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州田土官史略

一、引言

思州田土官统治区的民族，现在主要是汉族，其次是苗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布依族、瑶族等。思州田土官统治的历史民族，与现在的民族状况是有区别的。明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对思州、思南两宣慰使司“改土归流”，田土官基本失去官职，其后代因分散和政治、经济需要而被他族同化。我们说田土官的民族成分，是指历史民族，要据田土官存在时的史书记载来研究，才是科学的做法。

唐宋思州治务川，但不是现在的务川，元治龙泉坪小谷庄（今凤冈县）。元末从思州分出思南，元末明初治镇远，明初迁治岑巩，思南迁治水特姜（今思南县）。铜仁地区，仅是田土官领地的一部分。唐至元，田土官以思州为中心，其活动区域辐射到黔、鄂、湘、桂交界的广大地区。入明之后，田土官在渝、鄂、湘、桂的领地才割他属。“改土归流”时，仅剩下贵州东部一隅，建成八府。

田土官祖先到达这里，要比其他姓氏晚，势力也没其他姓氏大，但田土官的祖先为什么能崛起，短期内发展成各姓“大首领”，在此区域创千余年土官统治。这个问题，至今未有人作系统研究，乃笔者写此文的初衷。

本文研究田土官史，是以唐、宋、元思州土官统治中心区为准，其他地方田土官的历史，如遵义、鄂西等地，不在本篇内表述。思州田土官治下，有大帮土官群，或为田土官副手，或为田土官部属。因篇幅有限，我们只研究思州田土官史，其他姓的土官史，从略。

二、思州田土官源流

据史书、《黔南田氏宗谱》、民间传说等，田土官祖先姓妫，上古居住在妫河两岸（北京延庆县等地），以地名为氏 ^[1] ，属蚩尤部族。蚩尤被炎黄联合打败，遭“擒杀”，妫人随蚩尤部族南迁到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以帝王礼葬蚩尤。 ^[2] 以后，妫人移入并定居在伏羲诞生地——宛丘国，今河南淮阳县。伏羲即盘瓠崇拜产生在这里。 ^[3]

商末周初，妫人势力渐大，在宛丘故地，建立陈国，改妫氏为陈姓。 ^[4] 陈姓（含田姓）世居伏羲诞生地，故信仰伏羲即盘瓠。

陈国传到宣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2），发生内讧，太子御蔻被杀，陈完惧祸及己，率臣仆逃到齐国。齐公封完为“工正”，赐田地。 ^[5] 陈完改田氏，叫田完。

《史记·齐鲁世家》载齐鲁之民为九黎之后的“九夷”中的“莱夷”、“淮夷”。可见陈氏（含田氏），不是炎黄或华夏族，而是九黎——九夷族。

田氏在齐国经过280年发展，势力超过齐国君，田和在齐康公十四年（公元前391），废掉齐康公，自称齐王，以后改称齐侯。齐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6），周天子封田和为齐国君，田和成为“诸侯”。 ^[6]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十一月，刘邦统一全国，为巩固政权需要，徙“田齐”入关中，“与利田宅” ^[7] 。田氏由东方迁入西北陕西咸阳等地。从西汉到南北朝，田氏从咸阳（京兆）分散到蓝田等地。因守雁门关有功，不少人被封为雁门公。魏晋时，出现“郡望”，田氏以京兆、蓝田、雁门等为“郡望”，但他们都同宗共祖。

秦汉时期，朝廷并不推崇孔子创造的儒学，如秦始皇等“焚书”“坑儒” ^[8] 。秦亡汉兴，仇儒之风未改，高祖定都长安，下令立蚩尤祠于长安“祭祀” ^[9] 。西汉中叶以前，并不崇拜黄帝，而是崇拜“东皇太一”，简称“太一”、“太一”又作“泰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五帝。”颜师古解释“五帝”为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和中央“皇帝” ^[10] 。汉武帝时，“舅氏”田蚡为丞相，劝武帝尊黄帝和“儒术”，“罢百家” ^[11] ，才改变了仇视儒生风气。

田氏是中国有名军事家，如孙武著《孙子兵法》、武之孙孙膑著《孙膑兵法》等，他们都是齐国人 ^[12] 。据新编《百家姓》载，孙武本姓田，齐君赐姓孙，武及后代改姓孙。田氏有政治、军事天才，治民治军基因很强，战国两汉南北朝，有许多人曾做王侯将相，但经济、艺术等基因较弱，如田完、田宗显、田儒铭和田金保等（后详）。

隋开皇二年（582），“重臣”苏威把蓝田的田宗显推荐给隋文帝，田宗显被委任黔州（治彭水）刺史。汉唐，湘鄂川（渝）黔交界地区的主体民族，史载为“盘瓠之后”。王通明《广异记》载：“盘瓠皮骨，今见存黔中（即黔川）田、雷等，时祀之。” ^[13] 《隋书·地理志》载以湖北、湖南为中心，四川东部（重庆）、河南南部、安徽西部、江西西北部、广东东北部和贵州东部的“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习俗“与巴渝”同，“其相呼以蛮”。这个“蛮”字，是“盘瓠蛮”的语言，与现代松桃苗语语音全同，译成汉语是“你们”。樊绰《蛮书》载，“黔、泾、巴、夏四邑苗众”，自叙“祖乃盘瓠之后”。云南大学尤忠教授考证为“黔涪巴夔”之误。樊绰是自己调查，其言可信。“云安（重庆云阳）冉氏，盘瓠冉毛之种也，代为巴东蛮夷酋帅，陈有南康太守冉伽珍，轸孙安昌，唐黔州都督。” ^[14] “黄国公冉安昌者，盘瓠之苗裔也，世为巴东蛮帅”，与“田、李、向、邓各分盘瓠一礼，世传其皮，盛与金函，四时致祭。” ^[15] 上个世纪末，以重庆为中心各县，出土汉代画像，“一面刻伏羲举日轮，一面刻女娲举月轮” ^[16] ，画像为民间广为流传的“伏羲女娲”，证实文献不误。唐历五代至宋，黔、渝、湘、鄂交界地区，仍然是“盘瓠蛮”势力最大。如《溪州铜柱》载，“盖闻牂牁（指贵州）接境，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其他民族屈从“盘瓠蛮”大姓统治，故史书或铜柱等如是载。此铜柱铸于后晋天福五年（940），立在湖南省古丈县会溪坪。 ^[17] 史载“盘瓠蛮之后”的大姓，现在志愿填报什么民族，与本文无关，我们只能按史书所载秉笔直书，不能篡改历史，这是一个史学家应具备的史德。

据调查，湘、黔、渝交界地区，有一种古墓，立的墓碑很奇特，即碑正面大字为“田公某某”之墓，后面则立小碑，写“冉公某某之墓”，有的又把“冉公”写成“赖公”等。这种习俗让人费解。苗族田氏叫“莱”，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载，“东夷”中有“莱夷”之名源于此。麦、莱、赖音近，赖与懒、嫩形近，懒与冉又音近，皆系汉字记少数民族语音。后人不理解这种葬俗，不得不搞文字游戏。按苗俗，田、赖、懒、冉都是“莱”后代。

陈氏（含田氏）强盛于伏羲诞生地——河南淮阳，至今那里仍有如北京故宫规模的“伏羲庙”，当地人称为“人祖庙”，又叫“陵陵狗”。此“人祖”当地传说是“狗演变成人”，与苗族传说相同。上世纪80年代，河南、山东、安徽等地民众，每年向“伏羲庙”——“人祖庙”敬香不下30万人次，可证田氏笃信伏羲即盘瓠，苗语叫“奶怪麻狗”，译成汉语为“神母狗父”。田氏迁入关中，因汉王崇尚“泰一”即“伏羲”。田氏因政治需要，仍崇尚伏羲即盘瓠不改。

前言蓝田的田宗显放任黔州刺史，卸任后值隋末农民大起义，不能回蓝田而落籍黔州。田宗显父子与黔州民众同俗，很快融为一族。田宗显儿子田世康继任黔州刺史， ^[18] 成了黔州“盘瓠蛮”的“豪帅”。《宋刺赠少师思国公田恭墓志铭》载，田氏莅郡“历数世（从隋开皇二年迄宋田佑恭已14代人），安定思义，能以恩威结服夷民，朝廷嘉之，就令掌一方事为大首领” ^[19] 。“首领”一词首见于楚国，为苗语意译，以后历朝用之称呼少数民族酋长。苗族以“大首领”统“首领”等为社会组织，延续到明代。张岳《小山类稿》载，嘉靖时，明官在腊尔山区平定苗民的反明斗争，为了约束苗众，封疆大吏推行“大首领”统“首领”制度，大吏说比“立法”管用。田氏自认为苗族一员，接受苗族尊称为“大首领”，其在苗族中地位极尊。

