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柳邓起义

石柳邓发起和领导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1795～1806）的苗族人民起义，是苗族历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斗争。“乾嘉苗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黔、湘、川三省接壤地区。先后参加起义的苗族、汉族群众，人数多达20余万，前后坚持12年，迫使清朝统治者先后调集7省18万重兵前来镇压。经过大小数百次激战，清廷耗资靡费，损兵折将，仅都司以上官员就死伤200多名，损失极为惨重。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我国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千里苗乡，哀鸿遍野

宋元以来的封建统治者，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采用土司制度，即对各族原来的统治者封以世袭官职，利用他们来统治各少数民族，谓之“以土官治土民”。土司对朝廷有缴纳贡赋和应调出兵的义务，对当地仍保持旧有的统治权力。为了建立直接统治，明王朝曾部分废除了世袭土官，代之以由朝廷直接任命可以随时更调的非世袭的地方官（称为“流官”），历史上将这种变更，简称为“改土归流”。清王朝在康熙后期，特别是雍正时期，进而采用强制手段，在湘西、黔东北苗族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先后设置营、汛和府、州、厅、县，大批满汉文武官吏、地主和商人接踵而至，肆无忌惮地掠夺苗族人民的土地和财物。到乾隆中期以后，这种掠夺更趋疯狂，清廷的赋税、劳役直接加在苗族人民头上。当地官吏在“法定”的赋役之外，“额外浮收，指十派百，抑收肥己”。衙吏差丁又不断进苗寨滥派夫马，借端勒索，集市上压价强买苗民商品以至分文不给等情况经常发生。苗民倘要入衙上告，官吏不问青红皂白，头一件事就是强索贿赂，曰之“规矩钱”。清康熙四十二年十一、十二月（1703年12月～1704年1月），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的苗族，先后自发起来反抗清廷的残酷统治，受到了清廷的武力镇压。当时的湖广提督（湖南、湖北的军事长官）俞益谟在《晓谕苗人告示》中杀气腾腾地宣称：如苗民胆敢反抗，他就要立即领兵前来，“将尔寨党尽诛，子女尽缚，庐舍尽毁，牲畜尽戮，必不使尔苗寨之人一个逃生”，“勿怪本军门狠心辣手，说得出做得出也”。俞益谟的告示，赤裸裸地宣布了清王朝武力统治和民族压迫的血腥政策。

“改土归流”后，地主、商人的剥削活动也愈加厉害，土地迅速集中于官吏、地主手里。在苗族地区，苗、汉高利贷者有时用牛计算利息，年息为“一拳”，八拳就算作一条大牛，息上生息，一两年内，就增利数倍。当时高利贷者放给苗民的债有“客账”、“营账”、“放新谷”等各种名目。所谓“客账”，就是汉族地主或商人所放。“营账”就是营汛官兵所放。他们以八百作一千，月息五十，三月后如不归还，即转息为本。每年四转，息钱就超过了本钱。还有一种方式，借一千即折谷一石（当时一石谷子值二千三百），如此一两年后，利息便数倍于本。“放新谷”是一种更加残酷的剥削。满、汉、苗地主或高利贷者每逢青黄不接之时，贷出钱、谷、布、盐或杂物，规定秋收用谷子加倍偿还。借贷者还要富裕苗民作保。逾期不能偿还者则由保人代还。苗族农民借贷以后，新谷登场，用以抵债，“秋收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许多苗民，土地抵了债后，遂沦为佃农，受地主支配，“听从役使，生死惟命”。永绥（今花垣县吉卫）在清雍正元年（1723），“环城外寸地皆苗”，而几十年后，厅城附近的苗寨土地都被“客民”兼并。松桃厅在清雍正八年（1730）设厅时，除西南一隅外，厅内大部分土地属于苗民，几十年后，也大部分被“客民”兼并。乾隆帝承认“外来客民，平日有侵占地亩，恶意欺凌”等事。满汉官吏和苗族地主都是些奸蠹之徒，他们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共同鱼肉苗民。在残酷的压迫下，穷苦汉民也同受剥削压迫。但是，苗民岁岁输出徭役，上缴银两谷米，较汉民负重10倍。

