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开发史与佛教源流研究

一

梵净山地处贵州、湖南、重庆交界之地，西傍乌江，南临沅江，历来为三省交通孔道，是古代贵州交通门户。因此，梵净山是贵州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具有两千多年的开发历史。

早在先秦时代，贵州大部为夜郎部落林立时，梵净山地区已属楚国西鄙黔中地，为楚国直接控制。楚国在源于梵净山的辰水岸麻阳开采铜矿，留下了规模巨大的古铜矿遗址。楚国是中国古代黄金之国，它向金沙江流域拓殖移民，开通了穿越巴蜀、夜郎的黄金之路。南北两道俱傍梵净山而西。为给楚国以致命打击，秦灭巴蜀后，对维持楚国生死存亡的黄金之路进行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不懈争夺。秦、楚势力在梵净山周围地区往复伸缩。公元前224年。秦最终夺取黔中。次年楚亡，秦在此设黔中郡，贵州简称“黔”，得名于此。

汉代，梵净山称“三山谷”，属武陵郡。《汉书·地理志》载：“武陵郡辰阳县三山谷，辰水所出。”西汉武帝通西南夷，东汉马援伐五溪蛮，大批汉人从南夷道和乌江、沅江河谷进入贵州。在今乌江两岸务川、松桃等梵净山周边地区均发现汉墓群，表明汉人对梵净山已有初步的开发，故能认识到梵净山是辰水发源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梵净山仍称“三山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沅水又迳辰阳县南，东合辰水，水出三山谷。”

隋唐两代，梵净山称“辰山”，因辰水而得名。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三山谷，一名辰山，在辰州麻阳县西南八百三十五里。”唐代，梵净山东有锦州，西有思州，治同内地。锦州朱砂已经开采。“铜仁、万山等地，唐代属锦州，所采朱砂泛舟锦江而运至辰州集散。”思州辖三县：务川县（今沿河）、思邛县（今印江）、思王县（今印江朗溪）。思州、思邛、思王均以源于梵净山的思邛水（今印江河）而得名。思州距黔州都督府黔中道治（在今重庆彭水，总管当时贵州）最近，又扼入黔孔道，故汉人最多，唐时达2630户，7599口，表明唐代对梵净山进行了较好开发。这一时期佛教从四川传入贵州，梵净山首被其风。在今沿河官舟已建有永佛寺，“寺内铜佛二，高九尺，罗汉九十四，钟磬皆千余年物”。特殊的地理位置为梵净山成为西南佛教名山准备了优越条件。

宋代，梵净山称“思邛山”，以思邛水而得名。当时，梵净山东有沅州，西有思州。梵净山转归思州管辖。《太平寰宇记》载：“思邛山，在思州思王县（今印江朗溪）东南，连思邛水。”宋代，佛教已溯印江河向梵净山腹地推进，在印江河畔兴建了西岩寺。“西岩寺，在（印江）县西五里，宋时建……”西岩寺虽毁于“文革”，但保存有宋代古匾“西岩仙迹”，至今香火仍然十分旺盛，是贵州著名的千年古寺。

元代，思邛水改称思邛江，思邛县改为思印江长官司。后人多谓“讹邛为印”，非也。盖“邛”与“穷”音同，不吉，故改“邛”为“印”。由此可推，元代梵净山不再称之为思邛山，然具体名称如何则不可考。

明代，梵净山或曰“饭甑”，或曰“九龙”，或曰“梵净”。饭甑盖以山形命名，九龙盖以支脉命名，梵净盖以事命名。明初，佛教已传入梵净山中心地区，已成为“梵天净地”，故称梵净山。《方舆纪要》、《贵州名胜志》俱载梵净山形势。

明朝对贵州的开发是贵州史上新的里程碑。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建置，并列于十三布政司。同年，梵净山地区改土为流，东有铜仁府，西有思南府，南有石阡府，北有乌罗府。奢香驿道的开通，乌江、沅江的疏通，加快了梵净山地区的开发。东麓有提溪司太平溪金场局；西麓有印江任辨水银场、朗溪司昔窠金场、木桶金场（今木黄金厂）。明廷大兴土木，曾在梵净山采办大木。1516年，“免……贵州思南、铜仁八府正官来朝，以采运大木故也”。明廷派工部官员坐镇梵净，管理金场和采办大木事宜。江口县收藏的“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铜香炉可证。梵净山矿产及木材从印江河、锦江外运。同时梵净佛教兴起，“乡人葬祀俱用浮屠”。万历间曾两次重建梵净，其中第二次为神宗皇帝敕建，盛况空前。

