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银饰小史
银饰是苗族的标志。在苗语中，金、银、铜、铁、铅五种金属的名称都不是汉语的借词，因此许多学者认定，很早以前苗族就拥有了这些物品。在腊尔山区的苗寨里，人们最热衷的物品就是金银，并把它们当作家庭中最重要的财物进行收藏和管理。虽然对金银的喜爱是人类的共性，但喜爱的角度却有所不同。多数人热爱金银是源于其货币价值，而苗族对金银的喜爱更多的是它们的装饰功能。在民国以前，到铜仁、松桃、永绥、凤凰等地来经商的江西人、湖广人、四川人、福建人，经常将收购到的银饰品熔化为银锭或仿制成银元，作为财富进行储藏或货币进行交易；而苗族的许多家庭则是经常将得到的银锭和银元交给银匠熔化，打造成各种精美的饰物。一个把金银当财富，一个把金银当饰品，这种行为上的区别，主要是源于价值观的不同。虽然银饰品的价值核心本质上也是源于其财富意义，但是当其成为饰物之后，就像钻石无论怎么值钱也始终只是饰品一样。
苗族以金银为饰物的历史相当久远。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就曾自称黄金、珠玑、犀象是楚国的特产。秦汉以后，夜郎、牂牁境内的手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黔西县东汉墓中就出土了多件颇具民族特色的银手镯、银戒指、小银铃等工艺品。《华阳国志》记载，蜀汉时期，南中地区主要包括川南、云南东北和贵州大部分地区，其贡品主要有“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南北朝时期，《南齐书》卷五十八记载，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蛮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贼焉”。《新唐书·南蛮下》记载，唐贞观三年（629），东谢蛮首领谢元深朝贡时，“冠鸟熊皮，若注旌，以金银络额”。谢氏世居夜郎、牂牁，其装束“以金银络额”，说明当时这里的少数民族已经用金银为饰品。宋代，富贵人家以金银为器皿，炫耀夸富。宋朱辅《溪蛮丛笑》记载：“仡佬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鸟兽形，为酒藤，或为牛角，勃鸠之状尤多。每聚饮，盛列以夸客。”北宋王存、曾肇、李德刍《元丰九域志》记载，武陵五溪地区各羁縻州向朝廷进贡的各种特产、方物中就包括有银饰品。北宋天禧三年（1019），古州刺史向通展的贡品中就有“名马、丹砂、银装、剑槊、兜鍪、彩牌”等物，其中“银装”当是工艺成熟的银饰品。
但是，在明清以前，苗族聚居区与中原的关系不是很紧密，因此有关苗族银饰品的记载都比较零碎，系统考证还较为困难。明清以后，关于苗族银饰的记载越来越多，尤其是清代以后更多。无论是地方志书、官员奏折、野史笔记等都有大量关于苗族银饰品的记载。这些银饰品主要有耳环、银簪、银梳、项圈、银索、手镯、银钮、花片、角铃等。
明成化年间《五溪蛮图志》记载：“其妇女皆插排钗，状如纱帽展翅。富者以银为之，贫者以木为之。”“男女皆戴银耳环。”清康熙年间《红苗归流图·序》记载：“男子以网约发，带一环于左耳，大可围圆一二寸。妇人则两耳皆环，绾发作螺髻，织篾为笄，以发纬之如蟹，遍以银萦绕之，插银簪六七枝，簪形若匕。”《红苗归流图》中“贸易蚕种”图记载：“苗人亦知蚕务而不知遗种。每暮春，其妇女结伴入城市，各以土物之宜向民家换种。必盛其服饰，簪髻皆以银横插排列，耳垂大环，径可二寸。项着银圈，贫者以铜或串贝为之。领缘襟袖皆饰以斑斓，缀以银钮、花片、角铃。裳用苗锦为之……青红相间，亦杂以花片点缀其上，光彩陆离，各相夸示。”清乾隆《湖南通志》、《乾州厅志》等均记载，苗族“银、铁、木、石等匠皆自为之”。清乾隆《湖南通志》记载，苗族男子“夸富者以网巾约发，贯以银簪四五枝，长如匕，上扁下圆。左耳贯银环如碗大。项围银圈，手戴银钏，腿缠青布”。“妇女银簪项圈手镯皆如男子，惟两耳皆贯银环两三圈，衣服较男子略长，斜领直下，用锡片红绒或绣花卉为饰。富者戴大银梳，以银索密绕其髻”。清乾隆《凤凰厅志》记载，苗族男子“左耳贯银环如碗大”；妇女“两耳贯银环两三圈，甚有四五圈者，以多夸富”。
银饰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苗族的重要标志。尤其是耳环，甚至成了苗族在肢体上无法抹掉的重要痕迹。清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十三日，湖南巡抚姜晟《奏抵辰州筹办剿捕滋事苗民折》中记载，当时抓得19名苗族，“查察两耳，穿有环孔，口声、眉发俱与民人迥异，实系苗匪无疑”。
