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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
所属图书：《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 出版日期：2017-05-01

二、国立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清末的“求是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1894年），设址于杭州蒲场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为“浙江高等学堂”，民国建立后改称学校。1927年，教育家蔡元培等倡议，将浙江工业专科学校、农业专科学校与浙江高等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次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设有工学院、农学院和文理学院。“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浙大师生组织杭州大、中学生举行盛大游行示威游行，有12名学生被捕，浙大校长郭任远秉承国民党旨意，开除了一批学生，激起师生愤怒，宣布长期罢课，要求撤换校长。迫于形势，蒋介石于1936年4月委派竺可桢为校长。竺可桢，浙江上虞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回国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任教，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他向蒋介石提出“浙江大学校长必须有用人全权”，到任后实行民主办校，以“求是”为校训，聘请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充实图书设备，浙大声名鹊起。

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与同事在湄潭文庙里办公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竺可桢考虑到学校的安全，与西天目山禅源寺方丈商谈借用寺庙房屋办学，安置一年级学生，开始由杭州向郊外转移，9月在天目山上课。战事逼近江浙，浙大决定迁往离杭州40公里的建德，师生分3批乘船到建德集中，借林场、天主堂、孔庙上课。12月杭州失陷，建德已不是安全之地，浙大决定迁往江西，将学生分成若干队，由导师带领分批到玉山会合。行至浙江金华，遭到日机轰炸，部分图书仪器受损，人员尚无伤亡。从玉山乘火车到樟树，又由樟树乘汽车到吉安，在吉安逗留两月，借吉安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上课，举行期末考试，结束本学期学业。之后，浙大决定迁往江西泰和，分水陆两路进发，在泰和城西的上田村安顿下来，以大原书院和华阳书院为校址，继续上课，竺可桢的妻子和次子，先后在泰和染病去世。本以为泰和是个办学的好地方，住了8个月，不料1938年九江沦陷，江西省政府由南昌撤到泰和，占用了浙大校舍，不得不继续西迁。浙大师生乘汽车经湖南进入广西，10月底到达宜山县城，在文庙、标营附近新建一批草棚作临时校舍，在这里住了1年零两个月。1939年2月，日机轰炸宜山，无法继续上课，按教育部“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的指令，竺可桢前往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问题，得吴鼎昌大力支持，决定迁往“风景幽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的遵义。1939年11月开始搬迁，1940年2月到达遵义。浙大辗转4次西迁，行程2500公里，迁徙路线与红军长征大体相同，人们把它称为“文军长征”。

浙大离开杭州时，只有工学院、农学院和文理学院，共10个系，随迁学生460余人。在西迁途中，浙大坚持办学，不断扩充教师队伍，招收流亡学生，1938年在宜山增设师范学院，次年将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迁到遵义时，浙大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1941年有本科生1486人，研究生13人，先修班学生40人、附中学生492人。系科不断增多，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地3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系，工学院设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5系及电机实验室、化工工场、机械工场，农学院设农艺、园艺、农业化学、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蚕桑6系及农场、园艺场，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6系。为配合教学需要，学校设立了历史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化学工程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史地教育研究室。1945年增设法学院法律系，1946年增设医学院医学系，共有7个学院、26个系，师生员工约3000人。

在湄潭文庙的浙大图书馆

浙大将总部设在湄潭文庙，图为浙大旧址一隅

竺可桢到遵义后，因感遵义县城狭小，房舍不能满足浙大的需要，于是坐滑竿到湄潭考察，见这里土地平旷，青山绿水，物产丰富，适宜办学，遂将校本部、文学院、工学院设在遵义老城，而将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迁往湄潭。教务处、总务处、图书馆设在湄潭县文庙，大部分教室在南关万寿宫，理学院建在城西北的湄江河对岸，农学院在城西郊贺家祠堂附近，师范学院在湄江河畔修建礼堂、教室、宿舍，浙大附中在文庙侧。起初因遵义无法容纳大量学生，一年级新生在贵阳青岩上课，后选定湄潭永新镇办学，各学院的一年级新生都在永新上课。教室大都借用庙宇、祠堂，新建房屋多较简陋，“隩区僻壤，往往黉舍相望”。学校无教师宿舍，教职员皆租民房分散居住，校长竺可桢住在遵义碓窝井傅梦秋家宅院，教授们在遵义、湄潭租民房栖身。他们和当地百姓一样，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有的还自己开荒种菜，饲养鸡鸭。