元军占西藏后入云南，计划从西向东灭宋，水西彝族侦知此军情，“谴使报思、播”田、杨，田、杨报宋廷。宋廷“以银万两，使思州结罗鬼（彝族）为援” ^[20] 。元军已由云南入乌蒙（昭通地区），渡马湖（川西南），沿长江东下。宋急令播杨助驻川余砎等，阻遏元军， ^[21] 贵州防元全落在思州田氏身上。南宋宝佑五年（1257）二月，“筑思州三隘” ^[22] ，即十一月在“黄平、清浪（镇远）、平溪（玉屏）分置屯戍”，时黄平属播杨。六年四月，诏思州，“田应已”（田谱作田应丙），“往播州（遵义）共筑关隘防御”。六年十一月，筑黄平（旧州城），赐名镇远州，田氏率兵驻守。 ^[23] 宋守军主要是田氏“家兵”，以统帅姓自称“仡莱”，汉意为“田家军”。可见思州田土官会讲苗话，对内部自称“仡莱”。时至今日，田氏自称“仡莱”演变成黄平苗话，黄平苗族彼此祝贺升官发财，仍然叫“仡莱”。此俗证明思州田土官为苗族之有力证据之一。

田谨贤投降元后，为讨元帝欢心，派了“乐工”入京，“镇远溪洞蛮酋以其乐工四十余人，重驿来至，愿献土风于天子之廷” ^[24] 。宋元至明，“镇远”之民主要是苗族，因此明清贵州官员才把镇远称为苗疆。庞大“乐工”显系芦笙队，田土官也崇尚芦笙舞，并以之作“土风”入献。

明朝为保住云南，洪武时就准备废思州田土官，到永乐时付诸实施。 ^[25] 田土官之间的相互仇杀，方便明廷在其地“改土归流”。当时，只有“苗人”奋起救田土官，“苗人苗普亮”、“苗普罗哲”等，动员了“自沅州（湖南芷江）至偏桥（贵州施秉），洪州、横坡、铜鼓（锦屏）、五开（黎平）、靖州、会同、青龙渡、马上、下小平、春花、金井、天堂、绥宁”等湘、黔、渝交区的“诸苗寨”投入反明，“连结为乱”，拯救田土官，苗民被杀“不可胜计”。 ^[26] 在一年的战争中，见不到其他民族救田土官，相反他们站在明军一边，助明灭田土官。说明他们与思州田土官不是一个民族，以明灭田土官而后快。

思州田土官覆灭，对苗族造成极大影响：一是各地“首领”等人，残杀不休长达300多年，争做“大首领”，使湘、黔、渝之苗族由统一，又重新分裂。二是削弱抵抗明军及他族深入苗疆，引起苗族大逃亡。三是苗族失去平原坝子，退居山头地角。明清又筑“边墙”限制苗族进出，只准在政府划定的生存圈内自生自灭。四是禁止苗民开矿、冶金、铸器等，唐宋元以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几乎失传，出现社会大倒退，只好用竹、木、石等为生产工具，重建家园，苗族从此比周围民族都落后又贫穷。五是楚国开创湘、黔、渝交区这片苗疆（详后），思州田土官保护住这片苗族聚居区。明永乐十一年（1413），“改土归流”，驻军和设府、州、县流官，又筑“边墙”；明嘉靖、清“雍乾”、“乾嘉”等苗民起义失败，官府没收苗族田产，实行屯田，苗疆被蚕食得七零八落，从此以后苗族由历史上大而先进的民族，变成落后分散弱小的民族。六是苗族社会生产力大倒退，几乎达到灭族，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些恶果究其原因，就是从思州田土官覆灭开始的。刘锡蕃《倾表纪蛮》总结苗族兴衰史说：“苗族为诸蛮中优秀分子，太古时代，曾建国于黄河流域，创造文字，教育人民，其文化已达相当之程度……有（明）清一代……而苗受创之深，亦以此为最，汉人捣其堂奥，据其沃土，促其人于荒山长谷之间。自是厥后，其势力乃益式微矣。”

思州田土官消失，所筑关隘阻挡他族深入苗疆都被明军削毁，川、湖等地之民大量流入苗区。思南府“大姓”在明弘治时，大量招来灾民，“将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为己业”，一户“跨有百里之地”。 ^[27] 灾民起义失败，逃往苗疆，如明正德六年（1511），四川方四起义失败，逃到龙泉司（今凤冈县）“任峰山”，“旬日之间，至数万人”。明嘉靖九年（1530），川湖灾民“入境就食”，“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人，较之正德尤多”。 ^[28]

明清500余年，“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造成苗疆客既盛而主人弱，喧宾夺主，改变了田土官统治区的民族结构。“盘瓠蛮” ^[29] ，明清易称为“红苗”。《明神宗万历实录》载：“红苗者，环铜仁（含松桃、江口）、思州（含玉屏、万山）、思南（含沿河、印江、德江、务川）、石阡（含风冈）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明史·张鹤鸣传》载：“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含岑巩）、思南四郡，数几十万。”这些“红苗”在“流人”冲击下，清廷强迫其“填汉籍”，“为汉民”（详拙著《贵州土司史》），汉化程度高的“红苗”就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再是“红苗”分散在其他民族中，失去政权保障；分化加入其他民族，如被田土官征服的其他民族，在田土官消失后，也恢复祖宗族属。这是田土官统治区（黔、湘、渝交区）的苗族，现在人数比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原因之一。

三、田土官对思州经略史

田土官乃全国大土官之一，元明谚云“思播田杨——盖其大也” ^[30] 。一个地方政要，有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忠于中央政府，代表中央在地方行使国家权力，维护国家统一；二是对所管地方实行文韬武略，推动社会进步。田土官对这两项任务，执行得好坏功过，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按当时历史条件进行评述，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任务。

田宗显为陕西蓝田人，隋开皇二年（583），到黔州任刺史，成为思州田土官开山祖。田谱载田宗显很有本事，把地方治理得很好，任久未迁，夷民率服，兹土大治，有太平象。隋末，全国战乱，这里却是“乐土”。田宗显卸任，与家人落户黔州，与属民同俗，很快融为一族，成为他们的“大首领”，开创黔、渝、湘、桂边区千余年来的土官统治。

隋炀帝行暴政，引发全国农民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形成军阀割据，有肖铣在江陵复辟，称后梁皇帝，占据长江中游及以南地区。唐王朝战胜群雄，统一北方，唯有江南一隅为肖铣割据。为完成国家统一，唐武德四年（621），“高祖命赵郡孝王及李靖率巴蜀兵，发自夔门（重庆奉节），沿流而下”，平肖铣，田宗显儿子田世康与焉 ^[31] 。田世康奉唐王命，没有由乌江入长江，走捷径，而是依靠“盘瓠蛮”为基本力量，从黔州出发，绕道辰州（湖南沅陵）、武陵（湖南常德）等“盘瓠蛮”地区，沿途获得“盘瓠蛮”大力支持，顺利到达湖北江陵。田世康率“盘瓠蛮”兵奋勇激战，夜渡贼营，兵如水淹，力战铣于马下 ^[32] 。“盘瓠蛮”兵捉住肖铣，田世康献俘唐王朝。

“盘瓠蛮”支持田世康平定江南和捉住肖铣，立了大功，唐建一新州酬田氏 ^[33] 。新州名“思州”有两层意义：一为提醒田氏经常思念唐王朝恩德；二为苗语，苗族先民以沾皇恩为荣，自觉协助州官统治。田氏得到思州，作为发展根据地。田土官以“盘瓠文化”为精神支柱，用苗瑶独有的“偏架弩” ^[34] 为武器，用信仰“盘瓠”的民众为基本力量，在朝廷支持下，征服黔、湘、渝、桂交界地区，强迫他们信奉“盘瓠”。所以唐、宋、元、明、清诸史籍，把田土官区或征服过的地方的民众，笼统称为“盘瓠之后”。田土官经数十代人努力，占据很宽地方，发展成全国大土官之一。

我们以《黔南田氏宗谱》为主线，辅以《二十五史》及其他资料，研究田土官对思州的文治战略，使世人有个概念。 ^[35]

