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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西迁”掀起“抗战文化”巨浪
所属图书：《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 出版日期：2017-05-01

三、“文化西迁”掀起“抗战文化”巨浪

抗战爆发后，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全国蓬勃展开，1940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成立，理事会成员有谢六逸、蹇先艾、张梦麟、李青崖、吴道安、田君亮、曹未风、齐同、潘家洵、刘薰宇等，提出“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族，捍卫国家，粉碎敌人，争取最后胜利”。许多文化人在贵州创办文艺刊物，如《抗建》《每周文艺》《十月旬刊》《战时画刊》《七月》《抗建文艺》《火柴头画报》《戏剧世界》《离骚》等等。《每周文艺》发刊辞写道：“在全国抗战时期，一杆枪是一个力量，一支笔是一个力量，一种刊物也是一种力量。”许多报纸都办有文艺副刊，《中央日报》副刊《前路》，《贵州日报》副刊《新垒》，《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大刚报》副刊《阵地》等，都是抗战文艺阵地。文艺创作兴盛一时，不但贵州籍作家谢六逸、蹇先艾等发表文学作品，著名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艾芜、朱自清、熊佛西都在贵州著文，巴金的《憇园》《第四病室》《寒夜》被称为“人间三部曲”，蹇先艾的《乡谈集》《离散集》《古城儿女》都是回贵州写的，青年作家王启霖（笔名冰波）也写了《煎》《四围小色中》《狂雨》等小说。诗人臧克家、吕亮耕、穆旦、杜运燮、汪铭竹、白杨等与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诗篇。

在爱国热情的推动下，话剧成为宣传抗日、唤起民众、鼓舞人心的战斗武器，在上海沦陷后，话剧运动中心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贵州话剧运动举世瞩目。贵州出现了几十个业余话剧社，如共产党领导的“沙驼业余话剧社”，三青团的“青年剧社”，大夏大学的“狼火剧社”，浙江大学的“铁犁剧团”，“达德学校戏班子”，中学生救国会的“华生剧社”，工商界的“青光余业话剧社”，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的“民教剧团”，步兵学校的“血痕剧团”，九十二师的“白刃剧社”等等。最有影响力的是“沙驼业余话剧社”，它像是沙漠中的骆驼，肩负着民族自救的重担，旗下设有毅成、黔灵、电讯、学生等10个剧社和7个巡回演出队，演出了几十幕话剧。话剧演出蔚然成风，以贵阳为中心遍及贵州20多个县，不但机关、团体、学校、部队演出话剧，小学生也参加演出，深入城镇乡场。外来剧团也来贵州演出，著名戏剧家田汉、熊佛西、韦布、程漠、田鲁等在贵州活动，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抗敌演剧四队、李天霞副军长主持的“青年时代剧社”，熊佛西领导的“西南文化垦殖团”，田汉领导的“孩子剧团”都来贵州演出。“孩子剧团”的演出感人至深，赢得了观众的热泪，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愤慨。

群众性的歌咏运动声势浩大，抗日歌曲响彻贵州高原。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山到平地，从学校到社会，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工、农、商、学、兵，都唱出同一个声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震撼人心，千千万万人的歌声汇集成“全民族的大合唱”。贵阳的千人大合唱，歌声如潮，“歌声汇成一条响亮的河流，是火山的喷发，是洪钟的怒吼，是惊心动魄的号角，是万马奔驰的嘶鸣”。歌咏队如雨后春笋，“筑光音乐会”“大夏歌咏队”“青年歌咏队”“浙江大学歌咏队”影响最大。

