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盐油古道及其对贵州土家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自古以来，贵州境内不能产盐，全省食盐均需从四川进口。比如“盐巴”这一方言碎片，就为我们提供了食盐产地为巴渝之地的历史线索。因此川渝至贵州之间，自古存在着一条食盐运输通道。当世人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云藏之间的茶马古道时，是否意识到川、渝、黔、湘之间还有一条横跨四省的盐油古道？

但这并不是发现，而是遗忘。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不禁要问，那条悠悠古道究竟隐没于何处的崇山峻岭？我们是否可以根据历史记忆，勾勒一幅古道的路线图？答案是肯定的。探讨这条盐油古道的历史存在，及其对贵州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乌江盐油古道路线初探

史料记载，运销贵州的川盐进入贵州的路线主要有4条，经过四大口岸：即所谓的仁岸、綦岸、永岸、涪岸。

仁岸以四川合江为起点，水陆至赤水茅台，转陆运至贵阳、福泉、清镇、织金、平坝等地。綦岸以川境江津为起点，水运至綦江后分为三道：转陆运至遵义、都匀、独山、正安、湄潭、瓮安、荔波等地。永岸以川境叙永为起点，经大方抵达安顺；另一线经过毕节到达水城、威宁、兴义、盘县等地。

其中对贵州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涪岸。涪岸是指四川富顺、荣县和犍为三地所产盐巴，运抵涪陵后再行转运，溯乌江经彭水至龚滩后，盘滩转运、起盐换船经沿河而达新滩，再次盘滩转运至德江潮砥；然后第三次换船抵达思南；有的盐巴还需第四次换小船，经乌江支流龙川河后抵达石阡。

但以上水运码头并非盐油古道的终点，古道在继续向贵州腹地及重庆、湖南边境延伸。从这些码头出发，还经陆运销往三处：一是由沿河通向松桃、铜仁、秀山；二是由思南经石阡龙家坳至思州（今岑巩），再转水运至龙溪口及镇远；三是由重庆彭水运往正安、务川，这是盐运的路线。而乌江沿岸的高山谷地，则有着丰富的资源，如粮食、木料、药材等，尤其盛产桐油。在石油出现以前的古代，桐油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它是天然油漆，也是照明燃料，用途十分广泛。这些土特产的出境，也是依托于这条古老的运输通道。

根据推测，唐代以前的乌江航道也许更为畅通，甚至可直接通航至费州（今思南境内），但此后，龚滩、潮砥、新滩等处山岩相继崩塌阻塞航道，乌江需分段航行，货物得靠人力盘滩，转船运输，难度增大，费时间更多。明万历十一年（1583），出任贵州布政使的郑雯，深感贵州交通不便，突发奇想，倡议疏通河道，开发乌江，但不久逝于任上。此后政府与民间多次酝酿开拓乌江上游航道直通贵阳。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舒应龙与江东之相继出任贵州巡抚，再次倡议开发南明河通航乌江，欲使山峦重叠、交通闭塞的省会贵阳与湖广川渝连通，已责成沿途所经之处新添（今贵定）、平越（今福泉）、白泥（今余庆）、草塘（今瓮安）等处派人会同踏勘，并完成了乌江上游及支流南明河水道示意图及工费概算，这也许是贵州内河最早的勘察报告和航道规划了。但乌江上游河道的复杂与艰难，超出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个天才的创意也就自然搁浅了。

虽然乌江干流及南明河航道的开辟壮志未酬，但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乌江另一支流龙川河，则进入实质性施工，航道经由塘头、兴隆向上抵达石阡，延伸了近百里。川盐入黔运抵思南后，再上行至石阡中转陆运。

而乌江航运最为辉煌的岁月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乌江航道成了一条抗日的生命线。特别是1940年6月宜昌陷落后，长江航运因被日军封锁而瘫痪，物资运输被迫开辟川湘水陆联运新线，这条新线由重庆经长江至涪陵进入乌江，经陆运越过分水岭，入沅系水道抵达湖南沅陵、常德，其中有两条辅助线经过贵州省境内，构成川黔湘边境水陆联运线。

第一条辅助线由涪陵利用乌江水运，经彭水、龚滩至沿河，转陆运经秀山至茶洞，再利用酉水经保靖至沅陵。

第二条辅助线是乌江水运由沿河再上延至思南，转陆运经闵家场至江口，再利用锦江、辰水水运过铜仁、麻阳至辰溪，又经沅水而达沅陵。到1941年，拥有船舶500艘，载重量共5760吨。

