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水逃亡，顺水回乡

有人送给我一本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三阳村的吴氏族谱，读过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自从代表华汉民族的炎黄联军与代表“蛮夷”民族的蚩尤联军逐鹿中原，并以蚩尤联军大败逃亡之后，中国的民族学史就是一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史（或者叫同化史）。当然，其中充盈着无数的血腥杀伐，也同时铺满了礼乐书香。

我们不妨沿着三阳吴氏族人的史迹走上一回，以求还原梵净山苗民生存、生活与生命的一些蛛丝马迹。

一

三阳吴氏族谱追叙自己氏族的历史至3000多年前，自诩为吴国的开国者吴太伯的后裔，而且声明太伯为姫姓，为黄帝的正宗传人。族谱中记录了太伯几次从周王室出走的故事。说是太伯与其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能并且生有一位圣明的儿子昌（后来的周文王）。周太王意在立季历为储再传位给昌。这种立幼不立长的作为自然不合周礼，周太王很是为难。太伯很理解父亲的心意，便与弟弟仲雍一起逃亡至南方的荆蛮（今江浙一带），断发文身，彻底融入当地蛮民之中，成为蛮民中的一员。由于太伯来自中原，对华夏先进的农耕技术了如指掌，于是言传身教，带领蛮民开荒造田，以躬耕陇亩的稳定生活方式取代茹毛饮血的艰苦流浪。经数年的惨淡经营，太伯获得了一千多户蛮民的拥戴，尊为吴太伯。吴国初具规模。

应该说，这是华汉族别个体精英人物自觉融入蚩尤“蛮夷”体系的发端，双方文化水乳交融，互利互惠。

太伯与仲雍时代处于中原的商王朝时期。此时，姓只是家族的总体标志，个体基本叫名不叫姓。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史记集解》认定句吴为太伯所起，在今江苏无锡。后世族人便以吴为姓。吴国是自蚩尤战败之后，“蛮夷”民族在中国版图上建立的为中央朝廷所承认的最早王国之一。

由太伯立国到夫差为越所亡，吴国历经了25世。

二

吴亡国后，贵族家庭如鸟兽散应是题中之意，没有溯水而西的，当然是绝对多数，做顺民便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

三阳吴氏族谱将自己的这一时期的先人锁定在吴太伯后裔延陵季礼一支，堂号为延陵堂，封地在今江苏武进县内。吴亡国后，季礼四子吴子玉一支留守故土，未曾远徏。据族谱记载，经若干代惨淡经营，顺应时势，家业逐渐发达，人丁逐渐兴旺。到唐宋时期，其子孙已遍及江浙，以及江西两湖，其中不乏显宦巨贾。家族中人基本汉化，“蛮夷”之风只存于家族底层人中。

已经基本汉化了的三阳吴氏家族之所以流迁苗疆，与700年前的一个祖宗吴盛有关。按族谱所记，吴盛当时已经担任南宋大理寺丞，因为政见与当朝豪强贾似道有忤，处境十分险恶，于是弃官逃遁江西吉安。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0），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吴盛，在生命与家产的两难之间作出了一个对后世子孙有着重大影响的决定，举家由吉安安塘三里村潜入苗疆荆湖北路靖州会同远口（今贵州省天柱县），与世祖太伯融入“蛮夷”一样，又一次回归“蛮夷”。据吴氏族谱记载，吴盛从远口发端，迄今已繁衍30余世，人口计10余万，分布在凯里、黄平、施秉、镇远、三穗、剑河、天柱、锦屏、黎平、铜仁、松桃、新晃、会同、靖州、绥宁、通道、三江等湘黔桂苗族聚居区。吴盛乃太伯86世裔子孙。

可以想象，迁居苗疆的三阳吴氏族人始祖吴盛，应该是一个既深谙儒、释、道主流文化的精髓又熟悉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人物。与太伯一样，他在身家性命无法保全之际，逃亡苗疆才是他鱼入大海之选择。因为那时的西南苗疆虽说属于中央版图，朝廷因其边远贫瘠，采取的是土司自管、无为而治的政策，吴盛的到来，无疑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吴氏族谱也记录了从南宋之后，吴氏后人中多人为将为官，为历届朝廷武力征服苗民，文治汉化苗疆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苗疆的彻底杀伐是从明朝开始的。如果说南宋至明洪武以前，吴盛家族的一些后人在苗疆飞黄腾达也不过作几任土司或升迁为朝廷流官罢了，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惊世骇俗的史料。但是到了明朝以后情况就急流直转，三阳吴氏家族到了它的末世转折。

1385年，是时代宿命的开端。

1385年，即明洪武十八年，这一年，朱元璋针对当时贵州境内土司林立，少数民族不服“王化”的现实，采取了“军民两治，土流并存”的方针。大将汤和、傅友德先后率10万铁骑开始了武陵之根、辰水之源的平蛮之战——当地人称为“赶苗夺业”的血腥杀伐。梵净山、辰水之源的上空乱云飞渡、山雨欲来。

“改土归流”前的梵净山、辰水之源的苗民究竟生活于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流的皇皇史著中很难寻找到蛛丝马迹，倒是在一首苗族古歌《赎谷魂》那如怨如诉的祈祷词里，我们还可以体味到他们在那辛酸历史中的一丝庆幸：