清代，梵净山又有了“明镜山”、“卓山”之称，梵净山得到进一步开发。康熙年间以来，楚商、徽商和本地商人在梵净山开山选矿，伐木烧炭。乾隆五十年（1785）修建铜仁下关码头（在今江口县城），梵净特产可用木船直运洞庭，加强了梵净山与外界的沟通。清末，由于开矿、伐木引起多次僧民纠纷和官商纠纷，特别是外商黄金声与印商柳子俊争夺山槽，清政府遂禁止私人开矿，实行官营。清嘉庆以来，梵净山地区先后爆发了石柳邓起义、红号军起义和黑地大王刘盛起义，他们以梵净山为根据地，给予清廷予沉重打击。清军在镇压义军时，将庙宇焚毁殆尽。为加强防范并重建梵净，清廷对梵净山实行军管，设“都司衙门”于护国寺，驻八汛练兵于梵净山各要隘，并迁铜仁县治于江口汛（今江口县城），直至民国初年。

民国时期，梵净山曾一度遭受军阀浩劫，管理松弛，寺庙铁瓦被盗。新中国成立初，国民党残兵与当地土匪又盘踞梵净山，使清光绪年间重建的寺庙毁于一旦。

新中国成立后，“破四旧”，梵净山仅幸存下太平寺、朝阳寺，其余寺庙荡然无存。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考察的深入，梵净山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78年，被列为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并纳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20世纪90年代来，梵净山多次举办佛教文化研讨会和观光旅游节，开放的梵净山正重新崛起成为西南名山。

二

梵净山佛教肇始于唐代，传入于宋代，兴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民国。佛教在梵净山有1000多年的传承历史，梵净山是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和弥勒道场。

（一）梵净山佛教肇始于唐代

佛教传入贵州始于唐代。当时，从四川经贵州、云南至印度有一条西南求法道。义净《求法高僧传》载：“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王（印度国王）施此地，以充停息。”四川峨眉、云南大理佛教即赖此道兴起，贵州佛教也赖此道传入。见于史籍，关系唐代贵州佛教的有两人：牛腾和义舟。《太平广记》引唐牛肃《记闻》云：“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充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之甥也……年壮而河东侯遇害。公子谪为牂州建安（如今瓮安、余庆间）丞……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以婚宦，如戒僧焉，口不亡谈，目不妄视，口无伪，行无颇，以是夷僚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云云。”刘禹锡《刘宾客文集》有《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云：“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适有沙门义舟师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修其风俗，纤悉可信……”似可以肯定，义舟是第一个贵州土僧。唐代时规定，天下各州一寺一观。考察贵州寺院，思州有永佛寺（今沿河官舟），播州有金鼎山寺（今遵义东），牛腾罪谪处牂州有相宝寺（今黄平），泸州有景福寺（习水土城）。唐思州永佛寺即在梵净山西乌江畔。

（二）梵净山佛教传入于宋代

宋代，佛教由北向南传布贵州，有桐梓的鼎山寺、黄平的宝珠寺（一名岭卡寺）、沿河的沿丰寺、铜仁的回龙寺、遵义的松源山寺。梵净山核心地区的印江县也兴建有寺宇西岩寺，“西岩寺，在（印江）县西五里，宋时建”。西岩寺位于印江河畔，印江河是古代出入印江的孔道，梵净山佛教最初即由四川溯乌江经印江河传入，并逐渐成为朝山大道。明清梵净山寺庙主要集中在西麓，住持均为蜀僧，或与此有关。

（三）明代梵净山佛教兴起

唐宋元时期，佛教在贵州迅速传播。至元代，有安顺的圆通寺、瓮安的五云寺、绥阳的回龙寺和长磏寺、开阳的灵泉寺、贵阳的大兴寺。至明初，佛教已经达到梵净山金顶地区，为“梵天净土”，故有梵净之名，梵净山佛教勃然兴起。