乌江转运的川盐不仅销售至黔东北12个县，在1939年淮盐断绝的特殊时期，川盐还大量济销湘西，当然这段旅程更为艰苦，需由沿河、思南人工肩挑背驮至黔东的桃映、闵孝两码头，或至龙江河上源，再由锦江经江口、铜仁，或由龙江河、阳河经岑巩、玉屏下运湘西。陆运距离长达数百公里，全赖人马转输，运送不便。1942年，铜仁、江口等县食盐一度脱销、斗米斤盐，思南至闵孝路段全靠人力接转，山间小道更是摩肩接踵、昼夜不停。时至今日，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讲述挑盐巴的往事。“挑盐巴”这个方言词语至少具有三种意味：路途遥远、背井离乡、受苦受难。“挑盐巴去了”则是对死亡的戏称。

如此，一条以运送盐、油为主的古代通道，在我们的视野里渐次清晰。在这条盐油古道的历史上，乌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盐油古道的主干道，堪称古代贵州的一条黄金通道。

二、乌江盐油古道历史溯源

溯源历史，早在公元前28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大将司马错征伐楚国，正是从乌江与长江交接处的重庆涪陵逆水而上，直奔楚国黔中地，而战国时期黔东地区的沿河、印江等均属黔中地，《华阳国志·巴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最早用于军事运输的乌江因此被载入史册。而巴人的活动远比历史的文字记载要早得多。隋唐以前，乌江河道似乎畅通无阻，因为乌江三大断航滩的形成，都是在唐宋以后。但人类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前行。随着人烟的稠密，乌江航运逐步向乌江纵深、向中上游的黔东地区延伸。

明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明王朝统帅傅友德，率30万大军从四川、湖广远征云贵，大量粮草运输就取道乌江。这些见诸史籍的记载几乎都是军事用途，大约因为他们多与朝廷兴废有关。其实乌江航运更多为民用，其中最大的运输货物就是食盐。明朝贵州巡抚郭子章在《题征路苗善后疏》中说，食盐在四川数处购买后运入贵州，其中一半运到思南销售。清代的历史更为清晰，川盐运抵重庆涪陵后上溯乌江，经龚滩、新滩、潮砥等处盘滩转运贵州沿河、思南，再分销石阡、铜仁、镇远以及重庆秀山，每年都有数百万斤川盐辗转入黔。因为关系民生，又有利可图，故盐为官办商运。乌江航运由此兴旺。

由于盐运的拉动，大量川、陕商人进入贵州，在乌江两岸收购桐油、生漆、五倍子等土特产品，由乌江下运出黔。《长江航史志》第6期记载，乌江上运食盐是主要货种，贵州航运肩负着松桃、秀山、沿河、德江、思南、石阡等食盐运输任务，每年从涪陵发出上运食盐2500吨。下运皮张、猪鬃、桐油、木油、硫黄、五倍子、野生药材。以沿河为例，据严新农的《贵州省》记载，民国时期仅沿河县出产的卷油、桐油年产就达40余万公斤，生漆、五倍子年产5余万公斤。

到明嘉靖年间，入贵川盐半数经乌江运至思南销售。清代，川盐经涪陵由乌江转运沿河，水陆兼程运至贵州的铜仁、印江、石阡、思南、镇远，四川的酉阳、秀山，湖南的花垣、凤凰、麻阳等地，每年达数万斤。而川陕商贾在乌江沿岸收购桐油、卷油、生漆、五倍子等土产外运出境，乌江航运由此繁忙。据1942年《导淮委员会半年刊》记载，思南以上至文家店段水运“每逢沿江各地场期，月夜更阑，可闻咿哑舟楫之声，开乌江夜航之独创”，繁忙景象可见一斑。

但素有天险之称的乌江并非坦途，河床狭窄、乱石密布、急流汹涌，船毁人亡的悲剧时时发生，从思南至涪陵的348公里中，大小险滩100多处。其中以潮砥、新滩、龚滩均为断航滩，号称三大“滩王”，上下不通舟楫。思南至文家店尚能行船，但上至雷洞暗流数十里，舟楫绝迹。“乌江滩连滩，十船九打烂”，因此自古以来，古道整治与纤道开凿也就从未停止。

田秋，贵州科举教育的有功之臣。据《田氏家谱》载，明嘉靖十八年（1539），田秋任四川按察使时上疏朝廷，述说贵州建省以来，江流阻塞，食盐不能进入境内，不利人民生活，也不利朝廷税收，明王朝准奏，乌江航道得以疏凿，盐商受到奖励。于是商贾趋之若鹜，明朝廷也得到了“岁获千百之税”的回报，这是川盐从涪陵转运贵州的开端。

自此乌江通航，过龚滩，越新滩、潮砥，经人工搬运，几易其舟运到思南，由水路分售石阡府，由陆路分售铜仁、镇远等地，沿岸的粮食、桐油、木油、生漆、五倍子等农副土特产品也相应运出，乌江成为与外省物资交换的运输要道。虽然几经辗转，但比起人力运输，显得多快好省。

