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傩祭的流变及现状
居住在荆楚一带苗族先民，早在“三苗”的后期，就创立了一个时间短暂的原始文明，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傩祭的最初形态。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战争、民族大迁徙以及苗族与其他民族尤其是与汉族在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的交往等原因，苗族傩祭从产生那时起，就随着苗族自身经济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形成了一个以巫文化为核心，内容极其丰富，融艺术、宗教等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系，成为今天人们研究戏剧、宗教、民族生活习俗等的活资料。至今，苗族傩祭仍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或快或慢地演变。
一
“三苗”部落联盟约在公元前2300年期间创建了一个原始文明，但随着北方华夏部落联盟连续不断的强劲进攻，这个“文明”很快就瓦解了。这个“文明”的创造者——苗族先民的主体不得不退入崇山 [1] 以南包括今天鄂、湘、黔交界的荒原山区。这不仅破坏了苗族的生产力发展，也遏制了苗族傩祭的进化。苗族史诗对之有形象的记载，《鸺巴鸺玛（xoud bad xoud mat）》里唱到：
于是他们才“姊妹磋商，兄弟作议；商量要消灾祭祖，商议要制鼓集会”。
这种欢乐场面，充分反映了苗族在占楚占菩（Zanl Ncoud Zanl Soud）这个地方建立的原始文明所达到的繁荣景象。但是，苗族人民的昌盛和欢乐，却引起了“皇帝的不满”，便派了恶鬼恶怪来干扰。
经过这场灾难后，出现了以下几种局势：
1.南方以苗族为主体的部落联盟解体，苗族的主体部分迁入崇山以南的荒凉山区，其经济、文化一落千丈，与外界交往日益减少。
2.苗族人民的一部分则留下来，散居在占楚占菩（Zanl Ncoud Zanl Soud）各地，他们与原部落联盟的另一支——先楚部落，继续开疆拓土，最后建立了楚国，使南方巫文化得到复兴并发展到了顶峰。
3.与苗族诸部落先后结盟的干人、巴人等部落也迫于北方华夏部落联盟势力的压力，逐渐向西南巴蜀迁移，后来建立了巴子国；其他的部落，如东夷诸部落同样迫于华夏势力而向东，向东南迁移，后来建立了吴国、越国等政权形式。但是，无论是向西南迁徙的民族，还是向东、向东南迁徙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却已经带上巫文化的因子。作为巫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傩戏，也被带向各地，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风俗习俗等形成了表现本民族宗教观念、审美情趣和艺术成就的巫文化模式和新的民族傩戏。
二
从汉族的建制历史角度来看，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1800多年中，苗族先民一部分沦为夏、商、周和楚、巴等政权奴隶主阶级的奴隶或属民。另一部分迁入崇山以南的古黔中地，即今天的湘西、湘西南、川东南和黔东一带群山中，在当时没有被奴隶主完全统治。由于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先民改造自然的能力又极其有限，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使这一部分苗族长期保存农村公社的社会形态。
极其贫乏的社会物质基础，使苗族人民无力举行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而以祭祀活动为骨架的傩戏，就有“皮之不存，毛将焉在”的灾难。荒凉山区的生活，极其分散的居住形式，大大限制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巫文化中，巫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承动力。由于人们分散居住，搬演傩戏的机会不会很多，巫师的文化传播作用就会减弱；另一方面，巫师从民众中得到的反馈信息也不多。这样就难以刺激巫师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把祭祀活动变得更活跃，增大其娱人的功能，祭祀中的戏剧因素就增长得极其缓慢。其次，分散的居住形式，使得巫师与巫师之间缺乏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的机会，同时又形不成竞争，没有失去观众、失去顾主、失去职业的威胁，以至于他们在为主家酬神还愿、冲傩消灾的时候，往往删繁就简，将一些复杂同时又是代表前代文化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东西舍之不用，或者出于个人目的而有意保留。这样一代复一代，就会使得该民族原来拥有的许多文化、宗教、艺术成果逐渐从这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中消失，从而导致了这个模式和构架的残缺和僵死。再者，连续不断的民族战争和战后的民族大迁徙，使苗族人民在人力、财力上蒙受无可估量的损失。加之，苗族人民在崇山深谷中流血流泪、疲于奔命，无暇得以发展民族文化艺术，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不仅是苗族这个民族自身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悲剧。苗族社会经济几千年来总是停滞不前，苗族文化的一个主要形态——傩戏总是停留在戏剧化程度极低的状态，就不足为奇了。