抗战期间，艺术家们在炮火声中惊醒，意识到绘画不再是闲情逸致的欣赏品，而是抗日宣传的犀利武器，具体、生动、形象而为广大民众喜见乐闻的漫画成为画坛的主流。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抗敌画展”、叶浅予的漫画展在贵阳引起轰动，带来了新风，打破了画坛的沉寂。“牛鼻子漫画展览”体现了刻苦、耐劳、坚韧、倔强、不屈不挠的“牛鼻子精神”。牛鼻子的《漫画贵阳》、马得的《漫画情歌》，充满贵州情结。国画大师徐悲鸿在贵阳举行画展，《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巴人汲水》《喜马拉雅山》等画叹为观止。李显、叶一鹤、关良、马万里、赵少昂、丰子恺、周千秋、商锡永、尹瘦石、沈尹默等人都在贵阳举办书画展。1944年，“故宫博物院书画展”在贵阳举行，展出了自晋迄清的书画珍品170件，轰动一时。

体育运动十分活跃，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贵州分会、贵阳市体育会、国魂体育会、合群体育会等团体，修建了贵阳市体育场。体育由学校推广到社会，开展了各项体育活动，举办了多次运动会和体育赛事。球类活动最为突出，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运动广泛开展，尤以篮球运动最受群众欢迎，学校、机关、团体、部队建立了几十支篮球队，经常开展友谊赛、锦标赛、奖杯赛，“星期篮球赛”经久不衰。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提倡国防体育，建立贵阳骑射会（后改为竞马会），从1939年起，每逢节日在团坡桥、南厂、八角岩下举办骑马赛会，中国滑翔总会贵州分会开展滑翔机表演、竞赛和航空人员训练。成立贵州省国术馆、贵阳市国术研究班，发扬中国武术，还在贵阳举行国术擂台比赛。

抗战前贵州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卫生工作由民政厅代管，贵阳市的卫生工作由省会警察局兼管。卫生署卫生实验处，中央卫生实验院及贵阳医学院成立后，来了许多医疗卫生专家，遂于1938年成立贵州省卫生委员会管理全省卫生工作，成立贵阳卫生事务所管理贵阳公共卫生，并成立贵州省健康教育委员会负责实施健康教育计划。抗战期间，中央医院、陆军167医院、西南公路局卫生事务所（后改贵阳东山医院）迁贵阳，贵阳医学院和军医学校设立附属医院，中央卫生实验院附设贵阳产院，并推动传染病院、结核病防治院的建立，医疗机构粗具规模。1938年成立贵州省临时防疫处、防疫医院和贵州省抗疟所，防疫工作逐步展开，后来改组为贵州省防疫总队，对疟疾、天花、霍乱等病的防治颇有成效。来黔的西医日益增多，1942年成立中华医学会贵州分会，仅贵阳就有私人诊所44家。中医较为发达，1931年即成立中医师公会，1932年成立中央国医馆贵州分馆，抗战时期中医师云集贵阳，本省名医有唐希泽、王聘贤、袁家玑、石玉书等，外来的名医有程云深、江公铁、许玉鸣、柳正耆、黄宽海、梁深石等，开业中医师97人，德昌祥、同济堂等老字号驰名全省，还有生生药房、五福堂、协济药房等多家药房。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新亚书店、正中书局均在贵阳设立分支机构，还出现了生活书店、贵阳读新书店、提拔书店、协同书店，遵义快读书店、黔北书店，平越“三一八”书店、毕节群益书店、镇远新光书店、思南恕明书店、榕江文化服务社、金沙十友书店等进步书店。贵阳文通书局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文通书局建有全国一流的编审委员会，会集了著名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专家学者、教育家、社会名流112人。出版了500多种图书，有《大学丛书》《中学复习受验丛书》《教育丛书》《医学丛书》《公医丛书》《边疆问题丛书》《苗夷丛书》《国际时事丛书》《文通青年丛书》《文通少年丛书》《黔南丛书》数十种，还出版了若干“文库”，曹未风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茅盾的《现代翻译小说选》在文通书局出版。

