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遗部五十个羁縻州如何被黔南路贵州防御使所取代

一、浅谈夜郎、黔中之名湮没与复出的年代考

2300年前，正是我国处在战国的历史时期，在华夏神州大地上，位于古代鄂、湘、川、滇、桂数省之间的广袤山峦之地，出现了两个较大的政权，一个是夜郎国，一个是黔中郡。地处乌江流域中上游，几乎占有今天整个贵州地域，是古代大夜郎国的辖地。夜郎的名称大约产生在公元前277年左右，其夜郎国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06年西汉政权建立的前后。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为开发西南地区，派唐蒙与夜郎侯多同联系，夜郎侯夸耀自己统辖的区域，向汉官提出“汉孰与我大”的问题时，其“夜郎自大”的成语典故就出此由来。夜郎国被灭于公元前27年。

然而，这个令汉官唐蒙瞠目结舌“夜郎自大”的大夜郎国的国都，迄今很难找到它具体所在的位置。就连这个大夜郎国遗址上今天省名的简称，也不再叫“夜”或“郎”了。而恰恰相反，在古夜郎国遗址上所建立的“黔省贵州”，却是被2200年前距离夜郎国之外的“黔中郡”的“黔”字署称所取代。由此可见，贵州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原本为“夜郎”本土演变为“贵州”，却偏偏冠以了“黔中”的盖头。这一历史演变流源，迄今也没有引起贵州史学界的关注。甚至有关“贵州”源于“黔中”的历史命脉，自清代以来已成为贵州史学界的一个根本无法涉猎的历史盲区，以致让“贵州”源于“黔中”的历史迷津留给世人。所幸，一位严谨治学、尊重历史的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已故王燕玉教授，将这一史问留在他撰著的《贵州史专题考》一书中。他说：“今贵州省另一代称黔中、黔南所本（本源），应当留意。”可见，贵州源本于“黔”的历史课题，虽然令史学界深感重任，只是由于茫茫史海中难以觅寻到贵州源于“黔”的历史的真正答案，因而造成一些不妥帖的说法。为此，王燕玉《贵州史专题考》写道：“贵州省现在简称黔、黔中、黔南的代称，这是有其历史源流的。但具体内容，演变过程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种系统准确的材料，以致流行一些不妥当的说法。”

王燕玉生前，力求找到“贵州”源于“黔”字旨令的真谛。经他考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秦置黔中郡（郡治今湖南常德）。汉高祖于公元前202年，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郡治今湖南溆浦）后，自两汉，经蜀汉、孙吴、曹魏、两晋、刘宋、肖齐，肖梁至陈国于公元557年建立之年，凡九代七百六百年间，这一地区郡、县的变革，都关系于武陵，无黔中的名称，为甚么那一年又叫黔中。”由此可见，王教授陷入无限困惑的历史谜网中。

王燕玉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寻找的760年（前202～557）之后的25年里，当隋文帝建立隋朝后，为消灭江南陈国（南京）而一统天下时，他于“开皇二年（582）以田宗显为黔中太守”（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创建黔中根据地时，“黔中”署名从此又呈现在君王开疆拓土的史册上。王教授生前没有破解“黔中”重现的历史典籍，造成他终身寻找不到夜郎国遗址，为什么以“黔”字创建“贵州”区划的遗憾。

二、黔中太守田宗显始创“思”署政权

隋文帝为消灭陈国（南京）一统天下，“隋主有吞江南之志……故置（黔中）于南边，使潜为经略”。于是便于“开皇二年（582）以田宗显为黔中太守”。田太守率陕西、山西、陇西强族旺姓中的张杨邵安李、何冉谢朱覃“十大姓瓜绵椒衍”府兵制下的汉军，以“黔”旨之令拉开了开拓黔中区划的序幕。

黔中根据地的创建，使隋朝获得了消灭陈国的战略先机，为6年后，隋于“开皇八年（588），杨素引舟下三峡”仅4个月就消灭了陈国。《资治通鉴》云，“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的大中国，又在隋文帝当朝之时统一了。

