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与乌江的关系浅析

一、乌江流域是巴人活动的大后方

乌江流域是古代巴人活动主要的地域之一，巴国在春秋中后期，国力十分强盛，幅员广阔，从巴国“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可知，乌江下游已经是巴国的政治中心，这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共识，这里就不再多述。作为巴国的南境，乌江流域是巴人活动的大后方。

在新景乡乌江沿岸的悬崖绝壁上有一个蛮王洞。洞分两层，上层宽阔、干燥。洞外是绝壁悬崖，飞鸟不度，猿猴难攀。蛮王洞的对面既是酉阳县龚滩镇。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有一个关于蛮王洞的传说：秦惠王灭巴，巴子有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其中一支率部族数百人溯乌江而上，在征途上屡遭当地土家人狙击，剩下百余人被围困于洞中，据洞数年。由于粮草断绝，巴兵只有坐以待毙。一日，巴子酋在昏迷中，忽见瑶池王母指着右边的一个小石孔，对他说道：“要米吗？每到寅卯时分，可跪在那个小石孔前去接吧！”蛮王醒来，依嘱行事，果然从小石孔里源源不断流出米来，从此巴兵的吃饭问题解决了。一天，巴子酋召集部属商讨进攻大策，准备次日行事，当夜梦中王母娘娘唱道：“巴子酋，巴子酋，不要重马（指军）不重牛（农）。不用急躁不用愁，发迹日子在后头。如与土家修和好，五溪烟水任你游。”巴子酋醒来恍然大悟，决定不主动出击，尽量与土家人和好。每到春夏，派出青壮年去帮助土家人耕耘种植，传授耕作技术，让土家人年年获得丰收而自己不取颗粒。还救了两个被金钱豹捉去的土家妹子，她们的亲人感激不尽，把他们许配给了救命恩人。从此，巴蛮兵与当地百姓互通往来，不仅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并且互相通婚，繁衍后代。

曾超根据这个传说得出结论：①在巴人进入乌江流域之前，“土家人”已经在这里生息、繁衍着，且势力强大，巴军“在征途上屡遭当地土家人狙击，剩下百余人被围困于洞中，掘洞困守数年”，几乎达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②巴人与当地土民的融合是一个痛苦的、缓慢的、长期的过程。由于各自社会文明化的差异，风俗的不同，自然难以一下混融，故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所以，对巴人来说，前途荆棘坎坷，障碍林立。③巴人进入乌江流域带来了先进的文明成果，这是巴土融合的前提和条件。蛮王听从、接受王母娘娘的劝告，决定与土家人和好，得到了土家人的赞同，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④巴土融合虽然痛苦而缓慢，但经过巴人的艰苦努力，最终巴土“和合一家”，完全实现了民族融合。

事实上，巴人迁入黔中远在秦惠王灭巴之前，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这个故事纯属文人杜撰，毫无可信之处。

第一，蛮王洞只不过是在乌江岸边一个悬崖上的小山洞，地势虽然险要，但绝不是能容纳数百人的藏兵之地，而且生存条件几乎为零。作为原巴国的王族又怎么会躲到里面去送死呢？事实上，蛮王洞的名称来历与巴子酋没有任何关系，此蛮王并非巴子酋，而是三国时期的孟获。清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三）》：“财神阁，在龚滩，去城北四百里，东岸属酉阳，西有蛮王洞，峭壁陡绝，深且无际，俗传孟获藏兵于此，因以名，洞口肖有孟获像。”孟获之像在民国时期尚存，民国《沿河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洞内至今还有两块残碑，上书蛮王孟获之功绩。孟获为三国蜀汉时期南中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因其审时度势归顺了诸葛亮，为促进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后人尊之为财神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管孟获是否藏兵于蛮王洞，根据史志和现存石碑的记载，说明孟获的传说也在当地流传很广，为人们所认可。而关于巴子酋的传说却只能借《华阳国志》中“巴子兄弟流入黔中”的记载并由文人加工而成，在典籍和民间传说中根本找不到。