这首古歌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明朝“改土归流”以前的苗民生活，虽然自由却也深受土司的盘剥。按三阳吴氏族谱记载，此一时期吴盛的后人，在苗疆的地位处于上层，以汉化了的“熟苗”身份，担当着边地流官或土司助手的职位。

明洪武十八年（1385）开始的“改土归流”延时长久，一直到清代后期。在这样一个纷纭复杂、变幻莫测的时期，吴氏后人因其不同的人生遭遇，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

吴世万，便是转折时期的一个代表。

吴世万 ^[1] ，按三阳吴氏族谱考证，系明正德年间（1506～1520）人，参加过朝廷对云南的征战，曾被封赏为苗疆千户，开辟了沅江之西。据族谱介绍，吴世万后来迁居晃县，是出于当地土著豪强被朝廷正统排挤之因。

关于吴世万的传奇经历，从与世万休戚与共的姚君赞的生平可以佐证。吴氏远口族谱有记：

以上史料起码向我们揭示了两方面的事实：

第一，三阳吴氏远口族祖吴世万具体实践，并见证了明朝廷“以苗治苗”的政策。

第二，时局不稳，虽已基本同化为主流，也心怀异志，以至逆水逃亡。

吴世万背叛朝廷出走，对三阳吴氏族人未来走向影响至关重要。这种有关家族命运前程的选择，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吴世万的6世子孙吴灿荣、吴灿华兄弟。

溯水逃亡至晃县的吴世万，其后裔世系是品象——富鲁——总见——必然——灿荣、灿华……吴世万卒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与姚君赞合冢而眠，葬于晃县磨雷寨。从这里可以得知，弃官逃亡的吴世万家族一直比较低调，不属昌达之况。难怪百年后，有不满现状之后辈子孙再次溯水而上，寻找自己最理想的安身立命之地。

于是便有了吴灿荣、吴灿华兄弟的传奇经历。

三

按三阳吴氏族谱记载，迁居铜仁府的吴灿荣、吴灿华兄弟系晃县吴世万5世孙吴必然之子。必然娶妻三房，嫡母生子三，庶母生子三，晚母生子四，共十子，其中九子不知去向。唯记嫡母所生长子取名灿荣，幼习诗书，连应三试，未获寸进——看来也是郁郁寡欢的小知识分子。灿荣30岁始娶妻潘氏……38岁生长子取名老俸，41岁生次子取名老幸。关键是在44岁生了一女，当地土著豪强欲强迫联姻。灿荣不从，遂起争端。于是灿荣与弟灿华相商，邀约相交甚笃的乡友数人，于夜深更残时分逃至九古“蛮夷”（九古清江杨鸟十湾），沿山烧荒打猎，流浪为生。

但灿华却不甘寂寞，一意要争荣宠。族谱说他“志向远大，不安小就”，而且武艺高强，俗称“万人敌”。他只身一人徏至铜仁府，几经磨难，终于在府城内居安（城内原存宗祠）。由于他德才双并，颇受四邻钦仰，但却在明末清初之际，突然徏至蛮乡乌罗司，与杨姓土司叙甥舅之亲，后被杨姓土司委为黑坡城苗兵统领。

按当时的主流意思，吴灿华此举实属弃明投暗。

细细想来，吴灿华此举虽说难为常人所理解，但确是经过深思熟虑，与当时铜仁府的政治形势及其不甘人后的祖训有关。

1385年由朱元璋第6子朱祯率兵对梵净山苗疆的征战历时数年，对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百姓来说真是一场旷古浩劫，用“血流成河”或“哀鸿遍野”这些词汇来形容并不为过。除战死者外，其余所有未被斩杀的“蛮夷”，不管老弱，无论妇幼，全部被官兵像驱赶野兽一样，逐出祖辈开拓的家园，流迁到原始洪荒的深山老林。官军与配合他们的当地土司对不服“王化”的土民采用的手段之残暴，令人至今齿寒。在原乌罗司杨姓土司掌管的一个偏远地方，有一个坑洞被百姓称为“苗跳坑”。坑口宽四五米，坑中冷雾弥漫，深不可测。传说官军将苗民俘获之后，便逼迫他们从坑上跳越，跳得过者，准其落荒逃命；跳不过者，自然落入深坑，成了冤魂……一场声势浩大的“赶苗夺业”天劫之后，居住在梵净山区的10万“红苗”，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他们几百年薪火相传、披肝沥胆开垦出来的肥田沃土，如今尽数充作了屯田，分配给了留驻下来的四十八旗屯兵。他们曾经美好的梦想日月，随着被鲜血染红的辰、酉二水，流向了虚无缥缈祖先曾经居住过的东方。原野上再也听不到那花鼓的激烈节拍，山冈上也绝迹了芦笙那悠扬的乐章。辰水之源的广袤土地被明王朝更名为四十八旗（后被人称为四十八溪），早先的苗寨仡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像雾像云像梦幻泡影一样，消失在天地之间。

