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的岁时节日及其流变
一、何为贵州苗族岁时节日
岁时民俗,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着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传承。岁时民俗的最初形成,是和古代科学技术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直接导致了岁时民俗的形成。而和岁时民俗略有不同,节日民俗是岁时民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二者共同的地方是都以时序、节令为转移,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岁时节日。不同的是,节日民俗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文化色彩更浓。许多岁时民俗,由于人们对其内容的不断丰富、加工,而变为民间普遍传承的大的民族节日。
苗族是我国一个人口较多、分布较广而又历史比较悠久的民族。从苗族的始祖蚩尤与炎黄集团逐鹿黄河流域开始,至今已有约5000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苗族先民虽然屡经战争创伤而四处流离失所,但苗族人民源远流长、独特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却始终得以继承和弘扬。尤其是作为我国当今乃至世界苗族大本营的黔东南,时至今日仍然是歌的故乡和舞的海洋,是人类回归自然精神家园的宝地。而以黔东南为其杰出代表的贵州广大苗族地区,民族民间的岁时节日更是多姿多彩,异常丰富。除了全省性的节日如春节、“四月八”、端午节、“七月半”以及重阳节等之外,全省各地苗族中区域性的节日如苗年、姊妹节、踩花山、跳花场、芦笙节、吃新节、采花节、爬坡节、腊八节、立花杆、玩花房,以及跳鼓、跳月、跳洞、跳场、跳花、踩桥、踩坪等,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全省共有各种民族节日集会1046次(处),其中仅苗族就有651次,然后依次为布依族171次、侗族84次、水族43次、彝族23次、回族13次、仡佬族11次和瑶族2次。而在这1046次民族节日集会中,参加人数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节日有511次、万人以上的有224次。同时,在这1046次节日集会中,活动范围在县内的836次、数县群众集会的185次、数省交界的群众集会的25次,每年全省参加节日集会活动的各族群众达800多万人次。 [1] 当然,这只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不完全的统计,若是现在的统计则远远不只这个数。
整体而言,对苗族岁时节日的研究是与对苗族历史文化等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溪蛮丛笑》和《荆楚岁时记》等历代史籍对苗族等的岁时节日民俗有过一些零星记载之外,现代对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最早应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汉族学者对苗族社会的调查研究开始。而对苗族岁时节日的大规模研究,则是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的影响,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苗族许多传统的岁时节日活动也被当作封建遗余而遭到禁止和取缔。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苗族传统岁时节日的研究活动才又回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二、贵州苗族的岁时节日的具体表现
苗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和汉族以及其他以农耕为特征的民族一样,苗族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也建立并一直使用类似汉族“干支”的纪年、纪月、纪日法排列年、月、日,以此既作为吉日或祭日的依据,更用以安排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动。