黔中清江流域（今鄂西）的十大姓府兵，他们留守黔中，巩固黔中，黔中清江流域经数年建设，已呈现出“民夷率服，兹土大治，任久未迁，有太平尽属乐留”的政通人和景象。田太守在“随国公”杨坚舍去“随”字的“辶”部分，演变为“隋文帝”的政治与汉字艺术文韬的启迪下，黔中太守田宗显，以其姓氏之“田”为首（头），集十大姓为中心的“思”字署名，在清江流域创建了第一个衔接“思”字的“恩思”（今鄂西恩施）政权。田宗显（一世）以“恩”建署的典籍，当传至第十四世田佑恭时，由于田佑恭以“思”开辟黔南路始建贵州防御使区划，于是宋徽宗敕田佑恭为少师思国公之爵。鉴于此史，在《贵州通志·人物志·田佑恭传》、明《思南府志》、宋《黔南田氏宗谱》中云：“维思为州，实古黔中，田氏世领，肇唐永隆。”其意为：在创建州署时，应以“思”字作为署名，这个史实在古代的黔中（恩思）就产生了。十大姓汉军世世代代都遵循这一使命，其肇始以“恩”建署之作，应起源于唐永隆之前的隋开皇之年。

三、黔州刺史田世康拓展黔中辖域及思播田杨军政集团的产生

1984年在白帝城下出土了一块隋朝开皇二十年（600）建立的“开府仪同三司公墓志碑”，这就反映了隋朝黔中的汉军在三峡因开疆拓土而牺牲了一批将士的一个史实。当十大姓府兵从长江进入了乌江后，并在乌江下游的彭水（今地）创建了黔安郡。史云：“大业二年（606）置黔安郡。”

12年后，当成阳宫万光剑影改朝换代时，曾任唐国公的李渊登上了唐朝武德帝的宝殿。隋黔安郡首田世康（二世）率十太姓归附了唐朝。唐廷于“武德元年（618）改黔安郡为黔州”，唐王朝敕田世康为黔州刺史。

唐朝建立不久，盘踞湖南并拥有重兵的地方军阀肖铣纠众反唐，唐廷于“武德四年（621），诏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肖铣，五州四镇皆克之”。《思南府志》、《黔南田氏宗谱》云：“武德四年（621），命黔州刺史田惟康（《唐传》称世康），出辰州道、击肖铣，斩铣于马下，授黔潭二州节度使。”

“武德六年（623），渝州（今重庆）人张大智反，刺史薛敬仁弃城走，张大智侵涪陵（今地），刺史田世康等讨之，大智以众降。”

击败了湖南军阀肖铣，讨平了渝州张大智叛部的黔中十大姓汉军们，休整不久，又开始朝乌江以南，向彭水以上的乌江流域溯江南进了。据《贵州通志》云：“贞观四年（630）改务州为思州”，“贞观十三年（639）改罗蒙为播州（今遵义）”，黔州节度使田世康令杨氏将军率兵进驻播州。从此，在夜郎国遗址的北大门驻扎了政姓合一“思播田杨”军政集团。就是这个政姓合一的军政集团，成了日后开疆拓土黔南路、以夜郎全幅为创建贵州区划的人文景观。

四、夜郎国遗址上五十个羁縻州制是怎样形成的

当黔州（今彭水）都督府田世康（二世）麾下的十大姓汉军拥有了一个东起宜都宜昌清江流域三峡之地；南至湖南以长沙为中心的五州四镇；西抵乌江流域中下游的思州（今务川）、播州（今遵义）；北达渝州（今重庆）以下川东一隅的山蛮之国时，唐廷中央政府开始对隋时归降的这支十大姓黔军深感忧虑了。于是为了遏制“思播田扬”军政集团继续沿着乌江南进军事扩张，便在夜郎遗址上设计了以土人为官管理土人的50个羁縻州制，以此挡住了“思播田杨”南进夜郎的去路。此史，《资治通鉴》云，“唐总章二年（669），时承平既久（以平安已久为借口），选人益多……引诠注之法……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其黔中州县官，不由吏部（不由中央派流官），委以黔州（彭水）都督府选择土人补授”为官管理土人的50个羁縻州便从此产生了。

五、番部长田祜恭以黔南路缔造贵州防御使区划

当唐廷中央政府为遏制黔中“思播田杨”汉军沿着乌江南进军事扩张，便“委以黔州（彭水）都督府选择土人补授”为官，设立的50个羁縻州历经数百年后，至北宋王朝徽宗帝所统的北宋政权面临辽，西夏、大金的威胁时，宋廷为防退路于“崇宁元年（1102）以童贯为造作局”，建造苏杭二州陪都。接后，宋廷为防后方南晤国（云南）侵犯一盘散沙夜郎遗部的50个羁縻州，在满朝文武大臣于“崇宁二年（1103）以来，南开黔中，开边拓土之议复炽”的强烈要求下，宋徽宗方才于“大观元年（1107）诏番部长（对50个羁縻番州县官具有任命权的最高行政长官）田佑恭（田太守之十四世）入朝，开置黔南路”。领旨开置黔南路的田佑恭，率领中、东、西三路大军开疆拓土于黔南路50个羁縻州。