田阳明袭父职为黔州刺史，时逢唐初重臣长孙无忌受许敬宗等诬陷谋反，“削其官职，流置黔州”。田阳明在长孙无忌疏导下，对唐王更忠。“显庆五年，同长孙无忌杀贼有功”，田阳明“授都督府大总管”。 ^[36]

田克昌，始“卜筑思州数年，朝廷因父功擢用”，就令掌一方事，为大首领，以恩威结服夷民，上嘉之，授义军兵马使。“义军”是地方豪帅招募的地方武装。唐永隆元年（680），“暹罗进礼入贡，皆公之力”。暹罗，泰国旧称。唐人樊绰《蛮书》载从越南北方，经老挝、缅甸到泰国北部等地，“盘瓠蛮”势力很大，为“南诏国”东鄙，曾向“南诏国”要求“自立为一国”。这些“盘瓠蛮之后”，或为《史记》载庄乔王滇“遗部流入”；或为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载，春秋时，楚苗鳖灵在四川建开明政权被秦灭，开明王室战国末从川西南率部入东南亚建立“安阳国”；或许二者都有，汇合发展成大族。思州和东南亚的“盘瓠之后”相距太远，但他们为一个民族，田克昌以思州“盘瓠之后”的“大首领”，导化“暹罗国”派人“入贡”成为可能，故在田谱中有记。

田道元，“精于武艺，熟刀弩”，景云二年（711）“征黄土坡革僚有功”，实现辖区统一，“授义军兵马使”。这里的“义军”，为田氏家兵，朝廷授田土官为将，统家兵合法化。

田公荣，开元十七年（729）八月，“贡宝马方物”。地方各族豪帅，向朝廷朝贡，是密切地方与中央关系，封建国家统一标志，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历代王朝都重视，地方各族豪帅都认真办理，以能入京朝贡为荣。开元二十三年（735），田公荣“靖难有功”。《旧唐书·玄宗纪》载，这年“冬，东都人刘普会反，伏诛”。《新唐书·玄宗纪》载，这年“北庭都护属四郡，突骑施寇”。不知田谱说的是哪件事。田土官尽职朝廷的安宁与尊严，朝廷酬功甚隆，“加（田公荣）思州节度使，升中书郎”。

田载龙“授义军兵马使”。

田时丰，唐元和十三年（818），“兼领思州节度使”。吐蕃兵寇边，恐指“吐蕃寇嶲州（今四川西境）” ^[37] ，“义宁军乱，杀其将常楚客” ^[38] 。田时丰身为节度使，参与抵御吐蕃军入川有可能。思州“祸乱不臻，兵戈不扰”，地方安宁，不愧为“唐之纯臣”。

田佐禹，唐咸通十一年（870），“授义军兵马使，仍领思州节度使”。

田凤翔，“授义军兵马使，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以摄苗夷，远近闻风知畏，加定蛮威武将军”。时值五代十国，“干戈肆起，公所领地方，豪无震竦”。既不附蜀王孟，也不归楚马，自立于思州，奉唐为宗主，宣抚“苗夷”，地方安定，为“乱世能臣”不为过。

田承文，“以武勇闻，授义军兵马使，兼节度指挥使”。宋太祖登极，《宋史·蛮夷一》载沅陵等地“盘瓠蛮”之后的秦再雄奉太祖命，到西南溪洞导化归宋，田承文于此时归附。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奉敕安宁交趾，将军号为田老虎，远近畏服，加右仆射平章事 ^[39] ”。宋庆历皇佑年间（1041～1053），宋欺寻壮族，侬智高以“驯象金银来献”，“朝廷拒之”，“复赍金函书以请”，不报。促使侬智反宋，宋官或死或逃，陷邕（广西南宁），“横、贵等八州”，宋廷震竦， ^[40] 宋廷命狄青讨侬智高， ^[41] 又檄思播田杨率家兵助狄青平侬智高 ^[42] 。

田正允，“素有勇略”，宋庆历八年（1048）八月，“收服南边叛寇王贵千、傅事鲁等，初授义军兵马使，升指挥使，封武略将军”。

田士儒，“谙於韬略，神於智勇”。宋熙宁五年（1072）正月，“命定庆远（广西宜山）之乱”。恐指《宋史·南丹州》载南丹等地反宋，兵将败北，宁檄田士儒率家兵平之。宋元丰元年（1078）秋，讨泸南（川、滇、黔交区）叛寇。奏公之文有：“思之义军，其聚如云，其散如鸦，用偏架之弩，射无不中，中无不死。上曰神兵，无以加也。累加都指挥使，封义勇武略将军。” ^[43]

田土官田承文、田正允、田士儒祖孙三代，用兵黔南和桂北，平定地区实行军事占领，沿袭到元代。《元史·地理志》载，田土官有二十几个州或长官司分布在桂北和黔南。田谱载每代人事迹简略，现从《宋敕赠少师思国公田佑恭墓志铭》录一些，从中窥见田土官开疆拓土史。

田佑恭“未受命，闻靖州失警，以急来告”，父“阻疾”，“代父而往”，予以平定，显露才华。及长，深知韬略。宋元符元年（1098），善于蛊，授团练使，加荣州刺史，以功转武节大夫。宋大观二年（1108），“建思州治”，思州由羁縻州升经治州，始有印信。 ^[44] 田佑恭“升武功大夫团练观察使”。宋政和二年（1112），“黄阳洞冉万花四族不轨，侵犯黔州，残民掠物，大为边害，郡将陈括知公之雄，乃召委其事，公既承命，躬领家僮， ^[45] 自备糗粮，收冉万花，俘文胜，冉万尞万朝、路沈王等归郡城”。此役恐是田土官占黔江、酉阳、秀山等部分地，南宋以后归还朝廷（后详）。“朝廷褒其忠勇，特授成忠郎，充思州边面巡检。”宋政和五年（1115），“统义兵策应泸南，解梅堡之围，以功升中训郎。继而讨晏州贼，以功转武翼郎”。宋政和六年（1116），“千里播州边，转武节郎”。宋政和七年（1117），“安定播州，遏绝杨维聪之暴，以功转武翼大夫，加荣州刺史”。从政和五年到七年，田佑恭对川黔用兵：一是泸州、宜宾等地，上个世纪初，贵州有人调查发现许多盘瓠庙遗址，恐为田佑恭建；二是播州传到杨昭，七世仇杀，田佑恭帮助播州完成统一，予播州社会进步有贡献。八年（1118），“救石泉军，至白沙寨，战退戍兵，以功迁武节大夫”。凯还，被召赴阙，迁武德大夫。宋重和元年（1118），再筑思州有劳，迁武功大夫。宋宣和元年（1119），“授泸州兵马铨辖，再承诏朝参，加忠州团练使，赐金带器币等物，宠赍优隆，朝辞加贵州防御使”（蔡仁辉《岑巩县志》言在今思南一带，非贵阳左近的“贵州”）。又“差充成都府路监，同管两路巡检，刺州驻扎”。再充“思州边面巡检”。宋建炎二年（1128），“兼知务川县事”。时遇“乏军储，以万缗献助，以为有忧国之心，升右武大夫”。南宋初年，国家困难，献“万缗”，以解南宋财政危机。“王辟”寇归州（鄂西边地），图入蜀。田佑恭“统兵收王辟，复郡邑，蜀赖以安”。佑恭破王辟事可信。《宋史·高宗纪》载：“后军将王辟叛，陷归州，铨辖田佑恭击败之。”宋绍兴元年（1131），“桑仲、郭希叛于兴山，图蜀与王辟同” ^[46] 。田佑恭“复统兵击破，迁正侍大夫，以功转五官”。宋绍兴二年（1132），“以保蜀，加华州观察使”。宋绍兴三年（1133），“金人”犯“梁洋”，川将檄佑恭，金人知之，“望风退去”。佑恭“迁通侍大夫，加思州军州事”。宋绍兴十一年（1141），“以累建大功，加边郡承宣使，又迁奉宁军承宣使”。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以疾薨于正寝，赠正任保康军承宣使，赠七子恩泽，乃命子汝端袭守。后以两郊大礼恩赠开府仪同三司少师思国公”。

我们从田谱及史书知道，田土官自田宗显到田佑恭，都是以忠于朝廷爱护人民，成为家训。后人评论田佑恭说：“慨然施惠，专勤于向善，凡宾客踵门，亲戚来归。以苦寒来告者，赠以衣帛；以饥寒歉告者，赠以菽粟；以贫乏告者，赠以财货。殊无吝色，伏中闻饥，遂命开仓以济贫乏者。乡民有借贷，其契卷命火焚之无留。”“吾其可重利轻身，以此遗忧于人，其施惠如此……公之为人，生为夷民信服，死为夷民钦畏，可谓安边良将也。” ^[47]