在满汉地主、官吏、高利贷者、商人、土司，以及本民族中的地主、官吏的极其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千里苗乡，哀鸿遍野。为了自由和生存，苗族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乾嘉苗民起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揭竿而起，所向无敌

石柳邓（1737～1796），松桃厅大塘汛大寨寅人（今松桃苗族自治县长兴镇白果村），出身穷苦苗民家庭，自幼勤学武术，刀、矛、剑、叉尽皆通晓。他年轻时期给地主当过长工，受地主、官吏的剥削欺压。因此，他对地主、官吏充满憎恨，对穷苦人民则无限同情，好打抱不平。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凤凰厅勾补寨（与松桃盘信营接壤）的苗民石满宜被百户诬陷，说是偷盗了贩牛商的牛，并借此向全寨苗民勒索。石满宜忍无可忍，组织全寨苗民奋起反抗，结果遭到了官府的血腥镇压。石柳邓听到这个消息后，对石满宜无限敬佩，对官府充满了刻骨仇恨。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四川省（今重庆市）秀山县青龙屯的汉族农民因不堪土司的租税压榨，起来反抗。石柳邓闻讯后，即率领大寨寅一带的苗族群众前往支援，捣毁了土司衙门，分了土司财物，威震秀山县。

从秀山青龙屯胜利回师松桃后，石柳邓派人四处联络，很快就和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汉族民间反清组织——白莲教取得联系。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石柳邓同苗族女首领乜妹到湖南凤凰厅鸭保寨吴陇登家，参加了一次商讨起义的秘密集会。吴陇登是一个苗族百户，本来无意造反，但他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为逃避这场风暴的冲击，在他的儿子吴老观的再三进谏下，同石柳邓等接上了关系。义军首领利用吴陇登的百户地位作掩护，在他家召开了这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石柳邓、乜妹、吴陇登外，还有永绥厅西南黄瓜寨的石三保、乾州厅西南平陇寨的吴八月、凤凰厅西北苏麻寨的吴半生、凤凰厅米坨寨的龙犹也等100多人。在会上，他们歃血为盟，用为石满宜报仇的口号作号召，定于次年（1795）正月十八日，分别在各苗寨同时起义。

会后，石柳邓同乜妹即回转松桃。石柳邓表面上佯装疯癫，麻痹官府，暗地里积极鼓动苗族群众参加起义。他一方面四处物色人才，分别委任职务；另一方面筹备鼓锣、旗号和作战武器，很快组建了一支起义队伍。

清乾隆六十年（1795）农历年初，石柳邓在大寨寅紧张指挥义军演练攻守阵法，整天杀声震天，热气腾腾。由于保密不严，起义的消息被松桃协都司孙清元的书办（即文书）杨芳知道。为了邀功，一月十四日，杨芳只身来到小寨营他的老庚家，化装窜到大寨寅侦察，看到石柳邓在训练起义军。义军队伍整齐，气势雄壮，吓得他胆战心惊。由于他做贼心虚，鬼鬼祟祟，被义军生疑拘留。他诡称赶场路过，用计逃脱。杨芳脱身后，急忙奔向松桃，向孙清元禀告。孙清元闻报后，连忙会同松桃同知沈丙，纠集清军兵勇300名，于一月十六日清晨偷袭大寨寅，妄图扑灭义军。石柳邓临危不惧，当即宣布自任统兵元帅，举起了义旗，率领义军奋勇杀出重围，杀伤清军外委曾绍庭及兵勇四名，来到大塘汛根据地。在大塘汛苗族女首领乜妹的支持下，石柳邓趁清军立足未稳，率领义军杀回大寨寅，把孙清元、沈丙和杨芳带的清军赶回了松桃。接着，石柳邓当机立断，一面派人通知湘西各地义军提前行动，一面兵分三路，向清军发起猛烈进攻。一路向西出击进攻原属四川的秀山县，一路向南进攻松桃城，一路向东南攻打盘石营正大营，兵锋直指铜仁府。史上著名的清乾嘉年间苗民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石柳邓举起统兵元帅的旗帜，提出了“驱逐客民，夺还苗地”的口号，广泛发动失地苗民起义。松桃各寨苗族人民很快都参加了起义。各地官府见此形势，无不惊恐万状，在告急文书上惊呼道：“穷苗闻风，无不攘臂相从”“群寨响应，争杀百户起事。”武装起义的烈火，迅速而猛烈地在千里苗乡燃烧起来。

