葛布创办“苗民学校”，在结构、珠市等地创办“彝民学校”，按不同的民族特点办学。

基督教传入贵州最早的是中华基督教内地会，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贵阳建立“福音堂”，并成立“中华基督教内地会贵州办事处”，在贵阳、安顺、平坝、兴义、遵义、独山、镇远等地传教。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内地会英籍传教士党居仁在安顺首先办起了一所义学，学制四至五年，分男女两班，每班60—80人，毕业后回原籍传教。三十二年（1906年），党居仁以义学毕业生孙士明的名义开办一所“广智学堂”，开设《圣经》、英语、自然科学及文化课程，得到当地士绅支持。与此同时，派苗族知识分子教徒杨庆安、汉族教徒娄云波等到威宁葛布（后属赫章）传教，开办“苗民学校”，取名为“志华小学”，起初只有初小班，1913年增开高小班和初小女生班，以后又增开高小女生班，有学生200余人。因当地苗族原无文字，又不通汉语，党居仁便以拉丁字母创制“葛布苗文”，用以传教和教学，1920年前后，在结构设立教堂，这里是彝族聚居区，文化习俗与葛布不同，于是开办“彝族学校”，取名“明德小学”，在结构、珠市等地设立若干分校。这些学校虽然使用教育部统一审定的课本，但没有儒学及“三民主义”之类课程，《圣经》是必修课，学生从小就是基督教徒，每天上午必做祈祷，星期日参加礼拜活动。1938年，内地会在葛布创办“贵州苗彝圣经学院”，后改称“苗彝圣经学校”，招收青年教徒，培养神职人员。1942年，内地会又在葛布创立“瞽目学校”，开展盲哑教育。

“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云南昭通、东川和威宁等地建立教区，光绪三十年（1905年）英籍传教士柏格里到威宁石门坎传教。这里是“大花苗”聚居区，苗民长期受着土司统治，交纳“牛租”“羊租”“鸡租”，忍气吞声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菩萨、神仙、皇帝从不过问他们的疾苦，儒家的“教化”也把他们遗忘。柏格里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很有献身精神，他深入苗区，说苗话，穿苗衣，系草带，着草鞋，与苗民打成一片，深得苗族信任，并在苗族信徒杨雅各、张约翰的帮助下，使基督教在苗族地区传播开来，在石门坎建立教堂，在天生桥、陈家营、罗布甲、爱华山、简角寨建立分堂，形成了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教区。

循道公会把传教、办学与社会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以解决社会最迫切的问题作为传教和办学的突破口。推广农业技术和良种，开展植树造林，培训毛纺和麻织技术，帮助苗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使苗民得到实惠，相信耶稣可以解救他们。苗族缺医少药，柏格里亲自为民治病，在石门坎建起医院，免费施药。当地流行麻风病，对人的生命造成很大威胁，柏格里筹款修建了一所麻风医院，收治麻风病人，使苗民感到“心灵的幸福”。苗民受到欺侮或冤屈、教会出面为他们申冤。杨雅各、张约翰等四处游说，宣传“只有读书才不受人欺负”“只有读了《圣经》才能得救”，苗民渐渐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纷纷送子女入学。

苗族没有文字，又不识汉字，传教和教学都很困难。为此，柏格里决心创制一种苗族文字。起初，拟仿“葛布苗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造苗文。但苗民学拉丁文也很困难，而且很难反映苗语，他便以杨雅各为师，悉心学习苗语，摸索苗语的规律，并以苗族服装上的花纹图案代替拉丁字母，创制一种苗族人民好读好记的文字，由27个声母符号和16个韵母符号组成，并将韵母置于声母的右上、中、下等不同位置，表示声调，称之为“伯格里苗文”或“格柜文字”。他宣称这种苗文古已有之，但后来失传了，故称“老苗文”。他在“苗文短训班”推广苗文，以问答形式编写《苗族原始课本》传授基本知识。后来又用苗文翻译《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新约全书》及大量《赞美诗》，并用苗文记录和整理苗族《古史传说》，办有苗文半月刊。苗文很快推广，成为传教和教学的重要工具，苗民用这种文字写信、记账、写日记、记录苗族的诗歌、故事、传说，对苗族文化发展起了不小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柏格里在石门坎办起了第一所“苗民学校”，专收苗族子弟入学，取名“光华小学”。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免交学杂费，发给学生课本和用品，还补贴伙食，使学生能安心学习。这所学校，男女兼收，既传授知识，又把学生从小培养成虔诚的基督教徒。《圣经》是必修课程，在学校开展宗教活动。开设苗文、算术、自然等课程，同时注重生产技能的培养。在学校普及五线谱知识，引进小号、风琴、口琴等西洋乐器，教唱“赞美诗”，以西洋音乐取代了苗族传统的音乐。美术主要学习西洋画，画的多是《圣经》故事画。设有运动场和游泳池，推广近代体育。光华小学有学生200余人，后来增设初中班和高中班，第一任校长是云南昭通的知识分子教徒刘映三，继任的校长吴性纯、朱焕章、杨汉先等都是光华小学毕业后在大学深造的基督教徒。因苗族居住分散，路途遥远，不便都到石门坎就读，于是在附近各村寨设立分校，1943年有52所分校，一律称为“光华小学××分校”。

光华小学的毕业生，信仰虔诚而又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可送到昭通去读“明诚中学”，成绩优秀的送到成都华西大学深造，甚至出国留学。据统计，从1905年到1949年，光华小学共毕业学生2739人，其中，苗族学生1032人，彝族学生808人，皆能诵读《圣经》和《平民夜课读本》。苗族中受过中等教育的约200人，超过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受到高等教育的30余人，其中有两人获博士学位，另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吴性纯是苗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医学博士，毕业后在昭通创办“平民医院”，解放后任昭通人民医院副院长。张超伦是张约翰之子，毕业于华西大学医学院牙科，贵州解放后任卫生厅长，以后又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杨汉先是杨雅各之子，在华西大学专攻社会学，研究苗族社会，曾任贵州地方方言讲习所所长，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民族研究所所长、贵州民族学院院长、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石门坎教育卓有成效，培养了众多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提高了苗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变了苗族社会面貌，被誉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石门坎的教育，在民国年间引起国内外关注，虽有种种赞扬，但也引起从事边疆教育的学者担忧，认为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但知“天国”不知“中国”，但知“上帝”而不知领袖，长此以往，势必使苗族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淡漠，成为外国传教士的精神俘虏，使苗区成为他们理想中的“海外天国”。1936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令边政设计委员会认真研究石门坎地方情形，并饬令贵州省政府核办。省政府遵照《小学规程》第二章第十四条“非中华民国之人或其组织之团体，不得在中华民国之领土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的规定，下令取缔石门坎教会学校。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英国是中国的同盟国，不便立即执行，不了了之，仍让石门坎学校继续存在，一直到贵州解放，由人民政府接收。

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