前述江口县文管所收藏的明宣德五年（1430）“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铜香炉及《思南府续志》所载正德（1505～1521）以前“乡人葬祭俱用浮屠”，都表明至迟在明初，梵净佛教已经兴起，并深入官民日常生活。明后期摩崖、碑碣称梵净山为“古迹名山”或“古佛道场”，并非无据。由于史料缺乏，明初梵净寺庙暂难稽考。明中叶，梵净佛教沉寂。“计明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万历初，梵净佛教重新兴起，都察院批准印江重建梵净。“又重招善人开砍路道，例行朝睹，起竖庵殿”，并责杨洪德、杨万林、陈普庵三人管道山道。万历二十四年（1596），印江知县张镕倡修梵净山朝山大道——河缝观音岩道，明郡人安居仁题诗盛赞。此间有证可考的寺庙有回龙寺、孝慈寺、天庆寺。“木社有回龙寺，明隆庆间建。”“孝慈寺，在合水场，明隆庆时建。”“天庆寺，在木社，明万历间建。”此时，有神宗皇帝国舅李颖隐居于此，法号妙玄。“妙玄为神宗椒房雁字，心厌荣宠，喜浮屠者，遂隐于黔思、铜之深麓，因见其山幽异峭拔迥常，审之古籍，乃得山名为梵净山也。”今当地广为流传的李太后和太子的传说，盖源于国舅李颖。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播州杨应龙叛乱，“祸及思邛”，梵净寺庙被毁。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御史肖剑斗视察河缝道。万历四十六年（1618），妙玄奏请重建梵净，神宗下旨敕建皇庵。“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已而（妙玄）为当道者觉以状奏闻，帝追尺一为建刹，所谓古梵净者鼎而兴焉。”今存《敕赐碑》详载当年盛况。参与重建者上至太后，下至石匠，包括各部、省、府、州、县各级官员及僧民103人。此次重建了九皇洞、九皇殿、三清殿、圆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圣旨承恩寺、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和天池寺，各寺赐田产、僧户，建藏经塔，收藏《诸天烛尊经》、《金刚尊经》各一部，并赐镇山印（“文革”中流失）。从此，殿宇林立，僧众云集，“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除户部郎中李芝彦外，张简臣、喻政也曾盛赞当时梵净雄奇与佛教之盛。

妙玄，即国舅李颖。神宗钦命玄重建梵净，故《脉源宗谱碑》称为“钦命僧妙玄”。因其显贵，又主持重建梵净，被尊为“开山之祖”。其世系在梵净山共传七世，跨越明清两代。第五世明然如泰禅师，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圆寂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脉源宗谱碑记》详载其生平。明然为西蜀涪州周氏子，薙发有年，受具于破山和尚，后师从宝山真贵于梵净山。贵死后，明然遂为护国寺五代主持。明然有徒43人，其葬礼极为隆重。第七世海阔禅师，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圆寂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海阔为蜀东茶陵杨氏嗣，早岁出家，游嵩山、淮海，遍访名贤。顺治十七年（1660）至梵，参见护国寺六世住持见空性晓，晓赐其法名为海阔。晓圆寂后，海阔为第七世住持，海阔有徒27名。

（四）明清时期梵净山佛教的鼎盛

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梵净山佛教达到极盛，“数百年进香男女，时来时往若城市然”。有朝山15年不间断者，游人熙熙，商贾骤至。从万历重修梵净山至乾隆末年，梵净山除扩建明万历重建的十多所寺殿外，还兴建了坝梅寺、太平寺、钟灵寺、白云寺、洞德寺、地母庙、接引殿、罗江寺、丹霞寺、回香寺、灵宫殿、朝阳寺等，号称“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

护国寺，皇庵之一，又称天池院，《敕赐碑》称天池寺，扼西朝山道和南朝山道交汇处，是全山寺院总管，信徒贡献财物俱纳该寺，占地20余亩。今护国寺已经重修恢复，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寺庙之一。

天庆寺，皇庵之一，清康熙元年（1662）思南府总镇王平扩建，并捐银360两买喻克勤田产为寺产。据《界碑》载，其范围几乎包括今梵净山自然保护区金顶以北大部分田地，现存有大规模的寺基及天井、佛殿、僧房、山门遗迹。天庆寺界内盛产黄金，又扼北朝山大道，当年香火极为兴盛。今幸存康熙年间修建的四座七层六角攒尖顶灵塔，除一座不知塔主何人外，其余三座分别是天庆寺住持传临济正宗三十四世大方、三十五世深持、三十八世虚堂。

坝梅寺，原名承恩堂，因处坝溪、梅溪之间，故俗称坝梅寺，清康熙十五年（1676）置庙产而兴建。它是梵净山规模较大的寺院之一，拥有坝溪、梅溪间数百亩肥田，又扼南朝山大道。今寺院遗址占地三四亩，附近原有历代住持灵塔13座，现仅存3座。

朝阳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3）李姓施田产所建，至今保存较好，位于德旺乡朝阳山，寺墙长21米，宽19.5米，内有上下两殿。当年满塑佛像，钟声悠扬。