在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中,岁时历法除有年历、月历、日历和时历等区分之外,苗历以二十八宿和二十生肖组合成84个“嘎进”,用以表记岁时,编制(口头)历记。其中第一个是“许进夫”(xud jenf fub),即雷宿虎,等同汉族之角木蛟虎。然后依顺序是(只写其苗语的汉译名):大龙宿兔、竹猫宿龙、野猫宿蛇、太阳宿马、大虎宿羊、小虎宿猴、螃蟹宿鸡、水牛宿狗、妇宿猪、鼠宿鼠、燕宿牛、猪宿虎、小龙宿兔、螺蛳宿龙、狗宿蛇、雉宿马、鸡宿羊、鹰宿猴、猿猴宿鸡、水獭宿狗、鹅宿猪、鬼宿鼠、马蜂宿牛、马宿虎、蜘蛛宿兔、蛇宿龙、蚯蚓宿蛇、雷宿马……余下照推。最后一个是蜓蚓宿牛。 [2]
而且,和其他民族的先民一样,苗族人民在这许多零散的,并且是周而复始的吉日和祭日中不但习惯性地选定了月日代码相互重叠的日子作为节日流传下来,而且还根据一年四季的物候变化及其自身需要,逐渐形成了自己丰富多彩的岁时节日民俗事项。
在贵州,苗族的节日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但是,由于居住分散和支系繁多,所以绝大多数表现为地区性的活动,不同地区共度的节日不多。而以年节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春节、苗年活动。下面分别简要说明。
(1)苗年。苗年是苗族自己的年节,古代苗年的时间和过年情形已不清楚,到明清时才有较多的记载,但时间很不一致,多数地区是“岁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岁首即每年的开头,也就是指“过年”,有的在农历十月,有的在农历冬月或腊月。八寨(今丹寨)地区在农历腊月辰日过年,清江(今剑河)一带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松桃和湘西在农历十月或十一月过年。有些地区,如贵阳、大定、遵义三府和云南的部分苗族是“以六月为岁首”。都匀一带有的在农历四月过年。
近代以来,绝大多数苗族已改在农历正月过年,只有黔东南和广西一部分地区仍在农历十月、冬月、腊月的丑日、卯日、辰日等过年。尤其是在黔东南,过苗年仍是苗族最大的年节。过苗年时,食品都比其他节日丰富,并且要供祭祖先,接着要休息5~15天,并举行各种盛大的娱乐活动。现在,苗年活动作为贵州雷山的一个旅游品牌,在政府的主导下更是一年比一年过得隆重。
(2)春节。春节也是贵州苗族地区一个重要的年节活动。尤其是在近现代以来,贵州绝大多数地区的苗族过春节而不再过苗年了。其中改变最早的是贵州天柱、晴隆、普安等地区,其次为黔东北一带,这些地区到清嘉庆年间过年“均用正月,与汉民无异”。而黔东南的清水江两岸及其以北一带直到清初的“改土归流”时才开始改变。西部方言的大部分苗族和新贵(今贵阳郊区)、广顺(今长顺)、归化(今紫云)一带的部分苗族,大多数是在清代中叶以后改在农历的正月过年,只有少部分人仍以农历十一月的朔日为年节。
与汉族过春节大体相似,全省各地的苗族在过春节时,除准备丰富的食品外,还要杀鸡祭祖、守岁、开财门、敬年神,并且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日也都要休息。在此期间,各村各寨都要举行丰富多彩的传统娱乐活动。这种活动,在贵州的中西部,汉译称为踩花山、跳场、跳年、跳月等,而在黔东南则称为跳芦笙。
当然,跳芦笙、踩花山、跳厂(跳场)、跳年以及跳月等,这些都只是人们对苗族跳芦笙舞的不同称呼,其实际意义却大体相同。这些活动起源都很早,传说是为了便于使青年男女选择配偶而兴起的。黔中一带:“苗人仲春(即农历二月)刻木为马,祭以牛酒,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歌,谓之跳月。”后来有的地区又加上了乏嗣求子的内容。各地苗族过春节举行芦笙舞时,男女老少都着盛装前往参加,特别是年轻姑娘的穿着尤为艳丽,银衣银冠尽量佩戴。而在隶属湘西方言的松桃一带,春节期间的群众性娱乐活动称为“赶年场”,主要内容则有打秋千、舞狮子、玩龙灯、唱花灯等。
(3)吃新节。“吃新”苗族称为“努嘎西”(nongx gad hvib,意为吃新米)或“努莫”(nongx mol,意为吃卯),是苗族重要的节日。贵州雷山、台江、凯里、剑河、丹寨、榕江、黄平等县(市)的大部分苗族,吃新节在农历六月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卯日,所以称“吃卯”。而大凡农历六月过吃新节的,主要就是用孕穗还未成熟的稻穗为祭品敬奉“田神”及历代祖宗神灵,以求保佑五谷丰收和人畜兴旺。而台江的番召,从江的加鸠、孔明,榕江的八开,锦屏的姚光、绍蔼等地苗族,吃新节则多在农历七月的第一个丑日举行,并以新产香糯米为祭品。