田佑恭亲自指挥的中路军，承袭先世创建的“维思为州”，沿着乌江以“思”开辟黔南路军政渠道时，他缔造了“思渠”（今沿河古镇）。当南平军占据了两千余里乌江河畔中段最大的羁縻州地时，田佑恭以其先世缔造的“维思为州”的“思”字，衔接徽宗帝旨令的“黔南路”的“南”字，集“思”与“南”缘结了“思南”署名。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撰著的《黔南田氏宗谱》载：“大观元年（1107），建筑思南州治，始有印信（署章）。”是年，黔南路中路军已经占据了镇远等地。《贵州通志》载：“邛水、唐以前不见载籍，大观元年（1107），田佑恭内附，始即其地置邛水县（今三穗）；镇远，唐以前不见载籍，大观元年，田氏内附，始即其地置安夷县（今镇远）。”

开置黔南路的东路军，《贵州通志》云，“大观二年（1108）十二月，进张庄兼黔南路经略安抚使，上言：从湖北（鄂西）至广西，由湖南则迂若弓背，自渠阳而往，犹弓弦”之势开拔至广西黔南路之境。

开拓黔南路的西路军，《贵州通志》云：“大观二年（1108），播州（今遵义）杨文贵献地，建遵义军及遵义县。献地东西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大观三年（1109），置承流（今绥阳内）、仁怀两县，建滋、纯、祥三州（川南境内）。”900年过去了，迄至今天，仍称遵义、仁怀的署名。

当田佑恭率部征至古代夜郎国版图南部时，宋徽宗于“大观三年（1109）三月，并黔南路入广西路”，旨令田佑恭将乌江流域的黔南路战略引入到广西境内。田佑恭率部在从南丹经南宁至镇南关一路地域上创建了思恩（今广西河池）、思阳、思乐、思明、思拢、思练、思林、上恩、下恩等衔接“思”字的政署。

宋徽宗于“大观四年（111O）五月，改广西黔南路为广南西路”，将在广西镇南关上思境内的田佑恭部调往广西西部右江一带。田佑恭在右江流域创建了田州、思林、田东、田阳、田林的署名。

《贵州通志》载：“政和五年（1115），泸南（川南）卜漏夷反，思黔巡检田佑恭等讨之。”在这次战役中，田佑恭将相称了400多年的羁縻郝州改为大定，意味着黔南路呈现出战略已定的局面。将呼叫了400多年的羁縻禄州改为毕节，象征着黔南路之战已经完毕典节之礼。就连繁写体的“畢”字，也蕴藏着以田为首的寓意。当黔南路军打到夜郎极西之地的南昭与贵州的交界地时，田祜恭创建了恩安（今昭通）的署名。诏示着以“思”开辟黔南路之战就此安定结束。

当开置黔南路的田佑恭将“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创建的北有思州（今务川）；东有思旸（今岑巩）；南有思恩（今广西河池）；西有思安（今云南昭通）四隅环思，合大而贵、以和为贵的新型区划献给徽宗皇帝时，徽宗帝于“宣和元年（1119）以田佑恭为贵州防御使”，一统贵州版图。

千百年来，自隋唐以“十大姓瓜绵椒衍、十倍于昔”的军民一体的府兵制，开疆拓土于“黔中、黔南路始建贵州防御使”以来，十大姓军民与原始土著部落经过长期相互融合，结成一种水乳相融新型的民族格局久住于鄂、湘、川、黔之间，这个民族被1957年划为土家族，清江流域、三峡地区、沅水流域、乌江流域是土家族生活的大本营。据《中国姓氏寻根游》载：“仅鄂西到湘西之地二十余万田姓是土家族的第一大姓。”

六、充任南宋贵州长官们皆前任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当职

900年前，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里，开置黔南路战车的田佑恭，依赖着乌江溯江而上，从黔州都督府彭水（今地）之北，以乌江为中心，由北向南开拓黔南路漕运，将乌江流域幅员两厢的50个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羁縻州一统于黔南路军、政、财、法战略区划之下时，宋徽宗将“诸夷落皆降，拓地环二千里”集50个分散的羁縻州合为一体的、又四隅环“思”的新型区划，于“宣和元年（1119）以田佑恭为贵州防御使”，一统贵州版图。