石柳邓统率三路义军，陷城拔寨，所向披靡。几天工夫，秀山所属的十一个里甲，就有七个落入义军手中。盘石汛虽驻兵300名，且有4门铸铁炮守城，但石柳邓亲临战场察看后，命令义军头顶稻草，冲到城下，用竹梯把点燃的稻草一捆捆丢进城内，城内官兵非死即伤，无一幸免。火烧盘石城后，石柳邓得知松桃厅城未克，即率领上万义军向松桃城进发。义军合围松桃城，一度攻入东、西、北门街市，火烧了清兵营房。孙清元严督兵勇疯狂反扑，但仍抵挡不住，从南门撤出城，爬上城外1公里的云落屯顶。云落屯，四周都是高达十几丈的绝壁，只有一条独路可通。屯上的清军被义军围困，动弹不得。

起义消息传到湘西，一月十八、十九日两天，吴八月在平陇寨，石三保在黄瓜寨，吴半生在苏麻寨，吴陇登在鸭保寨，都按预定时间，纷纷率众响应。

苗族起义的声势日见扩大，各地官府慌忙纠集兵勇前来剿灭。镇竿（今湖南省凤凰县城）总兵明安图得知盘石城失陷和松桃城告急，于正月二十日，率800名官兵前往镇压，不料半路碰到了从黄瓜寨南下的石三保义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永绥厅副将伊萨纳、同知彭凤尧，得知石三保起事，马上领兵600名，扑向黄瓜寨，途中获悉明安图被困，遂移兵相救。正月二十一日，两股清兵在雅酉汛会合，向义军反扑，被1万多义军重重围住。清军欲战不能，欲逃无路。是夜，从鸭酉东望，“火光数十里不绝”。明安图等人惊恐万状。翌晨，清军向永绥厅仓促突围。一路上，拦截的义军漫山遍野，战鼓震耳，杀声盈野。明安图等人威风扫地，派人向义军乞降“求和”，以图喘息。义军勒令清军官兵一律放下武器，清兵不从，阴谋败露，激战又起。义军中不乏“神枪手”，伊萨纳多处受伤，当场毙命。明安图逃至山梁，坐骑中枪颠蹶，被摔下马来，一命呜呼。彭凤尧循谷逃窜，义军紧追不舍，令其投降，但他顽固抵抗。义军怒不可遏，当场用石块将其砸死。1400名清军，全部缴械投降。这就是著名的雅酉大捷。

雅酉大捷后，吴八月指挥的义军，包围了乾州城。乾州厅同知宋如椿，困守孤城，一筹莫展，拔刀自尽。巡检江瑶抱着官印逃到城外，被义军截获后就地处决。义军胜利的旗帜插上了乾州厅城头。

烈火愈烧愈猛，斗争方兴未艾。在黔东，石柳邓的队伍继攻占盘石汛、松桃厅城后，又进兵正大营。贵州提督彭廷栋和镇远镇总兵珠隆阿被困，束手无策。

各路义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进而提出了“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要”的口号，号召各族穷人起义。义军对平素民愤极大的官吏地主，不论属何民族，统统严惩不贷。其中恶名昭著者有被石柳邓、石三保部处死的凤凰厅独希寨苗族大地主吴国顺、吴国友，被吴八月部镇压的乾洲厅重阿寨苗族大地主吴廷梅、吴学仁等。义军所到之处，平日作恶多端的百户，都一一受到了惩罚。