其实，当年苗族百姓溯水逃亡到梵净山区的时候，以为是到达了天之尽头，他们将包容他们的梵净山称为“饭甑山”，是心中的“乌拉尼亚”——祖先的桃花源。然而当这一切都轰毁了的时候，一切为了生存的他们该如何选择？根据现在的居住地域环境与族谱考察，他们选择的生存方式有两种：一是像祖先那样，继续溯水而上。梵净山的九十九溪就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地方，冷家坝，三阳溪……就是那个时代留存至今的历史陈迹之一。二是当时明朝廷的战略目标在于打通四川盐道，征服之地仅限于辰水、酉水——乌江一线，边远地区他们力所不逮也鞭长莫及，一切权力还是交给以前的土司，当然是表面归顺了他们的土司。乌罗杨姓土司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朝廷对苗族的血腥杀伐，使苗族在土司与朝廷之间选择了投靠土司。

在吴灿华的生存时空里，他对当时梵净山地区的这种形势了如指掌，以他之才之能，再加之不能在主流社会飞黄腾达，投奔与他血缘有相通之处的乌罗的杨姓土司，争一个封妻荫子也是题中之意。

吴灿华选择黑坡城安身立命，自然在吴氏族谱上写下了毁族灭种与绝地逢生的重重一笔。

关于黑坡城的史料，《松桃厅志》记载：

印江县清末举人戴锡之有《黑坡城怀古》载入史册：

以上史料向我们提供了几个方面的见证：一是黑坡城管辖很宽。二是苗民争相投奔。三是黑坡城乃苗兵守护。四是黑坡城曾像罗马古国一样荒淫无度过。

三阳吴氏族谱是这样记载黑坡城的：

民间的传说也逃不脱主流的既定窠臼，说是黑坡城长官荒淫无度，他们握有初夜权，凡女子出嫁，必须让他们先睡三天。当然这是土司祖规，不自他们始。但是一次朝廷皇上嫁女，路过黑坡城地面，被他们强迫睡了三天，于是龙颜大怒，决计剿灭，便有了黑坡城覆巢之灾。

以上观点其实都受主流宣传影响，意在争取道德高度，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政治。

打通蜀、黔盐道，辰水、酉水必须连接乌江，但辰水最后的水码头寨英，与乌江的沿河、思南等水码头之间，相隔着几百里崇山峻岭，险林湍溪。这些地方平日莫说什么通道，连人影也甚是少见，自然是强人出没之地，打家劫舍之所，全由土司横行，朝廷根本无法问津。明末清初，“三蕃”作乱，是朝廷决心彻底结束黔东土司统治的唯一原因。

吴三桂举旗反清时期，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梵净山、辰水、酉水源的各家土司，都是坚定的拥吴派。留存下来的民间传说，也并无对吴三桂怎样的攻讦与诋毁，倒是相反，说书人言谈中的吴三桂形象还颇有几分照人的光彩。依我揣想，大概是明、清王朝对梵净山“蛮夷”百姓欠下了太多的血债所致。

黑坡城离辰水上称为小南京的寨英仅隔几十里，而且寨英在1385年平蛮战争之前，是苗民安居乐业的一个家园，称为吴家院子。明军的前哨战船，首先在这里遭遇到了苗民的殊死反抗。结果不言自明，吴家寨子不复存在。这里天造地设的战略价值，成了明军最理想的后勤军营。他们用梵净山的岩石垒砌了一座码头，征战的部队便从这里源源不绝地靠岸，奔向诸如四十八旗那些遥远的大田大坝……以后，当年的硝烟逐渐消散，屯堡碉楼已经在辰水沿岸遍地开花，潜在黑坡城苗民心里的那些与生俱来的仇恨，也不断地随着时代的风向潮落潮涨。

拥吴是黑坡城的必然选择。

而对黑坡城的残酷镇压也是清朝廷的必然选择。

据吴氏族谱记载，朝廷对黑坡城动兵，数日难克，而且官军损失惨重。最后谋士定计，将成千上万头白羊埋伏在黑坡城后山，角挂灯笼，脚踩战鼓，在月黑风高之夜，采取空前激烈的佯攻之势，把黑坡城精锐苗兵尽数吸引，然后官军从前门破城而入。城破后，无论青壮，抑或妇孺，一律格杀。黑坡城成了一座货真价实的鬼城。吴灿华战败被俘，押解至铜仁府“五马分尸”而死。全城唯余灿华妻与儿子玉成，在城破时藏在石板下而侥幸逃生。后来灿华妻将玉成放入菜篮，用破衣烂衫遮盖，逃往乌罗司方向。其时，官军已经得到消息，火速派兵追赶。眼看追兵将至，玉成母子唯有引颈等死之际，忽见荆棘里有一废弃多年的苕坑，情急之下跳进坑里躲藏。一蜘蛛立即在洞口吐丝结网，将洞口封住。官军追至，虽说看见了苕坑，但见洞口蛛网密布，不可能有人藏身里面，便扬长而去。就这样，母子得以生还，也才有了三阳吴氏一族。

黑坡城一战后，乌罗土司长官杨洪基彻底归顺朝廷，以换来一族的身家性命。

灿华妻带儿子玉成后来隐居于乌罗司城杨姓后家，含辛茹苦，将儿子抚养成人，娶龙氏女为妻，生胜龙、胜虎、胜凤三子，并以杨姓“再、正、通、光、昌、胜、秀”为繁衍后裔的字辈。为与杨姓字辈有所区别，将“胜、秀”列为首，变为“胜、秀、再、正、通、光、昌”。此一变异，实在是吴氏家族在黑坡城屠城后藏身躲影的无奈之举。清同治七年（1868），三阳吴氏改字辈为21个字，即“仁、恩、广、大、家、道、长、文、明、焕、显、国、朝、贵、世、秉、忠、贞、万、代、扬”。由此可以看出，三阳吴氏加紧了自己汉化的程度，也加紧了忘却“蛮夷”历史的脚步。