秦代以后各个朝代统治者，一方面以武力不断向苗夷居住区推进，另一方面又在占领区推行汉族的政治、经济制度，以达到民族同化的目的。秦朝实行郡县制，在苗族聚居区设置黔中郡（西汉时改为武陵郡），下辖13县。隋文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设立羁縻州，从南宋到元明清几个朝代，土司制度在苗族地区盛行。这些制度推行的结果，一方面激起了苗族人民长期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都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苗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就宗教文化艺术而言，苗族固有文化——巫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构架，这就使得它在先进的汉文化冲击下，很快吸收那些利于自身发展的成分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如搬演傩戏时，傩堂正戏（祭仪）就吸收了汉族道教、汉化佛教的成分，而在折子戏中，除了搬演本民族的风俗戏、神话戏、英雄传奇戏等之外，既融合了本民族的其他艺术形式如阳戏、花灯舞的优点，也吸收了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成分。这使得苗族傩戏历几千年之后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三
苗族傩戏发展到今天，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傩戏承传中的变异性，使得各个地方的苗族傩戏都不同程度地具备自己的特色。目前在湘西、黔东北苗族聚居区，以下列四个地方的傩戏为代表：
1.凤凰傩。流行于凤凰、吉首、泸溪及麻阳一带，因地域关系又分成上五洞、中五洞、下五洞。上五洞指凤凰县阿拉一带，中五洞以山江等地为主，下五洞为凤凰与吉首、泸溪接壤地带。
2.花垣傩。以花垣语音的汉语演出，但铁匠唱苗歌，先锋用苗语说丑话。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奶傩巴傩”（ned nux bad nux，即唱傩歌）一节。那是在吃完“下马饭”后，由巫师开头唱傩歌，各亲友相互唱和，人数多少及歌词长短不定，歌词内容除叙述傩神威德及祈福、消灾外，还唱《傩神起源歌》，有杀铧仪式。
3.大庸傩。是苗族傩戏吸收汉族文化成分最多最深厚的一支。
4.松桃傩。是各苗族傩戏类别中戏剧层次最低的一个，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1）傩戏唱词受本民族情歌影响极为明显。逢双句押韵，两句为一拍，这种形式的唱词居多，但是句式长短不一，结构活泼多样的歌词也不少。
（2）行当与花垣傩、凤凰傩相比，显得不整齐，面具出场不多，常以化妆的形式来表现人物性格，角色装饰显得粗犷，随意性明显。
（3）唱腔种类不多，变换性小。除巫师腔外，其他行当角色或以花灯调为母曲，演化出杂腔，或将采茶调、龙灯调等与方言说唱道白杂糅使用，行当角色专用曲调不多。
（4）乐器主要是打击类，无管弦，仅以锣鼓、钹等分段击节。
（5）八郎舞为独舞，舞步较为自由，主要动作有分膘、打散、唱途景、看牲、请帮手、杀牲等；绺巾舞为多人舞，以巫师为主角，动作有挥巾、黑心转轮子、耍四方等；开山舞有独人舞、多人舞，舞步多用矮桩、虚步、半虚半实步，动作有砍五方、斩邪捉鬼、腾云驾雾等；土地舞主要表现土地老人开荒种地的劳动生活场景，舞步较为随便。
总的来说，苗族傩戏自产生的时候起，就开始演化，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同时又受汉族及其他民族在宗教、神话传说、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影响，历几千年而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正是各民族经济文化长期交流、共同发展的见证。
[1] 崇山，传说舜放马雚兜的地方，在湖南张家界市西南与天门山之间。
[2] 引自《吉首大学学报》民族问题增刊，1982年。
[3] 引自《吉首大学学报》民族问题增刊，1982年。
[4] 引自《吉首大学学报》民族问题增刊，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