为改善航运条件，清道光十三年（1832），思南府知府杨以增，首倡并捐资开凿思南镇江阁纤道。当地诗人安全《镇江阁行》记述这一浩大工程：

通过开凿纤道，安全系数提高了。

纤道是乌江峡谷中的独特风景，堪称乌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数米高的悬崖陡壁上，人工凿出的船工专用通道，供纤工拉船行走，是纤夫们的一条生死线。它凹陷于悬崖陡壁之中，高仅容人躬身而行，宽不过三两步，逼仄陡峭，令人胆战心惊，当年纤夫们就游走于这生死线上。在乌江航运史上，它是一项重要工程设施，其意义近似于蜀道中的栈道。

在上世纪中叶以前的漫长历史年代里，乌江航运全是各式木船，逆水上行需数船结伴，协同拉纤。各船纤夫一二十人不等，以绳缚肩，在号子的统领指挥下躬身而行，牵引笨重的木船寸步慢行，往往百里航程也需十天半月之久。

清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保桢上奏朝廷：“川盐入黔，因沿途滩恶险阻，民自愿资款，因势利导，加以整治，以利舟楫。”获准后于第二年筹资开凿，历时三年，开凿50余座险滩，改善了部分航行条件。

民国28年（1939），乌江水利工程局组织轰滩队，首次用先进的爆破工具——炸药，对乌江中下游的鸡头子、土坨子、折桅子、丛滩等20个险滩进行整治，炸掉数万立方米的明礁暗礁。另在龚滩修建驳道，铺砌片石路面。通过这次治理，使七里滩、丛滩等处不再需要卸货航行。

除了纤道，歪屁股木船是乌江的另一种风景。根据滩陡流急的特点，乌江船夫们在长期航行实践探索中，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一种特别适用于乌江航行的新船型，名为厚板船或歪屁股船。此船船头端正，耐撞击，而船尾左高右低，用“歪屁股”形容倒也很生动形象。该船结构为：中舱上架船蓬，蓬顶横设大艄架子，大艄则安置在船尾的最高处。驾长手握艄杆于登板之上，居高临下，顾后瞻前，掌控航向。中部设立横艄，以鞘代桡以加快航速，尾部置小艄协助大艄拨正航向。这种船型拥有许多优点，如大艄为高架操作，船长拥有良好的视野，便于选择航线和指挥全船；船身多用厚木板或半边圆木制成，船体结构坚固，经得起乌江险滩恶浪的摔打；由于船舷较高，也不易上水受潮；尽管它有笨重缓慢等弱点，却为乌江航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乌江只是盐油古道的主干道，盐油古道还在向崎岖的山道延伸。民国以前的漫长历史中，盐巴的陆路运输全靠人力。只有最穷最苦的人从事这一职业，人称“力行”。他们接受盐号的雇佣，肩挑背驮，将盐巴运到指定的乡场。沿河一带以背篼为主，力夫随身携带木制打杵，身背盐巴在山间小道艰难跋涉，沿河至松桃甘龙途中的大龙坡，打杵印痕至今清晰可见。思南一带以挑担为主，印江与江口交界的苗王坡上，荒烟蔓草中就掩埋着一条人行古道。挑夫不仅承受皮肉之苦，还要冒生命危险，那些荒无人烟之处，就是土匪“关羊”（抢劫）的场所。古道的每一寸，都弥漫着血汗与血腥。因为盗匪横行，盐商囤积居奇，盐价不断升，达到斗米斤盐的高价，许多百姓望盐兴叹。有的吃“滚滚盐”，即把盐巴包在布里，只在煮汤时放在锅里滚一下；还有一种吃法叫“望望盐”，把一小块盐巴用绳子吊在桌子上方，吃饭时，每吃一口菜就望它一下，类似于曹操的望梅止渴法。

三、乌江盐油古道对贵州土家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

（一）乌江盐油古道催化了贵州土家族的经济繁荣

从盐油古道20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以水运为主的古道运输是贵州最早依赖的重要运输方式，在促进贵州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诸多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贵州的土家人世代生活在乌江流域中下游的思南、沿河、印江、德江等地，这一地区降水充足、植被茂盛、资源丰富，适宜于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生长。宋元以前的土司时代，农业耕作原始、粗放，先民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水稻。进入明朝，由于乌江盐油古道的存在，土家人与川、渝、湖广等地经济文化交流显著增多，大量外地军民迁入乌江两岸，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乌江中游的思南成为贵州最早改土归流的地区。改土归流后，土家农民改变传统的粗放经营方法，开始精耕细作。牛耕已很普遍；修筑堰塘、池渠，使用水车来灌溉；并有了用水力作动力的水碾、水磨、水碓。生产工具中，铁制的铁犁、铁镰、铁锄、铁耙等逐渐取代木制农具。此外，农作物品种也丰富起来。