灿华妻及子玉成于清初相继离世，遵二位老人生前遗愿，胜龙兄弟三人将他们葬于黑坡城后洞余家冲。

三阳吴氏胜字辈时，在乌罗杨姓土司后裔及三阳土著居民仡佬吴姓族人的帮助下，从乌罗司迁居三阳定居。

四

三阳溪，酉水发源地之一，白马泉、大鱼泉、小鱼泉是酉水之宗。这样，三阳溪成了黑坡城毁后吴氏族人休养生息，或者说苟延残喘的地方。

三阳溪名字的由来，其说纷纭。有说来源于汇流成酉水直下洞庭的邓家沟、陶家沟、小河沟三条溪的；有说来源于三阳河西，三岭并峙，人称“三星照月”的；也有说来源于吉祥词汇“三阳开泰”的。其实，三阳溪最早也最真实的地名是“山羊溪”。当吴氏族人胜字辈祖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惶惶然寄人篱下隐居于这穷乡僻壤之时，这里确实是山羊出没的地方。

从地方史料来看，黑坡城一战，梵净山苗族可以说遭遇到了生死存亡的致命一击。从此以后，隐居深山，潜于老林，只求苟安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延续百年的这种麻木生活，使三阳吴氏后人忘却了自己的根本。其实这也是梵净山被征服苗族的真实写照。

“熟苗”就是这样造成的。

不过，历史是在血缘中流淌的。族人中自然有精英人物存焉。关于这一时期吴灿华后世的生活与处境，可以从清光绪年间吴灿华9世孙吴缉熙写作的《三阳溪吴氏宗祠落成序》一文可窥一斑：

此段文字对我们研究梵净山“熟苗”历史很有价值：

其一，从黑坡城事件之后，200年之久，三阳吴氏族人不敢建宗庙、祭祖宗，因为祖宗系朝廷钦犯，“苗蛮”反贼。

其二，文字撰写者已获朝廷功名，所作文从字顺，不乏文采。可以想见三阳吴氏族人在200余年的时间里，如何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一步步向主流社会贴近的惨淡历程。

据族谱介绍，隐居在山之深处的吴氏家族，前一百年是休养生息，到了人丁兴旺，时势变化的后一百年，便开始了与时俱进，办学育人。

吴氏族谱中对族人兴办私塾的追踪，源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如水之源头，开始小溪潺湲，至清咸丰年间始成大流。那时三阳吴氏族人中，秀才头衔有名有姓的就有通儒、通泮、光栋、光裕、光淋、光浓、吉昌、世昌等8位之众，特别令三阳吴氏族人振奋的是吴重光曾获贡生功名。据吴氏老人回忆，许多村寨都设有私塾，私塾先生杨建重、吴执中、吴兴仁、吴良仁等就曾在三阳各村寨“传道、受业、解惑”，为三阳吴氏族人文风开化作出了一定贡献。经过两百年刻意的遗忘祖宗和隐瞒历史，三阳吴氏已经基本上没有了自己民族的特征。

吴辑熙（1855～1945），是三阳吴氏族人从隐居走向广阔世界的第一人，清光绪二年（1873）中秀才，五年（1876）擢贡生。辛亥革命初兴，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参加孙文学会，积极投入民主革命运动，曾为推翻满清王朝而奔走呐喊——这当然与世仇有关，也与新思潮的宣传有关。

应该肯定，吴辑熙是家族思想遗传的一座隐形的桥，他让后辈有为青年，寻找到了一个最切近的楷模。

三阳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即使现在也十分偏僻。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会与全国同步，革新变故，引领潮流。

唯一的解释是因为那一条永远与祖宗相连，与苦难相连，也与失败紧紧相连的母亲河有关。

其实，血缘是一条河，它曾经在祖先的心之河床上淌过，也必然会在后代儿孙的心之河床上淌过。斩断表面上的民族特征容易，要斩断血缘的联系可以说根本不可能——除非这个失败的民族集体消亡。

看起来，三阳吴氏族人没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但，一旦时机允许，血缘的河流又会在心里泛起春潮。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4），重新选址的三阳吴氏宗祠落成于偏山脚下，坐西朝东，占地1000多平方米。宗祠主体为五大开间的木结构建筑，梁柱选料精良，直径都在30厘米左右。两侧及后方以青砖封砌墙体，质地坚固。顶端檐阁对称，雕梁画栋，十分气派壮观。

最重要的是，宗祠内悬挂了从延陵堂以降历代高、曾祖牌位（当然包括为朝廷“五马分尸”的灿华祖），两边立有石碑和其他与吴氏祖宗有关的神主牌位与大钟大鼓。每逢年节，族长召集家族子孙，击鼓鸣金恭祀祖先。每一次祭祖活动，可以都视为是一次民族溯水逃亡的生动再现。

前面说过，三阳溪处于酉水之源，其地理位置很有利于吴氏族人了解国内形势。因为三阳山大林密，族人运木材沿河而下沅陵、常德者甚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百日维新”的推动下，光绪下诏：“现在振兴庶务，富强至计，首在鼓励人才……诏改直省各属书院为兼习中西学校，以省书院为高等学，郡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