第二，作为乌江下游的黔中地，包括今天的黔东北，早在春秋中后期已经是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国“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子国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鱼腹即今奉节，僰道即今宜宾，汉中即今汉中市，黔涪即黔中和涪陵水（乌江下游）流域，包括今黔东北、渝东南、湘西、鄂西等地区；都城先后在重庆、合川、丰都、阆中，先王陵墓在涪陵附近。乌江中下游，为巴国的南境，即“南及黔涪”。《元和郡县志》则称“南及牂牁”，都说明巴国的范围已达到了贵州北部。到了战国后期，作为巴国的故地，巴人没有必要花很多时间重新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和好，本来就是自己的子民，当地的人民欢迎都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大动干戈呢？

第三，巴氏五兄弟不但没有与当地土著居民大动干戈，而且成了五溪一带的新首领。《十道志》说：“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源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大平寰宇记》卷120：“五溪谓酉、辰、巫、武、源等五溪，故老相传言，楚子灭巴，巴子五兄弟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由此可以说明，作为巴国的旧统治者，在失去自己的国家后，还能得到“五溪”之地的居民所拥护，而这些“五溪”之民就是原巴国的子民，他们实际上也是属于巴人，当自己的国家不存在时，其忠君爱国的本能没有改变，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他们成为各溪之长。

关于土家族人信仰的财神，流传于乌江流域的“酉溪四财神”传说，则是土家人对自己祖先朴素的历史追溯：传说在很久以前，土家先民在严、罗、冉、唐四大首领的带领下，沿着乌江来到酉溪这个地方，为了生存，他们叫手下用檀香木生火，并向天神祈祷，保佑平安，他们的行动感动了天帝，天帝赐给他们每人一块金砖，成为财神。这个传说被土家人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在每家的堂屋香火神龛上都写有“酉溪显化求财有感四官位”字样。“严、罗、冉、唐”四官也就是当地四大姓氏的始祖，也是土家人所公认的四大财神。四大财神是否就是以前蛮王洞里面所敬奉的财神，不得而知，不过，在当地周围确有四姓人家居住，如龚滩镇就有大量的罗姓和冉姓人家。

至于财神阁里面为什么要塑孟获像，可能是因为孟获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上的影响比较大，或者与贵州西部的少数民族乌蛮进入乌江流域有关系，也有可能是由历史上某一个土家族首领演变而来。在沿河思渠、新景、洪渡、唐坝一带的田氏坚持认为，孟获其实姓田，就是他们的一个远祖田茂获，“茂”与“孟”在当地方言中读音相同，历史上有没有这个田茂获，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十道志》、《太平寰宇记》都称巴国由楚所灭，而非秦所灭。在战国时期，巴国势力日衰，东有楚国，西有秦国，领土大面积被占领。这一时期，以前属于巴国的乌江下游一带即后来的黔中地（即五溪之地），已经属于楚国的领地，为什么巴子兄弟没有流亡到其他地区，反而到了属于自己敌国的领地当起了地方长官呢？这就要看楚国是怎么灭巴的。本文认为，战国时期，七雄并立，而与巴相邻的楚国和秦国日益强大，巴国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也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由巴蔓子传说看，巴国有乱，求助于楚师，进一步说明了巴国的力量不断衰弱，根本没有力量与楚国抗衡。由巴氏五兄弟流入黔中的情况看，与其说巴国被楚灭亡，倒不如说是巴国的统治者巴氏内部一部分归附了楚，楚国为了分解他们原来的统治地位，便将他们分开，“各为一溪之长”，并利用他们的力量与秦抗衡。到了秦惠王时，秦派重兵进攻楚国，占领了曾经属于巴地的“商于之地”为黔中郡，于是又有了秦灭巴之说。

由此可见，乌江流域是巴人活动的大后方，虽然先后被楚国和秦国占领，但巴人都能在这里生存并繁衍生息。《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这位巴寡妇清，就是乌江流域的一位女实业家。据考，在乌江流域能炼丹砂的地方应该就是今沿河、务川、彭水和黔江一带，巴寡妇清应为这一带的人，能数世开采丹砂业，与乌江流域作为巴人的大后方是分不开的。

二、巴人对乌江水运的开发

巴人西迁进入乌江流域后，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对乌江流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开发。主要有建立政权组织，进行经济开发，促进民族融合。这方面有很多学者已进行了论证，特别是近年来的大批巴人文物的出土，进一步论证了巴人对乌江流域开发的贡献，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多述。值得一提的，是巴人对乌江的水上运输开发的贡献，笔者已于2000年作过《乌江古纤道探源》一文，这里补述如下。