金顶绝壁有一天然石凹，称观音洞，曾建有观音殿。清雍正六年（1728）坐净僧人法慧与邓维梓、向文泋等人重建观音殿，“修左右二壁，宝桌一章，久之，而殿宇维新矣”。观音殿以上有天桥飞架金刀峡，见于摩崖，即有四次修理天桥，分别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思南府印江县属地化稿坪、深溪凹众姓；清康熙五十七年（1720）大龙众姓；清雍正九年（1731）芷江、酉阳众姓；只署岁次己酉年一次。乾隆四十三年（1778），承恩寺住持应慧等拓宽观音殿附近挺心石路。清嘉庆五年至七年（1800～1802），玉皇阁比丘重修烂茶顶至金顶路。

清康熙至乾隆年间，梵净山有五条朝山大道，这是在明万历“五方道路”的基础上形成的。西朝山道是传统朝山大道，它沿印江河上，经河缝观音岩道、朗溪仁溪道（今名爬山溪）合水分路，可由坪柳、快屯、慕龙、永义至张家坝，然后上山，再经洞德寺、贡茶产地团龙村、地母庙、护国寺、钟灵寺、山王殿、拜佛台、剪刀峡、叫化洞、接引殿、滴水岩至圣旨承恩寺，登金顶；也可由合水至木黄上山，经天庆寺、白云寺、烂茶顶至金顶。南朝山大道由石阡北上，经洋溪至南麓德旺上山，经坝梅寺、护国寺、钟灵寺至圣旨承恩寺，登金顶。清乾隆七年（1742），于此道建洋溪桅杆凉桥，为往来朝山者提供歇息之所。东朝山道沿锦江而上，至东麓盘溪，沿溪而进，经黑湾河、鱼坳、回香寺至金顶。清乾隆五十年（1785），铜仁知府庄有仪在江口汛建铜仁上关码关，有大木船直通洞庭湖，为湖南等地佛徒朝山提供了方便。沿河经天堂、木黄和松桃经乌罗至木黄道分别是西北、东北朝山道，四川信徒朝山即经由该两道。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西北道上建天堂陡溪印盒凉桥。

清铜仁诗人徐訚《游梵净山》记载了康熙年间朝山之盛：“陟者必五六七三月始可登山进香……三郡（思南、石阡、铜仁）朝谒者岁如蚁聚，即邻省西蜀、湖南也络绎不绝……朝谒者呼声震天，靡有止息”，“每朝山，旦暮香风缥缈，散满下界里许。”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思南府李光春及妻陈氏15年朝山不间断，大受嘉奖，摩崖于金顶，以示荣耀。金顶石壁另有四川、湖南朝山者摩崖。每至朝山期间，金顶至滴水岩人流熙攘，有卖食、卖药、占卜者，交易兴隆，被称为“老街”，至今沿袭。“时又有浙江诗人谢国梗，以石阡司理流寓思南，爱梵净山，居焉……诗文小楷皆可名家，并精制艺。”“印人多就学焉，年九十余卒。”

（五）梵净山佛教衰落

从清嘉庆到光绪初80年间，梵净山地区先后爆发三次大起义，成为刀光剑影的战场，僧尼四散，寺庙被毁。光绪年间，梵净山在军管下重建佛寺，再度鼎盛，民国时期衰落。

清嘉庆元年（1795），松桃爆发贵州史上第一次苗族大起义——石柳邓起义。石柳邓与湘西吴八月互相呼应，控制了梵净山以东至湖南沅江两岸广大地区，义军运用“敌有万兵，我有万山，敌来我去，敌去我来”的战术与清军周旋，到清嘉庆十二年（1807）才最终被镇压。于是，清廷将军事要冲乌罗司提升为松桃直隶厅。

清咸丰至同治年间，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贵州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其中，铜仁、思南爆发了汉族号军起义，铜仁为红号军，思南为白号军。铜仁红号军在梵净山三角庄建立根据地，与思南荆竹园白号军相呼应。三角庄根据地后靠凤凰山，前临顺溪河，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地势险要。同治九年（1870），三角庄被清军攻破，夷为平地（今遗址尚存）。梵净山从此香灯冷落，人烟寂寞。

清光绪元年（1875），刘盛从岑巩率二十余人进入梵净山，自称“黑地大王”，打劫富豪。清军数次围剿，均望山兴叹。清光绪五年（1879），新任贵州巡抚岑毓英及贵东道易佩绅亲往督阵，并在廖云鹏、隆参和尚策划下，于次年最终镇压了刘盛。此次劫难，“环山居民杀绝者不下七百户，杀毙者何止四千余命”。