漫长的封建社会史，如田宗显、田世康、田佑恭等地方官，能勤王事，关心人民疾苦者，不多见。

田汝端，宋绍兴五年（1135） ^[48] ，“授黔川防御使，升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兼州军民事。九年（恐亦误），升通侍大夫”。

田佑恭次子汝弼同知思州事。时有“施（鄂西南）民谭汝翼”，与田汝弼交恶，汝弼子祖周（田谱载为汝端第七子），打败汝翼，“俘其徒四十有三人，获甲铠器仗三万一千，剽取其巨恶九人诛之，田祖周由是惧，与其母冉氏谋献黔江田业，计钱九十万缗以赎罪” ^[49] 。宋淳熙十三年（1186）十二月，“思州田氏献纳所买黔州民省地，诏偿其值” ^[50] 。“献黔江田业”与“献纳黔州民省地”后，田土官占有的彭水、黔江、武隆、酉阳、秀山、南川等地，几乎献完，所以《元史·地理志》载，田土官占重庆地不多。

田祖衡，“授武功大夫，知思州军民事”。时“蒙军倡乱，叔侄兄弟十余人，俱出才力，为国匡民，各管地方，袭父职任事”。

田宗翰，宋嘉定十七年（1224），“授武功大夫，知思州军民事”。

田庆裕，“授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知思州军民事。统夔路兵马，珍州沿边都巡检团练使，以兵助国，御蒙古之乱。景炎三年（1278），以封通利候，开国功臣，食邑三百户，亦乱世之杰出者”。

田应丙，“授武烈大夫，吉州刺史，兼思州军民事，思珍南平沿边都巡检使，务川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封壮愍英卫侯。《宋史·理宗纪四》载，宋宝佑六年（1258）四月，“诏田应已思州驻扎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共筑关隘防御”元军。宋开庆元年（1259）七月，以“知思州田应庚守御勤劳”，诏官一转。揆三名事迹同，或为苗语音译故异，或是三人，姑存待考。“筑黄平，赐名镇远州”。时黄平（今黄平旧州）属播州杨土官。入元，田土官退出黄平，以地还播州杨土官，“镇远州”迁到金容金达长官司城（即今镇远县城），镇远之名始此。

田应寅，为田应丙胞弟，“授武功大夫，知思州军民观农使，思州驻扎御前忠胜义军都统制，兼思珍南平沿边安抚使，置制总管府，节制兵马御大夫”。

田谨贤，“知思州珍州驻御防统制兵马使，兼南平军溪洞沿边宣抚使，拜金吾将军，合门宣赞舍人，保康军承宣使”。《宋史·瀛国公纪》载，宋德佑元年（1275）四月，加田谨贤“复州观察使，趣兵入卫”。同年九月，“加田谨贤福州观察使”，驱兵入卫。这时，田谨贤已不奉宋命。《元史·廉希宪传》载，元至元十二年（1275）五月，思州田谨贤“越境请降”。《元史·世祖纪六》载，元至元十四年（1277）五月，“诏谕思州安抚使田谨贤”，“使其来附”。元至元十五年（1278），田谨贤“奉诏朝参，赐荣禄大夫，同知枢密节功臣”。元延佑七年（1320），朝廷“封柱国义敏公，赠怀恩效节功臣”。田谨贤可谓识时务，能与时俱进之典型，关键时候毅然抛弃旧主迎接新主，使田土官在元代同样享荣华富贵。

田谨贤正室钱氏生惟墉、惟城，继室杨氏生惟玩、惟璒、惟玖、惟琦，共六子。惟墉袭父职，生一子茂烈。茂烈袭父职，生一子仁厚。仁厚袭父职，生一子弘政。弘政袭父职，生一子琛。琛袭父职，“改土归流”，削职为民，琛及子孙仍居思州，但已无人任官职。

惟城生二子茂忠、茂安。茂忠袭父职，生二子仁德、仁寿。仁德袭父职，无殁，无后，以弟仁寿袭兄职。仁寿亦夭殁，无后。以仁智为茂忠祧。

茂安不服思州宣慰使田仁厚统辖，割地献“伪夏明玉珍”，思州分出思南。时思南不是今思南，而是指今镇远到铜仁等地。田茂安与田仁厚开始仇杀。茂安生三子仁政、仁美、仁智。明玉珍予茂安父子都授职。田仁厚在朱元璋支持下，攻破茂安家，仁政、仁美、茂安“抱痛而亡”，只跑脱仁智。仁智把伯父茂忠职、父茂安职及仁德、仁寿、仁政、仁美职，都冠自己头上去朝见朱元璋，隐瞒父兄及已投靠明玉珍一事，故受朱元璋重视。

田仁智袭诸父兄职，生一子弘义。弘义袭父职，生一子大雅。大雅袭父职，生一子宗鼎。宗鼎袭父职，“改土归流”，宗鼎及独子庆剑都被“徙置辽左”，思南已无人任土官。

《明太祖洪武实录》、《明史》、田汝成《炎缴纪闻》、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郭子章《黔记》等明代著作，关于思州思南田土官的史事全搞错了，只有《黔南田氏宗谱》是对的，可以校正明代诸史籍，故在这里作简要交代。

田土官统治思州，至田谨贤已有21代人，690多年，治民治军有一套独特完整制度。田土官既按朝廷规定设官（详拙著《贵州土司史》），又按苗族社会结构设官。根据史志记载及苗族风俗，作思州田氏元代官制度表。田氏官署，最高官职为“大首领”，受朝命为宣抚、宣慰等使，田氏嫡派子孙世袭；地位稍次为“首领”，受朝命为同知副使等，田氏至亲兼任；又其下为“头目”，有大小之分，“大头目”受朝命为府等长官；“小头目”受朝命为知州，知县，长官司长官。田氏有功部属充当。

苗语“政府”和“军事长官”是同一个词。官府或汉族文人为了区别，官府人员叫“头目”，有军权的叫“带兵头目”，最基层为“头人”、“寨长”等。田氏设官虽按苗俗，但所统治民族，除苗族外，还有其他民族，所以田氏官署应是各民族的共同地方政权。田氏唐宋以来，拥有兵权，即前言“义兵”，都是田氏佃户、农奴等，故田氏为军政合一组织。

田土官这套官制，平时为政府组织，战时为军事组织，寓兵于农，组织纪律严明，“思之义军，其聚如云，其散如鸦”。从唐代始，经宋元，到明万历仍有残余，故郭子章《黔记》有记载。在当时，这套官制是优于他族的民政和军政组织，又有优于他族武器——偏架弩，所以田家军战斗力很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宋元王朝以之统治地方。田土官对各级官员，调动自如，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明清时代，苗族这套官制——社会组织已残余，但明清朝廷仍然用来管理苗众。例如，明嘉靖年间（1522～1565），腊尔山区苗族反明斗争规模宏大，对明朝官兵打击沉重。明廷派张岳等去剿无效后，张岳想到利用苗族社会组织来管理苗众，遏止苗民反抗。张岳《小山类稿·答聂泉厓礼部》载，腊尔山苗族“听抚之后，各村立之首领，合数村立一大首领”，以苗俗治之，“略有羁縻而已，详立之法，彼亦不识”。张岳是自己调查，其言可信。迄明嘉靖年间，腊尔山苗区，还存在“大首领”统“首领”等社会组织。再如，清雍正年间（1723～1735），开黔东南和黔南苗疆时，清廷还利用苗族社会组织——榔款制度。《诛批谕旨》载，雍正六年（1728）八月六日，鄂尔泰奏：“查都匀地方，向有合郎之举。”是年六月二十九日，“在通达宽展之龙场一处，举行合榔（苗族的议榔），齐集各寨苗头，并老少一人等，晓以法纪，示以利害”。利用苗族中“榔头”、“苗头”等对苗族进行统治，“使其认纳粮赋”。又《诛批谕旨》载，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鄂尔泰奏：“镇远协副将张禹谟”带兵驻施秉柏枝坪，遣土舍招抚九股及小丹江各寨“生苗”，将已抚各寨苗头传齐。“赴营奖偿款谕，共苗头七十二名，会同镇远知府方显于（八月）十七日设立场款，令土舍、苗头等人，先自公举苗头内有众苗素服，公于能事者，以为榔头，公为三榔管理。”可见黔东南及黔南中的“土官”、“土舍”等为苗族中的“熟苗”，才可能去招“九股”、“丹江”等地“苗头”，参加“苗头”“竞选”“众苗素服”的“榔头”。这些“榔头”、“苗头”受朝廷命为府、州、县等官，“苗头”、“土官”、“土舍”都听“榔头”调遣。“苗头俱听喜悦，出俱遵依木刻”，分别到黔东南和黔南各地去招抚苗众，完成开苗疆而郡县其地。苗族古代有严密的社会组织，管理苗族社会内部的生产、生活、治安和对外的交往与战争。苗族完整社会组织起于“九黎”之君蚩尤，楚继之为国家组织，所以楚的官制有别于华夏。楚亡后，其国家组织在苗族中一直残存到明清，因汉译不同，故有“大首领”、“首领”、“头目”和“总（大）榔头”、“榔头”、“苗头”等差别。我们细致研究各地区苗族的社会制度，其名称因汉译不同，表面看有差异，实际完全相同。

