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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瞩目的话剧运动
所属图书：《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 出版日期：2017-05-01

二、令人瞩目的话剧运动

话剧是由欧美引进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起初称为“文明戏”“时代新戏”或“时装新戏”。早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话剧，同年“春阳社”在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成为中国话剧的开端。1911年11月14日，即辛亥革命贵州宣布独立后的第10天，达德学校公演黄齐生改编的新川剧《大埠桥》，以明末何腾蛟抗清的故事为辛亥革命呐喊，是为新戏在贵州的先导和前奏。在上海话剧运动的影响下，1913年达德学校演出了话剧《维新梦》和《武训兴学》，使贵州成为话剧运动兴起较早的省份。

袁德清等呈请设滇黔起义纪念日文（局部）

达德学校开风气之先，在贵州率先倡导话剧，师生们以极大的热情创作、演出了许多话剧，被称为“达德学校戏班子”。在达德学校的戏台上，挂着两辐对联，一辐是“揭开黑暗，放大光明”，另一辐是“把社会权作大戏场，聚英才演出新社会”，横联是“现身说法”，通过演员“现身说法”，揭露旧社会，演出新社会，为新时代的到来鸣锣开道。以丁宝桢杀安德海的故事编写《丁文诚除奸》，抨击封建专制，伸张正义。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编写了《亡国恨》与《共和鉴》，护国运动胜利又编写《恢复共和》，以后又编写《模范乡》《自治鉴》《林则徐禁烟》《意大利统一》，以话剧的形式呼唤民主、自治、统一。在达德学校校庆的《开会歌》中唱到：“黔中从此破天荒，学子竞登场。唤醒新社会，搜将旧事演新装。”达德学校的话剧，有3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紧扣时代脉搏，自编自演；二是用贵州话演出，让老百姓都看得懂；三是女子登台，独破天荒。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开端，高举“科学”“民主”两大旗帜，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轰击。在新思潮的推动下，1918年“少年贵州会”成立，鼓吹“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以“英英少年”之气，号召人们“警醒夜郎”“竞争不息”。少年贵州会大力提倡创演新戏，达德学校演出了《人道行》（由《黑奴吁天录》改编）、《一饭恩》《萁豆悲》《一念差》《亡国恨》等话剧，省立模范中学演出了《可怜闰里月》《山河泪》《新闻记者》，贵阳师范学校演出了讽刺喜剧《假大人》（由果戈里《钦差大臣》改编），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演出了《金丝笼》《决堤》，普遍演出曹禺的话剧《日出》，把贵州话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然而，在军阀统治下，禁锢思想，认为“演戏一事不宜提倡”，贵州省长周西成下令查封达德学校，解散“戏班子”，话剧运动处于低潮。

“九一八”事变，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在爱国热情的推动下，话剧这种最能反映社会现实而又为广大民众热爱的艺术形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再次在贵州复苏。1934年，共产党人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团结徐健生、宁起枷、熊蕴竹、王树艺等一批热血青年，发起组织文艺团体《草原社》，推毕节民主人士李自然先生为社长，提出“演剧演新剧，唱歌不唱靡靡之音，绘画不画才子佳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草原社”排演了田汉编剧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三幕剧《火的跳舞》和《敌同志》。1934年春节前夕，《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在毕节城内川祖庙演出，观众如堵，成为贵州话剧运动复兴的先声。

1948年贵阳女师演出话剧后演员合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话剧成为唤起民众、宣传抗日、鼓舞人心的战斗武器。上海沦陷后，话剧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许多机关、学校、团体迁到贵州，大批流亡学生来到贵阳、遵义等地，外地剧团到贵州演出，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部长、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萧之亮回到贵州，专业剧人程谟、韦布、何适、罗军、麦放明等在贵州开展话剧运动，掀起话剧高潮，贵阳成为话剧运动中心。话剧演出蔚然成风，“不仅剧人，多数知识青年和小市民都踴跃投入，甚至绝无戏剧常识的农工大兵也热烈地跳上台去演戏”，话剧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很大共鸣，融成一片强烈、悲壮的抗日气氛。毅成中学演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我们的故乡》，震撼人心，在街头巷尾、庙前桥畔吸引大批观众，使观者变成了“剧中人”。省立实验小学在教师节演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炸药》《雷雨》，轰动全城；贵阳中学演出《张家店》《林中口哨》《死里求生》《小英雄》《起来了中国》；达德学校演出《战地童军》《最后一课》《民族公敌》《到前线去》《从军》《重逢》《我爱中华》《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保卫家乡》《血债》等独幕剧和儿童剧；贵阳女师演出多幕剧《回春之曲》《胜利进行曲》；贵阳西南中学演出《电线杆子》《表》；清华中学演出《马百计》；贵阳医学院演出《黎明之前》等等。