梵净山经此次浩劫，“僧僚星散，庙宇凋零”，满目萧条。石柳邓起义被镇压后，玉屏知县张澍在《续黔书》中载梵净山衰落景象，“亢石无阶，杳无人居，人迹也不能至”，管理废弛，使胆大者伺机偷伐树木。清道光四年（1824）和清道光十二年（1832）铜仁知府敬文和贵州巡抚麟庆、按察使李文耕先后出示告谕，严禁砍伐，并勒石为碑，以戒其后。

镇压刘盛以后，清廷心有余悸，对梵净实行军管，并更山名为“卓山”。清光绪十一年（1831）清政府于护国寺设都司衙门，称“护国营署”，并赐印鉴（今存印江民族陈列馆），统辖八汛练兵。八汛分别是：干沟汛、雀子坳汛、老茶殿汛、团坝汛、一天门汛、大岩棚汛、天堂坝汛、红石梁汛，共400余人。镇军广东人吴月楼，“镇守此山，号令森严，军民畏服”，并在护国寺附近建武庙、先祠、岑公祠（均已毁），同时在合水至张家坝间建坪柳快屯凉桥、枫香坪凉桥，在木黄至金顶间建芙蓉坝凉桥。

清光绪军管时，由隆参和尚主持重建梵净。隆参，早岁出家，削发湖南晃州福星庵，住座贵州铜仁东山寺。红号军被镇压后，隆参前往梵净山，“十方募化”，修复回香坪、报恩寺（原通明殿）。刘盛入山，隆参“嫉贼如仇”，多次奔走古州（贵东道治所）及省垣，请兵剿山。光绪五年（1825），又奔至湖南洪江见巡抚岑毓英，“自愿带团勇五十名充当向导”。刘盛被镇压后，隆参“重新募化，依旧修造，重修镇国、水源、明珠等寺，复修回香坪、明镜山各庵，新开老金顶，整新金顶、九龙洞各殿，斯时庙宇辉煌，神像皎洁，较以前尤甚，信善男女，朝拜土民，比上年更多……十一年，僧又开斋放戒，众僧公举方丈”。至光绪末年，梵净已恢复甚至超过康熙至乾隆年间之盛。大寺院有承恩寺、护国寺、天庆寺、坝梅寺、太平寺、朝阳寺、镇国寺、水源寺、明珠寺、回香寺等，俗称“护国寺金子（钱多）、坝梅寺谷子（粮多）、水源寺女子（尼姑多）”。护国寺附近有都司衙门、武庙、先祠、岑公祠等建筑群。护国寺大殿有“黔山第一”、“黔山领袖”巨匾（今藏印江民族陈列馆），均为以题“颐和园”额而名噪天下的印江著名书法家严寅亮之手笔。朝阳寺“且外修墙垣，内装佛座，若释迦、如来、观音、大士及十八罗汉、廿四诸天、韦陀尊者等像又焕然一新”“较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江口今存光绪间铜佛钟一口，高51厘米，口径41厘米，钟声洪亮。

梵净之盛再次吸引了远近文人僧尼。清光绪二十年（1894），护国营署幕朱仲衡（印江人）主持了规模较大的梵净山诗会，众文人流连山水，题诗作赋，表彰名山。“新显豪士，群贤毕集，壁间重写梦游，清风明月，各志高怀，则又与岳阳楼竞衡……”今印江县志办征集到此《诗会集韵》一册，计序1篇，诗44首，对梵净山诸景一一描述。作者田慎修，字梅生，今印江朗溪人，清同治元年（1861）壬午科举人，特授遵义府大挑二等训导。因丁母忧回籍守制，被邀参加诗会，于梵净山诸景分别题咏，前附序以记其事。光绪末，有四川武僧铁肩慕名而至。铁肩为梵净山神奇雄伟风光所迷，流连忘返，以至盘缠用尽，投身护国寺。贵州辛亥革命期间，铁肩至贵阳从事革命活动，以后住持贵阳东山寺，死后葬于贵阳东山。

然而，梵净山光绪之盛只昙花一现。1912年，清帝退位，护国营署撤销，梵净山很快又一次走向衰落。1921年，镇远、沿河朝山者偷盗金顶铁瓦。1928年，贵州军阀混战，黄泽均、张德辉盘踞梵净山，大肆劫掠，寺庙被毁，山民被杀。新中国成立初，国民党军残部与当地土匪再次蹂躏梵净山，人民解放军围而歼之。

上世纪50～60年代，“破四旧”、炼钢铁、建工厂，使梵净山幸存寺庙或被拆除，或被他用，如护国寺被拆毁，坝梅寺被烧毁。印江中学学生及民兵百余人将金顶铁瓦、铁链、铜菩萨等运送县城熔化炼铁。至上世纪70年代末，梵净山除太平寺、朝阳寺外，其余寺庙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