思州田土官利用苗族社会组织管理辖区各族各阶层，取得很好社会效果。隋末唐初、唐末五代宋初、宋末元初，在这些动乱年代，田氏都有能人治理思州这片地区，使之战乱少，社会安定，人民乐业，故成“乐土”，许多有识之士移居思州，“蛮荒”之地的社会生产力获得大发展，汉文化及汉区生产技术在苗疆获得广泛推广，使思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接近川湖，擢居黔省之首，为国家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田惟庸，为田谨贤长子，“授思州军民宣抚使，以功加武功大夫。至正间，授金吾将军，赠历代助国功臣”。

田茂烈，袭“思州宣抚使”。《元史·顺帝纪五》载，元至正十一年（1351），颍州（河南安徽交界处）刘福通等反元，“以红巾为号”。十九年，田茂烈“奉旨督”部属讨“红巾军”有功。元至正十八年（1358），“古州（今榕江）八万苗夷叛逆”，田茂烈命部僚讨平。元末，田茂烈已“识元政不纲，明玉珍据蜀作叛，公谕众曰：迹夏王为潜伪耳，姑隐抑以俟圣明。未几，而遇洪武，真有卓见”。

田仁厚，袭父职为“思州军民宣抚使，时值伪夏（明玉珍）威迫，民困于转运，兵疲于御侮，公以武功靖难，加朝烈大夫，管古州八万军民事。遇洪武起兵，至正二十五年（1365），公遣都司林宪（或作宽），万户张思泉（或作温）首纳款，将镇远、古州二军民府，并务川、邛水（今三穗）、信宁（今石阡思南间）等县，龙泉（今凤冈）、佑溪（后并入沿河）、沿河等（六十六个长官司）图册献纳，授（田仁厚）思州军民宣慰使”。田谱言可信，《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6载大同小异。田仁厚因叔父“田茂安不服统辖，割地献伪夏”，“心甚不服，公自统兵攻破”田茂安家，以后“二家攻杀，月无宁期”，祸始于此。

田弘政，“授中亚大夫，知思州宣慰事”，“与思南宣慰历年仇杀不绝，叠为（向明廷）奏疏尚未理结”。

田琛，“授中亚大夫，知思州宣慰事”，与“思南宣慰田大雅同派（同字辈），”因仇杀而单名。田琛把思州宣慰使司治从龙泉坪小谷庄（凤冈县城）迁移到都坪长官司治（今岑巩县，岑巩明清叫思州始于此）。 ^[51] 田琛与田大雅、田宗鼎父子继续仇杀，明永乐十一年（1413），“二司俱奉旨革罢”。永乐皇帝说：“先日洪武起兵，仁厚已先归附，意识帝王之有真。”“权其罪之轻重，是因其顺逆之情，以定其罪之加减。”“改土归流”时，思州宣慰使田琛“止革其职”为民，“子孙世居思州都坪”，纳粮当差。

田维城，田谨贤次子，“授古州八万总管”。明大德（1297～1307）时，“加龙虎卫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三珠虎符，赐名哈剌不花。卒后，赠怀仁秉义功臣，晋阶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封忠国安公（田维城大德后的封赠似为田惟慵的事迹，田谱却载为田维城的事迹，暂从田谱说，待考）。

田惟琦，田惟贤第六子，“至正授镇远军民知府，统古州八万二处军民总管”。其子茂桢明初协助仁德纳款。

田茂忠，田维城长子，“授资德大夫，赐名晃忽不花”，管水德江（思南、德江）等处军民事，“以功侍卫亲军护国，佩三珠虎符，封万户侯”。

田仁德，父殁仅4岁。明洪武四年（1371），明军平蜀，“堂叔茂桢领镇远军民事，协仁德纳款”，授中顺大夫，领思南宣慰事。明洪武九年（1376），明军征滇，敕公兵一万，骑三千，粮一万石，竭力招集。明军至“镇远，取给过数”。云南平，“随太夫人入京修觐”。太祖优奖殊渥，降给印信，敕诰一道。谕之曰：“南征之役，尔功居多，乐祖肇其兹土，昌树德以植之，与学校以教化之，风俗丕振，不让中州，是朕之甚愿也。”子往励诸，升中亚大夫。17岁早殁。无子，第仁寿“继兄职”。明洪武初，“酉邑苗夷寇乱，逼近思南”（不是今思南，而是指镇远至铜仁等地），仁寿以家兵御酉邑之乱。寿夭无嗣，茂忠之祧尽，以茂安之子继。

田茂安，田惟城次子，茂忠胞弟，“原任镇远军民同知”。“不屑堂侄思州宣慰使田仁厚统辖，遂割思南（所指同上）地方献蜀玉珍，授思南宣慰使。长子仁政，元（误，当为明玉珍之大夏）授龙虎卫将军；次子仁美，授统兵元帅，新军万户将军；三子仁智亦授龙虎卫职”。时，明玉珍改元年号天统。天统三年（1364）三月，茂安献地，“降西台银印，（实降铜印，2000年在镇远出土，今存镇远县公安局），以长子仁政为龙泉坪宣慰使，仁智领镇远军民同知事”。思州宣慰使田仁厚见“茂安割去镇远，（思州）分为两司，心甚不服”。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正月初九日，田仁厚获朱元璋支持，统兵功破田茂安家，“仁政、仁美死之，茂安抱痛而亡”，只田仁智跑逃。

田仁智，继承田茂忠、田仁德、田仁寿等兄长诸功并为之后。明洪武四年（1371），明军平四川，田仁智随明玉珍子升降，继任思南宣慰使。明洪武七年（1374），田仁智“修觐入朝”。朱元璋看到田仁智履历，“谕之曰：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各安其生，则汝可长享富贵”。田仁智与朱元璋拉上关系，为获朱元璋支持，“岁修朝贡，最恭顺” ^[52] ，以作资本与田仁厚仇杀。明洪武九年（1376），田仁智“备水银、朱砂、黄蜡、各色，走马入贡，上颜喜，赏赐优渥，赐彩缎宝物，朝辞，（回）行至彭泽（驿）染病身故”。朱元璋“遣国学生铁处义”“致祭田仁智之灵”。

田弘义，“授思南宣慰使”，18岁卒，生一子一女，女嫁播州宣慰使杨升，封播国夫人。

田大雅，袭思南宣慰使，“授亚中大夫”，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把思南宣慰使司从镇远迁治水特姜，以后易成水德江，今思南县城。 ^[53] 水特姜改名思南始此。

田宗鼎，袭思南宣慰使，“赠怀远将军”。常与堂叔“思州宣慰使田琛仇杀”，人民荼毒，“鬼哭神号”，“月无宁期”。明永乐十年（1412），“锦衣旗校数十人”，“奉旨执宗鼎”入京。“都指挥一员，领兵籍（没收）其产，毁其宫室”。田宗鼎与子庆钊，同时押到北京。永乐皇帝诉其罪：尔祖“茂安，且从伪夏，及玉珍平服，而后纳款”，“权其罪”，田宗鼎父子“徙置辽左”，不准回思南，宣布“改土归流”，两宣慰司废。

明朝废贵州土官，实行郡县流官统治，早在明洪武时已决，当时忙于“北伐中原，未遑经理南荒”。朱元璋在平滇诏书说：“霭翠（贵州宣慰使）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 ^[54] 贵州地处滇楚通衢，特别是田土官所据的腊尔山区，“实关辰沅蕃卫，黔楚咽喉”，一旦失之，“渐无辰沅郡邑”，滇黔危也 ^[55] 。此道不通，“万一有庄（战国率楚苗入滇而王）、赵佗（以一县令秦末割据广州发展成汉时南粤国）”窃踞其间，岂所大一统乎。 ^[56] 可想见“则治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 ^[57] 。朱棣乘思州田琛与思南田宗鼎仇杀，两败俱伤，首拿贵州“改土归流”。