据绍兴二十三年（1153）撰著的《黔南田氏宗谱》云：“政和八年（1118），诏田佑恭赴阙（进京开封），赐金带器弊宠赉优隆，重和元年（1118），建筑思南州有劳”。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引《宋志》、《纪要》载：“政和某年（考为政和八年，即1118年），田氏被诏赴京师，行至国门，有旨朝大庆殿（说明徽宗帝是在大庆殿诏见田佑恭的），拜伏进退不类（不像）远人（远荒的蛮人）。太上皇异之，上大悦，厚赐田氏，政和八年（1118）开置思（南）（注《贵州通志》漏掉了“南”字）州。”宋廷厚赐田佑恭许多金银，因此上，才有始任贵州防御使的田佑恭在两千余里乌江流域中段的思南州城，于“重和元年（1118）建筑思南州有劳”而敕造了一座贵州防御使省衙。

900年前的贵州防御使府衙（今思南县人民政府址），左边有兵备道（今思南中学）、大成殿（今孔庙）；右边有亚魁田宅（今万寿宫）、圣旨坊（今印刷厂）。除这五大军政衙门外，还有数十座寺庙。因此，在南宋朝君王观阅的《方舆胜览》御书上，称思南州城为“夔路化外州郡凡十而恩居其首”其意为，自夔门三峡以上化外之地的几十个州郡中，而思南州城居其各州、郡之首。因此，凡《贵州通志》引《宋史》载，在南宋朝当任贵州防御使的田佑恭、郝仲连、赵官瑗，充任贵州团练使的李宏、赵恺、刘光弼、狄流、程纬、肖诜，当任贵州刺史的陈义、王公述、赵孟启、董文、余如编、丁大全，任贵州经略安抚使的宋永高皆在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当职。

就在南宋之初抗击金军的年代里，贵州防御使田佑恭率领黔军在陕西、河南抗击金军十年之际，由于田佑恭麾下的黔军功绩辉煌，与各路（省）大军阻止了金军的进攻，使宋金罢戈停战。这使宋高宗心悦情爽，于是便于绍兴十一年（1141）批准了田佑恭在十年前，于绍兴元年（1131）请求朝廷在黔省贵州境内建立僧寺庙宇的奏折。《贵州佛教史》云：“绍兴元年（1131），贵州防御使、夔州路兵马铃辖田佑恭，乞于黔州（即黔省贵州）建置僧寺……绍兴十一年（1141），尚书省（中央）牒送到（贵州思南），以安僧众敕赐集福院……名山胜地、琳宫梵宇、或舍良田，或立浮屠，或铸洪钟、或建宝藏，一功一德，祈求之意，即非觊觎私门之福，皆以祝君王之万寿……民从以安、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

今考“水东梵宇”即贵阳“黔南第一山”佛门圣地，早在860年前，就由宋高宗执政下的“尚书省”，批准田佑恭以徽宗帝旨令的“黔南”二字，在黔省贵州境内建立了“以安僧众”的黔南庙宇。因此，才有今天位于思南的“黔南名刹”，位于思邛（今印江）的“黔南名山”，位于石阡的“黔南第一景”，位于黄平的“黔南第一洞天”，位于贵阳的“黔南第一山”等衔接帝王“黔南”旨谕的教化民众的黔南佛教圣地。

七、宋代的贵州军政府在本朝及其后朝的军事作用

（一）贵州防御使田佑恭率部击溃夔路峡江百万叛贼

会天五年（1127）腊月，消灭北宋的金军分三路大举南侵。一路由粘罕率兵从河阳渡河攻河南；二路由宗辅与其弟金兀术自沧州渡河攻山东；三路由元任陕西诸路都统洛索与副统撤离喝自同州渡河攻陕西。金军三路纷纷南下进攻逃窜中的南宋政权，逼得高宗赵构带着残臣从商丘经扬州逃到杭州，又从杭州逃到明州（今宁波），在金军从北向南席卷似的追击下，宋高宗只得逃到海上过着漂流的日子。

《中国通史》载：“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兵追到明州（今宁波）并派海船追击高宗三百余里。”《贵州通志》载，“是时，山东铃辖孔彦舟叛于潭、衡、岳、鄂、湖”，反叛南宋占据中南鄂湖之地。《贵州通志》引《本纪》载：“高宗建炎四年（1130）秋七月，后军将王辟，陷归州（今秭归），调思（南）州田佑恭兵讨剧贼王辟；是年十一月，房州（今湖北房县）贼郭守忠犯归州，田佑恭击却之。”又载：“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剧贼王辟、郭守忠破归州入巫山，将拔翟塘关径入（四川），调田氏（指贵州防御使田佑恭）兵，田氏宣即就道，事急矣，可日夜兼行，不到一月至巫山，摧贼锋。贼还走保归州，再战，贼大败。收归州乘胜逐至房州、竹山（今湖北西北部）。当是时，峡外大小贼以十数连百万，荆楚赤地数千里，至是以人为食，莫不妄蜀郡（四川）人人垂涎誓突入翟塘关，快其所欲（入四川），自田佑恭破王辟，郭守忠后，夔路军声（宋军）大振；自是群贼始不敢有意图蜀矣。”