在此后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义军在黔、川、湘交界的广大地区纵横驰骋，攻无不克。兵锋所至，西起贵州松桃、四川（今重庆）秀山，东抵湖南沅江两岸，北达湖南永顺，南逼贵州铜仁和思南府印江县，控制了川（今为渝）、湘、黔边界的广大地区。义军在斗争过程中，创造并运用了“敌有万兵，我有万山；敌来我去，敌去我来”的斗争方略，充分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四处出没，与敌周旋，声东击西，打击敌人。作战中，义军有时化整为零，三五成群，或“附木依崖”，“或在山巅，或在沟内”，不断扰乱和袭击敌人，打得清军心惊肉跳；有时又突然消形匿迹，难以寻觅，弄得清军惊讶不已；有时又倏地遍山漫野冒出来，杀声震天，吓得清军抱头鼠窜。

当时，义军活动的范围包括湖南省沅州府的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麻阳县，辰州府的沅陵县和辰溪县、永顺府的永顺县和保靖县，贵州铜仁府的松桃厅和铜仁县，思南府的印江县，四川省（今重庆市）酉阳直隶州的秀山县，共3省6府（直隶州）所辖13个厅县。

义军声势的迅速壮大，急坏了各省总督、巡抚。贵州方面，总兵珠隆阿困守在正大营内，闭门待援。提督彭廷栋慌忙领兵驰援。巡抚冯光熊也于二月二十日亲自跑到铜仁督阵。湖南方面，提督刘君辅亲赴镇竿防守。巡抚江晟前往辰州督阵。这些平时“不可一世”的“封疆大吏”，虽然一个个披挂上阵，亲临前线，但面对义军的赫赫声威，全部露出了银样蜡头枪的虚弱本质，乞求增援的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向京城。乾隆帝开初认为苗民造反系“客民所逼”，企图诿罪于汉族人民，责令各地官吏，捕杀一些无辜汉人作“替罪羊”，妄图以此缓和苗族人民的反抗情绪。谁知清廷这一招，事与愿违，弄巧成拙，反使苗、汉两族人民团结起来。许多汉族穷人也揭竿而起，投奔义军，或给义军起草文告，传递信息，或潜入军营用水浇灌清军大炮，配合义军攻城。有的被清军抓住后，虽遭重刑，却誓死不肯出卖义军。汉族首领杨兴隆，协同石柳邓进攻正大营，身先士卒，壮烈捐躯。此类英勇事迹，当时比比皆是。

诿罪汉人的阴谋破产后，清廷便采用残杀与诱降相结合的手段，对义军软硬兼施。但是，除了石老三等少数人接受清廷的六品顶戴外，绝大部分义军，众志成城，巍然不为所动。

面对这种情况，乾隆帝凶相毕露，遂下谕旨：“痛加剿洗。”清军军事行动，初时是驻防“滋事”区域，防止起义扩大。此举失败后，就先后从川、滇、湘、黔、鄂和两广等省中调集18万清军，分三路合围起义地区。云贵总督福康安率总兵花连布赴铜仁镇压松桃义军，并派皇帝亲信侍卫额勒登保、德愣泰前往协助；四川总督和琳、提督穆克登阿，率蜀军从秀山东进，堵截会攻；已宣布离职的湖广总督福宁受命留下，偕同湖广提督刘君辅，率两湖清兵向凤凰进兵；新任湖广总督毕沅进驻常德，负责转运粮饷。清廷调集重兵，分进合围，顿时使义军面临严峻的考验。

然而，义军并没有被清军的来势汹汹所吓倒。相反，在各族穷苦人民的支援下，不断给清军以重创。清军中号称“黑虎将”的刘君辅，领兵2000名刚从镇竿出发，就被义军围困在保靖、永绥之间。福宁始终被困在镇竿城，动弹不得。清军几度想夺回乾州厅城，均未成功。被任命为三路清军统帅的福康安于三月四日率部抵达铜仁，遂向北进发。十日，行至离正大营2.5公里远的盘塘坳，便遭到义军伏击，死伤惨重。这一路清军在获得增援的情况下，才得脱身，窜往正大营，解了彭廷栋之围。此后，福康安继续北进，四月三日始进入松桃厅城。和琳于三月十七日率部抵四川（今重庆）秀山后，迭经苦战，才夺回枹木营。福康安四月十四日，继克长冲、卡落。翌日，偕同川军，南北夹攻，准备在施坝坳马鞍山歼灭义军一部，进而夺取大寨寅。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义军主动东撤。四月十七日，云贵和四川两路清军，惨无人道，将“苗寨星罗，人烟稠聚”的大寨寅付之一炬，残杀了无数老弱妇孺。