乾嘉苗族起义失败后，苗族服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银饰风格仍然很完整地沿袭着。清嘉庆初，严如煜《苗疆风俗考》记载：“服具有项圈、手钏、网巾、衣服。”爱必达《黔南识略》载：“嘉庆元年平苗乱，男苗皆剃发，衣帽悉仿汉人，惟项带银环一二围，亦多不留须者。女苗头必裹布，耳带大环，项带银圈，自一二围以至十余围不等。”清道光《铜仁府志》记载：“嘉庆元年平定苗匪，男皆雉发，衣帽悉仿汉人，惟项带银圈一二圈，亦多不留须者；女苗头必裹布，耳带大环，项带银圈。”清乾隆湖广总督汪志伊《巡阅苗疆喜而有作》一诗中有这样的几句：
清道光《松桃厅志》记载：“绾髻以簪，博可七八分，富者以银丝作假髻，两旁副以银笏，形仿雁翎，觺觺然冠于首。平常坠耳之环，大几及肩。项束银圈，多至七八支。贫者以铜为胎，外镀以银，稚女亦然。”清道光《乾州厅志》记载：“男皆剃发蓄须，不戴耳环。”《乾州厅志》有一组《苗疆竹枝词》，其中一首曰：
清咸丰、同治年间，梵净山“红号”军起事，铜仁府一度失陷。铜仁贡生喻焘在《上湖南刘中丞请兵书》中对参与起事的苗族作这样的描述：“钢刀插腰，披毛而走；银环贯耳，不翅而飞。”清光绪《湖南通志》记载：“妇女项圈手钏，皆以银为之。”永绥厅文士刘贞会《苗峒五十一韵》中有“妇女垒项圈，大环两肩委”的诗句。
民国时期，据传教士陈心传在湘西调查记载：“苗妇中之较富者，于宴会时则喜戴银项圈、抬肩、耳环、牙签，及镯、戒等饰品。”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录有佚名诗：
看了这些记载，我们无需多作思考就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前的这片苗族土地，不仅充满硝烟，同时也是一块银光灿烂的家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割地赔款，大量白银外流，曾使很多地方银库空虚，出现了银荒。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苗族的爱美情怀，他们仍然把白银打制成饰品，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维持着自己的浪漫。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金、白银为国家的控制物资，政策性非常强，用银指标非常严格，不允许个体银匠继续加工银饰品，亦不允许民间存在白银交易。
过去这片苗族土地上的银匠，都有世代承袭的《银谱》，绘制有各种精美的图案。这些图案不仅是苗族的一种财富格式，也是一种审美格式。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运动中，政治代替了美学，很多传统手工艺成了耻辱的标签。银匠离开了世代相传的银炉，扛着锄头与贫下中农一起下地，《银谱》只好束之高阁。到全面开展“四清”的时候，这些《银谱》大多数被收缴，丢入火堆之中。其他种种，包括旧书、古碑、花亭、塔楼、城墙、老庙，等等，亦被彻底扫荡。很多历史脉络出现了断代，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显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所幸的是，政府的举动针对的只是剥削行为，消灭的只是旧习惯旧风俗，并不是为了歼灭一个民族和一片地域的爱美习惯和消费传统。因此，还是留下了几个人，1977年在松桃苗族自治县县城组建了一个集体企业，叫做民族特需制品厂，继续给苗族人民生产银饰品。每年生产的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恩典。民间没有了银匠，这个民族特需制品厂就成了这片苗族土地上银饰品的唯一生产源。其款式、花样、重量、规格等俱出于一家，丰富性受到制约，花样的多彩性到此亦终结。工艺粗糙、款式呆板成了这个时期银饰品的一大特征。据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贸易公司的记录，当时的银饰品主要是银项圈和银手镯，其次有少量银梳、银花、长命锁、如意八宝等。项圈基本上是绞圈。