就在贵州防御使田佑恭领旨率部“摧败峡外大小贼，连百万”叛贼之际，西北川陕之地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历史事大年表》载：“建炎四年（1130）宋张浚攻金，败于富平。”《中国通史》载：“九月金将宗弼，娄室率兵击败川陕处置使宋将张浚四十万大军力。”《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又载：“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金破泰、通等州，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

以史可见，历史上在北宋被灭、南宋方兴未艾之初，“岳飞退保江阴、张浚退军兴州”的退败情况下，贵州防御使田佑恭部却能“摧败后军将王辟，郭守忠剧贼百万妄意图蜀郡”，另立山头的反叛之举。这一史实说明了什么？说明历史上，如果没有宋徽宗此前旨令田佑恭以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始创的贵州防御使军政府的存在。当金军将岳家军把守的湖北路湖北省、湖南路湖南省变成战争的火海之时；在金军大败川陕处置使张浚四十万宋军的非常危急情况下，倘若没有贵州防御使田佑恭麾下的黔军（即调田氏兵）在夔门峡江一带摧毁百万之众的叛贼。“妄意蜀郡的后军将王辟”，一旦攻入四川，里应外合纠集击败“宋尊张浚四十万大军”的金将宗弼，娄室之部。如此一来，不可避免的以满族祖先的女真金完颜部，纠合串入四川的叛部后军将王辟百万之贼，其势必然会产生像潮水般的兵流。由南宋朝统下的长江西部四川、贵州等地，由西向东、自上而下，幅员两厢，以席卷之势裹灭摇摇欲坠中的南宋临安府（杭州）政权。这样一来，以满族祖先女真金完颜部统治中国的历史，将比吴三桂引满人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提前514年（1130～1644）。可见，贵州黔军此次摧毁后军将王辟以百万之众图以川蜀反叛南宋的重大意义是：保障了南宋王朝在西部长江中上游地区川黔两省的安全。

（二）贵州防御使田佑恭挥师北上同张浚共同抵抗金军入侵

当贵州防御使田佑恭率领十大姓黔军，在夔门峡江摧毁了后军将王辟、郭守忠连百余万妄意图以蜀郡，与南宋分庭抗礼之举后不久，宋廷于“绍兴二年（1132）以田佑恭保蜀勋劳、加华州（今陕西华县）观察使”，率领黔军从贵州开拔陕西华州至潼关一带设防抗御金军的入侵。

据《贵州通志》引明《思南府志》和宋《黔南田氏宗谱》载：“绍兴三年（1133），金人侵犯梁阳（今河南郑县东），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集诸路（各省）将帅御之，公（指田佑恭）被檄。（旨令）行，无逗留，既至，金人望风退去。赏军品鞍马等物，升通侍大夫。绍兴七年（1137），朝廷以公抚循夷民，备见勋劳，赠玺书金带；八年（1138），以母忧（死）解官（回思南祭母）；九年（1139），披命起复（接受命令重返抗金前线），仍领军州事。十一年（1141），以累大功，加边郡（边界郡治）承宣使，又迁奉宁军承宣使。”贵州防御使田佑恭率领的黔军，自绍兴二年（1132）开赴陕西前线抗击金军南下入侵起，到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两国签订绍兴和议停战为止，黔南路贵州防御使麾下的黔军，在陕西华县及河南郑县一带抗击金军达10年之久。

（三）消灭南昭国（云南）的蒙古大军在20年间打不进贵州省府——思南州城

1232年，在蒙古以“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的政治交易为基准的条件下，使蒙宋联军将相存120年的（1115～1234）金王朝灭亡了。南宋与蒙古按照政治条款平分金朝版图。为此，宋理宗帝将这一大事寓意为“端平”二字成为当朝的年号。然而没想到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军分两路向南宋发起了进攻。蒙军攻侵四川，作为四川毗邻的贵州黔军“思播田杨”，当即请缨前往川陕之地抗击蒙军。据《贵州通志》引《资治通鉴》、《宋史·珙传》载：“端平二年（1235）十二月，蒙古兵围川青野原，播州（今遵义）杨价请自效，许之，率兵五千戍蜀口，围解。诏授雄威军统制。”《宋史·本纪》载：“嘉熙元年（1237）四月，夔路铃辖，思南州田兴隆与元兵战于陕西潼关。”