沙驼业余话剧社的文艺工作者演出话剧《蔡文姬》

最有影响力的是“贵阳沙驼业余剧社”，1936年成立，它像是沙漠中的骆驼，肩负着民族自救的重担，坚韧不拔，奋勇向前，冲破黑暗，奔向光明。《沙驼剧社社歌》写道：“光明在我们前面，责任在我们两肩，同志们努力向前，奋勇争先！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战斗，战斗中我们要担负起这份艰难。沙驼是我们的旗帜，这旗帜下有一群纯洁的青年，为了唤起全国的大众，在城市，在乡村，我们唱歌，我们表演，宣传抗战。”这是一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团体，剧社建有中共党支部，由贵阳各学校爱好话剧的师生组成，在业余时间排演话剧。初建时有成员40余人，1937年发展到236人，分为7个巡回演出队，以达德学校戏台为主，在毅成中学、贵阳中学、贵阳高中、贵阳女师、南明中学等校礼堂演出，并在息烽、清镇、平坝、安顺、龙里、贵定、黔西、瓮安等地巡回演出。萧之亮、吴夔、何锡周先后担任社长。在沙驼剧社下，还建立了毅成剧社、黔灵剧社、电讯演剧队、学生剧团等10个剧社，实际上是许多剧社的联合组织。

在沙驼剧社成立的当天晚上，第一次向社会各界公演《扬子江暴风雨》（田汉编剧）、《刘汉卿之秘密》（于伶编剧）、《九一八以来》3个独幕剧，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最流行的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不但在贵阳街头演出，还深入到农村，如1938年暑假，有两个演出队到贵阳郊区二戈寨和乌当演出。贵阳中学、贵阳女中、贵阳高中、贵阳男师、达德学校疏散到郊县也演出这个街头剧。1938年是沙驼剧社演出最频繁的一年，演出了几十个剧目，如《有力出力》《血衣》《生死关头》《这是谁的错》《生命与国家》《死里求生》《反正》《铁扫帚》《万人坑》《游击队长》《汉奸的子孙》《祖父》《剩下一颗子弹》《抗战与生产》《决堤》《台儿庄大捷》《张家店》《搜查》《魔窟》《夜店》等等。沙驼还自编自演了一些话剧，如萧之亮编导的《二升米》《小棉袄》《彻底消灭》《最后一计》，韦布导演的《烙痕》，萧家驹配乐的话剧《东北是我们的家乡》，自创的山歌剧《送郎打日本》。随着演剧水平的提高，沙驼排演了一些大型多幕剧，如《狐群狗党》《群魔乱舞》《升官图》《假大人》（根据果戈里《钦差大臣》改编）以及《寄生草》《代用品》，还有四川方言剧《包得行》、歌剧《黄花曲》。