三阳书院改新学之风便由此肇始。逆河而上的新学之风，立即荡漾在似乎与世隔绝的三阳河谷，让一个个处于大山深处的三阳才俊，有机会脱颖而出。他们当时的选择，就是奔赴省会贵阳求学。

吴崇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吴崇仁（1901～1950），字义生，是三阳溪第一个在西风东渐之时，远徏省会贵阳求学之人。其父母养育7子2女，属三阳溪小有田产的殷实人家。崇仁排行第二，因大哥早夭，实为长。1920年，在自己的强烈要求与父母的鼎力支持下，吴崇仁奔赴贵阳，就读于南明中学。这一举动，就当时而言，实在出乎吴氏族人的想象。须知，僻乡三阳离省会贵阳远在千里之遥，而且山凶水恶，强人早晚剪径，就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也要半月之上。但崇仁壮志云天，一切困难视若云雾泡影。在贵阳苦读三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即返回服务乡梓。

据《三阳吴氏族谱》及松桃县《文史资料》介绍，吴崇仁毕业返乡之后，1923年即与诸多松桃贤达创办城区小学，担任第二任校长。又于1933年创办松桃初级中学并担任校长。办学仅3个月，因经费不敷停办。1934年赋闲回三阳故里，创办了三阳初级小学，三阳吴氏及其他姓氏受益匪浅。1935年松桃中学恢复，再任校长，并首倡女性解放，实行男女同校。1936年，松桃初级中学改为简易师范，吴崇仁又继任校长。届时，黔地军阀车鸣翼移师松城，一部属欲强索简师女生唐某为妾，遭到吴崇仁率全校师生反对、抗议，遂告罢。后车鸣翼以他在僻乡倡导男女同校伤害风化为由，诬其为“赤党”而系狱于铜仁。1937年，他的学生、82师师长罗启疆与车部斡旋，方得自由。因为时局动荡，罗启疆怕他生命依然有虞，故邀他去罗部任中校主任。

从以上史料可以知道：

第一，作为松桃新学教育开端与发展的历史，要绕开吴崇仁是不可能的。难怪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孙如陵（也是吴崇仁的学生），在台湾回望家乡，回望早年，要发出由衷的赞许：“崇仁先生是一位难得一见的教育家，终身致力于教育，受他教育的不知凡几。”

第二，吴崇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去贵阳寻求救族、救己的求学壮举，不仅确立了自己教育昌乡的宏志，也以自己的苦心追求与实践，影响了一些吴氏青年。比如三阳后生吴敦仁、吴恩栋叔侄又步崇仁后尘于1929年考入贵阳南明中学就读。可怜在贵阳先后感染痢疾，因无钱医治，先后早逝于贵阳。可见当时追求真理，追求前程之不易。

可以说，从吴辑熙可以建立吴氏宗祠公开祭祀祖宗还原历史真实，至三阳宗祠增其旧制，扩壮新规，并且族人时时可以在家族巫师那苍凉的歌吟声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启蒙。至吴崇仁一辈，正值改朝换代、新潮汹涌、纳鲜吐故、青春喷发的时代，枕戈待发的三阳，虽然僻乡，一遇天时，也就能产生出通都大邑也未必能产生的人才。不然，为什么松桃一县，各镇各乡强过三阳的不知几许，而在一县教育史上，竟让一个不入流的山野青年吴崇仁尽展风流。

吴崇仁作为三阳吴氏宗族不安现状的符号之一，当时的艰苦备尝不过是兴族兴家的举措。然而，贵阳一番求学之后，他有如醍醐灌顶，从兴族兴家的狭隘立场转化为以教育救国作为人生之目标。应该说，这是太伯创国之理念，此时此刻，才又回到了后辈儿孙之间。

五

吴崇仁的教育救国救乡理念不仅影响了苗乡松桃的一代青年，特别是让族中子弟一个个奋发图强，展翅欲飞。其中较有影响的人物当属他的四弟吴俊仁与他的七弟吴安仁。

吴俊仁（1899～1960），字峭谷，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垫四。其貌方正，身材魁伟，性既温和又刚毅。因家境不很宽裕，且父母决计全力培养二哥崇仁，所以读书仅至初级小学，便在家看牛割草，心里郁闷，却也无可奈何。1921年，崇仁从贵阳返回家乡过年，家里为他邀客请酒，俊仁被支派端菜，在反复穿梭中竟将酒菜洒落客人身上。崇仁甚觉不安，斥责四弟道：“老四，你太不像话了。这里不用你瞎参乎，看你的牛去！”二哥的这句话看来甚是平常，可是对于心有大志的峭谷来说，却有如晴天响雷。他想，你是老长，能去贵阳读书，我是老四，难道就只能与牛为伴终生。思前想后，他坚信好男儿志在四方，于是决定离家出走。一天早晨，他将牛赶上山，由于心不在焉，牛吃了别人家地里的庄稼。他心想，这下遭了。端菜，弄脏了显客的衣衫，遭人讨厌；看牛，现在又吃了人家的庄稼。里里外外都不是人，干脆逃吧！一逃了之！于是他将牵牛绳一甩，对牛说了一声“大爷一辈子不侍候你了”，便向他一点也不了解的山外大踏步而去。母亲听人说儿子出走，急忙去追。想她那一双小脚，怎能追上彪形大汉的儿子。母亲下了蛮力追到十里外的两河口，站在高地上，凌厉地呼唤：“儿呀，你回来，你回来呀！”吴俊仁听到了呼声，也大声回道：“妈，我不会回来的。我混不上一官半职，你就当儿子死了好了！”