南宋为抗击蒙军作了长期的准备，于“淳佑四年（1244）诏播州人冉琎知合州（今重庆北），琎弟冉璞通判州事”前往四川。当贵州黔军十大姓中的冉氏兄弟二人，在合州等地经营了十多年后，终于构筑起以合州城为中心的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余座城堡。这些城堡成为蒙古汗王蒙哥的葬身之地。《元朝史》载：“公元1259年，蒙哥攻合州，七月，蒙哥汗帝被飞石击中，病死于军中，蒙古军解围北还。”

《宋史》云：“时，舍人牟子才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宜招新军三万，并抚慰田杨二家（黔军），使岁以兵来助，如此，则蜀犹可保，否则，不出三年，蜀必亡矣。”可见，黔军思播成为保卫四川的坚强后盾。

蒙军打不进黔军出兵保卫的四川，于是忽必烈率大军绕道成都西北面，渡过金沙江入侵大理（云南）。据《元朝史》载，蒙哥即位后，积极进行侵略南宋的战争准备。1252年，派忽必烈率军侵大理。1254年，忽必烈建立了云南宣抚司（为元地方第一级行政区划）。云南从此结束了割据500余年（755～1256）的南昭政权，纳入元朝一统的版图中。

在云南建立宣抚司政权的蒙古军，准备从云南由“滇黔之间”打通贵州，顺着乌江东下席卷南宋政权。这使宋理宗帝很是忧心。“宝佑四年（1256）五月，帝谕辅臣曰：秋防不远，宜事为之备，思播谓北兵留大理，招养蛮人为向导，此甚可忧，彼（指贵州思播黔军）不能支，骎骎（很快）及我，泸叙之上，盐井设险以待敌兵，此事不可吝费，宜令思播以兵助罗鬼，制司（指军机处可调中央军）以兵助思播”，共同抗击蒙军图以由云南攻入贵州的侵略。

宋廷为阻止“蒙古军由滇（云南）入黔（贵州）”的战争动向，于是加强了对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的保卫工事，于“宝佑五年（1257）二月，诏筑思南州三隘”，下令相度在黄平（今地）、思旸（今岑巩）、播州（今遵义）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工役，构筑了播州（遵义）海龙屯、团溪、江界河天险、瓮阳（今瓮安）、旧州（老黄平）、新州（新黄平）、思秉（今施秉）、福泉、镇远、思旸（今岑巩）等弓背形城堡，令蒙军打不进贵州省府——思南州城。为此，蒙军只好于“宪宗九年（1259），攻入宋广西，长驱至潭州（长沙）”，绕过据有军事实力的贵州，从云南进入广西。湖南的蒙军在20年间（1256～1277）也打不进贵州。

（四）元世祖忽必烈改宋黔南路贵州省为顺元路宣慰司

南宋王朝加强了对贵州省府——思南州城的拱卫堡垒之战，令蒙军20年（1256～1277）攻不进贵州。直到南宋灭亡前夕的1276年冬月，当贵州三面被蒙军包围时，在元朝重臣廉希宪的说降下，贵州黔军思播田杨首领田景贤（二十一世）、杨邦宪以“未知顺逆、乞降诏使之自新，并许世绍封爵，从之，的政治条件顺降了元朝。元廷于1277年将相存了158年（1119～1277）宋朝的地方最高一级区划的黔南路贵州省演变为元朝的顺元路宣慰司，仍属于元中央王朝下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鉴于此史，《贵州通志》引《旧史·纪》云：“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田景贤，播州邦宪俱授安抚司（三品），以田氏为总管（省长），归顺元路宣慰司节制。”“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赐思南州田景贤所部（黔军）军服、钞有差；二月命田杨二家贵官子充质子入待”北京。这是元廷在贵州唯一的对黔军施行的人质政治交易。穿上元朝军服的宋朝贵州思播田杨黔军，成为元朝的新附军继续维持着贵州政权。当元廷稳定了顺元路贵州的形势后，于“至元十六年（1279）三月，设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于贵阳（时称顺元城）。由史可鉴，元朝建国之初，元世祖仍以宋代的“贵州”法定名称，在贵州设立“贵州都元帅宣慰司”，忽必烈为避讳宋代的贵州省府——黔中首郡——思南州城为政治中心，他选择了贵阳之地建立了元朝地方一级区划的顺元路宣慰司政权。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政权很快就被反元的土酋土官率领土著部落摧毁了。