在抗战的形势下，贵州报纸风起云涌，多达150余种，有日报、周报、旬报、晨报、晚报还有画报。办报渠道很多，背景复杂，风格不同，特色各异。党政机关的报纸有《中央日报》（贵阳版）、《贵州日报》《贵州晨报》《力行报》；军事机关的报纸有《革命日报》《新军日报》《新战士》《荡寇报》《正气报》；中共领导的报纸有《烽火》《大众报》《民先队报》，《新华日报》在贵阳设有分销处；学校报纸有《大夏周报》《天公报》《浙大日报》《越光》《贵大通讯》《师院周报》；工商界办有《贵州商报》《工商新闻报》《商务日报》；文艺界办有《抗建文艺》《艺林报》《抗敌画刊》《大众画报》；妇女界办有《妇女报》；工会办有《贵州工报》；民族界办有《民族导报》；从外地迁来的有《大刚报》《力报》《大华晚报》《小春秋》《中正日报》《扫荡报》等。办报遍及全省各县，县办报纸120种，有的县办有几种报纸，如遵义有《遵义周报》《新遵义》等3种，铜仁有《铜仁日报》《新铜仁报》等4种，兴义县有《兴义日报》《兴义抗日周报》等5种，偏远的威宁、赫章、罗甸、三都、台江、雷山、紫云等地也办有报纸。

抗战时期是贵州期刊出版最兴盛的时期，多达184种。宣传抗日救亡的期刊有《救国旬刊》《抗敌》《贵州学联》《抗建》《活路》《烽火》《七七》《十月旬刊》《抗建文艺》《民族正气》《喋血》等20余种。镇远日本战俘营（即和平村）用中文、日文出版《东亚先锋》和《和平先锋》。科技类刊物占有显著地位，以内迁大学和军事院校最为突出，浙江大学办有《机械工程》《土木通讯》《航空通讯》《电工通讯》《浙江大学工程》《农业经济学报》《浙大园艺》；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办有《矿冶》《矿冶园地》《土木》；军医学校办有《军医杂志》《军医通讯》《卫生勤务》《中国营养学杂志》《营养学专刊》和《营养学简刊》；兽医学校办有《兽医学校校刊》《兽医月刊》《兽医畜牧通讯》；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贵州大学、中国蚕桑研究所、贵州农业改进所、贵州气象所等都办有科技刊物。教育期刊达数十种，如《贵州教育》《教育旬刊》《基础教育》《贵州教育会季刊》《贵阳师范学院院刊》《贵师旬刊》《师范生》《教育学术》《教育阵线》《社教通讯》《民教通讯》等等。文化艺术刊物如《文史》《历史社会季刊》《边铎月刊》《浙大文学院集刊》《贵州文献季刊》《中国诗艺》《知识》《音艺》《戏剧世界》《戏剧与电影》《时代影剧》《金竹邮刊》等等，仅画刊就有《抗敌画刊》《战时画刊》《火柴头画报》《国民画报》《漫画漫话》等。经济建设刊物有《贵州经济建设》《西南实业通讯》《贵州建设月刊》《农村建设》《战时经济》《贵州合作通讯》《西南公路》《贵州财政月刊》《粮情月报》《贵州实业季刊》等等。

新闻信息来源广泛，全省有大小通讯社20家，主要集中在贵阳，安顺、盘县、瓮安、思南也有通讯社，影响最大的是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其次是贵州通讯社、平民通讯社。广播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传媒方式，1938年建立贵州广播电台，规模、设备仅次于中央台、国际台和昆明台，栏目有宣传、教育、娱乐3大类，用国语、英语、马来语及沪语、粤语、客家语、厦语向国内外广播。