吴俊仁此一去，确实没有回头。按族谱《人物》介绍：

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无论是地方志还是文史资料，都是苍白的，其实作为一个曾经为改变自身艰难生存环境而努力奋斗并且历尽磨难的人，夕阳时的苍凉心态是别人难以真正理解的。笔者作为一个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接触的晚辈，对于回乡的吴俊仁的思想作一个片断的回忆，是义务也是责任。

吴俊仁1952年复原回乡，一开始是跟着我的太舅及大姨妈赶乡场卖盐巴和赶面条维持生计。他个子魁伟，腰板挺直，即使是烈日炎夏，干活时衬衣的风纪扣也没有片刻的松开，任由如雨的汗水湿透衣衫。在当时的小城，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生活作风，很得女性的称赞。后来安排到小学任教，依旧一如既往任劳任怨。那时笔者正发蒙读书，与他接触甚多，平常与亲友叙谈，也旁听过他许多军队上的往事：

第一，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奉命防守山西、河北、河南一线，历经与日军数月拉锯恶战。一次，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灭，战死的国军尸体裸陈在中原的大地上，无边无际。真可谓是白骨盈野，血流成河。他也受了重伤，躺在死人堆中装死。由于战场广阔，战死者太多，日本人只能凭借骑兵队伍打扫战场。日本骑兵排成长队在平原上来回穿梭奔跑，并且向田野上阵亡的国军开枪——战场过于广阔，使战胜者也只能以这样的办法来对付那些侥幸没死的人了。他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后来，当日军撤走后，中国老百姓深夜来掩埋国军尸体。他被一农妇发现，背回家隐藏并为之疗伤。一两个月后，伤愈归队。

第二，北伐后期，宁汉分裂时，吴俊仁与后来共产党的军队高级干部石新安睡在上下铺，二人决定去留，石新安决定跟武汉走，吴俊仁决定跟南京走。此后一别，二人泾渭两流。国民党失败之后，吴俊仁对一个人受制于命运的摆布，就充满了玄机。他曾多次在我在场的场合说过：“政治正确是假的。一个普通人知道什么政治，何况是正确的？我当年放牛娃一个，不满现状，投奔了国军，一路顺风，算得上政治正确了吧！但做梦也想不到国民党会败走麦城。结果又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错了。那时候，一门心思只想顺水发展，子孙昌盛，谁知道最后还是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呢？”

第三，吴俊仁其实是一个不会掩饰的直性子的人。起义投诚后在重庆解放军将校军官班学习的时候，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解放军高级将官常以自己的革命经历为荣，挂在口头。吴俊仁就曾与之争辩说：“当年你们辛苦，其实我们又何曾幸免。你们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捡过你们几多的烂草鞋哟！”

第四，吴俊仁本来是可以不转业回乡的。当时所在部队的解放军一号首长谭冠山将军曾亲自邀他一起随部队入藏。然而他却谢绝了，坚决请求回乡。其理由荒谬到连我们后辈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说，败军之将，有何脸面再议兵事。

……

吴俊仁此类轶事甚多，作为后辈，笔者也曾在与人言说时多次抱怨：“我四伯如果当年选择跟着谭冠山将军入藏，我们今天也就跟着沾光，也不会受这么多苦了！”——这曾作为我“文革”时的反革命材料之一。

吴俊仁的悲剧，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应该说是属于整个吴氏族人的悲剧；吴俊仁的错误，也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历史的错误。

他的七弟吴安仁的经历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六

吴安仁，《三阳吴氏族谱》对他的人生简历是这样介绍的：

简单的人生履历让我们可以看出，吴安仁的时代选择，同样没有逃出历经若干次苦斗也历经若干次失败的家族那悲剧的命运。

黑坡城的覆灭，其代价是三阳族人历经近两百年的苟且偷生，卧薪尝胆。不过，一旦到了民国时期，三阳吴氏那些血管里涌流着先辈不甘屈人之下热血的青年后生，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改变生存环境的奋斗中去了。

也许正是一次次悲惨的失败教训，让整个家族的眼光也变得比较狭隘与功利。从清末的吴辑熙开始，就认定了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选择，就是顺应朝廷，搏一个封妻荫子。所以，民国时期的三阳吴氏三兄弟——崇仁、俊仁、安仁，无一不是投靠国民党，忠心耿耿，殚精竭虑。