（五）元世祖肢解顺元路入三行省26年后，元廷再次复置顺元路宣抚司恢复宋代贵州区划

元廷在贵阳设置顺元路都元帅府不久，贵州西部就出现了“至元十六年（1279）冬日，罗氏鬼国叛，”；“至元十七年（1280）罗部又叛，诏阿里海牙帅三万六千兵讨之”。元廷为稳定归顺元朝的思播黔军，便于至元十八年（1281）改思南州宣抚司（三品）为宣慰司（二品）、兼管内安抚使（五品），播州杨邦宪亦升宣慰使。元朝在思南设置二品宣慰司，可见元世祖此时的政治思路，忧虑贵州西部罗酋反叛无常，万一设在贵阳的顺元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遭到不测，原来宋代的贵州省府——思南州城仍然可以再作顺元路宣慰司的所在地。所以元廷赋予了“思南为宣慰司（二品），兼管内安抚使（五品）”的权力。被升为宣慰司思南州的田景贤、播州的杨邦宪，由于有“贵官子充质子”在北京元廷的手中，因此作为“兼管（省）内安抚使（五品）”的思播田杨宣慰使司肩负作顺元路贵州的安全。除此之外，元廷还常令思播宣慰使司之军外出平乱。《贵州通志》载：“至元十九年（1282）春二月，思播军征缅国（今缅甸），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元征缅，忽都铁木儿之师被缅人冲溃，元敕发思播田杨二家军助之”。又载：“遗使思播发宋旧军八千人以征安南。”诸如类似的文献史载，折射了元朝虽然统辖了宋朝的贵州，然而贵州的军政自然还是“宋旧军思播田杨宣慰使司”的军队在撑持。就连元军忽都铁木儿师在征缅时，被缅人冲溃，元世祖忽必烈为挽回面子，都得以“遗使思播宋旧军助元”方才能得胜而归。虽然思播黔军以武力征缅，然而“宋旧军思播田杨”军政集团却令元世祖放心不下了。于是忽必烈确定分割这支始于宋朝一统贵州的思播黔军，即将元统下的顺元路宣慰司区划（宋代的黔南路贵州省）肢解入三行省中分管。

《贵州通志》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播州（遵义）直隶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将八番罗甸归附普定，隶云南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五月，改思南州，隶湖广行省。”

元世祖将宋时一统的贵州、元时顺元两朝共173年（1119～1291）心腹之患的思播田杨黔军解体了，同时也将一个整体的贵州省、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中，忽必烈认为这是最佳的政治抉择。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年，“大德元年（1297）八百媳妇叛元”，“大德五年（1301），土官宋降济叛元，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元廷不得不重新启用宋旧军思播田杨之军参加征讨反叛。《贵州通志》载：“大德五年（1301）冬月，诏思播兵与四川、云南省分道进讨。”可见，代表着贵州之军的思播黔军，与四川军、云南军一起征讨叛部。又载：“蒙古、汉军（最早降元的宋军）共三万，思播一万分道并进，前后四十余战，群蛮气沮，乃多出降。”历时八年的叛乱，终于在大德八年（1304）宣告结束。

黔军思播在此次平叛中功勋卓卓，元廷于“大德七年（1303），增诸将官秩，免思播粮税一年”。此后，在“南台御史陈天祥疏谏”强调以乌江能为云贵两省产生“内安根本、外固边陲”的帝王漕运作用时，元廷在启用思播黔军共同讨叛平息之后，决定恢复顺元路贵州区划，《贵州通志》引《元史》载，“延佑五年（1318）二月，敕云南、四川归还顺元路宣抚司民地”，即恢复宋朝的黔南路贵州省区划。掐算起来，自元世祖忽必烈于1292年将顺元路区划肢解入三行省之年起，到1318年恢复顺元路宣抚司民地时，贵州被分割了26年（1292～1318）。恢复后的顺元路行政区划的军事政治中心，又归回到顺元路宣慰司思南州城。因故，这才引来100年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明军剿灭思南宣慰司田宗鼎的事变。1991年1月，在思南城北10多公里乌江河西岸彭家洞发掘的身披明朝二品“丹凤朝阳”凤佩的文官，身中七刀的干尸就是六百年前被剿杀的田氏二十七世宣慰使田宗鼎。