巴人是一个靠近江河熟悉水性的民族，早在远古时代的廪君时期，就有了船作为交通工具。他们最初活动在湖北清江一带，因帮助武王克殷有功而闻名于世。巴人的活动范围，从巴国的都城位置看，《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巴人不断迁都，可看出他们的迁徙特点，都是沿江而行。巴人建都在涪陵的时间最长，这时期，一部分巴人继续留守涪陵或逆江而上至重庆，另一部分则溯乌江而入黔中。

在乌江中下游两岸岩壁上，有人工开凿的长长纤道。纤道一般宽约1米，高约2米，距正常水位高约10米，供纤夫上水拉船时行走。乌江纤道开凿于何时，没有明确的记载，最早应该在春秋中后期或战国初期。依笔者之见，应是巴人的不断迁移和与外族作战争留下的结果。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明嘉靖十八年（1593），朝廷敕川贵两台使“凿雍疏流，传檄喻商，货盐入贵者赏”，“民皆乐趣，岁获千百厘税，自是永获舟楫利”。这不过是编者有意鼓吹当时的政绩，土家先民对乌江的开发，“舟楫之利”远在明朝之前。乌江最早的航运记载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楚威王时（公元前334～公元前329），“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乌江历来是各朝通往西南的要道，《唐书》载：“武德四年（619），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县（今沿河）当牂牁要道，请置群以抚之，于县地置宁夷郡”。川盐有半数经乌江运至思南出售。乌江大规模的运输，必然在两岸陡滩处开凿纤道。

综合各种资料考察，巴人开凿乌江纤道，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开辟疆域，利用乌江拉运粮草，开凿纤道，以达到其向南扩张的目的。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虎文化”，巴人以白虎为图腾，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白虎体现了一种勇武精神。到了春秋时代，巴成为南方一个割据的奴隶制国家，正式参加了中原诸侯国之间争城夺地的斗争。巴人连败邓、庸等国，进入了“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及汉中，南及黔涪”（《华阳国志·巴志》）的强盛时期。它的南境就悬今黔东北、渝东南一带。乌江古纤道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春秋后期，与巴国相邻的楚国日益强大，不断吞并附近小国，巴为了抵抗楚的侵略，先后多次与楚交战，最后都失败了。为避免与楚军正面交锋，巴国都城不断迁徙，一部分巴人退入黔中，便开凿乌江纤道，利用乌江天险，继续抵抗楚军。巴人向黔迁徙，历史上屡有记载。巴人逆江迁徙所用的船，必须以人力拉纤为主。由于乌江沿岸险峻，拉纤困难，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沿岸开凿纤道。巴人熟悉水性，善于造船，从巴人居住的地方出土的船棺和悬棺可以看出，开凿纤道对于巴人来说不是难事。

随着巴人在乌江流域的活动不断频繁，乌江古纤道也就不断开凿完善。以后又经过历朝历代不断进行维修扩展，特别是明朝时曾发动群众大规模维修开凿。随着乌江河道的变化，河床变深，在乌江两岸也就有了双纤道或三纤道。到了近代，当地群众又自发性进行维修，才形成今天所看到的古纤道。

乌江纤道开通后，这里曾发生多次大规模战争。公元前316年，秦使司马错“自巴涪水（指乌江）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巴志》）。公元前303年，秦又使“司马错率马蜀众十万大泊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蜀志》）。这次战争规模之大，非同一般。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再次伐楚，夺回黔中（《史记·秦本纪》）。在这些战争中，乌江纤道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乌江纤道的开通，对贵州的开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古代的贵州是一个封闭的、罕与外界往来的地区。古纤道开通后，夜郎开始被中原所知，为后来汉朝派使者进入夜郎创造了条件。古纤道的开通，对古代云南的开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威王（公元前339～公元前329）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经夜郎、入滇池，见地方三百里，肥饶数千里，于是在那里安居下来（《史记·西南夷列传》）。唐朝时，人们将当地没有的东西用船沿乌江运入，又将当地的特产运往中原。如唐朝柳宗元《黔之驴》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在乌江流域，出现了一批以拉纤为生的纤夫，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规模宏大的“乌江拉纤歌”。