明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将田土官仅剩的三十九个长官分设八府，其中思州宣慰司二十二个长官司分设四府：

思州府，由都坪峨异溪、都素二蛮夷长官司与黄道溪、施溪二长官司组成。

新化府，由湖耳、亮寨、欧阳、新化、中林验洞、龙里（今锦屏之隆里）六蛮夷长官司组成。

黎平府，由潭溪、曹滴洞、古州八万、福禄永从、洪州泊里、西山阳洞七蛮夷长官司组成。

镇远府，由施秉、金容金达、邛水一十五洞三个蛮夷长官司和偏桥长官司并镇远州组成。

思南宣慰司十七长官司分设四府：

思南府，由蛮夷长官司、水德江和沿河佑溪，思邛江四个长官司，并务川县及板场、木悠、严煎、任办四坑水银场局组成。

铜仁府，由铜人（后改人为仁）、省溪、提溪、大万山四长官司，并熬寨、苏葛棒朱砂场局、大崖、土黄坑水银朱砂场局组成。

乌罗府，由乌罗、答意、治古、平头四长官司及朗溪蛮夷长官司组成。

石阡府，由石阡、苗民、葛彰葛商、龙泉坪四长官司组成。

同时，“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以总八府，仍以贵州都司同管贵州宣慰使司”，设治“贵州城（今贵阳市）”。布政司属官俱用流官，府以下参用土官。吏部“选授布政司及府县官，以行人（太监）蒋廷赞为布政使”，这是贵州建省的开始。 ^[58]

元末明初，宋濂等人修《元史·地理志·思州军民安抚司》时，思州存有二府一县六十六等处。贵州有镇远、古州八万二军民府，务川县、楠木洞、偏桥中寨、野鸡坪、德胜寨、偏桥四甲等处，思邛江等处，石阡等处，晓爱泸洞赤溪等处，卑带洞大小田等处，黄道溪、省溪坝场等处，金容金达等处，台蓬若洞住溪等处，葛彰葛商等处，亮寨、沿河、龙泉坪、平头著可通大等处，佑溪等处，水特姜、杨溪化俄等处，麻勇洞、思勒洞、大万山办葛办等处，铜人大小江等处，德明洞、乌罗龙干等处，西山大洞等处，秃罗、浦口、高丹、茆难等处，荔枝、安化、上中下蛮曹滴洞、洛卜寨、客团等处，中古州乐墩洞、上里平、洪州泊李。

四川（今重庆市）南川、武降、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等地，南宋后已“归还朝廷”，仅剩洪安等处，溶江芝子平等处，明初又割四川。

广西省有福州、永州、乃州、銮州、程州、三州、地州、忠州、天州、文州、合凤州、芝山州、习安州等，明初才划入广西。

湖广有五寨铜人等处，麦著土村、衙迪洞、会溪施容等处，感化州等处，契锄洞，腊尔洞，劳岩洞，驴迟洞，来化州，张家洞。《元史·地理志》载，永顺、上桑直、下桑直、米平、令其平尾等处，保靖州、南渭州、诚州思盈等处，允州等，大约在湖南或湖北。元末，新添遏蛮安抚使。曾国荃《湖南通志》载，永顺、桑植、保靖等，曾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初才划入湖南。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废时，在贵州的田氏中几乎没有人当土官了，只有湖南五寨司的田谨珍及子儒铭，曾协助朱元璋战胜群雄立有“大功”，使思州田土官的经略史才又延长了500多年，清末民初仍有袭。

田谨珍，田应寅子，元泰定二年（1325），“以功诰思州宣慰使，升肃政廉访使”。

田儒铭，元“至正间征十五洞有功，敕封昭信校尉定蛮威武将军，敦武侯”。元末，田儒铭奉田仁厚为正统，明至正二十五年（1365）随田仁厚降朱元璋。明洪武元年（1368），奉调助剿周文贵于鄱阳湖，战胜群雄，有功凯旋。 ^[59] 又招服“中林验洞、筸子坪、五寨、朗溪、平头、万山等处蛮夷”。这些地方为田茂安父子割献“伪夏”明玉珍，故有“招服”之说。又“克服辰（沅陵等地）蛮”。田儒铭父子所占上述地区，恰是云贵通往南京的“云贵通衢”。田儒铭父子剿“周文贵”等和“开通云贵大道”，诸功并赏。田儒铭，“敕赐三品服色，榜文一道，诰封中顺大夫，任沱江（凤凰城内一条河）宣抚使”，不世袭。田儒铭的“五子从征，俱各有功，将所开辟地方，赐各分守，听封敕命”，明洪武五年（1372），“奉敕封五子世爵，各降印信承袭”。

田茂文，敕授承德郎，五寨长官司长官。

田茂武，敕授承直郎，万山筸子坪长官司长官。

田茂文，茂武之后，明嘉靖（1522～1565）时，被永顺、保靖彭土官废掉， ^[60] 派其属员进行统治，彭氏借明官势力，进入腊尔山东部地区。

田茂弼，敕授承务郎，平头著可长官司长官。罗尧典《黔南职方纪略》卷8载，田、杨二土官，同管平头诸寨。《铜仁府志》和《松桃厅志》载，清末有袭。平头著可，现在简称平头司，演变成地名，在松桃南境，屋基尚在。

田茂良，敕授承务郎，中林验洞（今锦屏一带）长官司长官，明代绝袭，苗、汉、侗等族中田氏，自叙是田茂良的后代。

田茂能，敕授承直郎，朗溪司蛮夷长官司长官。茂能子仁泰抚苗有功，明廷给《朗溪司舆图公报》载：“按临公偿事：照得朗溪司正长官田仁泰，立身端勤，竭力尽忠，招抚治古、意（应为“答意”）长官司。”“辛勤百倍，与国出力，查照功劳，合当充偿，除将犒偿缎疋外，合将受封赐管地方，公据为凭永远，子孙世袭掌管……内有该纳粮规，年年计军民合项，照规催办。远近邻人等，毋忘侵扰，如违钧旨之徒，绑捉赴衙，治罪不轻，须至指挥左公据给付朗溪司长官田仁泰收执。洪武二一年八月给。” ^[61] 此份“公报”迄今贵州仅发现一份，从中可见封建王朝授予土官特权。罗尧典《黔南职方纪略》载，田任二官，“属思南府，管四太村寨”。田长官传到“田儒端，光绪二十三年（1897）承袭” ^[62] 。

田兴恕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回到湖南凤凰家乡，为田儒铭立碑时受阻，松桃苗族田土官帮忙，才强行把碑立成。碑上刻有田儒铭的官职和五个儿子的世职，说明田儒铭和五子的世职可信。

田儒铭同其他苗族同胞一样有宠爱小儿子的心理。松桃苗族田氏中世代传说，茂能被母亲蒲氏溺爱，不让去朗溪司上任，与几百年前修成的田谱载田茂能“客守五寨”相符合。“茂能居生牛坪、孔大湾、小溪等地方，系分受官庄”。这几处地方都在凤凰近松桃苗区。田茂能卒后，“葬在五寨司生牛坪”。田茂能独生子田仁泰，明洪武十九年（1386）袭世职，奉命招抚治古、答意长官司三十八寨。据松桃苗族自治县文史研究人员介绍，这些苗寨都在松桃大兴机场和“苗王城”附近。元末明初，思州田茂安割地献“伪夏”明玉珍时，引起田仁厚与田茂安仇杀达几代人，这里苗族起兵自卫。田仁泰与这里苗族是一个民族，有共同语言、习俗等，所以田仁泰不是派兵去征服，而是以“招抚”方式说服这些苗族听他管理，不属“伪夏”去受苦。《明太宗永乐实录》亦有同样记载，且建为长官司。“苗王城”到凤凰县城，方园百余里全是苗寨，田仁泰在凤凰城居住，也等于在治古、答意“驻扎镇守”。田仁泰亦未到朗溪上任，继续享受“五寨官庄”。田仁泰生有七子：弘高、弘玉、弘瑀、弘琢、弘璟、弘璋、弘珏。明廷催促田氏赴任。明正统三年（1438），田弘高带上田弘玉到朗溪上任，世袭承直郎朗溪司正长官。田仁泰其余五子，仍住在“五寨司”，守着祖上分给的“官庄”。以后子孙增多，才分开去创业，有的迁入松桃。如大平茶田氏苗族自叙是田儒铭第五子田茂能之后，迁入松桃第一站是“当莱板堵”，以后下到“武操”，最后才迁到大平茶，沿途留下许多田姓人家。