三、转战湘西，出奇制胜

石柳邓将主力向湘西转移，使湘西义军声势大振。福康安与和琳合为一股，掠占大寨寅后，即尾随义军，一路烧杀，共毁了260多个苗寨，最后入湘西。于是，双方在湘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搏斗。

五月一日，号称“花老虎”的花连布率2500多名清兵，强拉民夫1000人，护送粮米500石进援永绥。石柳邓得报，即会同石三保，伏兵数千于山高林密、箐深路险的达水寨附近。当花军进入伏击圈时，义军依山傍箐，突然奇袭，冲进花军阵中英勇厮杀。花军猝不及防，顿时溃散，死伤无数。花连布左胁受伤，夹在溃军中狼狈逃窜。清军押运的粮食和武器全被义军截获。义军湘西会师后，首战告捷，给尾追而来的云、贵、川军以当头一棒。

清军进入湘西后，只顾争夺据点，冒功骗赏，而义军不断各个击破清军主力。因此，清军虽节节推进，却始终处在义军的包围之中。福宁部龟缩在镇竿城内，整天紧闭城门，诚惶诚恐。提督刘君辅从湖北荆州调来2000名兵勇，孤悬在永绥以北的花园寨，寸步难行。

永绥厅的清军陷入义军重围，城中断粮，只好“拆屋为薪，煮糠为粥”，听任义军指城叫骂：“问你太爷，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否？”

云、贵、川军在永绥境内会合后，便向石三保的家乡黄瓜寨进犯。石三保在石柳邓的协助下，挖断危坡陡坎，刨沟掘壕，严密堵御；团结苗、汉人民，机动灵活，伺机袭击，出奇制胜，打得进犯的清军闻风丧胆，弃尸累累。直到五月二十日，清兵用火攻，才夺得黄瓜寨只剩下瓦砾的寨址。清军聚集了7省10多万兵力，费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只从永绥向西推进15公里，充分暴露了清军的怯懦和无能，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义军和人民的力量。

福康安与和琳率清军夺占黄瓜寨时，满以为能够抓住石柳邓、石三保。但是，石柳邓、石三保早已向坪陇方向转移。各路清军扑了一空，恼羞成怒，竟挖了石三保的祖坟，焚烧了附近56座苗寨，六月五日至六日又向苏麻寨进犯。苏麻寨义军在苗族首领吴半生指挥下，从侧面迂回敌后，在黄瓜寨附近上下西梁山扎下营来，引诱清军调动兵力。于是，清军连忙扑来，经过几天激战，给清军造成很大的伤亡。六月十四日，义军主动撤离，趁清军还在上下西梁山一带盲目鼠窜，而黄瓜寨敌军老营空虚的机会，突袭黄瓜寨，给守营的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当上下西梁山的清军闻讯赶来援救时，义军早已转移。

湖广总督福宁，一直在凤凰厅城附近打转，不敢求战，屡受乾隆帝的严厉斥责。后来福宁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占了点便宜，得意忘形，出城仅数公里，就突然被几千名犹如天降的义军堵住了去路，吓得回头就逃。事后，他向乾隆帝虚报战绩，被乾隆帝下旨训斥：“大队官兵，只杀贼十余名，足见无能。”

福宁受了乾隆帝训斥后，率部6000多人往乾州厅方向移动，但行至泸溪县的狗拜岩扎营时，不料又遭到了义军的伏击。经六月十八、十九日两天激战，福宁所部600多官兵全军覆没，福宁慌忙钻进一堆军需品里，才躲过一劫。后来让幸存的几个卫兵，用一只箩筐抬回凤凰城。义军跟踪追击，又一次回攻凤凰城。