乌江古纤道是乌江两岸各族先民不断迁徙和与外族战争形成的结果。它的开凿，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以后各代封建王朝对贵州地区的开发和控制起了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乌江人民及其先民在他们的长期生产劳动中，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乌江文化。如今，古纤道已成为历史，但留下的精神却是永恒的。2005年5月22日至27日，乔然、贺海军、刘永梁、于振生、杨振华、杨彤文、葛芋青等7位知名专家应邀亲临沿河，看了乌江古纤道后，认为乌江古纤道浸透了乌江流域人民追求新生活的血泪史、辛酸史，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与厄境抗争的写照和铁证。

三、巴人祖先崇拜在乌江流域的传承

作为古代巴人生活主要区域的乌江流域，自然也流下了许多“巴”的影子。成为乌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的巴人以巴蛇和白虎作为图腾对象，巴蛇崇拜出现于母系氏族时代，而白虎崇拜出现于父系氏族时代。黔东北乌江流域的土家人常说“蛇咬冤清虎咬疾”，认为蛇和虎都不会乱咬人，“冤清”就是曾经做过亏心事的人，“疾”就是凶恶的人。土家人对蛇和虎的崇拜，显然与巴人崇拜蛇和虎的习俗是一脉相承的。

（一）“巴蛇”崇拜与传承

“巴”就是“巴蛇”。乌江最早的名字叫“延江”，“延”就是“蜒”音yán，蜿蜒（wānyán）一词的释义：①蛇类爬行的样子；②（山脉、河流、道路等）像蛇一样弯弯曲曲地延伸。乌江之名最初与蛇有关，先秦的典籍《世本》最先记载巴人首领廪君：“廪君之先，故出巫蜒。”

关于巴名称的由来，自古以来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巴人到底因何得名，众说纷纭，迄今尚难肯定。据了解，主要有六种不同的说法：①以水流形状而得名。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汉代谯周所著《巴记》所言。②巴名来源于植物名称芭苴。《史记·张仪传》：“苴、蜀相攻。”司马贞《索引》注：“苴，音巴……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③巴是代表一种地形。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引近代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巴之本义为坝，巴、坝同音，惟平稍异……《广韵》坝下云，‘蜀人谓平川为坝’。”④巴人崇尚白色，“巴”是白的意思。⑤从语言学的角度去探索，巴人呼石为巴，他们的祖先居于石穴，因而名巴。⑥从某些地方的方言中，“巴就是鱼”。

黄秀陵《试论巴人名称的由来》（《乌江经济文化研究》（第1辑）根据一些古书上记载的方言提出“鱼就是巴，巴就是鱼”，“巴人由于爱鱼、敬鱼，古代以渔猎为生，并称鱼为巴，视鱼为自己的族源而顶礼膜拜，因而有鱼祭、獭祭之俗。反映在生产方面，巴人养鱼历史特别早，在秦汉时期已相当普遍。《华阳国志·巴志》所载的东汉民歌中，就有‘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的谣谚。反映在文化方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重庆巴县（今巴南区）冬笋坝出土的巴人船棺中的兵器铜钺上的图语（巴人象形文字），就有‘鱼’的形象。按巴人语言属壮傣语系的读音，‘鱼’就是‘巴’，这也说明，巴人名称来源于鱼，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巴人长期生活在水边居住在山洞，以渔猎为生，爱鱼的原因，是因为鱼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之一，正如北方人喜欢羊一样。长期吃这些动物而喜欢它们，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动物就是图腾的对象，否则就会出现猪是中华民族祖先的说法。本人认为，从巴的字面上来看，与其说巴是一种鱼，还不如说巴是一种蛇更为确切。东汉许慎著《说文》：“巴，虫也，或曰食象蛇。”《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所谓“巴蛇吞象”的成语就是由此产生的。“巴蛇食象”其原文为：“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方言中把像蛇一样的动作也称为“巴”，如把“爬树”说成“巴树”，把东西贴在墙上，说成巴在墙上。