其实，三阳吴氏族人在民国时期重新融入广阔的社会之时，共产党在松桃地方也有影响，主要来自在外求学的青年。比如孟溪青年戴独明、龚永明等人，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三阳的吴家三兄弟与他们交往甚密，并有过违两党宗旨的吴、戴、龚三姓族人都知道的私下盟誓：“共产党坐了江山，我们就靠共产党；国民党坐了江山，我们就靠国民党。反正我们两边都有人。”这可能是偏僻地域人们的最好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吴崇仁在国民党全盛时期，曾经通过卖木排下湖南为戴独明运送过枪弹，对地下党活动有过支持。这一点，得到原在松桃苗族自治县党史办公室工作的田景锡的证实。他上世纪90年代曾接待过湖南长沙市党史办公室来了解吴崇仁早期地下党活动情况的外调干部。因为松桃方面不了解具体情况，此事遂告罢。其实，这些对共产党的支持行动，未必是吴崇仁的革命信仰。说实话，他是在承诺吴、戴、龚三姓的私下盟誓，即人生的资本游戏——客观为革命，实际为自己一族。后来，戴独明死于日军飞机炸弹之下，龚永明病逝于新中国成立前的玉屏，所以吴、戴、龚三姓的投机之盟才没有成为事实。虽说没成为事实，但也充分说明了决意重出江湖的三阳吴氏族人当时的谨慎心态。

三阳吴氏弟兄不仅在政治上有过不合虚假正统宣教的投机举动，同时在家族内部也有过周密的安排。吴俊仁当上国民党的将校之后，就尽力支持其七弟吴安仁弃武从文。本来吴安仁已经考入中央军校高级班并毕业，但他仍然力主其弟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抗日战争末期，已经在部队拥有了上校军衔的吴安仁，又在几个兄长的劝说下回转故乡从事教育，步其二兄吴崇仁的后尘，扩大吴氏一族在故乡的影响。依据他们后来的口述，既为了整个家族实现独大一方的遗愿，也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因为习武既要杀人也可能被杀——祖宗的悲剧仍然在他们心上存有余悸。而且在他们此时此刻的认识中，民国一党坐大，军事已经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即使如此，他们依然在劫难逃。难怪吴俊仁在起义投诚之后，对政治错误一说要心存腹诽。

应该说吴安仁选择教育是不错的，他的失误是必须承担振兴整个家族的巨大任务，参与竞选国大代表。让他扮演这个角色，已经不是他个人的意志所能主宰，而是三阳吴氏族人民国时期一次集体的命运占卜。由于吴崇仁在本地多年的经营，也由于吴俊仁在外面的声名，更由于吴安仁自身所具备的条件：日本留学生、抗战归来的将士、中学校长等，三阳吴氏家族认定此时在松桃政界亮剑正处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期。

当时，不仅松桃三阳吴氏族人积极谋划竞选，邻近的四川省秀山县（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吴家也同样配合行动，参与秀山县竞选活动。秀山县吴家推出的候选人正是与吴安仁同在日本留学的吴酼江。

吴酼江，四川省秀山县吴氏族人，中国西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墨学专家，出版有多部墨学研究专著。1934年至1936年携夫人谭志哲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研。据他生前回忆，因吴安仁日语非常优秀，他有事上街，必邀安仁随同；自己学术上诸多语言问题，常是安仁为其解决疑难。在日本数年，得安仁知识上帮助不知几许。因此，贵州三阳吴家与四川秀山吴家，不仅因其同宗同祖，早在地方上互为呼应，其学子在海外也体现了血浓于水的兄弟情谊。

巧合的是，那一次全民投票竞选，两兄弟分别当选贵州省松桃县与四川省秀山县的国大代表。

此次全民选举弊端甚多。这里，我们可以在同意这一立论上恢复一点真实，哪怕是一丁点不带政治色彩的历史真实：

第一，这次全民竞选，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可以说前无古人，其象征意义不应轻视。

第二，秀山吴家与三阳吴家都没有中央与省府的背景。当时，参选松桃县国大代表的有孙如陵、陆从秀、周旭东、欧百川，吴达（安仁）。其中孙如陵、陆从秀分别是中央与贵州省政府提名的人选，欧百川属于很有影响的军界人物，周旭东有松桃县政府的支持。吴安仁是在此次选举中属于自己在家族几无胜算的支持下跳出来的一匹黑马。

第三，后来的宣传说，吴安仁胜出，属于贿选——就是在松桃麻阳街其舅子杨大春的住地开流水席，拉选票。首先肯定，这一说法是对的。但，必须加以解释：一是杨大春并无房屋，麻阳街是他租住万家的一处安身立命之所。此房屋居住面积不到200平方米，就是日夜开流水席，能收买多少人呢？二是当时松桃乃至更为广泛地域的参选人员，有哪家不礼敬地方贤达，拉选票的呢？实事求是说，这恰好就是西方民主国家拉选票的一种方式。只是当时中国刚刚接触民选，手段粗放在所难免。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吴安仁最后当选松桃县国大代表，完全凭借选票，而且他不具备任何舞弊背景也没有出现过任何舞弊手段。