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黔、渝、湘交区最早居民，迄唐、宋、元、明、清主要是苗族，支系很多，有“花苗”、“白苗”、“仡兜”、“仡熊”等支系。据传，“仡熊”到达最晚，可与“花苗”、“白苗”、“仡兜”通话，但也有听不懂之处。20世纪50年代，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汉先说，威宁等地的“花苗”是从湘黔边区迁去的，是有道理的。松桃等地苗族传说，以后“花苗”、“白苗”、“仡兜”等支系多数人迁走，剩下的又被“仡熊”同化。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仅交代一下，有机会再详谈。上个世纪末，松桃写志书说，“仡熊”到达之前，松桃是某某民族世居，这是没有深研历史的失误。从黔渝湘交区苗族的几个大姓的关系来看，反映出许多民族关系史，这里的“仡熊”（现在的龙氏）自称“大芈”，与楚王同姓，恐是楚国后裔；“仡马雚”称石姓，自叙是“欢兜”后代，尧舜时已迁到这里；“仡削”称吴氏，明清史志称为苗民中第一大姓；“仡佧”称麻姓等；“仡莱”称田姓，到得最晚，杂居在他们中间。田氏为了政治需要，认石、麻、贺等姓为兄弟，至今几乎不通婚；认龙姓为亲戚，至今几乎都与龙姓人通婚。黔渝湘交区的苗族，明清时称为“红苗”，自称为“仡熊”的一支，为什么能迫使苗族中其他支系和其他民族迁走，或隐姓埋名生存下来，笔者的初步研究，主要有两因素：其一是据《战国策·楚策》和《华阳国志·巴志》等载，楚国向西南开疆拓土时，把他们赶跑，如巴国从涪陵迁都重庆，最后迁到阆中而国亡；再是田宗显从陕西蓝田到黔州（彭水）做官，见到“盘瓠蛮”势力强大，用之为己服务，并在朝廷支持下，对不服者大加讨伐，迫使其他民族屈服。楚芈从西周迄战国末年，田氏（“仡莱”）从隋迄明清，这二氏征服并统治黔、渝、鄂、湘边区达3000多年，成为苗族“大首领”。所以直到民国年间，此区仍有“谈苗变色”的道理。

田土官统治思州1000余年，值得深入研究的事例很多，因篇幅有限，我们仅择田儒铭之后大平茶田守备建松桃理苗同知为例，其余从略。大平茶田守备的祖上，明中叶至清初，发展成黔、渝、湘交界地区的巨族，成为此区苗族自然领袖，成为思州（含思南）田土官在明初“改土归流”后，所剩下的势力最大、管理地方最宽的一支。

田金保，田茂能裔孙，民间传说田金保的哥哥田陆士，很有权又很富有，民谵誉为“陆士金保”。田陆士清初带家眷到“云南”当官，官居“都督”，未回，确否待考。田金保巨富，乐善好施，勤能治家，善于管理地方，是黔、渝、湘交区苗族“大首领”。清初开苗疆，雍正朝《朱批谕旨》载，雍正七年（1729）十二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访得生苗有头目田金保者，为群苗推服，因设法招致，加以奖赏，令其引导”。田金保看到，清康熙年间清廷势力已深入腊尔山苗疆，平定“红苗”后设铜仁府理苗同知于正大营。他审时度势，为使苗族不受大镇压，毅然接受清廷奖赏，令下人和清廷官吏一起“分两路去招化”。

第一路，以田金保住地为中心展开，“划出彭宗、盖牌、黄板至新寨、松桃、上卡落、下卡落、拖把（今施把）、水平（今武操）、桃子坪、落塘、蜡冲、老堡子（今老蓬刺）、上稿坪、抵哨、金杠、沙流、家多、盘豹、老虎寨、大平茶、下寨、小河、平所、偏岩、独嘴（今沟嘴）、岩鬼、凤鸣、盖倒（恐为今希多）、倒水（今道水）等，共计三十寨”。

第二路，划出“生苗”老塘寨、地甲、柳瓦、地审、弩矢坡、塘务、露山、爆木山、山马、乾溪、盘瀑（含盘勾打）、小腊尔、大腊尔、上康金、下康金、红岩、上标山、下标山、上盘朵、下盘朵、黄莲寨、禾果坪（今沃里坪）、上嗅脑、下嗅脑、上十八栈、中十八栈、下十八栈、大铅厂、小铅厂等二十九寨。同时，“又划出盘古打、古藏坪、竹子山、烂草坪、上巴茅坪、下巴茅坪、上火烧炭、下火烧炭、捍子坳、代董、洗铅厂、罢巴等十二寨”。

迈柱曾上疏雍正皇帝，说：“黔省将楚界所辖生苗招去。”雍正帝朱批：“可不必分彼此，但令苗众相安，不拘何省也。”我们从迈柱的奏疏和雍正皇帝朱批中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大坪茶田守备祖先，曾经管辖湖南不少地方；二为田守备所“化生苗寨”可信。

在田氏感召下，坡西一路，即松桃城以南的太平，以西的孟溪、乌罗到甘龙一带，又“招抚百余寨”。上述各寨，或为田氏世守之地，或为田氏控制之区。田金保在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范围内，大力协助清廷招抚，引起连锁反应，各处的苗寨纷纷“向化”，地方宽广，“抵邻省边界”，即招抚到湖南、重庆边境。田金保以“大首领”身份，带领已被招抚的“各寨苗目龙布见、龙豹子等七十余名赴（铜仁）府投见”。鄂尔泰及铜仁府官员接见了田金保等人，“给以花红银牌，赏以酒食”。

田金保等人回到松桃后，又去“化导未归各寨”苗民都来归附，“永为良民”。田金保当年所“化出”的“生苗”和“熟苗”，实际都是苗族先民，明清官员区分“生苗”或“熟苗”的标准：不懂汉语，不纳粮当差，为“生苗”；懂汉语，纳粮当差为“熟苗”。明清官员这种区分法，纯属是破坏苗族内部团结。清末，调整省、市、府、县“插花”地时，不少地区划归湖南省、重庆市、铜仁府和镇远县等管辖。所剩的地方与乌罗司、平头司等所辖地归并松桃直隶厅即今松桃县域。 ^[63]

在田金保等“大首领”的帮助下，清廷开辟松桃苗疆很顺利，地方宽广。清雍正八年（1730），清廷决定把铜仁府理苗同知从正大营移驻索道，译名松桃，即今老松桃，城址尚在。民间传说，选城址时，经过一番周折，开始时想在田金保寨（大平茶或附近），但田金保不同意，才粗定在长冲，即老松桃。可是理苗同知等官员，巨细事务，都要到大平茶同田金保商议，路程较远，诸事不便。他们以马喜欢往蓼皋方向吃草为托词，议定同知城迁往蓼皋方向。这样，初选地方有三处：一为大平茶田金保寨，二为蓼皋，三为沙流。田金保不好明拒，用计把三处地方泥土用秤称，公认蓼皋泥土比其他两处重，于是雍正十一年（1733），松桃理苗同知迁驻蓼皋，原索道称为“老松桃”，蓼皋成了“新松桃”，延续到现在。

田金保帮助清廷开辟松桃苗疆和建立松桃城等，立有“大功”，清廷对田金保行赏：

第一，授田金保五品世袭守备，田金保的子孙世袭守备到清光绪八年（1882），田氏沿袭守备152年。

第二，田金保有税收权，蓼皋虽然成为政治中心，但只管政治和军事，并不理财，官府不直接征收田赋、商税等。松桃理苗同知的财政收入，是靠田金保等头目收取。这种状况延续到道光年间，官府才开始直接征收田赋，边远苗寨到了光绪年间才向官府交田赋。例如，蓼皋原为田金保的打鱼村，住户极少，建为同知城后，除官府外，住户也不多，没有贸易场地，民间赶场仍在田金保寨中。年青人爱赌博，祸事不少，田金保等人管不了且心烦，于是田龙二姓商议把场地迁到蓼皋，让官府去禁赌。这样，蓼皋才逐渐成为民间贸易中心，田龙二姓仍然掌握着蓼皋的猪牛等买卖税收权。民国初年，松桃县政府才把猪牛等买卖税收权收回。但猪牛买卖还必须经过田龙二姓人做“经纪”，双方才能成交，此规一直沿袭到民国末年。