抗战时期科研机构众多，内迁的如农林部兽疫防治总站和耕牛繁殖场，中央研究院遵义蚕桑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试验茶场、中央水利实验处贵州水文总站、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央国医馆贵州分馆等；浙江大学设有数学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化学工程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及电机实验室，军医学校设有生物研究所、药品制造研究所、血清疫苗研究所、营养研究所；贵州建有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施秉美棉繁殖场、遵义柞蚕试验场、贵州省示范经济林场、贵州气象所、贵州省卫生实验所、贵州省抗疟所、贵州省度量衡检定所、贵州地质调查所、贵州矿产探测团、贵州省金矿探勘队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集中了大批科技人才，其中有不少是全国著名学者，如物理学家夏元瑮、胡复刚、何增禄、王淦昌、罗忠忱、张永立，化学家卢嘉锡、杨葆昌，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赵九章、刘薰宇，生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林可胜，地质学家丁道衡、乐森璕、罗绳武，工程技术专家茅以升、李书田、王国松、李寿恒、范绪箕、竺良辅、王均豪、王绍瀛、胡立犹，农学家卢守耕、吴耕民、皮作琼、罗登义，医学家李宗恩、张孝骞、王子玕、朱章赓、沈克非、杨崇瑞、杨济时、李振翩。当时学术地位最高的是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即院士），在贵州工作的有竺可桢、罗宗洛、林可胜、茅以升4人。值得注意的是，贵州有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浙江大学工学院、农学院、理学院，贵州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大夏大学理学院，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军医学校、兽医学校，加上各种职业学校，每年毕业一批学生，科技人员不断增加。

抗战前贵州农业仍延续传统农业，1938年成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负责研究及改进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的技术方法，改良农具，实验农田水利工程，研究、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推广优良品种、先进工具与农业生产技术。农改所内设农艺、园艺、森林、畜牧兽医、农作物病虫害、农业经济、农艺工程、蚕桑等系，附设农事试验场、平坝干溪农场、施秉美棉繁殖场、图云关第一林场、长坡岭示范经济林场、遵义柞蚕试验场、园艺试验场。1940年，贵州农业改进所会同农林部贵州农业推广繁殖站、中央农业实验所贵州联合办公室、农林部农产促进委员会、贵州省粮食增产督导团，组成贵州省农业推广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农改所所长兼任。农业改进所培育了水稻、小麦、苞谷等许多良种，引进推广美烟、蔬菜、水果、油桐、棉花种植，推广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农田水利，把近代农业科技向社会传播，成为贵州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科学普及和近代农业的推广活动。

贵州地质结构复杂、矿产资源丰富，虽有外国人做过考察，但成效不大。1935年贵州籍探矿专家谌湛溪任贵州建设厅长，邀地质学家朱庭祐、罗绳武成立贵州调查所。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矿产受到重视，1940年建设厅与贵州企业公司合作组建贵州矿产探测团，以贵州籍地质学家乐森璕为主任，1945年复改为贵州地质调查所。地质所与探测团做了大量工作，考察了梵净山金矿、标水岩铜矿，发现了黔中铝矿、遵义锰矿，经过长期调查编制了《贵州地质矿产纲要》《贵州煤、铝、汞、铁四大矿产概要》《贵州地质略图》《贵州矿产分布图》，为贵州矿产开发及地质调查打下基础。另一个贵州籍地质学家丁道衡创办了贵州大学地质系，培养了一批地质工作者，与贵州地质矿产调查成果共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地质局建立的基础，影响极为深远。

交通、通讯技术在抗战期间有3个重大突破。首先是在大定（今大方）建立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向美国莱特航空发动机厂购买了生产塞克隆G-105型发动机的专利，派200多人到美国学习，购回各种机床及专门设备，经过认真研究制订了生产工艺，制造出32台赛克隆G-105型航空发动机，掌握了飞机制造的核心技术，成为我国自制飞机的开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汽油奇缺，急需寻找汽油代用品，由武汉迁来的煤气机制造厂研究出上吸式煤气发生炉，安装在汽车上，改装为木炭汽车，在重庆至贵阳的煤气车竞赛中，贵阳的木炭汽车获第一、二、三名，称为“胜利牌”，又因研制者李葆和而称“葆和式”。在贵州举办木炭车技术培训班，成立中国煤气车营运公司，很快在全国推广，木炭汽车跑遍西南各地，对坚持抗战做出宝贵贡献。通讯在抗战期间特别重要，贵州处于电讯转输中心，架设西南、西北长途电话及电报线路，1940年开始用短波传送长途电话，同年开通贵阳至重庆的三路载波，这是我国使用载波通讯的开端。

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