福康安与和琳东奔西突，处处受阻。义军灵活运用“敌来我去，敌去我来”的战术，时前时后或左或右，弄得清兵四面受击，疲于奔命，心惊胆寒，畏缩不前。自六月初夺占苏麻寨后，一直到九月，清军被困在乌巢河边兜圈子，寸步不能前进。而无辜的群众，则惨遭蹂躏，被诬为“苗匪”、“汉奸”，加以杀害。

在乾州厅和凤凰厅东面，义军势力发展到了沅江和辰水的西岸，曾攻入浦市，围攻泸溪县城，一再威胁辰溪通往凤凰的清军粮道。福宁自知力单，就竭力扶植泸溪、麻阳一带的地主组织乡勇。麻阳高村乡勇头子滕家瓒反对义军最为卖力，经福宁奏请朝廷授以六品官衔。滕家瓒在山势险峻、地居要冲的泸溪县巴斗山，设卡几十处，建筑了木栅、石城，以保护清军粮道，并企图阻挠义军，残杀义兵。六月间，吴半生的队伍从苏麻寨转移到麻阳境内。六月底，吴半生派出1000余人昼夜佯攻巴斗山据点，以迷惑敌人。而主力于七月一日突然奇袭高村，攻占滕家瓒的老巢，给高村地主武装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同时横扫了高村东面沿辰水一带的清军据点，击毙守备、千总各一名。事隔不久，在高村东北板栗树的一次遭遇战中，另一支义军队伍击毙了滕家瓒。

当年夏秋之际，形势酝酿着重大变化。七月间，荆州（今湖北江陵）将军兴兆率2000名满洲旗兵进援凤凰，解救了长期龟缩凤凰厅城中的福宁；四川将军观成也前来协助福宁指挥作战。凤凰厅城解围后，福宁、兴兆和观成率两湖清兵向西，协同福康安、花连布（他在八月十日彭廷栋死后升任贵州提督）所部云、贵兵夹攻乌巢河。这时，福康安又增调7000名贵州兵。清军集中优势兵力，于八月十六日攻占乌巢河，逐步向北面的鸭保寨、坪陇方向推进。接着，穆克登阿分兵一支，配合刘君辅，在九月间援救了长期被围在永绥城内的清军。八月底，坐镇辰州的毕沅也派一支清军，从泸溪出发，向西进犯乾州。到了秋天，清军在湘西由局部进攻转入全面进攻，进攻的重点是坪陇及周围的义军据点。

石柳邓和石三保的队伍撤退到坪陇后，这里便成了各路义军的中心根据地。各路义军聚集坪陇后，总结了以往各自为战的教训。为了团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同清军对抗到底，义军经过充分协商，在八月（9月13日～10月12日），民主选举了统一的指挥机构。石柳邓从大局出发，谢绝大家拥戴他为王的提议，提出以吴八月为“王”，他任开国将军，石三保任护国将军。至此，义军树起“吴王”旗帜，同时提出“打到黄河去”的口号，表明了他们同清朝封建统治者势不两立的意志和要把起义坚持到底的决心。

四、义无反顾，反对投诚

清乾隆六十年（1795）秋，由于义军队伍中的苗族上层分子，在清军大兵压境之时，纷纷叛变投降，使军事形势迅速恶化。

起义之初，在苗族人民“争杀百户起事”的情况下，不少苗寨首领慑于义军的威力，参加了义军。后来清廷采取镇压与“招抚”的两手策略，出现了一股苗族上层分子叛变投降的逆流。乾州厅西北伟者寨头人石上进首先策动42个苗寨投降。石大贵等乾州68个苗寨头人也到辰州向湖广总督毕沅投诚。永顺境内一个苗寨首领张廷仲父子，混入义军阵营后，拥众数千，声势很大。乾隆帝下令地方官“设法离间张廷仲，令立功自效”，“可收以苗攻苗之用”。在乾隆帝的授意下，毕沅分别赏给张廷仲父子以六、七品官衔。张廷仲无耻投敌，成了清廷镇压苗民起义的帮凶。十一月一日，清军大举围攻鸭保寨时，一向作战勇敢的吴半生潜入高斗寨防守，被宁洱知县傅鼐率清军四面包围，吴半生被俘，解往京师“献俘”，杀害。