（六）明太祖朱元璋改元顺元路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

《元朝史》载：“忽必烈即位时，置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元廷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设立十路宣慰司，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贵州通志》引《职官志》、《黔史》、《旧新·纪》载：“至元十四年（1277）春、宋人大去其国，思南州长田景贤（二十一世）、播州长杨邦宪相继送款，俱授宣抚司，以田氏为总管（省长）”“至元十八年（1281）秋，改思南州宣抚司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播州长杨邦宪亦升宣慰使。”由史可鉴，宋朝曾当职的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等长官皆任职思南州城。到了元世祖忽必烈“于1277年以思南州长田景贤为宣抚司”或“于1281年改思南州宣抚司为宣慰司”的官衙，它都是宋元两朝的路省级“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当元朝将亡之际、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二十四世）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太祖（朱元璋）起兵平伪汉，略地湖南，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遗都事杨琛纳元所授宣慰使印来归，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二品），授琛为宣抚使，以三品银印给之”。

当朱元璋于1368年登上明太祖的龙椅后，沿袭元朝的顺元路区划，利用宋代的贵州署名，于“洪武四年（1371），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因此，明太祖建立的“贵州宣抚司”仍然是贵州行政区划。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贵州宣抚司，是以宋代的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以及元朝的贵州都元帅府宣慰司或称顺元路宣抚司继往开来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

（七）明成祖朱棣以五万军队围剿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后在贵阳遂设贵州布政使司不能算贵州建省之始

明太祖在消灭蒙古军队最后一支部队云南梁王之前，他以宋代的法定区划的“贵州”一词，将元朝的“顺元宣抚司”改为“贵州宣抚司”。在贵州宣抚司这个地方一级行政区划下，朱元璋圈划了76个长官司。明太祖为了削弱思南州在宋元两朝一统贵州的权力，便以一半的39个长官司分圈给思南宣慰使田仁智（二十四世）和思州（今岑巩）宣慰使田弘政（二十五世）两位田氏的执政者。仅从这样一个政治区划上看，朱元璋在要利用二思二田的兵力物力去消灭主要敌人的云南蒙古梁王时，因要赖以思南宣慰司政权出兵征粮用以消灭云南蒙军。据明《思南府志》、《黔南田氏宗谱》云：“沐英南征，责军饷于田氏，始运则曰：秋粮若干。再运则曰：续办若干，又运则曰：银籴若干，遂以此为定制，照丁派纳”“敕田仁德兵一万骑三千，粮一万石听调，竭力招集未几而办，天兵（指明军）至镇远，取给过数焉，云南平。”

明洪武十四年（1381），消灭云南蒙古梁王的明太祖，本想借机回师吞掉黔中首郡——思南宣慰使司政权。然而乌撤及水西贵州西部诸蛮反叛明朝，明廷从“洪武十五年（1382）秋七月，傅友德，沐英击乌撤蛮，斩首三万余级，水西诸蛮降”起，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贵州都指挥顾成，斩西堡三千余助恶者，其地悉平”之年止，明军在贵州西部平蛮17年。

由于贵州西部的蛮叛，贻误了太祖朱元璋解除思南宣慰使司田氏的天机。看来朱元璋在世之前没有时机取缔思南宣慰使了，他只好将消灭黔中首郡——思南宣慰使政权的旨谕留给儿孙们去完成。于是，他将在贵州征讨17年蛮叛的贵州都指挥使顾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81）二月诏成还京”，面授日后如何消灭思南宣慰田氏的机宜。是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朱元璋死14年后，明成祖朱棣按照父皇的遗旨，于永乐十一年（1413），以五万军队取缔了思南宣慰使田氏二十七世田宗鼎、思州（今岑巩）宣慰使二十六世田琛执政的政权，从而结束了田氏在黔中831年（582～1413）的统决权和在贵州300年（1113～1413）的统治权。明成祖遂设贵州布政使司于贵阳。就是这个设于贵阳的贵州布政司，被贵州部分史学家，定为是贵州建省之始。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未见准确。

结语

因为这个不准确的结论，把中国历史上以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始置黔中郡于临沅（今湖南常德）的“黔”字的历史根脉，隋文帝于582年复置黔中郡于恩思（今湖北恩施），唐高祖于618年置黔中都督府以及黔中道、黔中观察使、黔中观察处置使、黔南节度使、黔中节度使等于彭水（乌江下游）的行政机构，并衔接宋朝的黔南道、宋徽宗以黔南路于1119年始建贵州防御使于乌江流域中段思南州城的近千年帝王以“黔”字旨令开疆拓土的历史流源全部割断。为此，正本清源，贵州建省当始建于宋徽宗以地方第一级行政机构的黔南路，一统夜郎全幅50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后，以“贵州”法定区划署名。于1119年始建的贵州防御使，应定为贵州建省之始，到2019年，贵州建省当有900年（111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