第四，60多年以后，让我们重新冷静思考吴安仁为什么能够在不具备基本竞选优势的情况下最后能够力挫松桃群雄的深层原因，应该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三阳吴氏家族的精英人物，从清末以来顺应时代潮流，奋发图强，特别是民国以来吴崇仁在松桃教育界10余年的苦心经营，以及吴俊仁远离故土在北伐与抗战中的优秀表现，使三阳吴氏族人在松桃一县获得了很好的舆论基础。二是吴安仁自身具备优于其他竞选者的条件，即有6年多抗日的戎马生涯，有服务乡梓清明的政界管理（田粮赋税副处长）与松桃中学校长经历，有松桃县自清末留学潮以来除黄锡龄之外的第二个留学日本的高学历。（应该肯定，那时的松桃人比现在的松桃人更重视知识、重视人才。）这两方面的原因就是吴安仁能够脱颖而出的基本原因。除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之外，选举在全县展开之后不久，欧百川宣布弃选也是成全吴安仁的一个直接因素。欧百川为何中途弃选，由于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资料，不可妄测。但据吴家竞选班子的重要成员陈国祥生前叙述，大致原因是这样的：松桃几个竞选人员，不管他有无中央与省府的背景，但真正能够决定成败在于松桃苗族的选票。而小平茶乡首选欧百川的失败，导致整个松桃全县竞选重新洗牌。在几个竞选人中，能够争夺苗族群众选票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欧百川（属“生苗”），一个便是吴安仁（属“熟苗”）。小平茶乡一选，对欧百川打击甚大。其实，吴安仁能够在小平茶乡先声夺人，一是吴家在县内影响比像吴俊仁一样只在军界声名显赫的欧百川要大之外，还有一个很有利于吴氏的原因是，小平茶乡的乡长就是吴安仁的连襟陈国祥的亲哥陈国坤。在由基层政府操作的选举导向宣传方面，吴家无疑明显赛过欧家。而且岂止小平茶乡，在当时的苗区大乡，比如长兴、甘龙等基层区、乡的基层官员潘和锦、陈策等人，都是坚定的拥吴派。吴安仁靠选票当选松桃县国大代表，应该是水到渠成之事。

当然，由国民党政府操作的一次全民选举已经过去60多年了，它留给乡土后代的是许多像化石一般的笑谈。

吴安仁当选了松桃县前无古人的民选国大代表，是清末以降吴氏家族的胜利，也是梵净山苗族（隐蔽着）的胜利，但却是他个人人生的失败。

按照国民政府当年内定，凡国大代表开会选举总统及中央政府要员时，可以委以各省要职。据秀山县国大代表吴酼江晚年回忆，一次会议之后，两人对前途远景曾有过彻夜深谈。吴酼江竞选秀山县国大代表之前，是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现在国内形势极其严峻，他力劝安仁不要回乡，以他之学识，就在南京或江浙一带大学当一个教授好了。如果不愿远离故土，可随他去西南师范学院当日语教授。但吴安仁却回绝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不完全是他自己了，他得回乡，服务于乡梓，振兴于家族。他在权衡整个形势后，选择了铜仁中学校长一职。他想，既可以回报故土选民的厚爱，又可以摆脱瞬息万变的政治。

选择无疑是明智的。吴安仁赴任铜仁中学之日，正是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其艰难可以借助一句流行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偌大一个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将吴安仁作于民国38年4月24日的《贵州省立铜仁中学校友录序》全文转载于下，供研究地方民族教育以及梵净山苗族历史的专家学者参考：

吴安仁此序起码从三个方面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的方向：一是铜仁中学的沿革由来。二是当时办学经济竭蹶的状况。三是吴安仁对教育的虔诚。

吴氏族人对吴安仁在不可为而非要为之的情势下担任铜仁中学校长的苦境是感同身受的。据现居北京的机械学专家、吴酼江的侄儿吴兴安回忆，吴酼江在听闻吴安仁1957年遭难时，曾老泪纵横，说安仁不应回乡，为家族所害，为地方所害，可惜一个人才。

吴兴安在2010年1月16日给我的一封来信中说：

吴安仁，在逃过了“三反五反”、“肃反镇反”以及“批胡适批胡风”等浩劫之后，终于没逃过“反右”运动，而且是最后被划的没有只言片语“右派”言论的“右派”分子，结局是饿死于贵州省瓮安劳改农场，后尸骨无收。一个从没做过坏事的人，却因为一次错误的选择而落得如此凄惨的结局，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吴安仁的最后时刻只有一位同乡知情，他便是同在瓮安劳改农场劳改的杨代英。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30多年的国民党校级官员杨代英，终于获得平反并回乡担任了松桃苗族自治县政协委员。在一个秋日的黄昏，他给我说的一段话，使我至今感觉仍如闻雷霆：

杨代英向我娓娓诉说着。我虽然怆然但也十分冷静，当时与以后很多岁月都想着一个我永远都无法明白的问题：

我曾经显赫也因为显赫而备受凌辱的父辈们啊，你们既然已经顺水远走高飞，为什么还要回来呢，回到这块失败的先人借以暂时落脚的穷乡僻壤呢？

我想到了沈从文先生墓碑前的一句箴言：“如果不战死沙场，就要返回故乡。”未必这就是我们这片地域生民们的宿命？

未完的结语

在追踪三阳吴氏家谱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从他们后辈的走向，得出他们本来以顺水回到大海边——祖宗曾经的故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回到只有涓涓一流的自己出生的故乡。原来他们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后人顺水回乡。由于他们的提携与影响，三阳吴氏族人中走出三阳的人，已经从涓涓细流几乎汇成了滔滔大河，他们中有吴恩楠、吴恩云，吴恩培、吴恩龙、吴恩纪、吴恩华、吴恩材，以及前程未可限量的已经在祖宗曾经耕耘过的土地上如鱼得水的后辈们。

曾经崛起过也曾经沉没过的三阳吴氏族人，在经历了又一个低调的几十年周期后，现在期待着他们的又一次的一振飞天，一鸣惊人！应该说现在又是他们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时候了。

我们期待着，一个家族，以及它背后的整个民族，能够来一次真正立于世界之林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