由于不允许民间白银流通，该厂成立后自然就没有银源。如果国家不拿出一部分白银来供应，这个厂就是一座只有和尚没有木鱼的庙，经是念不成的。因此，为了满足苗族人民特需生活用银的需要，政府每年都要特批一部分用银指标，分配给苗族地区，供应给苗族人民。以松桃苗族自治县的用银为例，每一次用银指标，都要报请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后，由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商业厅、财政厅、省人民银行联合下达到铜仁专区，再由铜仁专员公署办公室、商业局、供销社、手工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铜仁专区中心支行联合下达到松桃苗族自治县。
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间，贵州省人民政府每年都要拨一定的用银指标给苗族地区作为苗族群众饰品加工之用。1956年，松桃苗族自治县成立时，贵州省人民政府拨给松桃苗族自治县少数民族饰品用白银699950克。196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分配给铜仁地区少数民族饰品用银50000克，银加工补偿费2500元，其中松桃苗族自治县39000克，银加工补偿费1950元；石阡县6000克，银加工补偿费300元；铜仁县4000克，银加工补偿费200元；江口县1000克，银加工补偿费50元。196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分配给铜仁地区少数民族饰品用银50000克，其中松桃苗族自治县45000克，铜仁县2000克，江口县1000克，石阡县2000克。1964年，铜仁专员公署办公室、商业局、手工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铜仁专区中心支行联合下达全区少数民族饰品用银指标为60000克，其中松桃苗族自治县50000克，铜仁县8000克，江口县500克，石阡县1500克。196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分配给铜仁地区少数民族饰品白银60000克，其中松桃苗族自治县45000克，铜仁县15000克。1976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分配给铜仁地区饰品用银94000克，全部分配给松桃苗族自治县。1977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分配给铜仁专区少数民族特需用银60000克，全部分配给松桃苗族自治县。
根据当时的政策，民族饰品用银的供应原则是：一律供应成品，只限于有要求的少数民族婴儿、妇女，特别是结婚的青年妇女装饰用银。供应办法及用银的管理是：银饰品加工由县手工业管理局负责安排银饰手工业社办理，所需银料由银行划转，不得交给个体手工业者办理。银饰品的销售，由各地民族贸易公司经营。未设民族贸易公司的地区，由百货公司民族商品专柜经营。银饰手工业社不得自产自销。销售价格是按银行出售价加上加工费，再加16%的综合进销差。因此，其市场销售价格相当高，一个项圈需要500～800元。当时苗族养的都是本地黑猪，一般要喂养一年半的时间才能长到75公斤，达到可以屠杀的条件。并且根据当时的统购统销政策，每个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须完成一定数量的上调任务，生猪只能卖给食品站，由食品站统一经营，个人不能进入市场。毛猪的收购价格每公斤2.6～3.2元。因此，购买一个项圈，至少要三头肥猪以上才能问津。
与此同时，根据1953年7月中共铜仁地委《关于少数民族无偿农具发放工作的报告》称：