贵阳原先的话剧，大都是男扮女装，沙驼率先打破这一界限，男女同台演出。以往的话剧多是贵州方言道白，沙驼最先采用普通话道白，适应大批外地人流入贵阳的情况。沙驼演出的话剧，普遍有舞台美术设计。沙驼还借《贵州晨报》副刊，创办《贵阳沙驼业余剧社旬刊》，每10天1期，共出了8期。1940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沙驼剧社，但沙驼社员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抗日战争期间，贵阳有许多剧团。“达德学校戏班子”演出许多独幕剧和儿童剧，黄齐生重振话剧雄风，编写了八幕历史剧《奢香》，并将《大埠桥》改编为话剧。“黔灵剧社”是达德学校教师王从周、周杏村、王少臣等人创办，后成为沙驼剧社的成员。“毅成剧社”由毅成中学师生建立，以公演《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引起轰动，后来归于沙驼旗下。“青光业余剧社”由贵阳工商界青年孔祥义、朱永康、杨福昌、黄立纲、朱治国等发起组织，成员为职员、店员、学生和郊区农民，多时达80余人，因缺乏专业人才，多与其他团体联合演出，如与“合群”联合演出话剧《枪毙汉奸》《茶花女》《怒火中的吼声》《放下你的鞭子》。1938年在铜像台募捐演出街头剧《流亡者之歌》，聘请过境难民邹琳、汪爱华等参加演出。“贵州青年剧社”成立于1938年，隶属于三民主义青年团贵州支团部，下属6个学校剧队和4个社会剧队，社员566人，设有剧务指导委员会和“戏剧月刊社”，演出了《北京人》《野玫瑰》及曹禺的四部杰作《雷雨》《日出》《原野》《蜕变》，演出水平较高，布景、灯光、化装较好，对推动贵州话剧运动有一定贡献，“力行剧社”为其姊妹剧团。“华生剧社”为“贵阳中学生抗日救国会”创办，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重逢》和舞台剧《中华儿女》《国恨家仇》，独幕剧《白鸽子》。私立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贵阳，师生中组织了“狼火剧社”“大夏青年剧社”和“大夏歌咏队”，狼火由张梦麟教授担任导演，演出《白鸽子》等剧，并出版《狼火》月刊；大夏青年剧社演出过《女子公寓》《生死念》和《满城风雨》；大夏歌咏队以歌咏活动为主，兼演话剧，演出过《黄花曲》《决堤》《放下你的鞭子》等剧。“贵大业余剧团”1945年成立，演出话剧《风雪夜归人》《雷雨》《朱门怨》《裙带风》等。沙驼剧社解散后，多次以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的名义演出，沙驼有人，合群有招牌，青光有钱，三者合作演出《樱花》《流亡者之歌》《台儿庄大捷》《中华民族的子孙》等剧，1940年8月解散。社会服务处艺文社演出过《草木皆兵》《重庆二十四小时》等剧，水平趋于专业化。此外，国民党贵阳市党部成立“党风剧社”，三青团成立“力行剧社”，贵阳师范学院成立“行健剧团”，贵阳基督教青年会成立“青光剧社”“实验剧团”，小春秋报社成立“春秋剧社”，联勤总部俱乐部成立“联勤剧社”。

民教剧社是继沙驼之后又一个有影响的话剧团体，延续10年之久。它由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创办，初名“民众剧团”，属业余剧团性质，演员都是“票友”，职员多是兼职，在业余时间排演。1944年桂林沦陷，大批文化人来到贵阳，田汉在贵阳逗留期间组织排演吴祖光编写的《少年游》于1945年4月在贵阳公演。以《少年游》的演出班子和民众剧团为基础，将原纯属业余的剧团改组为半职业性质的“民教剧团”，并有固定的剧场。民教剧团演出时间长，上演剧目多，1945年公演吴祖光的《少年游》之后，接着演出夏衍的《离离草》、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宋之的的《春寒》，以后又演出吴祖光的《林冲夜奔》《常娥奔月》，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夏衍、于伶、宋之的合编的《草木皆兵》，夏衍的《芳草天涯》，于伶的《长夜行》《夜光杯》，许群的《续弦夫人》，黄佐的《梁上君子》，周彦的《桃花扇》，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曹禺的《雷雨》等。将英国名剧《温德米夫人的扇子》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将法国萨杜尔的四幕悲剧改编为《喜相逢》，将法国小仲马名著改编为《茶花女》，将俄国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改编为《狂欢之夜》，将高尔基的《底层》改编为《夜店》，将英国独幕剧《锁着的箱子》改编为《黄莺儿》。民教剧团逐渐走向专业化，人民政府接收后，成为贵州话剧团建立的基础。