浙大师资阵容宏大，专家学者云集，抗战期间在浙大任教的教授70多人，其中有部聘教授18人。文学院长梅光迪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专攻西方文学，曾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担任教授、系主任，1945年在贵阳病逝。中文系主任郭秉龢，外国文学系主任余坤珊，史地系主任张其昀都是著名教授，余坤珊兼任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张其昀原为中央大学教授，曾任浙大文学院院长、史地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1943年被聘为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何增禄、化学系主任卢嘉锡、生物系主任贝时璋都是著名科学家，贝时璋兼生物研究所所长。先后担任数学系主任的陈建功、苏步青是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是中国函数论的奠基人，苏步青是微分几何奠基人，他们后来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物理学教授王淦昌后来成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工学院院长兼电机工程系主任王国松，化学工程系主任兼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李寿桓，土木工程系主任吴钟伟，航空工程系主任范绪箕、电机实验室主任俞国顺等均是工程技术专家。农学家众多，卢守耕任农学院院长，萧辅任农艺系主任，吴耕民任园艺系主任，罗登义任农业化学系主任，雷男任农业经济系主任，祝汝佐任蚕桑系主任。罗登义是贵阳人，北京农业大学农化系毕业，后赴美国深造，被聘为浙大教授兼农化系主任，营养学家。师范学院院长王琎，教育学系主任郑宗海，国文系主任郑奠，史地系主任李挚非，理化系主任朱正元都是学有专长的教育家。

浙江大学肇始于“求是学堂”，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要坚守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国难当头，为了文化的尊严不受战争摧毁、不落入日寇之手，浙大师生含泪离开杭州，长途跋涉，不畏艰险，一迁建德，二迁泰和，三迁宜山，四迁遵义，一路“弦歌声声洋洋”，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浙大在战乱环境中坚持办学，以理性和科学之光启迪一代青年，自强不息，认真读书，踏实治学，以知识的力量“与一世角智力，竞雄长”。提倡学生毕业后，“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之辽远和贫苦，而以自己的学问和技术，为国家作重大贡献”。浙大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求学生有高尚的品格，理智的头脑、健全的体魄，能明辨是非，不肯盲从，吃苦耐劳，努力为公。强调教学与科研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自觉求知，具有独立研究之能力。浙大的学生，既要各自有精专，又要文理兼通，学理工的须有人文素养，学文的须懂科学，有专业知识而又触类旁通，可以跨学院、跨系科选修课程。

浙大在湄潭的校舍

浙大把科学研究与教学紧密联系起来，根据科研任务和人才状况设置若干研究所，教授都参与科研活动，并创办各种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科学技术是浙大的强项，理、工、农3个学院取得了丰硕成果。理学院数学系主任兼数学研究所所长陈建功著有《三角级数》，苏步青著《微分几何》并在青岩办有微分几何训练班；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卢鹤绂与王谟显的量子力学、束显北的相对论研究都处于科学前沿，何增禄的光学研究、朱福炘的应力研究、王进的中国化学研究也颇有成就；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如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葆仁的氨苯磺胺衍生物合成研究、张其楷的有机药物研究等。工学院电机系与电机实验室紧密配合，王国松以电工学称著，出版《电工通讯》；化学工程系与化学工程研究所紧密配合，李寿桓的中国煤研究、苏元起的萃取理论和工艺改进、侯毓汾的活性染料研究都很有特色；土木工程系出版《土木通讯》，钟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颇有创新；机械工程系出版《机械工程》，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全国领先；航空工程系在国内也处于领先地位，出版《航空通讯》；《浙江大学工程》是各种工程技术的综合刊物。农学院因地制宜，结合贵州农业进行多项研究，如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彭锡臣的小麦研究，李兴光的玉米和棉花研究，孙蓬吉的芥菜变种研究，熊和的植物无性繁殖，林汝瑶的观赏植物研究，彭廉与宋祖禅的土壤酸性测定等，在农学上具有普遍性；蔡邦华与彭觉的五倍子研究，陈鸿逵与杨新美的银耳栽培，杨新美的贵州食用菌人工栽培，祝汝白的中国菌虫，王福冉的蚕丝增长，郑衡的柞蚕卵物理研究及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等新种在湄潭试植推广，湄潭胡桃、李、梨的研究，吴文晖与赵明强的遵湄农家经济研究等，与贵州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病虫害研究也很有针对性，如杨宗珍的豆薯各部的杀虫作用，葛起兴的茶树病虫害防治，蔡邦华的西南各省蝗虫、马铃薯蛀虫、稻苍虫防治研究，夏振铎的柞蚕寄生蝇防治等；罗登义的营养学、刺梨研究更为独到；农学院出版了《浙大农业经济学报》《农经通讯》《浙大园艺》等刊及《中国蚕桑研究所汇编》。