过节之前,姑娘们加紧绣制衣裙和彩带,小伙们修整和添置芦笙,母亲们为女儿的银饰操心,父亲们则为邀请亲友而奔走,男女老少都在为过节而忙碌。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挑起糯米饭和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主人牵着儿童,手抱公鸡、鱼肉及新米饭(或秧苞稻穗)等祭物来到田边,用新米饭(或秧苞稻穗)祭供“田神”和祖先,迎接神灵们归来过节。次日即开展斗牛、赛马、斗雀和跳芦笙等活动。
在吃新节集会较大的雷山乌香坝、雷山西江、凯里挂丁、凯里开怀、雷山丹江以及雷山永乐等地,每地集会人数均达万人以上。集会的内容有斗牛、赛马、斗雀、跳芦笙、游方、打篮球、田径比赛、对歌、踩鼓等活动。
台江番召一带的吃新节是在每年农历七月的第一个丑日。节日这天,男女老少带着酒菜来到芦笙场上举行野餐。斗牛结束后,芦笙场四周的山坡上、大路旁,三五成群的人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自己带来的米酒、鱼肉和糯米饭。而有过往客人时,野餐的人们会十分亲热地敬上一碗米酒,或抓一团糯米饭、一团棕粑塞在客人手中。吃新节期间对于广大的男女青年来说,则是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就是在吃新节的集会中相互认识,进而产生感情结为终身伴侣的。
(4)赶秋节。赶秋节是黔东、湘西地区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也是庆丰收的节日。赶秋节的时间一般在每年农历的立秋日(或前后两三天)。这一天,苗族人民都要停止农活,身穿节日盛装,邀友结伴从四面八方涌向秋场观看各种文娱活动。
每到赶秋节,秋场上人群摩肩接踵,四周山坡人影晃动,花团锦簇,热闹非凡。而在秋场上,8人秋千、鼓舞、舞龙、舞狮、花灯等目不暇给;对歌、盘歌、讲古、游方及买卖,处处充满欢歌笑语。赶秋节上由一个老公公扮演秋公,一个老婆婆扮演秋婆,秋婆手里拿稻穗、包谷、黄豆等作物,以示今年苗乡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老少吉祥。这时由组织者宣布赶秋活动开始,鞭炮声、锣鼓声、笑声、欢呼声汇成一片,各种文娱节目也相继出场。一位扮演秋公的人,将棉絮裹在身上满场转,口里高叫“冷啊!冷啊!”接着又高喊:“立了秋,冷啾啾,快割谷子快收豆,来年生活不用愁。”因此,从某方面来说,苗族赶秋节不仅是一次庆祝丰收的娱乐会,也是一次秋收秋播的动员会。
根据有关资料,苗族赶秋节历史悠久。传说古时苗民首领兜有个儿子巴欢大仁,长得英俊智慧,武艺高强,勇敢过人。许多姑娘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希望能成为他的妻子,所以上门找
兜提亲的接二连三。但巴欢大仁自有主张,媒人的好意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一天,巴欢大仁进山打猎,突然发现一只老鹰飞过来,并且鹰嘴里还叼着一件东西。他眼疾手快,一箭射去,那只老鹰应声落地,原来鹰嘴里叼的是一只十分精致的绣花鞋。巴欢大仁看了鞋上绣的花赞叹道:“能做这样精致花鞋的人,一定是一个心灵手巧、贤惠善良的姑娘。”他暗下决心要找到这个姑娘,然后同她结为夫妻。
这样,为了吸引四方八寨的姑娘们,他决定在赶小年场的这一天,竖起8人秋千,跳鼓舞、耍龙灯、舞狮,结果十分热闹。在秋千场上,巴欢大仁用对歌和打8人秋千的机会终于找到了绣花鞋的姑娘,并且二人结为恩爱夫妻。从那以后,赶秋节也就成了苗族的传统节日。
(5)种棉节。种棉节是贵州都柳江中上游和丹寨排调一带苗族的一个生产性节日。每年农历的三月底和四月初,这一带苗族聚居的每个自然村寨,几户一起带上腊肉、蛋、美酒和彩色糯米饭,挖松一片土质肥沃、向阳通风的轮耕土地来种植棉花。新过门但还在“坐家”的新媳妇们也要邀约三五个至亲姐妹,一起到婆婆家过种棉节。
农历四月初的卯日或辰日,各家各户邀请家族亲友,挑着肥鸡、鲜鱼、腊肉、禽蛋以及五色糯米饭、美酒和炊具等,扶老携幼前往种棉花。来到棉花地后,老年人杀鸡宰鸭准备吃食,青年人则挖土点种棉花。点种之前,长者手抱大红公鸡,领着一对披红挂彩、头戴锦鸡毛和各种花草的童男童女“花神”,登上用蛋壳、花布、彩纸和各种花草装饰的“花台”中央,摆上美酒和五色糯米饭祭献“花神”。祭毕“花神”后,老人先点种3窝,众男女青年才开始种起来。种完,每人双手捧水洒在棉花地上,以示灌溉,然后就地用餐。席间,老人们高唱《种棉歌》《四季歌》等古歌,祈求“花神”保佑丰收。而年轻人过节,其意不在吃喝而另有所求。他们或三三俩俩出没林荫之内斗唱飞歌,或嬉戏于花丛之中对唱情歌,倾诉衷肠。对唱之中,姑娘边唱边将亲手编织的精致花带塞在情人手里。小伙子亦边答边将戒指或别的纪念品放在心爱的姑娘手中。
傍晚,饭饱酒足的父老们还要念上一段祝辞,插上草标,大家才唱着飞歌,吹着木叶,说说笑笑,沐着晚霞尽兴而归。