话剧运动以贵阳为中心在全省展开，以遵义最为突出。抗战期间，浙江大学、陆军步兵学校迁遵义，“西南文艺垦殖团”到遵义活动，推动话剧运动高潮。浙江大学师生以话剧、歌咏、诗歌、绘画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建立了“黑白文艺社”“铁犁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塔外画社”“浙大剧团”“质与能社”等文艺团体。铁犁剧团是浙大最早成立的话剧团体，团长赵梦环，张君川教授在戏剧理论和排演上做指导，成立的当晚就在遵义师范学校礼堂演出了几场独幕剧，随后又在遵义新城丁字口播声电影院演出了《夜光杯》等两场多幕剧，前后演出1周，盛况空前。以后，在湄潭公演曹禺的话剧《雷雨》，在遵义公演《日出》。1942年，浙大的“倒孔运动”遭到镇压，铁犁剧团被勒令解散，继之而起的是“浙大剧团”“浙大歌咏队”和“浙大国乐队”。浙大剧团最初为三青团骨干把持，演出了《金指环》《野玫瑰》《禁止小便》等话剧，社会影响不佳。半年后改选持中立态度的学生王宗溥、吴永春为团长，1944年又改选有进步倾向的学生程嘉均、陈星焯、戴立信等为团长，剧团日益活跃，排演了曹禺在抗战中的新作《蜕变》，此外，还开展剧本讨论、诗歌朗诵和篝火晚会。1943年，浙大开展“赈济豫灾”活动，成立“赈灾委员会”和“演出委员会”，举办义演活动，演出了根据小说《咆哮山庄》改编的话剧《此恨绵绵》，在戏剧家邱玺的指导下排演了《重庆二十四小时》，在湄潭公演《日出》和《这不过是春天》。此后，演出了《花烛之夜》《草木皆兵》《北京人》《万世师表》等话剧及《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小歌剧。在张君川教授和邱玺的指导及帮助下，浙大外文系创办了戏剧研究班，先后演出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蠢货》、洪深的《寄生草》、宋之的的《万世师表》及《千方百计》《可怜的裴迦》等话剧。陆军步兵学校政治部组织了一个“血痕剧团”，这个剧团的领导者邱玺、汪德跃是长期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人物，学员中的郭南斯、王柽生、张镜受、邱东生、冯兴奋、王俊麟等都是戏剧爱好者，还聘请浙大、军训部军官外语补习班及校外女演员参加演出，公演的第一场话剧是根据意大利喜剧《女店主》改编的《绿鹦鹉》，第二场话剧是阳翰笙编写的《塞上风云》，因演技较高，全场爆满。1937年，遵义成立“青年抗日救国会”，演出了《死里逃生》《扬子江暴风雨》《三江好》《渡黄河》等话剧。“农村抗日宣传队”演出了一些活报剧，还自编自演话剧《不愿做亡国奴》。省立遵义民众教育馆组织了“民众话剧社”，遵义师范学校、遵义县立中学等也演出话剧。

在安顺，陆军军医学校建有话剧社，在业余时间排演话剧，演出了沈浮编写的四幕家庭大悲剧《金玉满堂》，受到社会好评。1937年“九一八事变”当晚，驻贵定的九十二师成立“白刃剧社”，政训处的兰翔与当地青年张垣、段杰、谭兆熊等商议，联合演出了《死要钱》《王友发开水》《姑嫂贤》3场小剧，以后又演出抗战剧《烙痕》《反正》《张家店》等剧。1938年白刃剧社改选共产党员张垣为社长，积极与贵阳沙驼剧社取得联系，10月为欢迎辛亥革命元老凌霄之子、洛阳军管区司令凌公陆举行募捐演出，公演歌颂共产党员英勇就义的独幕话剧《苗可秀》。白刃剧社有社员40余人，活动6年之久，先后演出了《三江好》《生死关头》《狐群狗党》《最后一计》《有力出力》《打鬼子去》《火海孤军》《菱姑》等20多个剧目，在贵州颇有影响。龙里与省城邻近，在省城读书的学生组织“龙里留省同乡会”，受沙驼的影响，在徐永华、邓国庆的组织下，1939年春节在龙里寿福寺演出《逃婚》《黄河决堤》等话剧，同年举行募捐演出，先后演出《凤凰城》《中华儿女》《中华之光》等剧。独山是广西入黔孔道，1937年成立“独山中学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当地工商界、农会联合组成“独山各界抗日巡回演出队”，在县城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兵去》《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打回老家去》4场小剧，在农村演出《亡国奴当不得》《到前线去》《汉奸的下场》《把敌人赶回去》《复仇的火焰》《枪尖对准了敌人》等剧，是中学话剧演出的典型。都匀县组织“学生寒假抗日宣传队”演出《投笔从戎》等戏。沙驼剧社的萧之亮受聘为瓮安中学教员，组织小学演出《离离草》《孤岛夜曲》。黔西北各县话剧运动兴盛，共产党员兰芸夫联合黔西各界演出《冰天雪地》，还自编自演一幕哑剧《一块一块地吃》，在黔西一小搭台演出《赵树理》《母亲的光辉》《送郎打日本》。打鼓新场（今金沙）建立“玉屏职中暑期抗日救亡农村工作团”，演出了《五里雾》《夜之歌》《黄花曲》《打东洋》《张家店》《一颗炸弹》《最后一计》等话剧。大定县（今大方）职业中学演出了反映平型关大战的《家国仇》和《棠棣之花》。毕节弘毅中学成立“弘毅剧团”，演出《铁血将军》《伯爵夫人》《兰蝴蝶》《日出》，并将《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情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偏远的民族地区，也兴起话剧运动，例如黔桂边境的罗甸县，由边阳小学教师赵其杰导演《岂有此理》《丰台夜月》，留省学生回乡演出《炸死编草鞋的农民》。水族、布依族聚居的荔波县演出《木兰从军》，三都县三合镇的男小和女小联合演出《拿起刀枪打豺狼》。此外，施秉县演过《空袭》《流亡三部曲》，镇远演过《铁蹄下的婚礼》《娘子军》《肉》《抗日三部曲》等等。