第三，松桃理苗同知从蓼皋修了五尺宽石板路，直达田金保寨中，有的路段保存至今。

第四，田金保有诉讼权。铜仁府理苗同知迁治蓼皋后，关于苗族的民事案件（当时除官府人员外，汉等其他民族极少），一般不在同知城由同知及属员审理，而是移到大平茶，由田守备审理，或经同知等官员审理后，苗民不服，同知又把案子移交大平茶，由田守备再审，直到群众服判为止。没有听说田守备有监狱及刑具等，只有拘留所，案犯派人守两天后移交到同知城去收监或施刑。据民间传说，田守备办案原则可归纳为：一是田守备传到第三代后，家学渊博，秉公办案，以理服人。二是田守备办案没有诉讼费，官司输赢在理不在钱。三是田氏审案以调解为主，让当事人双方满意，不允许家破人亡，一般输家除赔偿外，办一桌酒席，当事人与田守备共吃一餐，言欢而散。故苗族、汉族的民事纠纷，都喜欢田守备审理，输赢破费不大。四是田氏审案时喜欢别人称他为“公公”、“外公”、“伯伯”、“舅爷”等，不喜欢被称为“守备大人”。诉讼中，有理方不遵守田氏这条规矩，官司很难赢。五是人命等大案，多以钱财赔偿，没有听说以命抵命的。田氏这些办案原则，前后相沿200多年。田氏办案原则以劝说，达到化解矛盾，不使矛盾激化，以免酿成大乱，今天仍值得借鉴。

田守备功过，只能按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评说。

明初“改土归流”迄清初，思州田土官后裔中，要数田守备祖上势力最大，统辖地区最宽。田守备祖上管理的地区以松桃为中心，包括铜仁地区各县，重庆市涪陵区靠近贵州各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怀化市靠近贵州各县。这些地区几乎都为苗族聚居区，但是苗族支系很多，早到的有“花苗”、“白苗”、“仡兜”等支系，晚到的有“盘瓠之后”。田氏属“盘瓠之后”。在田姓和“盘瓠之后”其他大姓如冉、李、向、邓、雷等率领下，征服“花苗”、“白苗”、“仡兜”等支系，使他们远徙或隐姓埋名。汉族很少，是在设“边墙”守军弃兵为民，设厅城（含凤凰、花垣等），乾嘉起义设屯军以及经商等原因，才陆续迁入。苗族属于自耕自食的封闭社会，因此田守备祖上辖区，受汉文化影响很弱。如铜仁城，虽在明代建城，但是到民国初年住户还不多。笔者父亲在铜仁行署当了20多年的邮政工人。他曾说，铜仁城里还有很多会讲苗话的苗族，城外就更多了，很多村寨还会唱苗歌。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土沦陷，江浙等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才大规模逃到以松桃城为中心的铜仁、凤凰、花垣、保靖、秀山等一带苗疆。田守备帮助清朝开辟苗疆后，苗疆发生以下变化：

第一，清廷地方的行政建制，迅速向苗疆腹地深入。如铜仁府理苗同知从正大营迁驻“索道”之后，使同知城蓼皋，由几户苗族打鱼村迅速发展成及民国时期湘、黔、渝交区之苗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川、渝、湘、鄂及上海等地日用百货，从松江运达松桃，土特产如桐油、木材、药材等可直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松桃城货物充足，川、渝、湘、黔边民每五天到松桃赶场，人数可达十余万。抗战时期，松桃不仅办有省立中学，还办有省立师范、初师（又称简师，小学毕业生考读）、中师（初中或简师生考读）、高师（相当于大专）。城里有三所小学，即丰乐镇（今蓼皋镇）标准第一小学、丰乐镇女子小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城关一小合并）、丰乐镇德才小学（民办官助），学生达两千余人。这些学校不仅有松桃等地学生就读，还有川、渝、湘、鄂等地的学生前来就读。据民国档案载，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项评比中，松桃为全省甲级县之一，名列20位左右。新中国成立后，省立师范搬迁铜仁，松桃仅存县立初级中学。

第二，大批汉族官兵及商人涌入苗疆，他们把汉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产技术在苗疆推广，打破了苗疆封闭的“自然经济”，使苗疆得到迅速发展。松桃经百余年发展到清末，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如民间广种桐油，并建有许多桐油加工作坊，其出产的桐油质好量大，商品化程度很高，运抵常德、汉口、上海等地，卖很高价钱，还远销欧美各国，因之出现了许多专营桐油的资本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出现经济危机，导致松桃桐油业倒闭。

第三，田守备有司法权。田守备用清朝法律在苗疆断案，以法制代替神权裁判，在苗疆司法史上，是一大进步。

第四，儒学在苗疆得到迅速发展。田守备族中有多人讲学，使苗族的汉文化得到迅速提高，清代田氏辖区不少人考取秀才和举人。

第五，田守备有收田赋和场税权，收赋存根1926年前后才被毁。田氏“多收以肥己”，民间传说田守备最富时，年收入折合谷子15万公斤。田守备集官绅于一身，对民众压迫剥削是严重的，许多农民沦为其佃户。

第六，田守备为朝廷看守地方，不准“叛逆”，否则就遭到残酷镇压。清乾隆五十九年（1784），贵州铜仁府理苗同知（松桃县）、永绥厅（湖南花垣县）和乾州厅（湖南吉首市）等地，爆发规模宏大的“苗民”起义，反抗清廷压迫剥削。清军在镇压“苗民”大起义中屡败，几次换将，官兵损失惨重。后来，官府“访得”田金仕，要田守备出兵帮助“平叛”。此时，田金仕年事已高，派儿子田祖官率三四千“田家兵”出征。清军以“田家兵”为向导，田守备又在义军中活动上层人物“叛变”，清军才转败为胜。田祖官驻兵遗址在民间被称为“金仕营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贵州民族研究所田绍连亲自勘察，估计可驻3000人左右。田祖官儿子田大同，儒学渊博，又懂兵法，随父征剿“乾嘉”苗民起义军。清军节节败退之时，田大同带“田家兵”在花垣夺西与苗族义军激战，义军死伤惨重，清军转败为胜。清廷在“乾嘉”苗民起义善后诸策中，对田守备奖赏有：一是赐田祖官四品都御史（见墓碑），赐田大同“苗千总” ^[64] ；二是赐田氏大匾，挂在寨门口，匾长约3米，宽约1.5米，中央大字为“松夷”，每个大字约1平方米，右边小字如碗大为“大清嘉庆四年”，左边小字如前大，为“松桃直隶厅赠”；三是敕田氏免交国税；四是田氏统治中心区，不设屯军，让田氏自理，所以今世昌乡及左近，几乎无汉族，应是这一规定的佐证。清咸丰十一年（1861），包茅仙等领导苗汉民族起义，号称“红号军”，攻下铜仁府，又打到松桃寨英等地，准备攻打松桃直隶厅城时，直隶厅同知等官员弃城逃跑到湖南花垣夺西躲避。田守备率亲信数人劝包茅仙等退兵，否则将率“田家兵”保卫松桃厅城。包茅仙考虑同为苗族，于是听劝退兵。田守备又带百余人到花垣夺西，对同知等官员说，“田家兵”把“包贼”打败了，带兵来护驾，请各位大人回厅视事。事后，铜仁府为表彰田氏功绩，赠田氏一块匾额，悬挂在正屋大门上，1960年老屋倒塌，匾被毁。

第七，松桃理苗同知或松桃直隶厅（嘉庆初年升为松桃直隶厅）官员到任或卸职，都要给田守备“送礼”，换取田氏保护，否则难在苗疆立足或安全离开苗疆。

第八，田守备的家即官府衙门，官员、商旅、民众过路，坐轿的必须下轿，骑马的必须下马，甚至雨天打伞经过也必须收伞。若有不遵循者，必遭严惩，如用火药枪打等处罚。

第九，田守备家规很严，不准偷盗或乱伦，老少都要讲究礼节，若犯禁，处罚严厉。如田守备祖上规定：田氏子孙不准吃狗肉，族中有人犯禁且屡教不改的，杀之祭祖。田氏门中，现在仍遵循不吃狗肉的家规，松桃城乡都知道田家不吃狗肉。

总之，田守备在其统治区里，做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其功过各予评说。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