除此之外,贵州各地苗族的农事节日活动还有很多,如各地不同形式的开犁节、播种节、插秧节,以及各种动土仪式,还有宗教节日、娱乐节日和商贸节日等等。
三、贵州苗族岁时节日的流变
1.古籍文献中的贵州苗族岁时节日
长期以来,历代史籍对贵州苗族的岁时节日活动也多有记述。现仅略记其所见如下:
清《贵州通志》卷三十:(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谓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装,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继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婉转,终日不倦。暮则挈所私归,谑语笑歌,比晓乃散。
清田雯《黔书·苗俗》:(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面前,女振铃继之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婉转,终日不倦。暮则挈所私归,谑浪笑歌,比晓乃散。以季夏为岁首,屠牛,醵醸以祀天。
清罗尧典《黔南职方纪略》卷九:(东苗)跳月与花苗同。中秋祭先祖及亲戚远近之亡故者,择牡牛头角正者为佳,时其水草饲至禾熟,牛肥酿酒斫牛,召亲属聚饮歌唱,延鬼师于头人之家,以木板置酒馔,循序而呼鬼名,竟昼夜乃已。春猎于山,获禽亦必祭。
清李宗昉《黔记》卷三:(白苗)祀祖之先必择一肥壮牯牛头角正者饲之,乃聚阖寨之牛斗于野,胜则吉,即至祭期屠之。主祭者白衣青套,细摺长裙。祭毕,合亲族歌饮为欢。
(黑苗)孟春,各寨择地为场跳月,不拘老幼,以竹为笙。
(东苗)中秋,合寨迎鬼师以祭祖及族属故者,屠牛陈馔以次呼鬼名,祭毕,集亲族畅饮竟夜。每春猎于山,所获禽鸟必荐其祖先。
(清江黑苗)春日晴和,携酒食高冈,男歌女和,相悦者以牛角盛酒欢饮,奔而苟合。
(尖顶苗)每仲冬朔日为大节。
(罗汉苗)最敬弥勒佛,每三月三日,男女携食物供佛,歌舞三日,不食烟火,似有寒食禁火之意。
清吴振棫等《黔语》卷下:镇宁之苗春时立木于野,曰鬼竿,男女旋跃而择偶。镇远黑苗男女唱歌换带,而后聘娶。此与他书所记芦坐跳月之俗不甚异也。
清陈鼎《黔游记》:黎郡北连楚壤,南接西粤,中有九股黑苗聚落于古州八万……俗以十一月为岁首。其地家畜肥牯,织五色布,每元旦杀牛焚布以祀天。
苗俗,每岁孟春月,男女各丽服,相率跳月。男吹芦笙于前以为导,女振铎于后以为应,连袂把臂,盘旋宛转,各有行列,终日不乱。暮则挈所私归,谑浪笑歌,比晓乃散。聘资视女研媸而定多寡,必生子然后归夫家。唯红苗为甚,每至立春日,择男女之丽者扮各故事以迎于市为乐。
清徐家干《苗疆闻见录》:(苗人)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节,竞渡于清水江宽深之处。其舟以大整木刳成,长至五六丈,前接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
清《镇远府志》卷九:重安江由胜秉入清江。清江苗人于五月二十日作龙舟戏,形制诡异,以大树挖槽为舟,两树并合而成。舟极长,约四五丈,可载三四十人,皆站立划桨,险极。是日男妇极其粉饰,女人富者盛装锦衣、项圈、大耳环,与男子好看者答话,唱歌酬和,已而同语,语至深处,即由此定婚,甚至有当时背去者。
清《安顺府志》卷十五:(花苗)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择地跳月,名打马郎,生子而后坐家……以六月为岁首。
(白苗)祀祖择大牯牛,头角端正者饲之壮,使之与他牛斗,胜即为吉,屠之以祀。主者服白衣,青套、细折、宽腰裙,其跳月之习,与花苗同。
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一:(东苗)春正月以木刻为神,召集男女祭以牛酒,为木马鬼。老者坐食马旁,未婚男女俱盛饰,吹笙唱歌,旋马跳舞,类皆淫佚之词,谓之跳月。彼此情悦者遂同归。
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九:夭苗,在平越多姬姓……以仲冬朔日为节。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八:(夭家)每岁孟春男女齐集吹笙跳月,周旋宛转,因自择配,不假媒妁,不待父母之命,各挈所私以去。父母知之,相呼姻娅,觥筹交错,不醉无归。于子月首寅日饮酒作乐,名曰过冬。
《平越直隶州志》卷五:(都匀之苗)每年以夏历十一月寅日为岁首,必备酒脯,餐鱼祀祖,击铜鼓,吹芦笙竟日。
《都匀县志稿》卷五:岁首,夭家以子月首寅日。紫姜苗以子月朔日。仲家以丑月朔日。白苗、黑苗俱以丑月辰日。花苗以六月六日。东苗以四月初八日。大都于节日内祀祖先。
民国《麻江县志》卷五:岁首……东苗以四月八日,大都于节日内祀祖先。其嫁娶择姑以一女配内侄,曰还娘头为惯例。