外来剧团对贵州话剧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促进艺术水平的提高。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沦陷区剧人纷纷来到贵州，影响较大的有韦布、程谟、曹雪松、田鲁、汪季子、白沙、刘克、何适、麦放明等，成为一股推动话剧运动的新生力量，景剑峰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搞话剧有些经验，1939年一到贵阳就被先在贵阳的剧人田鲁邀请参加由当时担任电影导演的曹雪松编导的《祖国的女儿》一剧的演出。随后，一面收书，一面和进步剧人韦布、程谟、白沙、刘克、何适等人，共同领导贵阳的话剧运动。”韦布、程谟应邀指导沙驼剧社话剧演出，后来又与麦放明、林薇、罗军等人在民教剧团指导话剧演出。汪季子、景剑峰、龚翼等人在贵阳组织过“贵兴剧社”。1944年冬，“桂林大撤退”后，大批文化人涌入贵州，流落街头，贵阳市成立“协济战区文化人委员会”，负责救济来黔的文化人，特别是“协济桂、衡（阳）等地及前方各战区暨沦陷区迁筑文化人”，办理登记、调查、贷款、救济、招待、职业介绍等事宜。戏剧家田汉在贵阳发动救济文化人的募捐义演，田汉亲自登台表演，演出了吴祖光编剧的《少年游》。中国电影公司著名导演吴永刚和著名影星胡蝶来到贵阳，省艺术馆举行盛大欢迎会，来贵阳的还有影星谢添、魏鹤龄、韩涛等。同年，湘桂黔剧人在贵阳联合演出巴金的《家》，熊佛西任导演，林薇、麦放明等参加演出。外地剧人与本地剧人联合演出，常以“民教剧团”和“贵阳社会部文艺处”的名义，演出《日出》《雷雨》《少奶奶的扇子》《重庆二十四小时》《草木皆兵》等话剧。

1936年元旦贵阳县商会及同业公会在街头演出宣传救国

1939年，杭州艺术部专科学校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部分剧人从长沙来到贵阳，在大十字附近的金筑大戏剧院演出话剧，是外来剧团来黔之始。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组织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分配到各战区开展活动。1941年，抗战演剧一队分配到第四战区，常驻林林，改为演剧四队，全队有队员40余人，都是既能演话剧，又能唱歌、跳舞的多面手，1944年撤到贵阳、安顺，继续演出，直到抗战胜利。1943年，由李天霞副军长主持的“新年代剧社”来到贵阳，带来了《塞上风云》《客从何处来》《大地黄金》3个话剧。1944年，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夏衍、熊佛西等在桂林举办规模空前的“西南戏剧展览会”，会后，熊佛西带领“西南文化垦殖团”来到贵州，成员有熊佛西之妻叶子以及端木蕻良、秦牧、滕抵平、王萍等人，熊佛西和叶子在遵义安家，他们介绍了西南戏剧展览会盛况，在遵义举办文艺讲座，还由叶子、邱玺、冷茗水、林薇等演出《寄生草》，被认为是演出艺术水平最高的一次。最感人至深的是“孩子剧团”，30多个孩子都是在战乱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流落街头，田汉和夫人安娥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孩子剧团，演出了田汉新编历史剧《江汉渔歌》及欧阳予倩新编历史剧《新武松杀嫂》，还有《新梁红玉》《新雁门关》《新儿女英雄传》，他们的身世和演剧博得社会广泛关注和同情，每次演出都赢得观众的热泪，激起对日本侵略者极大的愤慨。

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