文学院史地系与师范学院史地系、历史研究所密切联系，历史方面的研究如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方面如叶良辅的《地理学研究法》，刘之远的《遵义锰矿》，任美锷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等；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把传统的方志学与近代地理学结合起来，记述了遵义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土地、交通，并对“沙滩文化”做了调查研究。竺可桢在此期间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论证“二十八宿”星空系统理论最早起源于中国，先于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并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在天文学界引起反响；《竺可桢日记》将浙大从1937年西迁到1946年返回杭州的过程逐年逐月逐日地记录下来，是研究“文化西迁”及浙大校史的珍贵史料。文学院出版了《浙大文科研究史地部丛刊》《浙大文学院集刊》《黑白文艺》及缪钺的《诗词散论》。师范学院与文学院、理学院各系多有联系，研究重点是教育学，以浙大附中、附小作实习基地，出版了《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浙江大学校刊》《浙大青年》《浙大月刊》《思想与时代》等，都是浙大创办的刊物。

1943年10月27日，竺可桢在湄潭文庙主持学术报告会，英国皇家学会李约瑟博士、毕丹跃及国内著名学者胡刚复等30余人参加，李约瑟主讲“科学与民主”“中国科技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中英科技馆与加尔各答中央联络部”3个题目，毕丹跃讲“英国战时农业研究”，竺可桢最后讲“科学社会过去历史及任务”。浙大的教授都用英语宣读论文，使李约瑟博士感到惊讶。1944年4月，英国驻华考察团团长、剑桥大学刚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著名生物化学博士、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受命考察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他看到浙大在艰苦的条件下做出许多科学贡献，十分赞赏。回国后，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他写道：“在重庆与贵州之间的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它是中国最好的4所大学之一”，“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列举了浙大12位教授和1位学生的研究活动，具有很高科学水平，称誉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浙大师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极其活跃，他们以话剧宣传抗日，组织了“铁犁剧团”“浙大剧团”，外文系创办戏剧研究班。“铁犁剧团”是浙大学生组织的话剧团体，最先在遵义师范学校演出了几个宣传抗日的独幕剧，以后又演出了除奸的《夜光杯》等两个大型多幕剧，还公演曹禺的名剧《雷雨》《日出》，演员均是浙大学生。“浙大剧团”由王宗溥、谢学锦等任团长，邱玺先生做指导，组织“赈济豫灾”义演，演出了《此恨绵绵》《重庆二十四小时》《花烛之夜》《草木皆兵》《北京人》《万世师表》等话剧及《兄妹开荒》《朱大嫂送鸡蛋》等小歌剧。外文系戏剧研究班，在张君川教授、邱玺先生指导下，探索戏剧理论和实践，用英语演出契诃夫的《蠢货》，排演劝世喜剧《可怜的斐迦》，演出洪琛的《寄生草》和宋之的为纪念闻一多先生遇难编写的《万世师表》，还有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浙大学生还组织“黑白文艺社”“大家唱歌咏队”“浙大国乐队”“塔外画社”，用音乐、绘画、文艺作品宣传抗日。

浙大师生继承浙大民主的校风，反对专制独裁。1940年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浙大师生群情激愤，遭到教育长姜琦制止，引起学生强烈反对。姜以辞职相威胁，竺可桢断然将姜撤职，任命支持学生抗日的费巩教授为教育长，为保障学生言论自由，费帮助学生创办《生活壁报》。国民党特务恨之入骨，在重庆秘密逮捕了费巩，后被杀害，学生们为纪念他，将《生活壁报》改名《费巩壁报》。1942年1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派专机到香港接回夫人和一条洋狗，丑闻传出，浙大学生愤怒声讨，并举行游行示威，在学生的感动下，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涂长望、赵九章等数十名教授参加了游行。1944年，中共中央发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重庆文化界由郭沫若起草发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浙大学生于1945年3月16日发表《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指出“不改组这个反动政府，不改革政治，不实行民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在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高等学校引起巨大反响。

浙江大学在抗战中成长壮大，离开杭州时只有3个学院、10余个系，学生460余人，迁回杭州时已发展为由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法学院、医学院26个系组成的综合大学，不但保存了许多文化科技精英，还培育了大批青年才俊，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做出宝贵贡献。浙大在遵义、湄潭7年，教育蒸蒸日上，规模扩大，成就斐然，在贵州毕业了1857名学生。当年在浙大任教的教师和就读浙大的学生，新中国建立后，有74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中，教师27人，学生47人，后来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1人。浙大校长竺可桢，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科院生物地学部主任。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等都是学部委员，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陈建功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杭州大学副校长。王淦昌教授和浙大学生程开甲任原子能研究院正、副院长，在“两弹一星”中立下不朽功勋。罗登义后来任贵州农学院院长（贵州唯一的一级教授）、贵州省科委副主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大副主任。

浙江大学1946年迁回杭州，临行前校长竺可桢撰《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刻石立于校长办公室前（今遵义一中校舍）。碑文全文如下：

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