巴人起源很早，在古史记载中，关于巴人的起源，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其中记载巴人的祖先是太皞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乌，咸乌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皞氏即伏羲，他和传说中的女娲都是所谓世界的创造者，又是兄妹关系。在黔东北傩堂戏中，女娲和伏羲又被称为“傩公”和“傩母”。传说中，女娲和伏羲均人首蛇身，他们是巴人的祖先，“巴”应该就是“女娲”的本意。作为中华民族公认的古代图腾对象“龙”，最初也是由蛇演变而来的。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来概略。在龙的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这与蛇长期生活在水边和洞中是分不开的。土家人把有水的溶洞称为龙洞，把龙洞中的天然的泉水称为“龙洞水”，龙洞水是土家人特别喜爱喝的水。

关于女娲的传说：《太平御览》卷78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这是女娲抟土造人之说。另一个传说，唐代李冗《独异志》卷3载：“昔宇宙初开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这段记载原是一个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神话，只记载了这段神话的后半部，前半部大致是说雷公发下洪水，淹灭了天下人类，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坐在葫芦里逃避洪水得救，成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始祖。黔东北地区有关《洪水滔天》的传说，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傩堂戏的唱词有：“洪蒙年间涨大水，淹死万国九州人，万国九州都淹死，留我伏羲姊妹人。”

作为一个生活在江河边，居住在山洞中的民族，自然也就会产生一种对水的想象，比如江河是怎么产生的，溶洞又是怎样形成的。江河的形状就是蛇的形状，因而古代的巴人认为：江河是由蛇走过后留下来的，蛇爱钻洞，溶洞也自然是由蛇钻过后留下来的，而这样的蛇肯定巨大，也就是巴人认为的创世之神“巴蛇”（女娲）。巴人应该是以“巴蛇”（女娲）为图腾对象，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巴蛇”后来逐渐也被演变成了龙，江河溶洞的形成由原来的蛇开创变成了由龙游过开创，如乌江河的来历便是乌龙走后造成的。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傩堂戏里有一个“唐氏太婆”（姓唐的老祖巴）上场时便唱：“天上梭罗是我栽，地下黄河是我开。”能开黄河的只能是龙（蛇），这个唐氏太婆也就是巴蛇（女娲）的变身。

“巴”的名称是母系氏族时代形成的。在黔东北一带的土家族人称祖母为“巴”，称女性祖先为“老祖巴”。在今天的土家族民间中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远古时代，人是不会死的，一旦外表老后，就会像蛇一样慢慢蜕去老皮肤，返老还童获得新生。但是，由于人在蜕皮的时候很难受，蜕皮时得装入一个蒸子里用水浸泡数月，并长期在下面烧火加热以保持温度。老祖巴不愿脱皮，求老天开恩，让人老后就死不再脱皮，老天为了让人减少痛苦，就改为让人死，脱皮不死的本领则给了蛇。

在黔东北乌江下游一带对于蛇看法还体现在很多俗语中。“梦见龙蛇生贵子”——睡觉时梦见龙或蛇都是喜事。“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人就是蛇的化身，神人就是龙，凡人就是蛇。“蛇咬冤清虎咬疾”——被蛇或虎咬的人都是报应，死了也怨不得别人，蛇医在给人治蛇毒时都要说以后要多做好事、善事。“四脚蛇不能打，打了腰杆要痛”——对于蜥蜴和壁虎等爬行动物，看见后不能乱打，否则老来腰杆要得病。“正月怕见鹰打鸟，二月怕见虎咬伤，三月怕见蛇交尾”——见了蛇不会有好兆头，而且还不能对别人说，否则对见者不利，听者也要倒霉，只能对树说，这样灾祸可叫树带走。