土家文化是山地农耕文化，以渔猎而闻名，乌江又为此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土家人是地道的农耕民族，生活自给自足，耻于经商。但是乌江盐油古道的深入，使得乌江中下游土家地区的商贸活动开始较早，远道而来的川盐与本地土特产品如桐油、生漆的交换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

大量汉族商人涌入土家地区，土家人开始了商品贸易。这时的土家地区，不仅有了小本的行商，也有资本较大的坐贾。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与洋货的渗透，抢购廉价的乌江桐油、生漆、朱砂、皮革等土特产品，商业贸易呈现出掠夺式的繁荣。形成了一些比较繁荣的水、陆码头和乡镇集市——乡场。乡场的赶场日子有定期，相邻的乡场日期错开，便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乌江盐油古道更是催生了黔东北土家族地区的一座座繁荣商埠，成为贵州古代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作为乌江河流文明最大的受益者，土家族人口众多的思南县位于乌江中游的黔东北，和镇远、思州、铜仁一样，都是贵州古代重要商镇，每月税收超过万金。这里是乌江通航河段的最上端，向南水路可通石阡，陆路可达思州、镇远、凤岗、遵义等地。《思南府志》说：“乌江下通蜀、楚，舟楫往来，商贾云集。”元末明初，大量外地移民迁入思南宣慰司，以陕西、江西最多，促进了土家族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如今的思南人，许多人的祖籍都是陕西与江西。因为繁荣，思南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改土归流，设置思南府，成为黔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繁荣至今。

作为那段盐油古道的历史见证，在乌江沿岸的沿河、思南县城，至今散布着许多历史遗迹。一个盐业老号至今在思南依然保存完好，这就是人称“周家桶子”的“周和顺盐号”。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淇滩古镇是一个货物集散地，盛极一时。它位于沿河县境，在龚滩与潮砥之间，当地有“先有淇滩，后有沿河”之说，盐巴由陆路销往铜仁、松桃等地，繁荣兴旺持续数百年。

土家族聚居的德江县潮砥场，据传潮砥场原设下塔坪，明洪武四年（1371）河岸山崩，巨石壅塞成滩，盘滩转运，与龚滩等断航滩的中转码头一样，成为盐油古道上一个货物集散点。由水陆联运站自然形成的居民点，人口不断增长。

土家族人口众多的思南县塘头镇，位于乌江支流龙底江（龙川河）畔，距乌江9公里，上连石阡，下通思南，是江口与岑巩等地物资向乌江转运的起点，自明代石阡开凿塘头以上河段后，商务更加繁兴。

川盐入黔的巨额利润吸引了大量外地客商涌入乌江沿岸各大码头商埠，这些来自同一地方的客商在乌江沿岸留下了大量建筑。至今尚存的有陕西商人在龚滩修建的西秦会馆，江西人在思南、石阡修建的万寿宫，而四川人修建的四川会馆，即“川主庙”或“川主宫”分布更广。如今，思南、石阡的万寿宫，思南的川主庙、“周和顺盐号”等均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乌江盐油古道对贵州土家族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

乌江盐油古道对贵州土家族文化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由于中原文化的溯源而上，早在南宋时期，在土家族聚居的贵州沿河就诞生了贵州最早的一所书院——鸾塘胜院，其遗址位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沙子乡。印江土家族自治县成为全国闻名的书法之乡。明朝时期，贵州著名的几所书院中，仅思南就有中和书院和为仁书院两所。土家族聚居的思南由此形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贵州有名的文化教育大县，人才辈出。自古至今，土家族聚居的黔东北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人物。田秋，贵州科举教育之父，其开科取士的谏书得到朝廷采纳，贵州得以单独开设科场，广纳贤才，极大地促进了贵州教育的发展。李渭，王阳明三传弟子，与孙应鳌、马廷锡齐名，其倡导“躬行”的理学思想在贵州哲学界具有独特的地位。严寅亮，著名书法家，书法艺术及其传奇故事享誉贵州。

此外，乌江盐油古道至今保留着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的傩戏在黔东土家族地区依然保持着生存的活力，古老的思南土家族花灯魅力犹在。肉莲花、摆手舞、民歌、船号，以及婚丧嫁娶等民俗中的民族艺术，都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乌江不仅是土家族文化的发轫之地，却也是土家族扩展的地理空间。河流是地球上水文循环的重要路途，宛如流淌在大地的血管。江河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源，是哺育人类的母亲。从一定意义上说，乌江盐油古道演变的历史，也是贵州乌江流域土家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看，贵州的土家族文化，呈现出一种江河文化与山地文化的水乳交融的特质。

乌江盐油古道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堪与云南至西藏的“茶马古道”媲美，它对川、渝、湘西，特别是贵州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一直被我们所忽略，探讨其历史存在，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