义军的中坚将士决意反对投降，不断严惩倒戈投敌的败类。叛徒陇保二，背叛义军，运粮献敌，被义军发觉后，由石三保率众前往拦截，当场击毙陇保二，夺回了粮秣。永绥武生宋开范引苗族生员杨绍武到提督刘君辅大营投降，义军抄了这两个叛徒的家。率众投敌的石大贵、誉家太等，都先后被义军制裁。但是，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在义军内部仍十分尖锐。对百户吴陇登的斗争，是义军内部反投降的突出事例。鸭保寨百户吴陇登，曾在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镇压勾补寨起义“出力”。他参加起义，是他儿子吴老观“怂恿附从”，是为了保全自己，妄图攫取胜利果实。乾隆帝闻报此情，就在六月二十九日给福康安的“谕旨”中定下了这么一条毒计：以吴陇登为主要诱降对象，在他和石柳邓、石三保三人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使之互相擒献”。吴陇登在清兵接连攻下大寨寅、黄瓜寨后就开始消极动摇，图谋降敌，只是鸭保寨周围都是义军，一时找不到机会。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军进攻鸭保寨时，吴八月察觉吴陇登形迹可疑，便率领大队义军赶到鸭保寨，一面抗击清军，一面“挟制吴陇登不令投出”。乾隆帝获知这一情况后，恨恨地说：“官兵四面攻围鸭保寨，势在危急，（吴八月）复聚党抗拒，并挟制吴陇登，不令投出，可恶己极。”吴八月虽然警惕到吴陇登可能投敌，但还不知道他已暗地与官府私通，向清廷表示要缚献他自己。在吴八月指挥下，鸭保寨保卫战整整打了10天。十二月二日，义军未能击退清军四路围攻，鸭保寨失守，吴八月撤退到卧盘寨。十三日，吴陇登施展卑劣手段，诱擒了吴八月和义军头领陇老三、陇五金，派其子吴老观缚往福康安营中乞降。次年（1796）三月二十五日，吴八月在清军大营中英勇就义。

吴八月遭受暗算，是义军的巨大损失，但义军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石柳邓同石三保等义军将领协商，一致推选吴八月的儿子吴廷义为“吴王”，高举战旗，坚持斗争。吴八月受骗被缚后不几天，另一个儿子吴廷礼率领数千义军，攻入鸭保寨，放火烧了吴陇登家，给叛徒以严厉的惩罚。接着，勇敢果断、作战灵活的吴廷礼又率领义军向北飞越武水，横扫石上进等叛徒盘踞的伟者等许多寨落，沉重地打击了一批投靠清廷的苗族上层分子的反动气焰，大长了义军将士的志气。

嘉庆元年（1796）春，白莲教起义军已从湖北来凤向四川酉阳进军，贵州青溪、湖南沅州等地的白莲教也相继起义，特别是在湖北荆州、襄阳一带，白莲教声势更盛。他们与苗族义军相互声援，使清军顾此失彼。清廷为了摆脱兵力不足、两面受敌的困境，决定先以全力镇压苗族起义，然后集中兵力，镇压白莲教起义。清廷在三月间，又从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增调20000清兵开赴湘西。鉴于这一新的形势，石柳邓、石三保等认为要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必须同白莲教起义军更好地配合。于是决定由石柳邓留守坪陇根据地，石三保率部东进北上，与湖北白莲教起义军会合。

东进的义军出泸溪，克浦市，侧击古丈，军威大振，大有席卷湘西之势。留守坪陇根据地一带的石柳邓，指挥各路义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义军在鸭保寨以东的壁多山、高吉山、贵道岭、七星岭、长吉山、茶山、茨岩及结石岗等处，进行英勇的阻击战。三月间击毙参领（京师护军营的副长官）常山，四月底于长吉山一战，又击毙了乾清宫头等侍卫塞额。六月十七日，义军在乾州燕子岩大败福康安部。福康安畏恨交集，忧心如焚，猝死于败军之中。福康安死后，和琳继任统帅，时值清军新败，统帅易人，军心涣散，本是义军反攻的好机会。可惜义军的重要头领石三保又被叛徒陇子贵设计诱至坳溪哄哄寨生俘，押解北京，于清嘉庆元年（1796）八月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这样，苗民起义军的领导重担，就完全落在了石柳邓一人肩上。