（二）“白虎”崇拜与传承

白虎，就是廪君，名巴务相。乌江之名历史上又叫“务川”，沿河县在隋时曾设务川县、务州。“务”就是巴务相。

在《世本》中，有关“廪君”的传说，这是巴人自己对古代历史的追忆。《世本》一书今已佚失，但在其他书籍中摘录的颇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陈国安在贵州德江关于“白虎”问题实地调查结果指出：土家族的白虎分天门白虎和五方白虎两类。天门白虎是家中堂屋供祭的白虎，就是廪君“化”成的白虎，须用人祭。另一类白虎称“五方白虎”，以东、南、西、北、中方各有一虎，合称“五方白虎”，东方为“青帝白虎”，南方称“赤帝白虎”，西方为“白帝白虎”，北方为“黑帝白虎”，中方为“黄帝白虎”。这五方白虎就是被驱赶的白虎，他们都没有资格坐中堂，一旦入宅坐中堂，便会给主人带来灾祸，所以土家人对他们坚决实行驱赶。土家族赶的就是这种“五方白虎”或“四象白虎”。“五方白虎”是汉文化影响巴文化（土家族文化）的一种反映，当汉文化的“四象”观念影响到土家文化之后，土家族人接受了“五方四象”观念，于是在民族图腾神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白虎神。由于土家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土家人并未拒绝一个与民族神号相同，而性质全异的神祇，而是让其存在于土家族文化之中，因此，土家族民间同时存在“善恶二性”的白虎神，在敬民族神的同时，又赶（射）外来神，出现对同一名号神祇相反的行为倾向。（参见黄伯权《土家族白虎文化》）

有趣的是，在乌江流域一带的土家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流中，还有女性化了的“白虎”，其中，家喻户晓的便是“梅嫦打虎”的故事。

传说梅嫦是个勤劳勇敢的姑娘，她能上山打猎，为民除害。她上山打猎，用兔子上山带路，用猴子去岩上安网。梅嫦在打猎中曾捕捉猎获不少野猪，而且也智擒过豹子、狗熊和老虎。归来总是按土家族人的习俗，只把打得的兽头留着家中食用，将肉分给在场的人，这就是“沿山打猎，见人有份”习俗的来历。有一天，梅嫦遇到七只老虎，她一连打死六只老虎，她在同最后一只老虎的搏斗中，衣服被撕破，浑身受伤，但仍拼着力气，死死卡住老虎的脖子，连人带虎一起滚下山崖。第二天，人们四处寻找梅嫦，但只看见被梅嫦打死的老虎，却不见梅嫦的踪影。梅嫦被天神封为“山神”，掌管山中百兽，凡打猎的土家族人，都要祭祀她，才能平安获得猎物。

在古代的乌江流域多虎，猎人上山打虎也是常见的事情，但自然界中的虎与廪君魂魄化成的“白虎”显然是两回事，只凭借打虎的能力就成为神的说法肯定说不过去。俗称“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就是说人比虎强，老虎并不可怕。但虎又是不能乱打的，因为虎中有个别是由人类祖先变化而来的。于是就出现了梅嫦连打六只老虎，而最后一只却只能同归于尽，或者说是与虎“二合为一”。梅嫦最后是抱着老虎死的，这只老虎与其他老虎不同，也可以说梅嫦并没有死，而是跟着虎神一同升了天，她身上才有了神性，被天神封为“山神”，成了猎人们必须敬祭的“猎神”。由此，梅山神其实也是白虎的化身，是女性化了的“白虎神”。

“白虎神”的女性化还体现在人们对女性生殖器官的崇拜，在土家族民间有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说法，把外生殖器官不长阴毛的女性称为“白虎”。由于这样的女性很少，有“白虎”附身，必须要生命力强、命运很好压得了她的男人才能娶她，否则就会被克。而生命力强、命运又好的，莫过于土司和端公，由此并产生了“初夜权”的习俗。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属于“白虎”的女人并没有什么“白虎”附身，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但也可以从中体现出土家人对“白虎”的敬畏，对女性生殖器官的顶礼膜拜。

在黔东北地区，土家族人对老虎还有一个特殊的称谓：“老妈子”。有小孩子不听话，大人常常用“老妈子”来吓唬他们。因为“老妈子”会带走小孩，小孩们一听就会害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猫，把自然界中的老虎称为猫，目的就是为了把它们与神圣的“白虎”相区别。在沿河县城南三公里处有一座形状似虎（猫）的石山“猫山”，常年注视着乌江上的一个滩，俗称“猫滩”，成为沿河八景之一的“黄猫警渡”，而在旧志中常把猫滩记为“虎滩”。

乌江流域土家人，对虎的崇拜还体现在许多俗语中，主要有“中秋不推豆腐，老虎要咬屁股。重阳不打糍粑，老虎要咬妈”“蛇咬冤清虎咬疾”“正月怕见鹰打鸟，二月怕见虎咬伤，三月怕见蛇交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