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汉通婚的历史和现状
一、苗汉通婚的一般情况
从生物学层面上说，婚姻本来是一个性与生育的问题。但实际生活中却存在许多枝节，有的婚姻是基于恋爱原因，有的婚姻是基于政治考虑，有的婚姻是基于经济考虑。梵净山地区的苗汉通婚，从历史上看，并非一直都不允许。虽然苗族文化与汉文化存在很大的距离，但并不妨碍通婚。事实上，苗汉通婚古已有之。从情感和风俗上，苗汉双方都没有明确的不得通婚的理由。从史书记载，很多汉学家都肯定，高辛氏之女嫁给了苗族。真正对苗汉通婚构成妨碍的是源于政策方面的原因。
清雍正五年（1727），湖广总督傅敏规定，苗汉通婚“照违制律，杖一百，仍离异”，媒人也要“杖九十”。清乾隆年间（1736～1795），根据云贵总督张广泗奏折，规定“不许汉民擅入苗地及私为婚姻，致滋事端。”清嘉庆十年（1805），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苗疆均屯经久章程》记载：“汉民仍不许擅入苗地，私为婚姻，以免滋事。”这些法令对这片区域的苗汉通婚影响甚大，而其出台的历史背景大都是避免“致滋事端”。那么那时苗汉通婚造成的事端主要是什么呢？
清雍正五年（1727），兵部尚书署理湖广总督傅敏奏称：
严如煜《平苗议》：
事端之一：避免苗汉勾结。道光年间（1821～1850），苗、汉民族之间的和谐称“民苗和辑”。民，指汉民或汉化了的苗民；苗，指尚未汉化或正在趋向汉化的苗民。在当时构建和谐社会，从局部区域来说就是苗汉之间的相安无事。但是，朝廷认为，通婚容易导致苗汉勾结，影响到朝廷法令的推行。奸民与苗民勾结，容易造成内勾外引，影响到地方的安定甚至朝廷的安危。
事端之二：避免官兵强抢民女。梵净山地区的很多官兵都是远离家乡的单身汉，他们不可能和中原和湖广的女子结婚，奸淫掳掠之事时有发生。朝廷认为，如果允许通婚，允许正常的恋爱婚姻，则可能出现强抢民女通婚的情况。
虽然在实际生活中，苗汉通婚的具体事例还是大量存在，但是一般都是不公开、不宣扬的。众所周知的苗族作家沈从文先生，其先辈就是一个带有一点灰暗色彩的苗汉通婚的事例。因此，苗汉通婚虽然理论、政策上不允许，但是政策上的禁止有其时代性。比如战争时期是严禁的，而和平时期，则只是一个不提倡和某种程度的反对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严厉禁止的问题。湖南巡抚阿林《湖南苗疆均屯经久章程》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苗人向化日久，准与内地民人姻娅往来。”因此，很多婚姻只要当事者注意处理好就可以。比如一个汉民女子嫁到苗寨或苗民女子嫁给汉人，只要及时从其俗，坚持不承认或者淡化自己原来的族别，一般也没有人认真追究。清道光年间以来，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在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乡边墙村及其周围，苗汉之间的问题一直都处理得比较好。许多汉民学会了苗语，许多苗民也学会了汉语。对个体而言，由于通婚的原因，许多家庭血统出现了跨族际的血缘，亦汉亦苗的人在正大营城里，在边墙村里大量出现。据边墙村的老人回忆，明清时期的正大营城里，大部分人会讲苗话。对于群体而言，尽管几百年为邻居，几百年星星点点的通婚，几百年相互贸易和往来，苗族进汉寨说汉话，汉族进苗寨说苗话，甚至有的寨子，半寨是苗族，半寨是汉族，如松桃苗族自治县盘信镇六塘村、官舟村等，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但苗寨依然是苗寨，汉寨依然是汉寨。汉族不在汉寨里说苗话，苗族亦不在苗寨里说汉语。
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乡大院子村的中间有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大路，把整个寨子分隔成前半寨和后半寨。就整体而言，前寨后寨都是一根藤上的瓜，由一个父系血统分派而来。外人一般所不知的是，后半寨是汉族老婆生的子孙，前半寨是苗族老婆的子孙。这个划分，大约应该是清道光年间的事，距今已有10多代人。也就是说，大约在200年前，这个苗寨的某一位老人曾经娶了两个老婆，其中一个是苗族，一个是汉族。而笔者正是属于这个苗族老婆的后裔，同村的雕刻艺术家龙献保先生则是汉族老婆的后裔。虽然笔者本人是身处其中的一员，但里面的具体原因，确实不知。这件事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但作为一个苗汉通婚的例证，还是可以说古已有之的。