这时，义军的重要据点，仅剩坪陇一处，力量大为削弱。石柳邓率领吴廷礼等扼守坪陇的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叛徒吴陇登无耻接受五品顶戴，甘当和琳走狗，自任和琳向导，凭着熟悉地形，率领清军四面扑来。形势虽然十分不利，但义军将士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在石柳邓指挥下誓死战斗，英勇杀敌，把清兵堵御在坪陇15公里以外，使其不能推进一步。和琳强攻不下，只得进攻乾州厅。石柳邓掌握了情况，抓住战机，乘势攻占了鸭保寨和三岔坪，又一次狠狠地打击了吴陇登等的地主武装。和琳见战局不利，又玩弄招抚手段，提出“善后章程六条”，妄图使苗族人民接受招抚。但义军始终义无反顾，正气凛然，断然拒绝招抚，反对投降，坚持斗争，给了和琳以有力的回击。和琳东奔西闯，战局毫无进展，招降又遭到拒绝，弄得焦头烂额，计无所出，忧恨之余，于九月三十日，在军中一命呜呼。

和琳死后，清廷侍卫内大臣额勒登保继任清军统帅，在湖南巡抚姜晟和贵州提督花连布协助下主持大营。但没过多久，花连布在清溪与义军交战中，被义军用石头打中，滚入深涧毙命。

花连布死后，清廷又命广州将军明亮和新任湖广提督鄂辉到大营，接任指挥。十月，清军对义军根据地——坪陇，发动了全面进攻。当时，吴廷礼已经病故，石柳邓的儿子石老乔在保卫坪陇战役中阵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石柳邓和吴廷义毫不动摇，不仅指挥义军奋起反抗，还派出队伍扰攻清军后路，以牵制清军的进攻，曾打到乾州厅城西南的马鞍山。石柳邓本人在坪陇坚持指挥义军同清军进行殊死的激战。坪陇寨头，整天硝烟弥漫，箭石横飞，情势十分危急。石柳邓指挥若定，率领义军一次又一次的厮杀，杀得清军尸横遍地，坚守孤寨长达两月之久。十一月十七日，坪陇在清军五路围攻下失守，石柳邓率领义军冲出重围，退守坪陇寨西5公里的石隆寨。

石隆寨是湘、黔、川苗民义军最后一个重要据点。退到石隆寨的义军人数已经不多，但他们在石柳邓的指挥下，意志坚定，斗志高昂，决心战斗到底。坪陇同石隆寨相距不过5公里，在起义军的英勇抗击下，清军自坪陇西犯，一个半月之久才攻进石隆寨。清嘉庆二年（1797）一月三日，清军分四路总攻石隆寨，石柳邓率领义军“抵死守御”，当场击毙清军守备王泰，使清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才占领石隆寨。

在石隆寨保卫战中，石柳邓在贵鱼坡阵地上不幸头负重伤，但他裹伤力战，率部反复冲杀，最后终因伤重不支，捐躯沙场。早在坪陇失守前，石柳邓就和吴廷义等将领发出宁死不降的誓言：“官兵打到哪里，我们抵抗到哪里，实在抵不过，也只好死了。”石柳邓为首的义军将领实践了这一誓言，他们浩气如虹，决战到底，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石隆寨保卫战的光辉史诗。

接着，吴廷义负伤后被俘。由于吴陇登等一小撮叛徒的无耻出卖，吴八月、石柳邓、石三保等起义领袖的许多家属，都死于清朝统治者的屠刀之下。起义首倡人之一、苗族女英雄乜妹，在石隆寨保卫战后，率领部分义军在湘黔交界山区坚持继续抗击清军。三月初，在永绥境内一次战斗中，也不幸被俘受害，她同成千上万光荣战死的苗族妇女们一样，永远值得人们歌颂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