2.苗族传统岁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和运用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苗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苗族的先民们也积累了丰富的岁时知识,并且这些岁时知识至今仍然在民间得到广泛的运用。
在贵州苗族地区,传统的岁时知识在民间的传承主要应用于以下方面:
(1)计算时日和年龄。由于苗族民间没有公元年、月、日和时的概念,故民间在计算时日时,往往都使用传统的岁时知识计算。例如,在黔东南地区苗族的传统岁时知识体系中,称呼“年”的词汇有“niangx”和“hniet”,称呼“月”的词汇有“hnaib”,称呼“时”“辰”的词汇有“hxenb”。汉语中的“2003年6月14日下午6时”在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中就称呼为“hniet yongx hlat diet hnaib gangb hxenb gheib”,翻译成汉语也就是“羊年六月马日鸡时”或“癸未年六月午日酉时”。
(2)安排生产活动。苗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苗族民间掌握了许多岁时知识,并利用这些岁时知识来安排农事活动。例如苗族民间有的地方是根据每年油桐树开花的时间来确定撒种育秧的时日等。记得小时候在家乡时就曾听过这样一个传说故事:说是过去有一对苗族兄弟,由于父母去世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犁田撒谷种,便每年以屋边的油桐树开花为犁田撒谷种的时间。后来,有一年不知为什么油桐树迟迟没有开花,两兄弟也就迟迟没有犁田撒谷种,直到其他人家的田里已经长出了秧苗才急忙去犁田撒谷种,结果这一年也就因为误了农时而没有好收成。
(3)确定吉日良辰。苗族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民族,所以每年民族民间的祭祀和节庆节日活动也非常繁多。而一旦这些祭祀和节庆节日来临,各地苗族群众也往往通过传统的岁时知识来确定吉日良辰。例如在黔东南地区,当地苗族群众过苗年时都选择在每年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卯日;当地大部分苗族群众嫁娶时间多选在秋冬农闲季节,忌在每年的立春至惊蛰这段雷雨较多的时间结婚;老人过世后忌在戍(狗)日、亥(猪)日上山安埋,因为这样会被认为对老人不敬,等等。
3.贵州苗族节日的现代变迁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一直在不断地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改变了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了一定的传统文化。
而具体到苗族传统岁时节日的现代变迁来说,首先表现为苗族传统节日与国内外现代节日的结合。例如在贵州不少苗族地区,各种苗族的芦笙节、跳花节、跳月节、斗牛节等与现代春节的结合,以及台江“苗族姊妹节”被冠以“东方情人节”称谓等。
其次是苗族传统节日与法定节假日的结合。例如近几年来黔东南的台江“苗族姊妹节”在时间上与国家“五一”长假的结合、雷山“苗年”在时间上与国家“国庆节”长假的结合等。
第三是各种旅游开发对民族节日的影响。如贵州榕江的部分苗族地区曾举办过“茅人节”,以及从江岜沙苗族村寨的各种节日活动等,都是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文化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活动。
第四是官方举办的各种民族文化艺术节与苗族传统节日的结合。例如贵州凯里舟溪镇的甘囊香芦笙节,原本只是当地苗族传统上规模最大的春节芦笙聚会活动,而近几年来与当地官方举办的“凯里国际芦笙节”相结合之后,除了每年春节期间的民间甘囊香芦笙节之外,每年“凯里国际芦笙节”时甘囊香芦笙节也会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凯里国际芦笙节”期间同时进行。余者不再多述。
[1] 吴正光.贵州高原上的少数民族节日[M]//贵州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贵州节日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1.
[2] 石朝江.中国苗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