为帮助苗族恢复生产，夺取丰收，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1953年，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拨给铜仁专区少数民族无偿农具贷款1亿9千万元，分配给松桃县1亿5千5百万元，铜仁县3千2百万元，江口县3百万元。松桃县以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科、农建科、县联社、民族事务委员会组成发放委员会，组织采购、加工、统计调查和发放；铜仁县以区为单位组织发放；江口县以区为主配合财政经济委员会、税收、银行等部门组织了放贷工作组进行发放。三县共发放农具11840件，其中犁707架，水耙881把，搭耙223把，手耙15把，挖锄1191把，薅锄1531把，镰刀3421把，铧口尖1819把，柴刀40把。此外还有铧口、晒席、戽斗、箩筐、棕绳等品种。1962年，上级拨给松桃苗族地区补助款45500元，分两次下拨了44757.17元，其中用于苗族地区生产方面所谓31698.8元，占总支出数71%，帮助生产队添购各种农具1714件，耕牛5头；用于补助生活上有困难的苗族社员8301.2元，占总支出数18%，共补助了2367户，7068人；用于补助民族小学教育经费和生活上有困难的苗族小学教员3000元；用于补助生活上有困难的民族干部365元；用于补助麻风村治疗费600元。1962年，上级照顾民族地区棉布11100公尺，棉纱5件，胶鞋2870双，绸缎2000公尺，钢精锅300口等物资，按民族人口的比例及时拨到区、社，供应给苗族人民。当时，苗族人民在生活资料和消费资料上，鼎罐、三脚、锅子、印花被面、士林布、织公呢、花色头帕等必需品很缺乏；生产资料方面，石膏、硫酸铵、倒铧口的铧水、六六粉等也很缺乏。
集体经济方面，1958年后，桐茶产量下降了90%，花生、棉花种植基本没有了，稻田养鱼也基本上断了种。1962年，生猪平均每户不到一头，家庭手工业由于竹、木原料被破坏，也很少。大多数生产队集体都未经营副业，经济来源只有靠余粮。但是粮食产量下降，除了公粮，余粮也很少，所以绝大多数生产队经济都很困难，买化肥、农药和添置一点小农具都没有钱，抗旱需要戽水蓬也要依靠国家救济。社员除个别做投机倒把生意和少数会手艺的人外，一般经济上也较紧，很多人买不起仔猪喂养。比如，1961年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公社清水塘生产队20户人家，只有生猪9头，户均0.45头。松桃苗族自治县盘信区总面积351.5平方公里，辖6个公社，61个生产大队，231个生产队。1961年底的统计，只有生猪900多头，平均每个生产队3.9头。
根据当时的生产生活状态和苗族人民的购买力，是不应当消费得起银饰品的，上级拨下来的饰品用银指标是不应该消费得完的。但客观事实是，必须凭票购买，由生产队到大队，由大队到公社，再由公社到区公所，层层申请，层层开证明，层层托人讲好话才能得到一个指标。银饰品年年都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
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贫穷，另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炫富。他们一方面到公社去领取无偿农具，为了一把价值几元钱的搭耙或镰刀而高呼“毛主席万岁”；另一方面，要到处找人讲好话疏通关系，购买一个价值500～800元的项圈，形成一组非常矛盾的民族物质文化心态。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重要节日、演出、接待等场合以外，日常生活中继续佩戴银饰品的人越来越少。苗族银饰的传统功能正逐渐向旅游商品转变。银饰品的设计和加工也较之成为旅游商品之前更加精巧。
2009年5月23日，湖南省凤凰县举办了“中国·凤凰第二届苗族银饰文化节”，来自湖南、贵州、重庆、广西等省、市、自治区的28个苗族代表队400多名队员，通过表演和现场展示银饰手工制作技艺的形式展示了苗族的银饰文化，松桃苗族自治县代表队参展的《苗乡风情画》荣获大赛一等奖。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由湖南省凤凰县和贵州省雷山县申报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15～17日，多彩贵州“梵净山”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旅游商品能工巧匠选拔大赛和旅游商品展销大会在铜仁市举行。松桃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石丽萍的作品《银饰》荣获“铜仁名创”一等奖。2010年5月1～10日，松桃苗族银饰被上海世博会组委会指定在中国馆展出，每天均有数千人驻足参观。
梵净山苗族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