走在这片土地的山坡和旷野上，在荒烟蔓草间，有许多墓碑，姓氏情况非常复杂，处处都透露出历史上的苗汉通婚痕迹。有时笔者想，如果苗汉不通婚，苗族女孩子一个都不嫁给汉族的话，许多汉族商人、军士就根本无法在这片土地繁衍，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由江西或湖广找到那么多女孩子来婚配，大片的苗族地区也不可能“汉化”得那么快。汉族商人之所以能在这片土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的苗汉关系还是较和谐的。如果汉族商贩仅仅做几个官吏和军士的生意，他们在这片土地也无法发展和长期立足。禹王宫、万寿宫、川主宫等会馆也无法在铜仁、松桃、凤凰、吉首、茶洞、寨英等苗乡集镇建设得起来。因此，这片土地的开辟，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商贸，四是婚姻。清乾隆《凤凰厅志》记载：“苗类甚多，凤厅所属止有红苗一种，以其衣领腰带皆红故名。止有吴、龙、石、麻、廖五姓方是真苗；其姓杨、彭、洪者，民人入赘，配苗妇女，伊等子孙，遂成其类。”严如煜《平苗议》载：“惟吴、陇、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其类。”这是有关苗汉通婚的两则文献记载，虽然这些文献的记载并未完全真实记录苗族姓氏的历史，并且有些偏颇，但还是能反映出汉族入赘和苗女嫁给汉族的部分情况。至于汉女嫁苗和苗男入赘汉家的问题，虽然生活中比比皆是，但是也许是出于某些方面的原因而被一些人有意地忽略了，因此迄今为止很少发现这方面的记载。
虽然在公开的场合，许多人都反对苗汉通婚，汉族如此，苗族亦如此，但在具体操作时，许多人又都在进行汉苗通婚。所不同的是，汉族女嫁入苗寨或汉族男入赘苗寨，所育子女都说苗话，因此“伊待子孙”都是苗族。苗族女嫁入汉寨或苗族男入赘汉寨，所育子女都说汉语，便成了汉族。因此，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中的民族概念实际上主要是文化和语言概念，并非血统概念。
二、苗汉通婚的比例与接触率问题
在苗寨与汉寨交接的地带，苗汉通婚的比例高一些，非接壤地带则要低一些。这种状况的形成与观念没有关系，主要是接触率的问题在发挥作用。比如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乡红岩村，如果画一个圆来表示的话，这个圆的圆周有五分之四的接触带是汉族，只有五分之一的接触带是苗族。他们与汉族的接触机会比较多，少男少女读书、放牛、砍柴、打猪菜、赶场等，经常相见，相互恋爱的可能性比较大，通婚的比例要高一些。而腊尔山腹地的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当造村，周边全是苗寨，附近的集镇如长坪、盘石、盘信、夺西、禾库等，赶场的也多数是苗族，因此苗汉通婚的比例就要低一些。
通婚的形态主要分为出嫁和入赘两种。出嫁又可以分为汉族女嫁给苗族男，苗族女嫁给汉族男两种。“入赘”是一个书面语言，民间一般叫做“上门”。上门分为汉族男上门和苗族男上门。这些出嫁和上门，大都是自由婚姻的产物。以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乡红岩村小院子为例。目前，全寨娶汉族女10人，其中9人40岁以下；嫁给本地汉族的苗族女10人；嫁给外省外地汉族的苗族女6人；上门到汉寨的苗族男1人，上门到苗寨来的汉族男1人；上门到其他村寨的苗族男1人，上门到本寨的苗族男3人。在外工作的苗族男11人，娶汉族女的9人；在外工作的苗族女5人，嫁给汉族男的4人。
汉族女嫁到苗寨来，开始的一两年都是讲汉话，之后就以说苗话为主。她们在村里一般只有几种情况说汉话：一是几个汉族女子在一起的时候，二是娘家来人的时候，三是与子女对话的时候，四是与汉族交流的时候。虽然她们的苗话无论说得时间怎么长，都有一点不太纯粹的味道，但是基本上达到了用苗语思维的程度。而她们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就被灌输两种语言，因此说的苗话一点汉音都不杂，说的汉话一点苗音也不杂，两种语言都说得非常纯正。正是这一点，这些孩子在村子里并没有人说他们是汉族，而到了外婆家，汉族寨子里也没有人说他们是苗族。
1949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汉通婚已无任何障碍，通婚日益普遍。比如历史上从无苗汉通婚的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镇松江村，有龙、石、吴、田、麻、陈、谢、白、姚、韩、梁、欧、郭、唐、杨、满、宋、邱、黄、李等22种姓氏。2006年，有8名苗族女青年与江口县桃映乡的溪口、人家店、桃映等村的汉族男青年结婚；同时，桃映乡的新寨村、溪口村也有5名汉族女青年与松江、矮红两村的苗族青年结婚。到2010年底，全村苗汉通婚的家庭已经发展到42户，民族团结、苗汉一家亲的局面逐步形成，更加有效地巩固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